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94—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此，一般人了解不多，国内外学者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拟依据大量资料，对英国在甲午战争初期、中期、后期的活动影响（1894·5—1895·10）进行一些分析研究。
一、初期：力求维持现状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全ｂěｎｇ＠①准领导的东学党反政府起义，朝鲜国王李熙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也极力劝诱清廷出兵，清政府盲目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清军1,500人赴朝，日本乘机向朝鲜派兵万余人，抢占战略要地。英国在中日纠纷初期的态度如何呢？一些学者指出，英国对日本采取“纵恿、妥协政策”，采取“支持日本的立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诚然，英国的确有过一些对日“纵容、妥协”、“支持”的举措，例如，在中日谈判期间充当调停人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多次胁迫清总理衙门答应日本所拟四个条件：“改革朝鲜内政”，“派大员赴朝鲜商办”，“两国共保朝鲜，不许他国占其土地”及“日本商民在朝鲜与中国商民一律看待”[1]，满足日本“既把清军拖在朝鲜，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进一步挑衅”的欲望[2]。总理衙门也不甘示弱，它指出：“朝鲜有其自主之权”，“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3]。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如果日本人在朝鲜与中国人一律优待，“即系分去属邦一半之意，故不能允”[4]等等。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英国还采取了相反的措施。
英国在远东地区攫取的权益最多，为了维护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保持现状，它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首先，英国先后采取四个步骤避免战争爆发：“劝说日本避免同中国冲突”；“发起五强（英、德、法、美、俄）联合调停”[5]，提议中日驻朝军队分开，设立中立区，然后再进行谈判；建议中日“撤兵再议善后”，“或令日本先撤续派之兵，所剩者与华兵现驻之数相同，此中或撤或留，两国同办，然后再商议别的事”[6]。但由于日本采取欺骗宣传，离间英、俄关系，提出了中国不能接受的条件，致使英国的调停完全破产。其次，英国还允许中国租用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高升”、“爱仁”、“飞鲸”三船为赴朝清军运送军队、饷银、马匹及枪械等。所有这些，都不能解释为对日本的“纵恿、妥协”和“支持”。
总之，我们认为，在中日纠纷的初期，英国为维护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主要采取支持中国，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它对日本虽有“纵容、妥协”和“支持”，但居于次要地位。
二、中期：对日本有所支持
战争期间，关于英国的立场，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一些学者来看，英国“扮演着一个支持日本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英国采取“听任事态自然发展的消极态度”。我们认为，上述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我们承认英国从
第二，英国不愿看到中国受到太大削弱，影响其在华权益，故对中国反侵略战争亦有所援手。战争爆发后，日本要求英国将受雇于北洋海军中的英籍洋员（海军专家）撤走，遭到英国拒绝。开战初期，清政府与赴朝清军联络困难，在英使欧格讷的默许下，中国雇佣英国邮轮为驻守仁川、汉城、牙山等地的清军送信，并将当地战况带回中国。同时，清廷也长期雇佣英国“爱仁”等商船运送士兵、枪炮、弹药、饷银，当日本质问时，英国拒不承认。“高升”号被击沉后，英国“海豚”号军舰前往出事地点救人，“将高升船所沉之人又救起八十七名。”[15]黄海海战期间，“英国兵船七只到大鹿岛一带救人”。[16]“求出‘广乙’船弁兵十八名”。[17]此外，中国曾雇佣英轮探听日军动向，英国军舰也多次尾随日舰观战，并将所获情况通知中国，中国由此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第三，当日本的侵略活动危及英国权益时，英国就限制日本。甲午战前，由于战争迫近，上海道于
总之，在这一时期，英国为维护自己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阻止沙俄南下，在日本的拉拢下极力支持、袒护日本的侵略活动。但英国朝野对待日本的态度存在着分歧，故英国在若干重大事件中的处理手段不尽相同。英国也不愿看到中国受到过分削弱，从而影响自己的在华权益，更不允许日本触犯自己的权益。
三、后期：对双方态度冷淡
1895年2月以后，战争接近尾声，清军败局已定，清廷被迫同日本议和。一般认为，英国从中日议和到三国干涉还辽期间采取支持、拉拢日本的政策。我们认为，此种观点不够妥当。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其中规定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一条款“直接威胁到沙俄在中国东北、华北的侵略利益”，[27]于是它便联合法、德两国共同“劝告”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三国军舰也同时出现在中国和日本海面，虎视眈眈。日本惊恐万状，它深感自己不是三国的对手。为摆脱困境，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一方面要三国撤回劝告或减少劝告内容，另一方面则企图与英、美、意等国组成反干涉联合阵线，以与三国抗衡。
英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在中日议和初期，中国驻英、法、意、比大臣龚照瑗曾拜会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请求英国帮助中国，被金伯理婉言拒绝。他说：日本“未有定见（即未说明索项——引者），刻下不便言”。[28]2月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获悉日本将割占台湾的消息后，为保全台湾，致函总理衙门，指出：“台湾逼近闽浙，若为敌据，南洋事事掣肘，且其地精华所萃，美利地穷”，故建议总理衙门“与英公使外部商之，即向英外部借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日人盘据，必派轮保卫，台防可缓，将来借款还清，英国无从觊觎台湾，其权在我，如照此办法，英尚不肯为，我保台湾则更有一策，除借巨款外，还并请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此乃于英国大有益之事，必肯保台湾矣。”[29]此后，台湾绅民及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也提出类似要求。[30]但是，英国根据它所掌握的情报，认为台湾对它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日本领有台湾，于英国并无损失，所以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龚照瑗请求英国参预干涉还辽，又遭拒绝。由此可见，英国对待中日的态度完全是以其自身的目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不能简单地判断支持谁反对谁。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14—615、621、575、613页。
[2]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3]《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75页，附件三，第723号文件。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14—615、621、575、613页。
[5]戚其章：《论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外交策略》，载《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14—615、621、575、613页。
[7]［日］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第77页。
[8]叶昌纲：《中日战争与英国，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9]［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泽：《蹇蹇录》。
[10]《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75页，附件三，第723号文件。
[11]《北华捷报》
[12]《中倭战守始末记》第3卷第20页。
[13]《台湾巡抚邵致总署函》光绪
[14]《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47页。
[15]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6]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7]《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975页。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14页。
[19]《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337、347、456页。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191页。
[21]《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337、347、456页。
[22]《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2—53页。
[23]［英］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4页。
[24]［英］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4页。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第341页。
[26]陈诗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0年第1期第82页。
[27]杨遵道：《三国干涉还辽的实现及其影响》，载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诗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13页。
[28]《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337、347、456页。
[29]《清季外交史料》第107卷第5页。
[30]郭焕圭：《英国外交与台湾的被割让》[1894—9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奉
（资料来源：《学海》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