诗词文言文从对外贸易和投资看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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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贸易和投资看洋务运动

近年来，国内论者，对洋务运动重新进行了探讨，各说不尽相同，意见分歧比较大。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反映并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固然起到了有效地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但同时在事实上也起到了抵御列强侵略的作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途径。这些意见似有商榷的必要。拙文拟透过对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历史事实的分析，来剖析它的作用，看看这种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限于笔者水平，文不达旨，桀谬杂错，请不吝赐教。

一、对外贸易

众所周知，在近代对外贸易中，中国完全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这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国家有重要差别，当我们讨论中国对外贸易时，是不能不记住这一点的。”（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11）中国自己没有关税自主权，表现在，一是中国海关税务司由外国人控制与把持。如英国人赫德就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最高行政长官，中国一切重要的海关，其主要官员也是由外国人担任；二是海关的一切条例和税则，完全有利于外商，不利于华商。如1873年、1883年和1893年，进口税率分别为4．9%、4．8％和3．4%，同一时期的出口税率却是8．4%、10．8%和7．3%。进出口税率如此悬殊，还不包括进口税率按国家与商品不同，而随时减免，出口税率却经常提高，加上转运过程中关卡上的任意估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61），中国商品出口赢利就微乎其微了。据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由于进出口税率不同，仅这二十年间，进口税额这一项，中国海关就少收210百万元，出口税额却多收180百万元（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61、64有关材料，仅是我们根据表列资料换算出来的概数，鸦片入口税率比其它入口商品税率高，但鸦片入口值是包括在入口总值内的。）。结果当然是“洋人则瀛，华人则绌。”（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自《戊戌变法》1，页204。）洋务派就是这样公开地出卖中国主权的。

下面，我们着重研究一下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的情况。先看进口贸易。

近代贸易进口，鸦片的输入，向来令人触目惊心。洋务运动期间这种严重的情况并未改变，相反却有增无减。如1860年鸦片入口值为29，300，000两，到1894年就激增至33，336，067两（蓝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1962年版，页208。这里的计算单位不是海关两。），若以“平均每年进口额31，243，062两”（蓝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1962年版，页10）计，洋务运动中共输入鸦片值1，093，507，170两，全中国以4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就摊付了 27两鸦片值的代价！1871年至1893年间，鸦片输入值占入口总值一直浮动在37%—20．5%之间（蓝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1962年版，页76）。由于鸦片输入的激增，使得英国早年对华贸易由白银输出逐渐为鸦片输出所代替。鸦片入口率虽然逐年有所下降，而绝对量并没有减少，1870年以后稍有升降，仍徘徊在3千万两左右，不难分析，比率下降，一是国际鸦片市场价格普遍降低，是“由于中国国内鸦片种植的发展之故。”（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68）三是入口商品总额激增太快。特别是中国国内种植鸦片的普遍，不仅使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受到影响，严重的还在于，对人民的健康危害更大了。农民中吸毒的人增多了。所谓“东亚病夫”之说，究其源，盖于此有关。马克思当时痛心疾首地向全世界人民揭露说，这比“奴隶贸易”还残忍，在“精神本质腐化、堕落和毁灭以后，还毒杀他们的身体”。（《贸易还是鸦片？》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页81）洋务派也侈谈过鸦片入口的危害，表示过“忧愁”，但是这些“全无心肝”者，竟然认为鸦片入口加课新税，是“通商税课丰旺”的表现（《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40，页52）。事实上，这就是默认和鼓励鸦片入口。洋务派这种“剜肉补疮”（潘敦先：《中国各省减兵减厘议》，转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 21，页2）的行为，成了 “彼之谋我”（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3《商战》，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83）的帮凶，和满清顽固派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从棉花、棉纱、棉布进口看，除棉花外，是逐年增加的。列表示意。

“三棉”进口及占人口总值（=100）比重情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74，76，表列16，18有关部分）（附图）

上列表揭示，棉花进口之所以逐年减少，而棉纱棉布却是逐年增长，是由于机织棉纱棉布进口激增，冲击了中国手工纺织业，手纺业的破产，使需要的原棉相应减少。同时，外资流入，对原料就地加工，也是造成棉花进口减少的原因。至于棉布进口比重下降趋势，是进口的棉纱陡增和商品总值入口迅速增长造成的。尤其1885年以后，棉织品倾销而来。“1885年间，棉织品入华的货值为31．5百万两，占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1891年间，棉织品的进口货值为53．3百万两，占入口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八。……这个时期的海关报告，一再让我们注意棉织品进口的税增。……是‘1885年统计的最动目的形态’（原文见《中国海关贸易及统计报告》，1885年，页2——引者注）。关于1890年，他们说，‘几乎各种经费（按：费字疑是销字）的棉织品，都为一般的增长趋势所感染。’他们指出，棉纱的进口每隔几年就倍增一次。‘棉织品的价格跳跃着上升’，‘棉纱向中国流进’……。”（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69）问题是清楚的，洋务派对此熟视无睹，无能为力，中国一般商人又为“专利权”与重税限制死了，不能与外商竞争，只好由外商为之了。

入口商品中，诸如染料、颜料、油漆、煤油等，极为微小；钢铁入口，1871——1893年的二十二年间，基本上保持在1％上下，1893年度最高也只占1．8%，1885年以前，“事实上没有机器进口。”（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73）总之，入口商品以消费资料为主，1871年至1893年间，占91%稍多，同一时期入口的生产资料却只占8．1%到8．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72，表列14有关部分）

再看出口贸易。洋务运动期间出口贸易，中国以茶、丝和“三棉”为主。但由于清政府实行反动的闭关锁国政策，“出口贸易由于官吏和商人们的漠视而不振。”（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49）中国传统而大宗商品的出口，总是逐年下降。早年，中国茶叶输出量是极大的，10世纪30年代以后，茶叶的输出逐渐为白银所代替，但茶叶的出口仍然有着重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西方的茶叶消费，十分之九是中国供给的（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15）。“1871年，茶叶出口的总值，用海关两计算，为中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四；1877年约为百分之四十九，1894年则约为百分之四十四。”（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39）丝出口的情况，和茶叶出口大致雷同。本来，丝绸是中国最先使用，驰名于世界，从中国经“丝绸之路”传至西方，西方人户以有中国丝绸为富有。然而说起来也是惭愧的。“1860年的前几年间，从上海出口生丝，平均每年约为60，000担，……1870年间，从中国出口的生丝的价值，约等于出口总额的价值的三分之一，把茶与丝结合起来，约等于出口总额的价值的六分之五。……在1870年间，生丝出口约价二千一百万两海关银，而丝织品出口则约价二百万两海关银。”（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23）据统计，“1871年丝出口总值约为25．5百万两，1877年约为23百万两，1884年亦约为23百万两。……在1877年到1878年的季节中，从华中出口的生丝为从东方出口的生丝的百分之五十二，而在1885年到1886年的季节中，从华中出口的，为从东方出口的丝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原文材料引自《华北捷报》1888．5．26，页589）。从中国出口的生丝的百分数的变动，乃是从日本出口的生丝的大大增长的结果。在丝业方面，如同在茶叶方面一样，我们看到了竞争的发展。”（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39—40）棉花和棉织品出口比茶丝出口的情况还要糟糕。19世纪以前，中国棉花和棉布远销美洲，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美国民主力量所用的棉花、棉布，大量是中国供给的。摩尔斯在《中国的贸易及行政》一书中曾说到“供应我们的祖父们作更衣用的南京布。”（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23及摩尔斯的同一著作，页30）但后来逐渐反过来，西方的棉织品倒流中国，“棉织品迅速地成为重要货品，到了 1870年，它代表中国进口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一，仅次于鸦片。”（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分别为页24）

茶、丝1871年至1893年出口值占出口总值（＝100）比重，茶由52．7%，下降至26．9%；丝从34．5%，下降至24．6%。（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76，81、表列19，25有关部）　

下面，我们将1873年至1893年间“三棉”进出口作个比较（单位：公担，元）。（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76，81、表列19，25有关部分）（附图）

上列简要数字揭示出，二十年间，茶叶出口下降了 50%，丝下降了 30%，下降的重要原因，一是种植、养蚕、缫丝、烘烤的先进方法被介绍到印度、日本，而中国却几乎仍是旧法，没有外国发展快，竞争不过外国；二是外资与洋务派对中国民族资本的排斥与并吞，沿海一带的茶丝厂纷纷倒闭，生产量迅速减少；三是家庭手工业在外资经营的茶丝厂的垄断、打击下，洋务派不予扶植，税款又重，家衰业败了，至于“三棉”的激增，我们举几个实例，这对于分析激增的原因，检验洋务运动的后果，是有意义的。“1890年宜昌海关报告写的更清楚，进口洋纱‘激增的原因，是由于四川必须依赖东部诸省供给棉花，而现时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使用洋纱更贵。’1882—1892年间海南岛文昌县手纺业就因为同样的缘故几乎完全停业。海关报告说：‘随着洋纱之大量进口，土纱制业几乎完全停业了。……土纱业的停歇，使棉花进口也终止了。’……（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1963年版，页65）”这也是中国手工棉纺业具体的解体过程，农民家庭妇幼，如纺纱自织，也只有被强制地剥离了农业，不得不买纱来纺；如城市中以纺纱为生的独立生产者，只得被强制地剥离了生产手段而沦为出卖劳动力者。

上面举到，钢铁入口，1871年以后二十年间，大致停留在占入口总值的1%，就其实际内容分析，令人怏怏。上海税务司在《中国海关贸易及统计报告》中说：“工厂、船厂及锅炉厂所剪割下来的一切，格拉斯哥、利物浦及伦敦所不要了的运货马车及载客马车的马蹄铁，一切旧铁路的废铁，似乎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市场。”（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72—73，原引文见该书报告书，1891年，页210）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也许最显著的变化，是在于奢侈品或必需品——……它们构成入口总额的一个不小部份。”（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73）外国人不得不承认：“早期的商人们，可以用商业王子的名称来描写，他们获致巨大利润，在中国各条约商埠里，拥有堂皇的住宅。……这些王子式的商人，乃是雄心的标准和鹄的。”（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32）造成这种严重的恶果，洋务派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们在工业与商业方面从未采取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力措施，对外贸易上没有制定有利于中国商人的税则。洋务派因循苟且，遇事推诿，既不重农又还轻商，“稍分洋人之利”，只是自欺欺人之说罢了。这里附带提及，有人认为，其所以贬低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是由于受了满清顽固派的影响。上述简要的事实似乎说明，这个结论未必是令人信服的。

当然，应当把和中国正常通商的外国商人与那些冒险家、贩毒者、人口贩子等严格区别开来，对于一般守法的外商，中国人民向来是欢迎的。

二、洋务运动期间的企业投资

洋务运动期间，企业投资有三种情况。

第一，清政府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为止，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厂（局）共19个，其中7个资本不详，1个为“数十万两”。7个资本不详的，推算每个资本额为15万两；“数十万两”的，估计资本额为30万两。这样，共计资本总额约412万两，按当时兑换率平均值换算，每两折合 1．37元，折合后的资本总额为564万元。清政府兴办的军事工业，统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62年版，辑1，上，页565—566）控制与垄断。这些厂（局）采用了机器生产，仅表示着生产工具程度上的先进，生产规模方面的庞大，并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性质。因为产品不是为出卖而生产的商品，产品内部调拨，直接划到需要的军队使用，厂（局）内部只计算生产费用，不核算成本，不计算盈亏。生产费用的多寡统由国家视财政收入多寡决定，与市场供应不发生关系，厂（局）内部的管理可以说是纯封建性的、原始与落后的，工人如同囚徒一样，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因而军事工业的投资，严格讲，还够不上构成“资本”的含义，因为它是靠封建政权的力量，对工人实行超经济剥削，只能算作生产经费，旧质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它的主体。然而它毕竟又是大机器生产，劳动者是以商品形式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力。这样集中的、大生产下的雇佣劳动，表示着一定的新质态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仅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才是揉合着新旧质态的生产方式于一途，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如果不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不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下去，不可能成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二，官商企业的投资：1872年至1894年间共有厂矿企业74个，总资本约为2，164万元，按资本性质分，商办的54个，约计资本480万元，占资本总额的22．1％，官办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19个，约计资本1，621万元，占资本总额的75%，中外资本合办的1个，63万元，占资本总额的2．9%；按企业投资方向的部门分，矿冶工业14个，约计资本1，214万元，占资本总额的56%强；机器工业1个，资本10万元，食品工业1个，资本也是10万元，约各占资本总额的0．5%；纺织工业52个，资本827万元，占资本总额38%强；其它工业6个，资本约计103万元，约占资本总额5%。（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93—94，表列1，2有关部分累计而计算出来的）　

由上列按资本成分的企业性质和部门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企业主要掌握在官僚买办手中，真正的私人资本的比重还是不大的，但就投资方向看，矿冶工业却占了一半以上，轻工业等民用企业也占了一定比重。官办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即使“商”是买办或官僚分子为主，应该说，在客观上也有可能促进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面，但是大量确凿事实也说明，这些企业一旦经营有利，洋务派为着本集团的利益，对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总是加以排斥和并吞。在整个洋务运动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与有些论者相反，我们认为，专利权就是洋务派垄断的有力证明，它是为着保证集团的高额利润，限制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至于客观上有可能促进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则是在保证封建官僚与买办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才有条件地给予中国私人资本以顺时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集资私股作为兴办企业的手段，是基于资金不足才提倡的，并不是为了扩大和增加抵制外资巧取豪夺的力量。如修铁路集资私股，成立官督商办的天津铁路公司，最后为官办吞并，改为北洋官铁路局；如天津电报总局，名为官督商办，相继由丹麦、英国人插手，变成了买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本由卸任道彭汝琮拟集私资先提出倡办的，李鸿章接手其事，完全排斥了彭汝琮，由洋务派集团垄断筹建与经营。又如新花纺织厂和华盛机器纺织总局，筹建以私股为主，洋务派见其经营有利、垂涎欲滴，前者由大股东聂缉□收买（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1963年版，页328），后者由盛宣怀接管，终为英国汇丰兼并。这是洋务派排斥、摧残中国民族资本的铁证。他们“一则拿‘洋务’当政治资本，依以自重；一则拿‘洋务’当营私窟穴，装填自己的荷包。”即使张之洞在湖北办的民用联合企业，起初似乎有利于地区性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一时颇有点令人振奋，但也是好景不长。“湖北织布局开车以后，张之洞再不谈抵制洋货了，始则要用布局的盈余拨补铁厂经费，使布厂、铁厂、枪炮厂‘联成一气’；继则大规模筹建新纱厂，‘原为协济铁厂之用’：最后则干脆把新厂股票拨交铁厂、枪炮厂应用。谁都知道，铁厂、枪炮厂乃是张之洞的政治资本，三厂‘联成一气’，棉纺织厂者，张之洞政治资本的一笔罢了。”（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1963年版，页103—104）所以，当张之洞在两湖、四川各省措筹资本时，即使条件优厚，许以“或合资伙办，或独采取”（张之洞：《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晓谕鄂湘各属并川省民间多开煤斤示》，《督楚公牍）（抄本），件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私资仍不感兴趣，保持缄默。本来私资对诸如修建铁路、开矿山等等，“有所倡设”，但清政府或“亦多阻挠”（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自《戊戌变法》1，页204。），或“因循推诿，动多掣肘”，致使私资“不禁废然返矣。”（郑观应：《开矿》下，潘敦先：《中国各省减兵减厘议》转引，卷 68，页9）陈炽评论说：“商民百万资本，尽付东流；今日偶及开矿一端，已几乎望影惊心，谈虎变色。”（《庸书》外编上，《矿人》，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241）历史事实说明，对中国人民进行巧取豪夺，不仅是列强，同时也包括洋务派和买办阶级。洋务派并没有把保护与扶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政策化，只见之于一些私人往来的函件或某些禀贴中提到这个重要问题。然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凡事因人、因时而异，而构成各个集团的人们，总是以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为转移的。直到1894年，李鸿章对棉纺织业的投资还规定“无论官办商办”，“十年以内不准续添。”（《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78，页11）仿照棉纺业规定，把民族资本在其它民用企业新投资的自由也剥夺了。而对军事工业，私人资本则根本不能涉及。洋务企业又大都“股本耗折 ”，“成效毫无”，（胡□芬：《上变法自强条陈疏》，潘敦先：《中国各省减兵减厘议》，转引，卷 16，页2），洋务企业即使有盈利，也“上不在国，下不在商”，（《盛宣怀行述》，见《愚斋存稿初刊》附录，页32）“是利在数人，而不在众人。”（《刘坤一遗集》，册2，页624）利全归到洋务派手中去了。私资无利，当然不愿意向工业企业作新投资。洋务运动给中国民族资本以希望，很快又让其幻灭了。所谓“求富”，亦不过高调一句，本想以洋为师，依洋支持，结果是“事事步其后尘，事事为所愚弄，集众腋以成裘，化子虚为乌有。”（俞赞：《恤商论》，潘敦先：《中国各省减兵减厘议》，转引，卷 31，页12）

第三，在华的外资企业：从1840年—1894年共计104个单位，外商在华总投资1，972万元，其中1840年—1859年14个，约有资本257．6万元；1860年—1894年90个，约有资本总额1，714．4万元，“主要是鸦片利润的转化。”（蓝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1962年版，页21）外资企业，清廷概不能过问。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人在汉口、福州、厦门、九江等地投资，兴办砖茶制造厂，把中国商人的茶厂挤垮了。1894年以前，外资在中国沿海地带投资，并不是条约上规定的，清政府也未禁设。事实上，洋务派是采取默许态度的，他们还与某些外资企业关系密切，业务往来“动至数千金或万余金。”（《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59，页39）1888年，日、英、美、德等国商人共筹资7．5万两，兴办上海轧花厂，洋务派并未禁设。有人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和围绕所谓“王克明案”的斗争，说成是洋务派与外资斗争“最坚决”的表现，从而推论说，洋务派对外资在华设厂都采取禁设的政策。（林庋元：《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见《光明日报》，1979．9．28）这个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洋务派对外资在华设厂是视其利益为转移的，由拥有外资者与洋务派的关系深浅而定。这样说，可能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如其不然，就无法解释洋务运动期间90个外资企业的无情的事实了。

把上列各类企业加起来，即使把外资也算作当时的中国资本，共有厂矿企业197个，总资本额约为4，700万元。这个数目还抵不上李鸿章的私产（容闳：《西学东渐记》，1934年版，页83有：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句）。这就是洋务派留下来的遗产的真实性。所谓中国近代工业的“命脉”，仅此而巳。

洋务运动期间有无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情况呢？有的。甲午战争前，广东顺德县缫丝厂发展的概况，就是实例。该县共有缫丝厂35个，总资本1，051，000元，年产丝量1，501，750斤，工人（女工为主）17，290名。（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62年版，辑1，下，页970）不难看出，这与洋务运动无甚关系。洋务派未给予政治与财力上的任何支持，而外资也来不及涉足其间的经营活动。这正是顺德县缫丝业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使用蒸气机的缫丝厂早已开办，并且经营很好，所产的丝的品质比旧法缫的丝好很多。”（广州《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2年分，卷下，页196）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能力。广东顺德县民族资本的兴起与发展，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如若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同样，如若不进行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本，必将和广东顺德县的情况一样，有可能得到正常健康发展的。

对于洋务运动在经济上的作用问题，下面的话并不是不值得参考的。“……从对中国的国际贸易的影响和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看，可以说，1896年以前，铁路是不足道的。……在1885年到1895年间，中国没有进行在它对外贸易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任何大规模的工业与铁路的建设，……。”（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47）或许，这是按西方当时经济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的。但是，至少说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夷师”感到中国“富强”些了。质言之，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军事工业，仅仅乎只保持在能镇压中国国内各族人民的斗争和起义，而不能达到与列强对华的军事侵略相抗衡的水平；同样，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民用和轻工业企业，其产品不足以在外贸中与外商竞争，也不妨碍外国商品对华市场的需要和外资的流入，在华的利益并没有因洋务工业和企业的建立而受到损害，甚至也不足以构成列强在华利益的潜在威胁。

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满清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在一点上是统一的，即大清江山“宁可赠之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语。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290）因而满清的“心腹之害”是“发捻交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1，页18）而不是列强，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是封建政权垄断下企业的兴办，使资本主义的涓滴之水，只限于为数不多，规模不大，随时有被鲸吞危险的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夹缝中迂回流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汪洋大海，到处疮夷满目。“1888年，黄河泛滥，淹没了几乎河南全省。由于这次水灾而丧失的生命，据称达两百万。1892—1893年的冬季，以及1894年，整个华北遭遇旱灾和饥荒，据称生命的丧失达一百万，1894一1895年间，甘肃省境内‘回乱’的平定，丧失的生命约二十五万，全省混乱。”（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78－78，49）李恒在《上王□石中丞书》中指出：“湘省自江南收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巳不堪其苦。”李鸿章兄弟六人，占合肥一县的土地就是60万亩，别处所占土地还不包括在内；仅1889年苏北偏北部地主占田情况看，十分严重，40—30万亩者各1户，7—4万亩者很多户；直隶武清县与山东莱州，占10万亩者各有1一2户，占1万亩者为该县总农户的10%以上，（马伯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几个问题》，见《历史研究》，1963年，期1，页19及注1本段上下引文，凡未注者，均引此文）但是，地主官僚对于工业投资并不感兴趣。这和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地主官僚对于权欲、财欲的贪婪，对于外国文明财富和豪华生活的向往，垂涎三尺，随着封建官僚地主对经济的垄断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更刺激了农村中土地的兼并和地租高利贷的加重。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仍以广置田地为根本大业，视为坐食颐养的基础，欲投资工业企业，担心外资挤垮，怕洋务派并为“官办”：造金宝庐舍惊战祸转□灰烬，“惟有田者岿然而无恙，……莫不志在良田。然则田日积而归之于城市之户，租日益而无限量之程。”（陈煦：《租核》，页6，同上转引，页18）所谓“城市之户”，主要是指洋务派官僚和买办分子。这种情况，才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大量、最常见的现象。农业经济极端萧条，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洋务派的罪责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和顽固派一样，是推卸不了的。在论述中国近代史中任何历史事件的时候，忽视农业问题，就意味着忘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不全面的，结论就有可能不尽正确。

三、结论：洋务运动是中国由封建社会下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对于洋务派，康有为公正地指出：“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梁启超：《戊戍政变记》，1954年版，页22）国外有人把洋务派依靠列强，假借 “自强”、“求富”之名，而行防“乱”之实的洋务运动，说成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所有政治派别谋求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动。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遗憾的是，国内有些同志，事实上也是持这种看法的。笔者坦率地认为，这种看法，客观上将是贬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意义。

我们不认为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代表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始，虽然它的政体的外壳形式是封建主义的，但从《资政新论》剖析，在对土地、工商、外交等方面，在其统治的地域内进行的尚未完全成文的政策看来，是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内在规律趋向的：辛亥革命也是这种新方向的继续和发展；“五四”运动则是超越了辛亥革命的新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此外，中国别无其他什么新方向。

洋务运动不但不是代表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的新方向，相反，它是这种新方向 ----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力，代表了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下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又作用于它，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形成。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政策看。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主要注意力总是首先放在统治与镇压国内人民、巩固其王朝统治这一根本的基点上，即主要执行的是内向政策，而不是外向政策。到了满清末年，中国的这一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国内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起义的打击下，在强大的列强面前一筹莫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与灵光。而这一政策又是清廷生命线上的根本之着。必须继续贯彻下去。唯其继续贯彻，摆在满清统治集团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这就是借助列强的力量，所谓“资夷力”者也。鲁迅先生说，中国封建统治者，到了衰弊陵夷之际，要用外国的东西，既恐惧，“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卷 1）掩饰的道理就是美其名曰“求富”、“图强”。阳为求富图强，阴为镇压中国各族人民的起义，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这种反动的内向政策指导下兴办起来的洋务运动，其封建性的烙印是粉饰不了的，这是洋务运动既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有本质不同，又区别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国的地主阶级也不可能经过洋务运动而转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军事工业、轻工业和民用企业，其生产关系仍是以旧质态为主体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列强的对华政策看。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华的历次战争证明，它们可以使满清政府屈服，但中国人民是征服不了的。为着其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长远利益，策略的办法是，在清廷统治集团中找到他们的代理人和确立一种为这些代理人合法身分的制度或政策，从而达到欺骗、引诱中国人民，维持清廷表面独立而实质上却是列强的傀儡，变中国为殖民地。于是，列强用“貌类忠诚”而“心怀鬼蜮”（《庸书》外编上，《税司》，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243）的手段，既蒙骗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又使清廷“不能反抗外国列强的要求。”（摩尔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 8《征服时期》（1894—1911年），1918年英文版，页445）越是后期，就越要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唯这样，“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美国伊里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西奥仕·罗斯福的信。见金承化：《美国侵朝史》，1954年版，页107—108）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不断坚持的政策”。“我们有理由引证这个不断坚持政策的陈说，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时期内西方国家的态度”，中国不能与西方国家一道享受独立的权力，中国必须停止反对他们的活动，“必须敞开大门”，建立西方要求的实业制度和工业，“必须经历一个长的时期，而且在中国人的生活的每个部门上，都必须有彻底的改革。”否则的话，西方国家就“有绝对的权利强迫他们遵守他们的条约义务”。（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28，172）1866年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交了一篇《新议略论》，要求筑铁路、开矿产，训练军队，办洋学，等等。“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意定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庸书》外编上，同治朝，卷 40，页24—36）这些事实表明，列强要求中国“内改政治”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的一切机构和制度适应列强对华商品与资本输出的要求。可见，列强对华“不断坚持的政策”，就是“控制中国”、“支配中国”的政策。从此出发，“扶持这个政权和发展对华侵略终久是一回事。”（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3年版，页5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表面上的独立并不能掩盖它对列强“唯命是从”（《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卷 1《冲突时期》（1834—1860年），1910年英文版，页617）的实质。中外反动派在镇压中国人民起义的“ 合作”中，列强寻求在华有势力的代理人和为这些代理人的身分合法化而确定的制度（政策）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成熟了。这就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国际背景，那末洋务运动的买办性是客观存在的了，它构成了洋务运动的政治“胚胎”。

中国近代伴随着外国人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与发展，出现了一小批专事疏通中外关系的中间人——买办。买办视外国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带着各自的政治与经济的倾向和身分。中国的买办作为一个阶级，是洋务运动促进与造成的。洋务运动使买办迅速增殖了，贴上了官记标签，成为洋务买办，又使一部分地主官僚、投机商人与实办分子结合起来，洋务派集团中的新贵如胡光□、叶澄衷、徐润、盛宣怀，等等。洋务运动中这类人堪为突出。19世纪末，“全国即有买办万人以上。”（黄逸峰：《关于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见《历史研究》，1964年，期4，页95）买办的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大得惊人，不仅仅在洋务运动中充分发挥着作用，而且越是后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深，其反动性也越大。

还必须看到，影响后来中国几十年发展的尤其是，“李鸿章安排在他周围的一群人，直到今天（按：此话是1921年说的），一向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们。”（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27）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大都是靠投机洋务起家的。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给中国社会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 ”，就是以后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混战的孽种主要还是洋务派的“新秀”。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变者若此，然则再设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梁启超：《戊戍政变记》，1954年版，页83—84）这些话当然不完全对，但腐朽反动的制度和昏庸的洋务派祸国殃民，是确定无疑的。

上面的论述，回答了洋务运动论者新方向之说。我们不妨引证马恩的话，再加以说明。《共产党宣言》里批判封建社会主义，“想把现代的生产与交换工具免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是“既反动，又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卷 1，页33）的确，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它不可能改变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也就必然会排斥、打击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就如俄国的斯托雷平的反动一样，那根中国的“斯托雷平的领带”，绞杀了中国千百万农民，束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手脚，“农民与农村贫民状况弄得更加困苦不堪。……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版，页126—127）洋务运动的历史和结果就是这样。

诚然，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生产工具则是这种或那种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然而，洋务运动中出现的生产力的畸形状态的发展，并不表示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它的特点仅只在封建政权和官僚买办集团所控制和垄断的企业范围内，充其量，在客观上最多只是起了试验作用，结果又证明，不进行反封建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即使是不稳定的、小型的试验，也是艰难的、行不通的。由于专利的垄断，官办的兼并，是靠封建政权和列强侵华势力的作用，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可能。没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由此也同样说明，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体现，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畸形儿。这也就是地主官僚和买办阶级之所以担负发动和领导洋务运动的特定历史条件。

马克思在揭穿了资产阶级宣传家为资本主义及其文明鼓吹，而实质上却是企图粉饰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骗局时写道：“批判摘去了装饰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籍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1，页453）对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虚幻花朵”，人们倒是紧紧地捏在手里不放，结果仍然两手空空；而对没有受到洋务运动影响的、体现着中国当时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的如顺德县和中国其他地区、部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真花朵”，却不伸手去摘！我们不理解，这究竟有什么乐趣，能给人们以何种慰籍？！

洋务运动的兴亡史证明，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不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旧质态的生产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生产力提高也是困难的。洋务运动的外在形式，似乎是合乎世界潮流的，但是只要我们透过现象分析，就不难看到它的本质，其内在的推动力是中外反动势力。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买办阶级的坐大，就是这种特有现象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必然是封建官僚、列强及其代理人买办分子的主管，衙门式的经营方式，司爷的办事作风，计划的无知和愚昧，处处呈现出腐败、落后现象，凋零不堪，在东洋人举起屠刀之后，终于彻底破产了。

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资料来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