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清代前期的中缅关系，《清史稿》记载：“缅甸，在云南永昌府腾越边外，而顺宁、普洱诸边皆与缅甸界。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朱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李定国走孟艮，不食死。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1]
虽然如此，在乾隆中叶的清缅战争前，清王朝与缅甸之间还是始终维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到了缅甸雍籍牙王朝（1752--1885）建立之后，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在中缅之间存在很多土司，这些土司及其地域，在很长时期内都起到了一种缓冲两国直接冲突的作用。但这种土司及其地域的宗属关系，却并非固定不变，换言之，即某些土司在一个时期内向中原王朝称臣，但是在另一时期则又很可能向缅甸，甚或其他的政权势力纳贡。
雍籍牙王朝建立后，企图恢复以往缅甸与各处土司之间的宗属关系。史载，“雍籍牙立，令头目播定蚱等以兵胁诸夷。于是诸夷震慑。东至整欠(现在缅甸东北部的景栋以东，即南垒河北岸的景坎城)、景迈(即清迈，现在泰国北部)，盂艮(现在缅甸东北部的景栋)、猛勇(即盂勇，在整欠的西南)，西北至猛拱及木邦(现在的兴威、腊戌一带)、蛮暮(即八莫)，均为缅属。”[2]
而与此同时，清王朝亦通过改土归流的方式，将原本处于中缅之间的部分土司及其地域，转化为由清廷直接控制。这种向南推进的努力，与雍籍牙王朝向北扩张的势头，无疑是相抵触的。于是，中缅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1764、10），缅王孟驳遣使“召播率众一百三十余人至九龙江，要车里宣慰司前赴阿瓦会盟。”[3]但为云贵总督刘藻下令阻止。于是，缅甸当局开始对中国云南边境进行军事骚扰。三十年（1765）春，少数缅军侵入西双版纳地区，“饱飏始去。”[4]同年（1766）十二月，当缅军再次逼进云南思茅地区时，乾隆帝谕曰：缅甸“敢于扰害边境，非大加惩创，无以警凶顽而申国法。”[5]从此，拉开了清缅双方持续四年的拉锯战。
直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派经略傅恒带精兵强将三万余众抵达云南前线，并连败缅军。缅军始投书议和。同年
清军此时虽然略占优势，但因“瘴疠过甚，交冬未减”，清军病亡严重[9]，现在缅方既然提出议和，清方亦有乘机休战之意。寻十一月十四日（12、13），清军作檄答之，提出三项条件，即缅甸“必缮表入贡，还所拘挚官兵，永远不犯边境。”[10]有些学者将此视为清缅正式建立宗藩关系的标志。其实，这个和约在当时并未获得缅王孟驳的批准。其甚至狂言：“缅军完全有力量打到中国去，占领中国。”[11]这种意识注定了清缅关系在以后的历程中，还要经受更多的曲折。
果不其然，清王朝单方面期待缅甸由此加入其宗藩体系的愿望，由于缅甸方面的拒绝履行和议而遭到打击，双方议和的条款很快便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770、3、21），“以缅酋猛驳贡表不至，谕彰宝备之，并严禁通市。”[12]同年
其后，缅甸由于国内的政治变动与忙于对暹罗的战事等，亦无力挑起衅端。清缅两国都无暇顾及彼此的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双方从乾隆三十四年至五十三年之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若即若离、相安无事的状态。
但是，其间作为缅甸世仇的暹罗同清王朝的频繁接触，却使清缅关系逐渐缓解。乾隆四十年（1775），暹罗国王郑信委托商人将滇兵赵成章等19人送回广东，并乘机请求与清朝合击缅甸。[14]此事虽被清廷拒绝，但无疑给缅甸带来不小的震动。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777、1、27），“缅目得鲁蕴请送还内地官人，准其入贡。”[15]对于缅甸的主动示好，清王朝也积极的予以回应，“谕令进京乞恩。”翌年正月十八日，以云南总督图思德奏，“缅番内附，命阿桂往云南筹办。”[16]但此时，清缅双方无疑还处于一种相互试探性的接触之中，其中不乏怀疑猜忌。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三（1777、5、9），“以缅番反复，召阿桂回京，留缅目所遣孟幹等。”[17]
同年秋七月，“暹罗头目郑昭进贡，送所获缅番，谕杨景素以请封檄谕之。”[18]时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乘机建议联合暹罗以牵制缅甸，乾隆帝一反前态，认为：“此亦治病偏方，姑试为之。”[19]
到了缅王孟云继位七年之后，清缅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清王朝对缅甸方面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威慑。[20]中缅战事甫经结束，乾隆帝即传谕傅恒等人，如缅甸“愿为臣仆，纳贡输诚，则缅地皆我版籍，贸易无妨相通，倘止求撤兵，未请纳贡，通商断不可行。”[21]其后，乾隆帝又反复强调，“定议闭关禁市，绝其资生之路，原属制缅要策。”[22]
其次，中暹连横以制缅。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缅甸灭亡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后，清王朝方面全面负责对缅战事的云贵总督杨应琚即有帮助暹罗复国，并联合其势以侧面夹击缅甸的建议。[23]尤其是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787、2、6）清廷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后，暹罗对缅甸的威胁日益严重。据史料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暹罗遗民起兵逐缅人复国。五十一年（1786），诏封郑华为暹罗国王，於是缅益惧。”[24]五十三年（1788）缅甸“来贡，乞谕暹罗罢兵”。[25]
其三，是缅甸内部的政治经济压力。从雍籍牙初期到缅王孟云时代，缅甸一直处于对外战争之中，这种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对缅甸经济影响巨大。在清缅战争中后期，缅甸方面就已切实的感受到了由于中缅贸易的中断，而对缅甸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中言：“缅自中国闭关市以来，土产象牙、苏木、翡翠、碧厶，铜厂恃云南官商采买者，皆壅滞，且频年用兵暹罗，国用日绌”。[26]这一记载在缅王孟云遣使清廷的表文中亦得到印证：“自禁止通商以后，边民生计艰难，还祈照旧开关，使小臣所产棉花等物借以销售，不但小臣身蒙厚德，且举国臣民均沐天恩于万万年矣。谨具表以闻。”[27]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缅甸方面由于战事的旷日持久，更是“城镇毁弃，杂草丛生，所能得见者，唯凄凉荒漠与死亡而已。”[28]这种严峻的国内经济困境，使得缅甸政府不得不改变自雍籍牙王朝建立以来就始终坚持的对外强硬政策。
其四，英国殖民势力的压迫。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步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后尘，英国东印度公司已“从纯粹贸易组织转变到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使得缅甸不仅遭到经济上的威胁，而且也受到严重的政治奴役的威胁。”[29]而且从1784年起，侵入缅甸的英国人就不断的挑拨缅甸阿拉干地区的贵族统治者，同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关系，支持阿拉干地区脱离缅甸控制而独立。雍籍牙及其后继者们对此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且，他们不能忘记英国等西方殖民势力，曾给缅甸所带来的麻烦。可以说，这种对于英国人的防范、憎恨心理，也是影响缅甸上层统治者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上述情况之下，缅王不得不重新审视清缅之间的关系问题。乾隆五十二年（1787），“缅酋孟云遣大头目叶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撤亚三名，率小头人从役百馀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氈、洋布四种，恳求进贡。”[30]翌年九月，缅酋贡使到京，住西城会同四译馆。清廷亦将四十一年（1776）俘获发往伊犁、黑龙江之缅人则列、波浦等六人，“派员转送出关，令其归国，以示怀柔绥辑至意。”[31]
“五十四年（1789），孟云遣使贺八旬万寿，乞赐封，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帝皆从之，封为缅甸国王，赐敕书、印信，及御制诗章、珍珠手串，遣道员、参将赍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32]
清人师范对此记载更为详细：乾隆五十五年，“诏允封王，开关，并御赐诗一章，敕谕一道，并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云南粮储道永慧、广南营参将百福赴缅宣封奏派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铁壁关。十七日，赏还迁徙马龙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线氏等八名口抵腾，知州屠述濂带送出关遣还。孟陨差目阿渺大万，并其三子应也赴官屯一带迎候；沿途馈送鱼盐食米，极为恭顺，永慧等赏赉有差。十九日抵新街，孟干备有船只，扬帆直下。孟陨亲出离阿瓦四站之九钮城恭迎御赐。七月初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陨遵照指示仪注跪迎，行三跪九叩礼受封，并将敕书、御赐诗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跪接，敬谨收存。永慧等于十三日回舟，孟陨出城亲送，并遣头目赍金叶表文，驯象二只，贡物各色，随同永慧等赴京谢恩，情愿世守藩隅，十年一贡，并谢赏还线氏之恩。八月二十一日进铁壁关，二十七日抵腾。永慧、百福伴送贡使便居也控、苏合觉、应达觉三人，并小头目暨跟役九人赍贡物表文进京，知州屠述濂沿途照料赴省。”[33]
至此，清缅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确立。尽管缅甸是较晚加入清朝宗藩体系的东亚国家，但清缅之间的宗藩关系一旦确立，很快就进入了良性的发展轨道。史载：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791、2、25），礼部题：“缅甸国王孟陨遣使表贡谢恩方物，俱赏赉筵宴如例。”[34]
同年，缅甸送还福建民人蔡元妈、方贤二名。清廷对此也给予回报，“著赏给蟒缎二匹、锦二匹、大缎二匹、纱二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用昭优奖。”[35]
乾隆六十年（1795），“缅王遣使祝厘，进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福字镫、金海螺、银海螺金镶缅刀……各色呢、各色花布，都十有八种。”乾隆帝亦谕曰：“尔缅甸国王孟陨，僻居炎徼，荣并藩封……今赐王及王妃文绮、珍物有差，用副眷怀，王其祗受，同我太平之化，辑尔邦家；承朕无疆之庥，爰及苗裔。” [36]
嘉庆元年（1796）缅王复遣使朝贺，遭云南总督勒保拒绝。嘉庆帝闻知，责勒保“殊失柔远绥怀之意”，交部严议，并赐缅王“蟒锦四端”。[37]
不过，这种友好的关系并未更上一层楼。到嘉庆后期，双方关系开始变得冷淡。其中固然有白莲教起义、交通阻隔等原因，但关键还是清廷在缅甸与暹罗的争斗之中，始终坚持中立的原则。换言之，清王朝未能满足缅甸统治者原来的设想，即臣服中国就可得到相应的支持，以共同对付暹罗。
其实，为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清廷对相邻属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贯是采取先劝双方，弃嫌和好，劝之不听，则置之不问的原则。如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四（1788、10、2），上谕内阁：“暹罗、缅甸两国，向来构兵不睦。暹罗业经受封，而缅甸现亦投诚内附，具系属国。嗣后该二国应彼此修好，同受天朝恩眷，不得仍前构兵。除缅使回国时已行传知外，俟暹罗贡使到日一并传知，令其回国告知该国王，敬谨遵照。”[38]但两国并不遵从，依旧征战不已。乾隆帝只得谕曰：暹缅“争界兴兵，由来已久，事关外夷，只可置之不问也。”[39]嘉庆帝亲政后亦承继了这一政策：“天朝抚绥外藩，一视同仁,断无偏助之理。缅甸与暹罗同列藩服，彼此称兵构衅；蛮触相争，惟当置之不问。”[40]
如此一来，缅甸当局便对清方多有不满，双方因隔阂而冲突，彼此猜忌，相互防范的心理，重新抬头。
嘉庆八年（1803）春，因缅甸土司孟斡禀称“伊国有事，即行具禀天朝；天朝如有应办之事，祈赏示知” 等，意在与清方互通情报，共同制缅。清听闻知，命云南地方官严加驳斥。“该国系化外蛮夷，如有应办之事，天朝既不必与闻；至天朝政事，岂有传播外夷，俾共闻知之理。看来自系该国与暹罗构衅，因见暹罗势强，思欲借以乞援天朝，助其声势，乃作此隐跃之词，冀为地步，殊属狡诈!”[41]
十二年冬，缅军追捕暹罗戛于腊人至中国云南车里土司界内，屯兵数千不去。清廷命云贵总督伯麟等人“向其明白晓谕，以九龙江系天朝车里土司地方，非尔国驻兵之所，戛于腊业已逃奔，尽可无庸留兵防备。若留兵日久,稍滋事端，均干严谴。一面仍通饬沿边土司，毋得容留戛于腊入界。”[42]
十四年（1809）正月，缅甸四大万头目投书云南永昌镇府，声明“九龙江地方原是天朝与该国所（共）管之地”。要求与清朝共同管理九龙江土司所辖十三板纳地方。对此，清廷严辞拒绝。“边徼地方设有定界，断无天朝外夷均相管辖之理。”[43]
十七年（1812）二月，发现缅甸与西藏第穆呼图
道光二年（1822）八月，又发生了缅甸地方官员私自诱捕云南车里土司事件。清王朝一方面照会缅甸国王，要求释放车里土司；一方面则命云贵地方官员：“边疆重地最关紧要，该督等务当督饬土司土舍多派练勇，将各要隘严切堵御，并令官兵于烟瘴较轻之处镇静防范，遥壮声威，以靖边圉。”[45]
可见，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到道光四年（1824）之间的清缅关
二
对以清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系而言，宗主国与属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平等，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还是相对开放的。但这些东亚民族在遭受该体系之外的国家，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扰时，这种相对开放式的对外政策就往往变为普遍保守的闭关政策了。这种现象在清代中国、李氏朝鲜、孟氏缅甸、德川时期的日本以及琉球、安南、暹罗等国的近代史上均可概见。如
英国自产业革命后，如何打破东亚各国的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攫取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就成了英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十八至十九世纪初期的大清王朝与缅甸王国，尚处于其国力相对鼎盛的时期，换言之，即其对外来殖民势力的入侵，还具备一定的抵抗能力。故在无法以武力打开中缅国门的情况下，英国首先采取了通过外交途径以达到其殖民渗透的目的。如英国对清王朝的举措即有：
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商人洪仁辉事件。
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卡斯长特访华。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马嘎尔尼访华。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阿美士德访华。
毫无疑问，英国对华的四次外交尝试，均无果而终。接着，英国殖民势力在印度站稳脚跟之后，也开始逐步向中国的西南属邦――缅甸渗透。“从1795年到1818年间，英国先后六次派出使者到缅活动，企图诱迫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始终没有得逞。”[47]
在中缅两国的近代史上，都曾面临过一个共同的侵略者，那就是英国。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是，英国在从南亚侵扰中国，瓦解清缅宗藩关系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英国资产阶级所预谋的从中国东南海疆与西南腹地，分进合击，以图完全打开中国的市场，即他们所提出的，“开通中国西南边疆，与逆长江西进相配合，实现连结英属印度与长江的对华贸易战略。”[48]因此，英国侵缅与侵华的步骤必然是相互关联，逐步深入的。
道光二年十二月（1823、1），英国以吉大港居民越过内府河进入缅甸时，被缅军所阻为借口，派军进驻缅属信摩骠岛，拉开了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序幕。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826、1、19），英国迫使缅甸签订《杨达波条约》。其中规定：1．缅甸今后不得干预曼尼普尔、阿萨姆、克车等地区的事务。2．缅甸同意将阿拉干、兰里岛、曼翁、实兑等地区和岛屿永远划归英国领地。3．缅甸在未付清战争赔款之前，将丹那沙林、丹老、土瓦及附近沿海各岛割让给英国。4．缅甸向英国赔款1000万缅元。5．英国政府派一名使节常驻缅甸京都。[49]
英缅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刺激了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市场的野心。而阿美士德使团的失败，又使得英国对于通过外交途径打开清朝大门的设想彻底失望。马士曾言：“阿美士德勋爵回到了广州。他已经为要求改良广州当局所惯用的办法而去过北京。他已经失败了。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英国只剩下三种选择：要么诉诸武力，强迫中国方面按合理的条件整顿贸易，要么绝对服从中国方面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要么放弃贸易。”[50]毫无疑问，对于英国来说，其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诉诸武力。那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英缅《杨达波条约》签订之后，曾引起缅甸各个阶层的很大不满。从缅王孟既（1819－1837年）至缅王孟坑（1837－1846年）对此更是耿耿于怀。缅王孟坑甚至公开宣称：《杨达波条约》“非朕所订，殊无约束可言。”[51]显然，在此种条件下的英缅关系很快就进入了僵局。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使节撤出阿瓦，英缅关系再次滑到了战争的边缘。
但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正在忙于争夺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加强对于印度的占领，以及图谋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等等，所以，暂时还无法腾出手来对付缅甸。
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初步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曾给了英国资产阶级以满心的的欣喜与幻想，但是带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因为他们发现，此前英国通过战争而取得的某些成果，不仅被美、法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费一枪一弹而共同分享，而且这些列强还成为了英国在华权益竞争的有力对手或潜在威胁。这种状况使得英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变通对华的侵略政策，而通过缅甸以曲线打通清王朝的腹地，便成了他们既定的目标。梁英明与梁志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企图以缅甸作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的通道，于是便寻找时机对缅甸进一步扩张侵略。”[52]
待咸丰二年（1852），英国趁清王朝为太平天国大起义的爆发而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缅甸的时候，第二次英缅战争也就正式开始了。
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1852、4、5）英国对缅甸不宣而战，同年8月，英军占领了卑谬和勃固地区，缅方对此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战事遂告结束。
第二次英缅战争的爆发，是英国企图进一步打开清缅两国相对闭关政策的必然结果，英国的胜利，更加鼓舞
三
道咸时期，虽然清缅双方均受到西方列强的侵扰，但两国的宗藩关系并没有中断，反而呈现出某种规范化、制度化的色彩。其间，尽管发生了道光二年（1822），缅甸地方头目私自诱捕车里土司的事件，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双方的宗藩关系，继续按照良性的方向发展。据史料载：
道光三年（1823）八月，“缅甸国王（孟既）遣使恭赍表文，呈进方物，情词出于至诚，所有该国王例贡，著准其呈进。”[53]
道光四年正月二十六（1824、2、25），“缅甸国王孟既遣使表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54]
道光五年（1825），缅王孟既遣还被缅甸地方头目所诱捕的车里土司。[55]
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四（1829、12、29），云贵总督阮元奏：“缅甸国王孟既遣使表贺生擒逆裔张格尔，恭上皇太后徽号，照例宴赉。”[56]
道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1834、3、4），缅甸国王孟既遣使表进方物，赏赉如例。[57]
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赏故缅甸国使臣孟腊糯牙他，银三百两”。[58]十二月初三（1844、1、22），“缅甸国使聂缪那、牙瑞冻等四人于神武门外瞻觐。” [59]
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继孟既而立的缅王孟坑“遣使呈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60]
缅甸蒲甘王（1846－1853）在位期间，一直未向清廷朝贡。但缅甸曼同王（1853－1878）继位后，很快就向清王朝派遣使节。清王朝因“现在粤匪未尽歼除，该国贡使向由贵州、湖南、湖北取道进京，若令绕道行走，殊非所以示体恤。即着该督抚传旨，该使臣等此次无庸来京，仍优予犒赏，委员妥为护送，先行回国。贡物、象只即行赏收，一俟道路肃清，即由该督抚派员送京。其应行颁赏该国王及正副使臣等银物，仍由该衙门照办齐全，发交该省赍送出关，转交祗领。如此量为变通，既无虞跋涉之劳，益足示怀柔之意。”[61]
综上可知，尽管历经中英鸦片战争和缅甸国内的宫廷政变，中缅当局都在努力维系着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但随着中缅两国的国门洞开和西力大潮的不断高涨，两国各自的社会亦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即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和缅甸的曼同王改革。
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阶层开始认识了他们所处的内忧外患的困境，和“古今奇变”的世界大势。于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运动也就悄然拉开了序幕。
但是，洋务运动拯救不了风烛残年的大清帝国，几乎同时发生的曼同王改革，也同样挽回不了缅甸的悲惨命运。
两次英缅战争的失败，和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让缅甸统治者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且也让他们看清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清王朝，并不能够成为缅甸的依靠。唯一的选择，只有学习西方，改革自救的一条道路。咸丰二年十一初七（1852、12、17），明顿王子与其胞弟加囊王子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蒲甘王的统治。咸丰三年二月（1853、3），明顿王子继位，是为曼同王（或称明顿王）。随之，曼同王与加囊王子开始了著名的曼同王改革。[62]
可以说，从革新军队到创办近代工业，从废除采地和服役地制度到发展农业和贸易，从改良政治到发展文教，曼同王与加囊王子都积极的进行了最初的改革尝试。这些改革与清朝的洋务运动，无论是从内容还是遇到的问题，均有某种相似性。
首先，是对于西方的近代军事工业或者民用企业，存在着过度模仿的倾向，这种模仿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是从根本上限制了缅甸与晚清王朝的改革效果。其次，因两国都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近代化改革，所以，其改革历程大都表现出极强的封建性，或者是对于封建体制的某种依恋。最后，由于过于依赖西方的技术支持，大量聘请西方专家。而这些所谓的专家或者技术人员并未起到所期望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近代中国与缅甸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都在日益融入近代世界，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变革，这种融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殖民势力压迫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在此前后的中英缅三国关系。
十九世纪中前期，英国在华势力独占鳌头。但是，这种优势随着法、美、俄、德等国在华势力的不断增长，而
在此种情况之下，英国不得不给予晚清政府某种鼓励，让其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对外抵抗能力。而这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产生的重要的外因之一。
英国的这种思想同样体现在对缅甸的政策方面。可以说，也正是因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缅甸曼同王的改革才得以启动并持续下去。
当然，允许改革并不就意味着不再侵略。1867年，英国利用缅甸政府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忧外患状况，迫使曼同王与之签订了《贸易、引渡逃犯和审判权条约》。缅甸学者评价此条约说：“对缅甸人来说，这只是一项给予而无所得的协定。为了保护上缅甸免遭沦陷而购买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和战船等军用品的权利，竟成为要经过英国人同意才能办到的事情，这就是缅甸人作了让步却见不到成效的一个例证。总之，这个协定虽然名义上称之为贸易协定，但是可以说，英国人通过协定很好地获得了政治利益。”[65]
在曼同王同英国进行最初接触的同时，缅甸方面亦与清王朝一度恢复了蒲甘王时期中止了的清缅朝贡关系。但因清廷在此前后的内忧外患，并无暇顾及与缅甸的关系，所以缅甸政府遂对清廷渐生失望。直到光绪元年（1875）八月，始见缅甸与清朝方面再次进行政治接触的记载。“光绪元年八月丁丑，缅甸国纳贡使臣直也驮纪们腊们甸沮阿素在神武门外瞻觐。”[66]
由于对清缅宗藩关
四
先是，英国曾力图维持远东的均衡状态，但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英国发现，他们不得不尽快改变这种政策。因为，“别的国家也在拼命找寻工业品市场，整个欧洲都受到了物价暴跌的影响。而其中某些国家却不像英国那样，在中国拥有既得利益而愿其继续存在。俄国在过去一些年中悄悄地占领了大片不明确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时又向前推进，越过中亚细亚，而接近了真正的边界。中国一面在内地受到压力，一面在沿海又受到新的压力，真是腹背受敌，左右为难。这时，现代形式的帝国主义正在形成。敷设铁路的计划已同一种更远大的政策相连在一起，这种政策‘只能被称为是旨在从事殖民的政策。’中国四周那一环为之作屏障的属国，到八十年代初已告瓦解。”[67]
因此，英国在南北与俄国争霸东亚；东西与法国争夺缅甸的殖民格局中加快了侵华与吞并缅甸的步伐。针对清政府比较关心的英印殖民当局是否会侵占缅甸领土问题，英国表示了一种极为狡猾的态度。将是否最终吞并缅甸，放在了后者是否会遵从同英国签定的条约基础上。威妥玛曾对李鸿章表示：“缅甸这个地方，我们英国人甚欢喜，英国若得他的地方，颇为有益。且他这个小邦，英国一起兵就可得的，但英国却不要他的地方。如或缅甸仍是今天立约，明日违背，恐怕英国也不能不动兵。”[68]而李鸿章等人的不恰当的表述，又使得缅甸失去了依赖清朝以抵抗英国的可能。李鸿章言：“缅甸自同治末年进贡后，迄今并未进贡，我们现在不管他的事。不过，缅甸系中土属国，你们若与缅甸动兵，先给我们一个信，就于彼此交谊无碍，与日本办理琉球情形不同。”[69]
在得知清政府的立场之后，接下来英国就要急需处理在缅甸问题上同法国的冲突了。随着法国对安南的逐步占领，其对缅甸的觊觎也膨胀起来。而且，这种觊觎，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缅甸联法制英外交策略的暗示。于是，随着法缅两国关系的发展。缅甸在近代化改革中相继雇用了大批法国专家，并且，聘用法国军官帮助缅甸训练军队。法缅之间的密切接触，以及法国在缅甸势力的迅速发展，无疑给英国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885、1、15），法缅之间秘密签订了《法缅条约》。“法缅订约之讯传来，（英）印度政府之政策乃亦决定。”[70]
先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列强的环攻之中，整个清王朝的宗藩体制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为保护周边属国，以维持天朝的最终统治，清廷开始强化同周边属国的宗主权。如光绪八年（1882）春，清廷在协助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通商条约》时，便极力要求加入“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一条。面对英国欲吞并全缅之势，李鸿章亦悟前言之非，在中法战事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抽身作出种种补救，以图保住缅甸。光绪
但侵略者对此，并不理睬。光绪
马士与宓亨利关于英国吞并缅甸一事就曾有过一段比较精确的描述：“中国同它的藩属安南的关系的调整，接着就引起它同缅甸的关系的类似的调整。1862年下缅甸并入英属印度，但是，上缅甸虽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却仍是由缅甸王统治。可是，到了1886年，为了印度的福利和法国在远东的扩张野心这种种关系，上缅甸也被并入英属印度。”[73]
五
缅甸亡国了，但是，第三次英缅战争后的中缅宗藩关系该如何处理，却成为中英之间不得不进行交涉的问题。其实，关于缅甸问题的中英交涉，早在英国完全吞并缅甸之前就已经逐渐的展开了。从清朝方面来说，如果坐视缅甸灭亡而不闻不问，那么显然是有悖于“字小存亡”、“兴废继绝”的宗主国义务，而且，这也会给尚未脱离清王朝宗藩体系的其他国家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但是，出于避免重蹈安南覆辙的考虑，清廷对清缅之间的宗藩关系问题，在同英国的最初交涉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关于此点，当时的使英大臣曾纪泽在光绪
而当时缅甸方面对延续百余年的清缅宗藩关系，已不抱任何希望。据曾纪泽
清缅双方在宗藩问题上的失误，恰为英人所利用。当清方向英国表示出欲在英缅之间进行调停的意向后，英人即采取了一种极为狡猾的应对策略。曾纪泽九月五日（10、12）的电文曰：“英复文云，缅之贡华，前者不知。华允调停，英甚感谢。然调停仅暂安，现欲靖暴乱，俟办毕再与华议商善后之政。”[76]
清政府随即命曾纪泽照会英国外交部：“云缅无礼已甚，英伐之固当。但究系中国贡邦，此后英拟如何之处，全看其作何答复。至开谈须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八幕通商，宜作第二步办法。”[77]
针对清政府在缅甸问题上的一再要求，英国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做侵缅的准备，另一方面则采用了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其原先承认的清缅宗藩关系，矢口否认。
但英国早已存有全吞缅甸之心，此时清王朝的口舌之争，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光绪
其实，对于清缅之间的宗藩关系，英国并非是一无所知的。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此装聋作哑而矣。但是，英国却无法摆脱清方在此问题上的苦苦追问。最后，在曾纪泽的据理力争之下，英国方面不得不给予回应。
先是，同年
在曾纪泽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之所以不愿再保存缅甸社稷的考虑，主要是担心法国的竞争。据腾越厅同知陈宗海禀告，在英国军队攻陷阿瓦之后，“英阿也半（即英国驻缅使节）欲下法阿也半之旗，法言我先来，尚不肯图缅寸土，尔国假送太子为名，伪言议和，不放一枪一炮，即图缅国到手，俨是盗贼所为，何尝名正言顺，我等奏明我王，再同尔国公论乃止。”[83]法国对于英国吞并缅甸的强烈反对，使得英国不得不有所顾忌。
英国之所以在当时同意暂存缅甸社稷，一方面是清政府在缅甸问题上持之以恒的态度；英国企图以保存缅甸社稷来作为同清帝方进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则是缅甸本土反英斗争的高涨，史载缅甸：“各山寨多有不服，群聚为盗，白昼在都城四五十里之外肆行抢劫，夜则直至附近城外十里前后掳掠，英人不能安抚。”又“英阿也半命缅官往唤各土司来投，该土司等均不肯来。看此光景，定有动干戈之势。”[84]
缅甸各地此起彼伏的反英斗争，甚至让英国一度有允许中国稍展边界的想法。薛福成记载：“英人自以骤得缅甸全境，所获已多，是以有稍让中国展拓边界之说。当时英外部侍郎克蕾曾称，英廷愿将滁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滁江，即洋图所谓脎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85]
对于英国方面同意保存缅甸的表示，清廷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也有所警惕，并准备以索取八幕地区的控制权为议题，来抵制英国可能提出的无理要求：“缅祀不绝，贡献如故，界务又可开拓，得旨照办。惟缅另立何人为主，宜先告中国允后再定，尤为得体。摄政则听英缅自定，我不与闻。彼云商务宜宽待，须防要挟地步。英括全缅，得利已厚，立王留贡，虚文不足抵。八幕展界，正可借此立说，须坚持，防他索。”[86]
但是，事情却并没有如清王朝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发展下去。
英国政府的换届，导致了中英既有的交涉成果荡然无存。新一届英国政府不但拒绝了有关八幕问题的交涉，而且推翻了前任政府有关同意保存缅甸社稷等方面的决议。为了抵制可能来自清方的抗议，英国新任政府还提出了以中英之间的平等互换礼节来代替缅甸原有的定期向清朝朝贡的制度。
对于英国方面的出尔反尔，身在中英交涉第一线的曾纪泽是深感艰难。为此，他提出了刚柔并重的策略与通商朝贡联合而论的交涉原则，即“英灭吾朝贡之国，又所商善后不协吾意，吾以友谊为重，不欲失和，然当商议界务，照各国所绘中缅界图分管。如此是拒其陆路通商之请，故谓之刚。柔则允其两督互送礼之说，缅前贡华者改由缅督送云转呈。华前赐缅者，改交云督抚送缅。界则潞江东仍归华，八幕有华租界，且可设税关。如此稍柔，然可即了。”[89]
但清廷的决策者们始终认为，应将保存缅甸社稷的问题作为中英交涉的中心议题。为此，曾纪泽不得不对英外部进行苦苦的交涉。十二年正月初八（1886、2、11），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立教王有存祀之意，即遵旨始终力争。争未得似不宜遽定界务、商务，是示以不复争存祀也。” 初九日，“本日争存祀，克（指英国外交部官员克蕾）怒云，英据缅本可不商中国，中国不允缅督呈仪，一切事可停商等语。”[90]
无休止的争论使得曾纪泽倍感苦闷。正月二十四日（2、27），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力争存缅祀，口舌争论，究嫌无据。仍宜给与照会，婉言正论，反复理辩，但能设法令其复践前说，则缅督进献一节我亦可通融再商。总须有索文，有照复，议办方免翻悔。”[91]
但英国方面一意孤行，始终坚持其在1886年初所提出的两项提议，即“英复咨不肯践言，其词甚决。仍议每十年由缅督备前缅王应贡之物，派缅员呈进。八幕亦不允归我，但允于大盈江北让一股归我，使我得到伊江，且得通于海。至南掌等处归我，仍践前言耳。”[92]
正当中英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处在白热化时，英国政府又狡猾的依据光绪二年（1876）的中英《烟台条约》提出了西藏通商问题，以分散和牵制清朝对于缅甸问题的过分关注。可以说，这一记重拳完全击中了清廷的要害。毕竟，作为外藩的缅甸，而且是已经名存实亡的缅甸，与作为内属的西南屏障西藏，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在下面庆亲王奕劻的奏折中就明白无误的表示出来。
为奏闻请旨事。窃臣等溯查缅甸一国，自乾隆五十九年称臣内附，每届十年进贡一次。迨至道光初年以后，缅甸与英国通商，将西边沿海一带地方让与英国管理，嗣因商务兵争，缅非英敌，英遂将其南边一带地方逐渐侵占。
前数年间，缅甸又私与法国议立条约。自法国侵占越南，因由越南之西贡可达缅甸南境，又取道南掌可窥缅之东北，对缅亦颇生觊觎之英人恐法人效其所为，即不能独专其利，因于上年秋间借缅王判英国木商歇业之事构衅，称兵劫迁其主于北印度而占据其地。
夫缅甸既已臣服我朝，而此数十年间与英人私让地方，与法人私立条约，从未入告疆臣奏达天听，是其罔知大体，自外生成，致遭祸变；咎由自取，本可不必过问。惟究系我属服之邦，一旦被英人剪灭，国体攸关，因即迭次电致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国外部力争，务在存缅甸之祀，立孟氏之后。
臣等亦以此说与英国署使臣欧格讷力为辩论，并将乾隆年间颁赐印文及缅王历届进贡表文、方物等年份、数目抄录寄交曾纪泽转交英国外部阅看，谓此即缅甸为我属国之的据，万不能任令外人灭绝。彼此论说，舌敝唇焦，始据曾纪泽电称，英国外部有另立教王，不管缅甸政令之说。乃未几而英国更换外部，前说顿作罢论。
臣又电嘱曾纪泽照会英外部辩论，而英外部以为据缅甸史书但称馈送中国礼物，并无进贡明文，其意在不认为中国之属国，以图自便。虽再三辩驳，卒亦不能转圜，因此暂行停议。……适英使以缅甸一事来臣衙门商议办法，据云，缅甸前与法国立有条约，今若另立缅王，则法约不能废弃，诸多牵制，是以难从中国之命。今愿照缅甸旧例，每届十年由缅甸总督派员赴华，并请勘定滇缅边界，设关通商等语。
窃思缅甸全境为英所占，缅人既不能自图恢复，中国又不值涉远穷兵，轻启边衅，且英人方谋入藏，恐致别起事端，为患尤重，因就其来议缅事，先杜其入藏之请，两相抵制。反复辩论，英使乃允停止入藏，只求在藏印边界通商。
臣等又以缅甸总督派员赴华，并未明言贡献，语涉含糊。英使谓若言贡献，有失彼国之体。臣等仍坚执不允，乃添入呈进方物，循例举行之语，尚属得体。详察英人之意，盖以缅事不了，则滇边商务不能开办。洋人志在图利，故急求商定，恐我不允其请，谓《烟台条约》已有滇省边界与缅甸地方来往通商一节派员会同商定之文，是滇边通商终难拒绝，……因与英国前署使臣欧格讷商订草约五条，候命下之日彼此互换，谨将所议草约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应请钦派大臣与英使画押盖印后寄交出使大臣刘瑞芬在伦敦互换，以便永远遵行，谨奏。光绪
谨将所议中英缅甸条款缮单恭呈御览：
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
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
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
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
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文、英文各三份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再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93]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六（1886、7、7），中英双方换约成功，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结束。其后，关于英属缅甸十年一贡的具体条款，中英之间虽然发生过一些争执，但是，随着晚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加剧，此事终不了了之。清朝与英国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完全付诸东流。
[1]《清史稿》卷528，《属国三·缅甸》，中华书局1977年八月版，第14661页。
[2] 王昶《征缅纪闻》卷17，《永昌府文徵》，第17页。
[3] 昭梿：《缅甸归诚始末》，见《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0页。
[4] 同上，第121页。
[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卷751，第263页。
[6] 王昶：《征缅纪略》，见《永昌府文徵》卷17，第13页。
[7] 同上。
[8] 同上。
[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一）》，卷847，第338页。
[10] 王昶：《征缅纪略》，见《永昌府文徵》卷17第22页。
[11]（缅甸）貌都：《雍籍牙王朝考》，缅甸贡都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
[12]《清史稿》卷13《高宗本纪四》，第483页。
[13] 同上，第486页。
[1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三）》卷990，第222页。
[15]《清史稿》卷14《高宗本纪五》，第507页。
[16] 同上，第508页。
[17] 同上，第509页。
[18] 同上，第510页。
[1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三）》卷1031，第820页。
[20] 据《清史稿》卷528《属国三·缅甸》记载：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因缅人贡使不至，帝令毋许奸商挟货贸迁以利缅，且漏内地消息。
[21]《大清十朝圣训》卷284，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8册，第4684页。
[22] 同上，卷286，第4702页。
[2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卷783，第626页。
[24]《清史稿》卷528，《属国三·缅甸》，第14679页。
[25] 同上，第14695页。
[26]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第137页。
[27] 师范：《滇系》，典故，第四册，光绪丁亥重刻本，第43－50页。
[28] （英）戈·埃·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6月版，第481页。
[29] （苏联）瓦·巴·科切托夫：《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现代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8月版，第175页。
[30]《清史稿》卷528，《属国三·缅甸》，第14680页。
[31]《大清十朝圣训》卷274，第8册，第4569页。
[32] 同30。
[33] 同27。
[3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八）》卷1371，第394页。
[35] 同上，卷1382，第544页。
[36]《清史稿》卷528，第14680页。
[37] 同上。
[38]《大清十朝圣训》卷274，第4568页。
[3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九）》卷1422，第32页。
[40]《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三）》卷185，第443页。
[41]《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111，第483页。
[42]《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三）》卷191，第552页。
[43]《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三）》卷206，第748页。
[44]《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四）》卷254，第437页。
[45]《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一）》卷39，第700页。
[46] 黄祖文：《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对内对外政策》。
[47] 李霞：《英缅战争与缅甸殖民化》，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年第一期。
[48]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89页。
[49]（缅甸）觉德：《缅甸联邦史》，1960年缅甸文版，第361页。
[50]（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10月版，第48页。
[51]（英）戈·埃·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15页。
[52] 梁英明、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84页。
[53]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一）》卷57，第1016页。
[54]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二）》卷64，第14页。
[55]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二）》卷87，第397页。
[56]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三）》卷163，第520页。
[57]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四）》卷248，第741页。
[58]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六）》卷397，第1121页。
[59]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六）》卷400，第1154页。
[60]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七）》卷401，第11页。
[61]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二）》卷102，第504页。
[62] 关于缅甸曼同王改革，可以参见黄祖文先生：《十九世纪下半叶缅甸明顿王的改革与外交》，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63] 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44页。
[64] （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版，第8页。
[65]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委员会总部主编：《基础缅甸政治史》（缅文）卷2上册，1977年版，第248页。
[66]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一）》卷15，第262页。
[67] （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版，第9页。
[68] 《李文忠公全集》，卷9，光绪申印行本1908年版，第10页。
[69] 同上。
[70] （英）戈·埃·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6月版，第526页。
[71]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72] 《李文忠公全集》，卷18，第7－8页。
[73]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10月版，第349页。
[74]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1，第20页。
[75] 同上，第31页。
[76] 同上，第36页。
[77]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2，第27页。
[78] 同上，第31页。
[79] 同上，第29页。
[80] 同上，第45页。
[81] 同上，第35页。
[82] 同上，第44页。
[83]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3，第7页。
[84] 同上。
[85] 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1，光绪丁酉上海醉六堂石印本，第8页。
[86]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2，第44页。
[87] 同上，第58页。
[88]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4，第7页。
[89] 同上。
[90] 同上，第13－14页。
[91] 同上，第19页。
[92]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65，第2页。
[93]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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