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李鸿章，原籍安徽合肥。湘乡与合肥云天遥隔。曾国藩，1811年生。李鸿章，生于1823年。从年龄看，应该说他俩没有什么相识的缘分。可是，封建社会特别重视的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在曾、李之间系上了一条解不开的纽带。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宗派非常浓重，然而，在湘军的全盛时期，曾国藩却容许在湘军的内部，成立一支非湘军系统的淮军，而且蓄意培植李鸿章，扶持淮军的发展，近代史上终于出现了与湘系双峰并峙的淮系。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挽曾：“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这些话，基本上是言之有据的。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曾不厌其烦地指点、训导李鸿章，特别是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简直象手把手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勾结的“真言”，把李鸿章塑造成与他差不多的“内安，外降”的政治风格，铸成他崇洋、恐洋的软骨头。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不应忽略的是曾国藩也把自己的洋务思想影响了李鸿章，终于使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巨擘，促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由师生到僚属的曾、李关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38年考中进士，在京为官。当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烽烟弥漫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闭门不闻国家事，“始肆力于宋学”，与倭仁等以理学相标榜。他代表大地主的利益，立志按照理学的绳墨以经世。安徽合肥李文安，字愚荃，与曾国藩同科进士，谊属同年。李文安也醉心理学，是国藩“讲学之友也”（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1页。）。李鸿章“未第时，尝以年家子从文正习制举文，既得翰林，亦常往问业”（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着一重师生关系。在封建社会里，这两重关系是非比寻常的。
1853年春，曾国藩奉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同年着手筹建湘军。翌年春，建成湘军水陆师，2月，从衡州北上顽抗太平军，辗战经年，历经坎坷。实践证明，湘军是远胜八旗、绿营的军事力量，是可以与太平军匹敌的一股强大的军事势力，引起东南各省地主士绅的瞩目。1858年春，曾国藩奉命率军追击石达开。1859年初，驻军江西建昌。1月中旬，李鸿章至建昌入曾国藩幕府。
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草疏言事”（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5页。）。1853年1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流东下，2月下旬，攻克安庆，消息传至北京，3月初，清政府命吕贤基回籍会同安徽巡抚办理军务，旋奏调李鸿章帮办“防剿事宜”。11月下旬，太平年进击舒城，吕贤基妄图螳臂挡车，被击毙，李鸿章逃窜庐州，收拾残兵败卒，协助安徽巡抚江忠源防守庐州。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江忠源城破自杀，李鸿章随父办理团练，勒捐乡里，“乡人为之揭帖云：‘翰林变作绿林’”（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9页。）。
江忠源败死庐州后，同年1月下旬，清政府以福济为安徽巡抚。福济原为李鸿章的“座主”，李鸿章父子所部团练遂归福济节制。1855年2月，李鸿章督率团练攻陷含山，因功得知府衔。11月，福济集中兵力，百计反扑庐州，李鸿章随军作战，联络当地士绅等纠集内应，打开城门，清军一拥入城，李鸿章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李鸿章年少气盛，屡胜之后，言大志高，言过其实，遂不为当道所容，亦为同僚所轻视，落落寡合，他想起了他的老师曾国藩。
他想投靠曾国藩，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第一，他与曾有师生关系与年侄的交谊。第二，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原在湖南益阳、善化等县任知县，其后投入湘军，为曾国藩管理粮饷，与曾的关系非同一般。1859年1月，李鸿章到江西建昌谒见曾国藩，意谓曾当“笃念故旧，必将用之”。曾对李在安徽的军事活动，败多胜少，不是一无所知，对鸿章来投，搁置不理。李鸿章托曾的幕客陈鼐说情，陈“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李鸿章才得从旅店搬入大营。曾国藩“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经过曾国藩的两次搓磨，李鸿章的骄气摧折不少，逐渐虚心谨慎起来了。
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从曾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曾对其部将刘秉璋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指曾国藩——引者）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1—22页。）。薛福成当过曾国藩的幕客，又当过李鸿章的机要幕客，他在《庸庵笔记》中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第20页。）。可见曾、李之志趣相当与气味之相投了。
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李鸿章进入幕府后，曾、李的关系并不是碧波如镜，相反的，有时波澜横生，惊涛拍岸。1860年曾国藩总督两江，领兵进驻祁门，李鸿章颇不以为然。1860年7月，曾国藩领兵进驻祁门，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论控扼皖南，自以驻军徽州为宜，但徽州是四战之地。祁门僻居皖南西部，虽非两军争夺的战略要点，然而退过东流，便是长江，有利于曾国藩调兵遣将，兼顾安庆战役的军事斗争。李鸿章单纯从祁门的地形地势着眼，“认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
二、曾国藩湘系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前夕的曾、李关系
1861年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统率太平军50万，分道进攻浙江，开辟浙江省根据地。10月，李秀成军围攻浙江省城杭州，东南震动。上海滩上的官绅买办惴惴不安。他们认为江苏巡抚薛焕自从侨署上海以来，治兵无状，拥兵四五万，兢兢自保之不暇，遑论反攻苏州？因之，逃沪苏、常士绅与上海的买办等，把迅速夺取苏州，反攻金陵的希望，寄托到了攻陷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身上。
中外会防局的成立与批准，在曾国藩说来，犹如欲过河而船来，原来准备出兵镇江，现在决定改变既定部署，铁定出兵上海。这在湘军史上是一大转折，不出兵上海与沪上士绅、买办合流，湘军不能成其大，成其强，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不可能出现淮军与淮系。
上海虽然有“夷兵”相助，惟三面临敌，由谁领兵前往上海较为合适？曾国藩认为：第一，统帅前往上海的人物，必须能领兵打仗，而且能打大仗、恶仗。第二，去沪须与洋人打交道，故此人须手腕灵活，有处事才能。第三，盘踞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是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的死党，必须撵他下台。这是说领兵前往上海的将领势必取代薛焕为江苏巡抚。如曾国藩所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798页）。上海是个要缺、肥缺。他首先选中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他的同胞兄弟曾国荃。论官衔，曾国荃是布政使，升巡抚是循序渐进。论军事，他有扎硬寨，打硬仗的本事。只是在处事才能上欠缺一些，可以派李鸿章同行，为他排难解忧。
自从钱鼎铭“安庆乞师”后，曾国藩为了从薛焕手中夺取江苏地盘，为了攫取“论筹饷为要区”的上海，又考虑到今后用兵苏、常、上海，依靠洋人与苏、常士绅、上海买办之处正多，乃决定出兵上海，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壮大湘系的力量。随即，他命令李鸿章招募淮勇，筹建淮军。李鸿章因长期在淮上办团练，淮上团练头目如张树声等，原为李文安的旧部，其他如潘鼎新、吴长庆、周盛传、盛波兄弟、刘铭传等，或有师生之谊，或是旧识。这些团练头目长期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组建淮军，只消按照湘军招兵的办法，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招兵。张树声等团练头目率领的练勇，本来是军事编制，只消挑强汰弱成一营500人，另加180名长夫即成一营。故1862年2月李鸿章已招得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数营。
第一，出兵上海，湘军兵力不足，必须招兵，这是肯定不移的事实。若大量招募湘勇，另组新军，存在着具体困难。从1854年湘军出省作战以来，弁勇死亡相继。如太平军三河大捷一役，湘军死亡6千左右，以至“湘乡处处招魂，家家怨别”。再如鲍超攻占赤冈岭诸垒之战，弁勇死亡3千以上（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八，第31页。）。长期以来，各路湘军回湘招募补充伤亡，湖南人力消耗已甚，兵源枯竭。1860年下半年，曾国藩致书原湖南巡抚骆秉章说：“湘中弁勇，早取夕取，网罗殆尽，不特将领难得，即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曾国藩：《致骆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七，第3页。）更何况安庆战役后，湘、楚军伤亡重大，尚须回乡搜罗炮灰。以湖南的兵源情况论，不宜也不可能招募大量湘勇，另组新军。这是曾属意于李组建淮军的原因之一。
第二，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是他的得意门生，才干精敏。1860年参劾李元度的风波，咎在自己，李鸿章以去就相争，反映了他的智慧与对自己的忠诚。曾、李之间的师生关系、年侄情分，足以保证李对自己的忠心。
第三，曾国藩发现湘军的暮气日深，他认为打下太平天国后，尚须“削平”捻军。北方生活，非湘人所宜。淮勇生长北方，刚劲斗狠，风土亦宜。筹建淮军，将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寇之用”。
值得强调的是，他牵头组织淮军，首先在执行朝廷就地招募的命令，足以避免西太后与枢臣对他的猜忌。
曾国藩认为薛焕失去沪上士绅、买办的支持，其根本原因是因他不善治军，拥兵四五万，不任战斗。李鸿章赴沪是代表湘系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的，并且将与洋兵联合作战，无论就公事、私谊而论，曾国藩都必须加强淮军的实力。他认为淮军仅四营，兵数太少；且全由淮上团练改编而成，没有经受过大仗、恶仗，战斗力不强。为此，他命曾国荃拨出所部程学启二营，又将自己的亲兵营韩正国等部二营归李鸿章调遣。湘潭郭松林是曾国荃所部骁将，“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鸿章请于曾国藩，“以之相随”。川籍将领杨鼎勋，“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7—28页。）。又拨滕嗣武等营入淮军，“当时所谓赠嫁之资也”。经过这香补充充实，李鸿章统率的淮军正勇约6500人，连同长夫约8千余名，外加幕宾等，李鸿章统率赴沪的总人数约为9千上下。
三、李鸿章赴沪与沪上士绅、买办合流过程中的曾、李关系
1862年4月，上海士绅、买办、官僚潘曾玮、吴煦等，得到英国侵略者的支持，耗费租金18万两，租用英国轮船前往安庆，将淮军分批装载东下。
世界历史证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总是运用其一切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力量，在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培植腐朽、落后的反动势力，使这些被培植起来的鹰犬，既是巩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得力打手，又是它们继续扩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有力助手。在中国，这种可耻的侵略政策，开始于扶植奕、曾国藩、李鸿章等。1862年初，英国侵略者等撕下中立的面纱，公开声言要帮助清军攻打太平天国，尤其不容许太平军攻占通商口岸上海。在外国侵略军、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炮火声中，李鸿章领兵来到上海，英国随即将洋枪、洋炮卖给李鸿章，武装淮军，并派英国军官教练淮军，同时，美、法军等联合上海清军，加强了对太平军的攻势，为淮军争取到了一段训练与扩军的时间。
李鸿章赴沪前，曾国藩已密荐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胜江苏巡抚之任。所以，李鸿章到上海不到一个月，
第一，关于对待薛焕的问题。薛焕担任江苏巡抚期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现在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通商大臣一职仍由薛焕充任，驻节上海，这中间关系微妙。薛焕留沪，难保不是议政王奕设在沪上的耳目。他认为“薛公之于夷务，往岁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来，大事秉承恭邸，小事委吴道，似无所长短”（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6页。），薛焕现已卸去抚篆，专职办理通商事务，与江南军、政事务已无关系，对他既往的政治、军事不必深论深究。总之，意在嘱咐李鸿章不可开罪薛焕。
第二，处理好与吴煦的关系问题。吴煦是薛焕的亲信，掌握着上海的财政大权，首先是江海关的银钱进出。在李鸿章认为这是应该首先更换的人物。曾国藩认为吴煦赞助中外会防局的成立，协助苏、常士绅租用英国轮船到安庆迎接淮军东下，表明吴煦不是湘系的反对派，而是湘系的同路人。他指示李鸿章说：吴煦、杨坊支持华尔组织“洋枪队”，他“广交洋商，厚结华尔”。自咸丰十年后，上海屡濒于危，吴煦联络洋人，调动“洋枪队”，保全上海，不无功劳。故“吴煦之进退，与华尔全军略有关系”，“吴煦关道一席，断不可换”。不仅如此，还应进一步搞好与吴煦的关系。“上海饷源日涸，阁下当一力肩任，不可推于吴方伯身上，……仲远索鄂饷甚急，阁下宜倾诚恳告，不听则挺身与之争执，不宜使吴方伯任怨而阁下转为局外和解之人，蹈近日督抚圆滑陋习也”（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第44页：《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15—16页。）。
第三，关于对薛焕所部兵勇的处理问题。他建议李鸿章于裁遣薛部兵勇时，为防被裁兵勇滋事，须挑选数营，按照湘军营制改编，在沪勤加训练数月后，调赴战场。
第四，关于部队的训练问题。曾国藩对李鸿章最关心的就是部队的训练问题，几乎每次致信李鸿章都要谈起这个问题。曾国藩的政治、军事经验比较丰富，阅历也多，对待部将的要求，自有他的规格。他告诫李鸿章应同去居住军营之中，其原因有三：初当大任，应学当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初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他们“都从学习战争，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也”。湘、淮军营官志气甚好，惟论战守，除程学启外，其余将领难当大敌。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俾淮勇尽成劲旅”，“将可侍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二也”。一部分部队留在上海训练，另一部分“可随同阁下进驻周浦镇，此其张本矣。三也”。他勉励李鸿章立志镇压农民军，他说：“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6页。）。我们必须承认，在太平军与湘、淮军进行阶级搏斗时，敌军将领不全是纸糊的灯笼。
第五，曾国藩有意发展淮军，使之成为湘军的兄弟部队。他认为李鸿章是他一手教育、培养、提拔起来的，将来是会效忠于他的。再则淮军是他一手扶植、发展起来的，将来他对淮军当然能指挥如意。要发展淮军，关键是一个军费问题。曾国藩慷慨地把富裕的上海税捐收入交给李鸿章，以解决淮军军费问题。他致书李鸿章说：“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其次乃及敝处”（1864年6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荃有：我“忝为地主，当筹犒劳。无如所部七万余人”之语。）。李鸿章正是依靠上海雄厚的财力，从1862年到1864年春的两年中间，将淮军扩编至七八万名，淮系与湘系、淮军与湘军几乎双峰并峙了。
第六，关于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曾国藩站在满洲贵族、大地主、大买办的立场上，对英法联军总的评价是：英法联军虽然进入北京，“不毁伤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条。）。在这种恐洋、崇洋、亲洋思想的指导下，他指示李鸿章说：“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根本不外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守此而勿失”（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5—6页。）。以后，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不顾国家主权的得失，民族的尊严，始终妥协退让，以至投降卖国，不能不说受到他老师曾国藩的一定影响。
第七，关于与英、法军联合作战的问题。曾国藩对这个问题自有他的打算。
1861年，天王洪秀全答允太平军不进攻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之地，但声明以一年为期，1861年过去了，太平天国为了得到一个出海口岸，1862年初，忠王李秀成奉命从杭州移军进击上海。英、法侵略者悍然宣布“保卫”上海
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有一次赵烈文到上海，这时李鸿章“犹未即真苏抚，邀烈坐炕，固问老师处有人议鸿章否？意甚惴惴”。所以，李在上海对某些人事安排，尽量揣摩着曾国藩的意志去办。如参加会防局的上海买办、士绅，一个不动，仍旧是原班人马。与洋人关系密切具有买办性的吴煦蝉联藩司。粮道、买办杨坊依旧管理“洋枪队”的粮台事务。士绅潘曾玮担任“定勇”的头目，命令他指挥“定勇”配合洋兵作战。士绅班头冯桂芬担任淮军的营务处，安排好了湘系、淮系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的阵势。与美国士迪佛立将军达成了，整顿“常胜军”条款，规定美国操纵的“常胜军”由李鸿章掌握其指挥权。认定由英、法等国军队“进剿”上海周围百里以内的太平军，并在必要时派出淮军协助作战。在湘系与上海士绅、买办合流期间，曾、李间的关系是协调的，曾国藩也把自己的本领，不管是黑的、白的，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李鸿章。
四．1865一1866年曾国藩“剿捻”期间的曾、李关系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将领遵王赖文光、首王范汝增等参加了捻军，团结捻军将领梁王张宗禹、鲁主任柱等，捻军声势重振。1865年5月，赖文光、张宗禹等军全歼凶悍的僧格林沁军于山东曹州高楼寨，尽得僧军武器、战马，捻军声威再振，驰骋纵横于中原地区。僧军被歼后5日，清政府急忙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剿捻”，以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筹集粮饷。曾国藩因嫡系湘军已经裁撤，遂奏调淮军随同“剿捻”。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刘秉璋、张树珊、周盛传、周盛波、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被曾国藩调去参加“剿捻”战争。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惨败的经验教训，摸清了捻军活动的规律，决定采取重点设防于4省13府的战略方针，又在重点设防的13府中，以济宁、徐州、临淮关、周家口为重点，设立大营，屯储粮秣军械。企图用这一战略方针，改变“尾追之局”，能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首先是河南巡抚吴昌寿反对曾国藩的战略，他说重点设防，无非将捻子赶往豫西，是以豫为壑。曾国藩又提出并村结寨，坚壁清野。吴昌寿说夏秋之际，农忙季节，野不可清。曾国藩发现重点设防不足以限制捻军的马蹄，1865年夏，接受襄办军务刘秉璋的建议，在运河沿岸建筑长墙或增设木栅。这是防止捻军打过运河，闯入鲁东、直隶的一着狠棋。论理，这事与李鸿章无关，如果李鸿章出
随着“剿捻”军事的发展，李鸿章甚至直接插手干预“剿捻”军事部署。在“剿捻”过程中，曾国藩一度以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部为游击之师。李鸿章知道后，连忙去信向曾国藩求情，要求以驻扎济宁的潘鼎新军与李昭庆军对调。李鸿章的作为，曾国藩早已不满，一股怒气郁结于胸中。1866年4月，他抓住这个机会，板起面孔教训李鸿章说：你提出以昭庆调守济宁，以潘部作游击之师，“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稍服远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不必藉诸兄之门荫以成名。以公事论，淮、湘诸军，……若非仆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军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军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若六七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二，第4—5页。）。论理，李鸿章应感恩戴德，不再掣肘于后了。事实上不是如此。8月下旬，曾国藩巡视到淮关，收到了李鸿章的书札，诉说铭军苦状，“请予休息”。曾国藩非常恼火，再次教训李鸿章说：1864年冬，刘铭传曾回籍小住数月，来此作战不过一年多，“亦不为甚劳甚久。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淳蓄”。现今我命他防沙河，教之以坚忍。他是防守。河的主将，如果现在准他告假，沙河防线势必无成，“大局无转机，在省三无恒德矣，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敝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自问衰年气弱，但恐失之过宽，断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王安定：《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二，第16页。）。
1866年中秋，捻军呼啸东进，踏破了曾国藩所设下的沙河、贾鲁河防线，杀向山东。曾国藩“剿捻”黔驴技穷，承认“无术制之”，“剿捻”失败。朝廷已不止一次训斥他“剿捻”无能。沙河、贾鲁河防线被突破后，他上奏请求开去钦差大臣职务，注销侯爵，他在奏折中说：“心气过亏，……不能多阅文件”，舌蹇盗汗，密荐李以自代。但他在奏折结束时留了一个尾巴，他说：开去各缺后，“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曾国藩：《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请暂注销爵秩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787—788页。世界书局版。）。这是他恋栈，要求回任两江总督的讯号。这时，李鸿章已崭露头角，初步形成了淮系，手中掌握的淮军在8万以上，又掌握了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机器厂两大军事工业。论官位，1864年已实授江苏巡抚，1862年署理两江总督。他羽毛逐渐丰满了，翅膀硬朗起来了，对他的老师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了。
自从1866年冬曾国藩奏请开缺以来，李鸿章为了兼管钦篆、督篆，明里暗里对曾国藩做了不少手脚，曾国藩当然有所觉察。他毕竟老谋深算，遂顺水推舟，反击李鸿章。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旋授体仁阁大学士。1868年夏，授武英殿大学士，同年夏，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剿捻”打了败仗，回任两江总督，升授大学士，实出李鸿章意计之外。在曾国藩说来，李鸿章毕竟是他一手扶植、培养起来的，到了晚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物只有李鸿章。随着时间的流逝，曾、李之间的矛盾逐渐消失了。李鸿章去信恭维曾国藩是中流砥柱。曾国藩复信李鸿章，将他自己安身立命的“权经”传授给李鸿章，他说：“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第13页。）。隐隐点化李鸿章将来之前途，系于淮军之强弱，李鸿章心有灵犀一点通，以后他始终控制着淮军与军事工业。他对自己的政治资本，始终舍不得用于外战，终至贻误戎机，导至全军覆没。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创始人，而李鸿章则在洋务运动方面，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真是青出于蓝，远远超过了曾国藩。
曾、李都是满洲贵族、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理人，这就使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曾国藩一生办了两件坏事，即镇压太平天国与天津教案的媚外外交。李鸿章一生也干了许多坏事，主要是镇压捻军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不管“洋人”打中国也好，骗中国也好，他始终对“洋人”“言忠信，行笃敬”，李鸿章的身上好象罩着曾国藩的影子。曾、李在内政外交上，都表现出对本国人民凶恶有过虎狼，对外国侵略者则驯顺如羊的阶级本质。以上论述，错误一定不少，请大家指正。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9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