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言文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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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一般而言，所谓“留学生”是指留居国外学习或研究的学生。但近代甘肃地处西北内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民生艰困，风气闭塞，不易选派国外留学生，故近代甘肃有国内留学一说，即凡甘籍学生到兰州以东之西安、京、津、沪、汉、宁、直隶等地高等学校肄业者，亦称为“留学生”（注：孟非.甘肃近代学校教育纪事［J］.兰州学刊， 1985（5）.）。因此，本文对“留学生”的指涉包涵两个层次：一是留学国外的甘籍学生；二是游学国内其它省区的甘籍学生。但无论国外留学生，抑或国内留学生，大都是抱着服务桑梓、振兴甘陇的目的外出求学的。他们在留学期间或学成归省以后，积极关注并参与地方建设事业，影响至大。本文试就近代甘肃的留学事业及其对甘肃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

甘肃省国外留学向不发达。1906年以前，清政府对留学生没有统一管理章程，全是以省为政。甘肃则因经济困难、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之故，在东南沿海富庶之区国外留学蔚然成风之时，尚无一学子负笈海外。如以留日而言，1905年留日人数达到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约达8600之多（注：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J］. 中国社会科学，1996（6）.），甘肃则仍无国外留学一说。俟至1906年，“学部奏遵议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所需川资学费，由学部咨户部于考察政治经费项下提用”（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59.），甘肃乃选派甘籍翰林杨思、范振绪、田树ｑǐｎ梫、万宝成、阎士ｌíｎ璘五人赴日本法政大学肄业，包述侁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注：朱允明. 甘肃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这便是甘肃选派国外留学生的发端。1918 年甘肃省长公署制定《甘肃官费派遣留学日本学生规程》，从而结束了甘肃省派遣国外留学生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状况，使国外留学教育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据统计，自清末至民国十九年为止，近三十年，甘肃国外留学生共有157人。其中民国七年到十五年，派出94 人（注：甘肃省志·教育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这些全系官费生，自费出国留学者尚未见史料有记载或统计。但到三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自费国外留学生也日益增多了。如1934年《甘肃省国外留学章程》规定：本省国外留学生分为公费、自费两种。1944年《甘肃省国外自费留学生补助办法》订立，“鼓励甘籍学生自费出国留学”，可以申请补助，补助名额每年20名。由此可见，甘肃国外自费留学生人数已非昔日可比，大有与官费生比肩之势了。

甘肃省国内留学起步也是相当晚的。1904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分配甘肃名额4人。是年陕甘总督饬令选派甘籍学生7名，往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律学堂留学（注：朱允明.甘肃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 M］.手抄本.）。这是所能见到的甘肃国内留学的最早记录了，当可视为甘肃学子官费留学国内之肇始。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五省师范学堂，陕甘总督升允咨选甘肃举贡韩树义等五十余人入堂肄业（注：慕寿祺.甘青宁史略，下册［M］.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183.）。自此开启了近代甘肃约为半个世纪的留学生史。近代甘肃国内留学史，从总体上来看，除解放战争时期外，自1904年至1945年的40 余年间，留学生的规模是处于增长态势的。1917年甘肃省长公署规定《甘肃选派留学北京及外省学生规程》规定留学名额61名。1919年《修正甘肃选派留学北京及外省学生规程》规定留学名额74名。1926年《甘肃省国内留学生补给省费规程》规定名额已增加到96名。据统计，自1918年至1926年，甘肃国内留学生即达906人（其中女生30人）（注：朱允明.甘肃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嗣后，甘肃省改官费为奖学金，津贴为补助费，以扩大名额，提高待遇。如1937年《修正甘肃国内各大学甘籍学生奖学金章程》规定：奖学金名额100名，遇必要时得临时增加；每学期每名支取奖学金，（甲）学自然科学系者按期成绩分为120元、140元、160元，（乙）学社会科学系者为100元、120元、140元（注：皇甫均等编.甘肃近三十年教育史要［M］.手抄本.）。1940年《修正甘肃省国内各院校甘籍学生奖学金暂行办法》即将名额扩大至160名。同年，甘肃又制订了《甘肃省建设厅甘籍学生特种奖学金暂行办法》，规定：“为培植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各项专门人才，特于设置上项科系之国立各大学各独立学院设甘籍学生特种奖学金。”（注：民国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教育法规［M］.1942. ）从而使甘肃省国内留学教育达到高潮。1938年至1945年，全省享受上述奖学金的大专学生共达3577人（注：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肃教育史志资料［M］. 油印本（内部资料）.）。 1945年至1949年，受战争影响，国内留学规模有所缩减，但也并非多数学者认为的几无可言。如据《陇铎》月刊报道，1947年在南京的甘籍学生仅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政法大学三校即达80 余人（注：简讯.陇铎，新一号.1947.）。全国则可以想见了。

以上就是近代甘肃留学教育的发展概况。下面再介绍一下留学生的留学地域分布与留学系科结构。

派遣留学生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向先进国家或地区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甘肃留学生史，无论是国外留学或是国内留学都反映出了这种关系。在国外留学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26年甘肃国外留学生总数58人，其中日本44人、美国2人、法国1人（注：朱允明. 甘肃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

从中可看出近代甘肃国外留学生留学地域分布之大略。以英法为首的欧洲，自工业革命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是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地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560.）。以经济领域而言，“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市场”（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562.），是世界上资本与技术的主要输出地。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国外留学生的主要输入地之一。然而甘肃以经济实力弱，所趋寥寥。美日则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发展迅速，1894年工业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这种经济迅速腾飞的奇迹，对中国留学生则更具吸引力。日本明治维新前国情类同中土，然而自明治维新后派人去西洋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成为后现代化国家的典范。况且“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注：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1996（6）. ）。日本因而成为中国国外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次之。甘肃国外留学生的分布，更是如此。

在国内留学方面，1918年至1926年甘肃国内留学河北737人、湖北39人、江苏66人、陕西64人，总计906人（注：朱允明.甘肃解放前四十年教育史料［M］.手抄本.）。近代甘肃国内留学生留学地域的分布以文化、经济中心为重。除陕西以地理关系稍多外，河北（主要是北京与天津）则以全国的文化中心，集中了甘肃国内留学生的最大多数；湖北、江苏（包括上海）则以近代中国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发达见长，有甘肃留学生105人，占这一时期总数的11.6％。

与此相适应的是甘肃留学生留学系科的构成。国外留学仍以1918年至1926年为例。这一时期甘肃共派出留学生94人，其中法科19人、工科30人、商科14人、师范科9人、冶金科5人、文科5人、预科12 人（注：甘肃省志·教育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这种比例关系基本上是合适的，有利于甘肃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国内留学方面，为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发展经济、振兴地方起见，尤重于师范与实业教育。如1917年《甘肃选派留学北京及外省学生规程》的名额分配为：高等师范 24名，大学法科及法政专门学校11名，大学文、理、农、工、商等科暨法政以外之专门学校、甲种实业学校22名，清华学校4名。又如1919 年《修正甘肃选派留学北京及外省学生规程》规定：国立北平大学15名，国立北京、武昌、南京各高等师范学校共24名，国立法政专门学校6名，清华学校6名，国立农业专门学校4名，国立工业专门学校4名，国立医学专门学校2名，武昌商业专门学校2名，私立各大学及专门学校4名，甲种实业学校7名。在1919年的74人中，师范类24人，约占32％，实业类17人，约占23％，合计41人，即达总数的55％以上。

据估计，自1904年至1949年，甘肃国内外留学生总计实不下5000之谱（注：杨红伟.“留学生”与近代甘肃文教事业［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4）.）。然而由于“今之社会，求才者人浮于事，求团者事不得才”，致使“百业凋蔽不得其人以振兴之，而出身各大学学生竟无业可就，流为高等游民者”（注：甘肃省志·教育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所以留学生回省就业的情况未容乐观。据1933年统计，在国内各院校毕业的甘籍学生128人，回本省服务的68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1％，其中就业情况较好的法警院校毕业生回省者40％。按师范学院规定，师范学院学生毕业后，必须在中等学校服务5年（专科3年），就业较有保证，但薪金微薄，生活难以为继（注：甘肃省志·教育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353～355.）。因此每届毕业，甘籍学生往往踯躅于省门之外，不知何可！甘才难尽甘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但同时也应看到，回省就业服务桑梓是主流，占多数。

二

众所周知，近代甘肃经济是相当落后的。如兰州，作为甘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与市场中心，至清末时也不过“北临河滨，南对兰山，地面狭隘，周围五六里，户口约三千有奇，为北五省一极小都会”（注：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M］.甘肃官报局石印，1911.）。而且其为数不多的商业组织还操持于外省商人之手，直到抗战前仍少有改变。这种情况正如《兰州商业调查》的作者萧梅性所言：“至于经营各大商业之帮口，大概言之，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可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注：萧梅性. 兰州商业调查［M］.1935.2.）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近代甘肃留学生离省到外国外省留学的。在新的参照体系下，他们眼界大开，思想为之一新，愈益感到甘肃的贫穷与落后。从而促使他们利用由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去探寻甘肃落后的原因，筹划甘肃经济发展的途径，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事业，为近代甘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关注家乡经济，积极筹划方略

甘籍留学生大都是抱着服务桑梓、振兴甘陇的目的外出求学的，因而极为关注家乡的经济建设，他们或组社团，或创办杂志，或投身建设，积极为甘肃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如1920年甘肃旅京学生创办《新陇》杂志，乃希冀：“输入适用之知识及学理，俾陇人有所比较而采择焉，传播社会之状况于外界，俾国人知其卑污而投之以剂也。然后可望陇人之觉悟奋兴，及污浊社会之改良也。”（注：卷首语.新陇，1920（1）.）1932年留居北平的学生社团——甘肃实业革新社创办《实业革命》杂志，言其宗旨为：“本刊本实际研究之精神，为甘肃实业详密调查与具体讨论，总期于改革方面，有所擘划；建设方面，有所贡献。”（注：卷头语.实业革命，创刊号.甘肃实业革新社，1932.）1939 年甘肃旅渝同学会“本介绍学术思想，促进本省文化建设（即心理建设与物质建设——作者注）之宗旨，发行《陇铎》月刊以为倡导”（注：发刊词. 陇铎，1939（1）.）。他们以为“甘肃如要有生路，如要有蒸蒸日上之势，急图莫缓的就要做实业建设”（注：雷抱冰.甘肃实业建设的先决问题.实业革命，1932.），但甘肃建设还存在许多障碍。首先就是政治黑暗，地方不靖。其次是交通不畅。他们认为“交通乃实业建设之枢纽，若交通梗塞，一切建设，难期有效。甘肃文化落后，产业未兴，十分不景气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受了交通不好的大影响了。”（注：雷抱冰. 甘肃实业建设的先决问题.实业革命，1932.）再次是“经费莫处筹”与人才短缺。他们认为“甘肃建设困难在没钱和没人才”，如不解决，“真的没有建设之可能性”（注：陈守礼.甘肃水利建设［J］.陇铎， 1940（4）.）。他们认为，这些“先决问题若不解决，则实业建设之方案虽好，实业建设之设计虽详，但绝难奏效，绝难成功”（注：雷抱冰.甘肃实业建设的先决问题.实业革命，1932.）。因此，他们主张在政局上“刷新政治”、“整理军队”、“肃清土匪”（注：雷抱冰. 甘肃实业建设的先决问题.实业革命，1932.），因为这“一方面是求安定，但同时也就是求进步”（注：陈筮泰.安定中的进步［J］.陇铎，1939（3）. ）；在交通上开发公路、铁路、电讯，以求“促进生产，繁荣经济，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注：通哉.乡村建设之理论与实际（下）.陇铎，1940（4）.）；在经费上，“愿政府当局对甘肃建设事业，都予特别补助”（注：陈守礼.甘肃水利建设［J］.陇铎，1940（4）.）；在人才上，他们主张一方面 “政府对此辈建设人才应有统筹分派职务的办法”以纾解甘肃建设人才缺乏的燃眉之急，一方面要在甘肃“普及职业教育”与发展普通教育，以为甘肃长远发展储备人才。同时，他们还在工业、农业、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合理化建议。如在金融方面，他们认为“省银行为全省金融中心，关系地方经济兴衰至钜”，因而主张“亟应健全机构，使监督执行分立，经理人员专任，庶银行业务，不受财政之影响，经理人员，不致随财政当局而更易，然后方可专力后方经济建设”（注：　甘肃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汇刊.1940.）。

2.培养经济、科技人才

他们认为“如今的世界，是万事决于人才，有人才，一切便都有办法”，而甘肃经济发展与否，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因此，甘肃留学生回省以后，便积极地投身于地方的职业教育。1919年，省教育会会长牛载坤（甘肃临洮人，毕业于京师测绘学堂）乃创办省工艺学校，招收编毛科一班。1920年后，水楠（兰州人，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继任校长，时达20 余年。其间校名虽迭经更张，但在水楠的努力下，该校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开办了编毛、织编、应化、肥皂、染织、纺织、编染、高级应化、制革、金木工、纺毛织呢、化工、高级纺织、机械、土木、电讯等计15科。至1945年时，甘肃省立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有纺织、机械、土木、化工、电讯等五科，十四班，学生多达571名（注：甘肃省立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概况［A］.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C］.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112～155.）。同时，在教学上该校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早在20年代，水楠就创办了纺织场、金工场、木工场、鞣革场等学生实习场所（注：朱太岩.著名实业家水楠［A］.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C］.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134.），至1945年该校共设有机械、纺织、化工三厂，计机工、钳工、机织、纺毛、机编、肥皂、制革七部，并拥有多种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注：甘肃省立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概况［A］.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C］.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112～155.）。而甘肃另一所重要的职业学校——省立兰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发展亦足以表明甘籍留学生为地方培养经济、科技人才所作的贡献。该校创办于1917年，然而前十五年间，因“校长资历，十九非研究农业专才”，发展极其缓慢，至1932年“学级不能超过四班，学生只五六十人”。1933年起，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生王尔黼（甘肃静宁人）“奉令长校，竭忠尽智，力图整顿”，“比至二十七年时，学校确以粗具规模”。至1947年，“刻本校学生，计农科 171人，林科162人，畜牧科81人，合作科55人，共计学生469人；教职员56人；图书11055册，仪器2677具；前后林场84亩”。而且据1947年统计，该校共有教职员56人，其中甘籍留学生即多达26人（注：甘肃省立兰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周年校庆特刊.1947.3～33.）。此外，他们还参与创设了省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省立兰州高级助产学校以及矿师养成所等多所职业学校。

3.担负甘肃经济建设的组织、领导重任

甘籍留学生认为，甘肃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风气未开，民智未启，没有专门人才引导的困难，因此他们回省后，或出长全省建设事务，或担任部门领导，或主持地方行政，大都积极地担负起了组织和领导甘肃经济建设的重任。民国初年甘肃全省农、工、商、矿、林、牧、交通都由实业厅（后改建设厅）管理，但它却是“一个最腐败、最破烂的机关”。1925年赵元贞博士（甘肃正宁人，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出长厅务，“即略事整顿”，力图振兴，任期内，他（1）开发交通。赶修了宁平路、兰平路、西平路、兰秦路及西秦路等重要的汽车及大车路（注：建设月刊，1927（2）.）；（2）创办农林讲习所。令各县选派学员各一名，学习一年，送回本县为发展农林事业之助；（3）开展植树造林，创办苗圃。制定《甘肃省单行植树惩奖条例》，开展全省范围内的造林运动，谕令各县创办苗圃，自己也在兰州办了三处苗圃（中山林的两万株树木即用出圃的树苗所栽）；（4）统一度量衡。制定《甘肃省颁发标准秤办法》，并在厅内设立标准秤制造厂，发交各地作为标准（注：赵元贞.赵元贞自述［A］.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C］.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41.）。“这一运动，无疑对推动甘肃商业经营的近代化与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积极意义。”（注：李清凌.甘肃经济史［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124.）

抗战时期，甘肃经济的全面发展阶段，是在原金陵大学教授、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甘肃永靖人，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出任建设厅长任内。张心一因鉴于甘肃建设事业非自身人才财力所能及，即力主利用中央的经费、省外的资本和省外的人才来办理自己办不到的事业。张氏在职六年间办理各项建设事业费约21亿元，本省自筹者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八由中央补助，还有十分之一由国际救济机关补助。大型水利借款系由中国农民银行供给十分之九，中央垫借十分之一，六年来借约9亿元。与中央或外省合办机构，共投资约6亿元，省政府实缴6千万元，仅占全部的十分之一。在人才方面，高级及中级技术人员，十分之九以上都是从外省来的，就是大部分技术工人，亦曾借重河南、山西、四川等省的人。借助“外资”与“外脑”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甘肃经济建设面临的严重的资金不足与人才短缺的问题，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张氏任职期间，主要事业成果有：（1）农田水利方面。较大水利工程前后进行共23处，实际完成21处，受益田亩共约35万亩，每亩每年增加粮食一石，即可增产35万石；（2）农业畜牧方面。培育小麦良种，防治小麦病虫害，仅此两项每年即可增产150万石；（3）工业方面。与中央或外省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水泥公司、电厂、机器厂等，部分地解决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电力、机器与工业用品的需求；（4）交通方面。六年内修建汽车路 800公里，大车路 1000公里，并在各县设立手摇无线电台，有效地增加了省内外的交通与通讯联系（注：简讯.陇铎，新一号.1947.）。

在地方上，留学生亦颇有建树。如牛载坤在出任民勤县长时期，创办教育，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发展生产，减轻负担，使人民生活摆脱困境而日夜操劳，在民勤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注：李万禄.牛载坤与民勤［A］.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C］.1985.69～75.）。

4.亲自出马兴办实业

他们认为“甘肃如要有出路，如要有蒸蒸日上之势，急图莫缓的就要做实业建设”，因而亲自出马兴办实业，也就成了甘籍留学生振奋甘陇由理想到现实的依归之一。如水楠，1931年创办了 “同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旋即于小西湖陶公祠设厂生产。该厂年产火柴约700～800大箱（每箱7200盒），行销甘肃、青海，深受用户欢迎。1938年，他又创办了陇右化学实业社，从事制皂、制革、造纸生产。其中陇右化学工厂月出“新新条皂”40箱，以及部分“新新药皂”，质地优良（注：朱太岩.著名实业家水楠［A］.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C］.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134.）。同时，他还在30 年代初期创办综合性股份公司——新民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包括新民百货公司、新民书局、新民医院、新民乐园等，是一个典型的综合性资本主义股份商业集团公司，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集股而成；有限责任；明码标价的经营方式，这是不同且优于传统商业之“闭关时代豫贾之风”的（注：潘益民. 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39.）。这种新型企业模式的创设，为沉闷的近代甘肃经济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无疑于甘肃经济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一定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才。而获致人才的途径不外两种：一是招徕延聘；二是训练培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人才流动对于经济、文化的向心性日益增强，这就使得像甘肃这样的落后地区难以招徕人才，即使能够罗致而来，亦难持久，极为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因而，只有发展地方近代教育，正如梁启超所言：“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欲开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注：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A］.饮冰室合集（一）［C］.中华书局影印，1989.）。但是对甘肃而言，发展近代教育仍然面临着师资不足的困难。因为近代资本主义产业与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状况是紧密联系、彼此协调的，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的发展，要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近代教育实质上就是科学文化教育。因而靠所谓的“理学名儒”与受传统经典训练的塾师来发展近代教育同样是不可靠的。所以实施留学教育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极为关键：一方面是学习富强之术的捷径，为经济的迎头赶上培养实业人才；另一方面是造成师资，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由此，我们便不难对甘肃留学生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做出正确的评价。首先，兴办职业教育，使学校中系统科技知识的培养代替了传统手工业作坊内师徒间手艺的传授，理性的科学代替了经验的积累。同时，实习场所的设立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470.），这就使他们不只是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人才，亦是策动科学文化传播的媒介。近代甘肃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由此既有了技术的促进，又具备了思想的潜质。

其次，他们发展甘肃经济的思想、言论及其实践，在无形中传播着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观念，形成了对甘肃传统重德轻利的经济价值观念与“百工技艺泥成而不知改良”和“ 家园株守，百里无负贩之人”（注：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M］.甘肃官报局石印，1911.）的经济状况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并刺激了近代甘肃经济的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同时，亦促进了甘肃创新意识的最初萌芽。

再次，他们组织、领导甘肃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甘肃经济的初步市场化并奠定了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基础。“束缚中国本国商业的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交通运输的各种局限性。”（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8.）他们对近代交通的开发，不仅因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增加了甘肃商品贸易量，而且也延展了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同时，种子的改良、病虫害的防治、工艺的改良，也直接推动了甘肃近代经济的发展。

当然，受环境、交通、政局、时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甘籍留学生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所留下的历史经验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反思的。

（资料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