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所审视和揭明的这一历史事实，对于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悲喜剧的混合。无论怎样，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接触”成为势之必然。不光是形形色色的洋人闯来中国，终于也有各种身份的华人出行外洋。
一
晚清出洋的国人，大致可以归纳为华工、商旅、文职游客、留学生、出使官员、在野党人等几个类别。
人数较多、地位低下且多属被迫成行的出洋华工和商旅，对世界性的文化开发和交流，对旅居国的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对海外华侨基地的开辟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身份、职业和文化素质等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成为“开眼看世界”思想成果的主要创获者。这方面的要角是由其他几类人物充当的。
文职游客当中，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受洋商之聘赴美充当译员的林鍼，可算是先驱。他写下的《西海纪游草》，成为“近代中国人用来测量外部世界大海的第一只贝壳”（钟叔河语）。以后更为典型的代表人物要数王韬，他是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以“佐辑群书”为业的，后来又曾旅行日本，留下《漫游随笔》和《扶桑游记》两部纪行之书。
出国留学的最早者是为人熟知的《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和他的两个伙伴，他们是被教会学校的洋教师带去美国的。而清政府正式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始自1872年詹天佑等第一批幼童赴美。其后便陆续有各类学生出洋，到20世纪后更形成一股留学热潮，仅赴日留学者先后就多达4万余人。
出使的官员可分为临时性差遣和长驻两类。1866年，清政府接受在中国任总税务司的赫德的建议，派遣旗籍官员斌椿带领同文馆的5名学生，出洋游历了欧洲11个国家。斌椿是为临时性差遣出洋的第一个清朝官员，当时即自称“中土西来第一人”，并写下了关于此行纪事抒情的《乘槎笔记》。至于正式向海外派驻使节，是以1876年郭嵩焘充任驻英公使为开端的，以后陆续扩派驻外使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等人，都算得上有眼光和才识的驻外官员。
所谓“在野党人”，既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包括像保皇派、立宪派等其他的在野政治派别。它们中间都有许多人在海外活动过，有些就是居外华侨。由孙中山领导创建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和规模的组织同盟会，都是在海外成立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保皇会（后改名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等组织，也是建立于海外。当时，海外一些地方成为在野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
二
一般说来，“出洋”与“开眼（看世界）”之间有着一种因果联系。走出国门，置身域外，总是要看、要想、要有切身体验和感受的。除了极个别的特例，晚清出洋的国人认识世界的视野都有所开阔，观念都有所更新。不过，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所见对象以及所产生的体验和感受也不尽相同。在“开眼”的程度和境界上显出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局部直观型。所看到并惊奇和羡慕的主要是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表象，诸如都市的繁华，建筑的宏丽，衣食的丰美，住行的便利，机器工艺的精巧，船舰枪炮的坚利等等，大有如入“宝山”、“胜境”，“万象争奇，两目尽眩”，“泰西富强远迈华邦”之类的感慨。这在对域外缺乏了解或较早出洋走马观花的一些使者、游客身上，表现得颇为突出。尚未骑跨维新门槛的旅外洋务派官员，也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广泛考察型。对异域能够进行更多方面的了解和体察，除物质层面外，视野和思维扩及政习商情、文化教育、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基于对外域特别是西方国家概貌的比较全面而切实的认识，中外比较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并生发从多方面学习西方的意愿和设想。这在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鲜明学人气质，思想处于趋新转型状态的旅外人士如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黄遵宪、黎庶昌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推本择取型。在对外国情况有比较全面真切了解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实际考察，并能进行较为深刻的理性思考，立意借鉴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来拯救和改造中国，并直接利用海外一些地方的某些便利条件，作为联络和发展力量的基地。这突出体现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身上。对他们来说，重洋风涛为惯路，地北天南无畏途，执着地奔忙、求索、奋斗，虽然未能找到真正拯救中国的路径，但毕竟取得了推翻清王朝和结束封建帝制的历史性胜利，将中国的近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
虽说出洋国人“开眼”的程度和境界高低有别，但从总体情况和发展上看，其作用与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
对于出洋者自身来说，具有“及之而后知”的认识功能。出洋亲临其境，耳闻目睹，切实体察，获得关于外域的直接知识和经验，这种“开眼”的实际刺激和感触，是坐守国门之内所无法产生的。不论是斌椿“不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的感慨，还是孙中山关于出洋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追忆，都说明“百闻不如一见”这么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诚然，在特定条件下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未必皆有出洋的履历，但他们若能出洋亲自考察一番，眼界自会更加开阔，认识也更加符合实际。
出洋的积极作用不仅仅限于出洋者自身，而且能够扩及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国人，对来自域外的不速之客们所宣传的关于他们国家的“新奇”事物，往往觉得疑惑难信，而对自己同胞出洋所得的见闻、感受，则易产生较强烈的反应。正面反应自不待言，即使一时的负面反应，最终也不免起纵风止燎、火上浇油的“助燃”作用。譬如，郭嵩焘介绍域外情况，倡导向西方学习的《使西纪程》一书，初一问世竟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闹到奉旨毁版才算了事”（梁启超语），这固然说明当时朝中顽固保守势力之汹，但为什么对仅有两万来字的一本小书竟至如此？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出自一个中国官员的所述所议，对国人更具有惊心动魄的作用。虽说一时书被毁版，作者也遭受厄运，但其书其人的影响力并未因此消弭，被冲荡动摇的终归还是顽固守旧阵线。从全局和大势看，出洋与开眼必为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出洋与开眼的互促之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国际性开放是近代世界有别于中世纪的显著特征之一。国民间的相互往来则是实现这种开放所离不开的一种方式。晚清国人越来越多地出洋，打破了起初基本上是“来而不往”的中外关系格局，填补相互往来的另一径向。“五洲重译，有若庭户，輶轩往来，不绝于道。有志之士，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这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表达的“出洋与开眼”观，其历史意蕴不是颇耐人寻味吗？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