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李文海老师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学术遗产。其中，他关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部分。作为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他主撰、主编的许多论著和资料集，不仅为该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整个中国灾荒史以至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也都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作为李老师培养起来的学生，又长期追随李老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切感到，充分认识和继承这份遗产，既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李老师最好的怀念。
一
毋庸讳言，在李老师之前，早有学者涉足过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但很少有人像李老师那样，在涉足这一领域之初，便对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缜密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成为不断拓展这一领域的不懈动力。同时，李老师又以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巨大的人格魅力，组织起一支团结奋进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才可以理解，原先在其他学者那里只是一个普通研究方向或课题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却能够从李老师这里开始，迅速成长为一个方兴未艾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老师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李老师决定大力开展近代灾荒史研究，起步于 1985年组建“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而这个课题组的成立，以及李老师此时决定大力开展这项研究，是与他此前对整个历史学科体系的深刻反思是分不开的。李老师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之所以选择近代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刺激下，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的一条研究新路。
李老师在1988年发表的《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一文，是其第一篇关于近代灾荒史的论文，更可谓是他和课题组同人致力开拓这一领域的宣言书。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很不适应飞速前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具体而言，“常常只是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历史的政治方面，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往往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的历史，而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就是指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研究阶级斗争史，“又只注意被压迫阶级一方，或者是革命的，进步的一方，不大去注意研究统治阶级或反动的一方”。其结果“势必把许多重要的题材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最被忽视的，则要算是社会生活这个领域”。他多次引用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而在中国历史上，灾荒问题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千百万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其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完全“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①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一个重要细节是，李老师决定转向近代灾荒史研究时，他其实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并且他这时还担任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诸多繁重的行政工作，使他每每自嘲自己的专业研究只能在“八小时以外”来进行。此外，在这个时候，李老师业已是一位知名学者，在素来为史学界所关注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
① 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以他此时的身份、地位，毅然置身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常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凭着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对学术研究的热爱，以及卓越的研究能力，李老师成功实现了这个巨大的学术转向，使灾荒史研究成为自己最后三十多年中最富活力的学术志业。
促使李老师进行这一学术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灾荒史研究所蕴含的深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他本人坦承，很早以前，他便在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所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启发下，注意到灾荒问题是了解国情、研究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就此而言，他之所以选择研究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作为对“史学危机”讨论的回应，当然不是出于一时灵感，而是基于长期以来结合理论与实际、历史与当代所进行的思考所致。后来的社会现实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李老师开拓这一领域所具有的前瞻性。在他着手组建课题组两年后的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把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次年，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为此召开会议，认为“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灾害损失严重、而防灾意识又比较薄弱的大国，应积极响应和参加这项活动”。②因此，当他和课题组同人于1990年、1991年相继推出《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和《灾荒与饥馑1840—1919》两部著作时，即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界参加这项活动的一个努力。③
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类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1991和1998年长江领域两次特大洪灾的发生，使得灾害问题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又因灾害问题都蕴含着长时段的发生机制，故而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灾害状况也有着迫
①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九十年代为“国际减灾十年”我国灾害防御协会讨论开展活动》，《人民日报》1988年2月13日第3版。
③ 彭明：《〈灾荒与饥馑：1840—1919〉·序》，载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第7—9页。
切的社会需要。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特地邀请八位历史学家分别座谈中国历史上的九个重大问题，李老师受邀所谈的问题便是“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有鉴于此，尽管当时灾荒史研究实际上仍处于荒芜的状态，但是李老师已经敏锐地感到，这必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本人清楚地记得，1999年深秋，自己作为入学不久的博士生，跟李老师商讨博士论文选题时，一开始并未决心将灾荒史作为主攻方向，李老师则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指出，从事学术研究，要会寻找一座有可持续发展前途的“富矿”，而灾荒史正是这样的“富矿”。
事实证明了李老师的预见。进入21世纪之后，灾害问题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在人类社会中扩展，如2003年的“非典”流行、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1年的日本海啸，都极大激发了人们了解自然灾害的渴求，从而大大促进了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有个特别明显的对比：在2000年以前的近百年中，关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成果，总量不过是六七部专著、二百余篇学术论文；2001年之后，关于灾荒史的专著以年均至少两部的速度出现，学术论文则达到年均 120篇以上。这充分体现了灾荒史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在2005年举行的“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老师在总结灾荒史研究的成绩时明确指出：“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客观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①毫无疑问，这一方面是对灾荒史研究得以迅速发展的准确总结，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他本人当初以极大勇气开拓新领域、进行学术转向的心声。
① 李文海：《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6期。
二
谈到李老师对于灾荒史研究的奠基性作用，另一个必须强调的方面是他对资料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凡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傅斯年甚至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说法，来高度凸显原始资料对于史学研究的基础作用。李老师从开展灾荒史研究之始，便严格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和要求，他不仅将本人的研究成果完全建立在充分的资料之上，更以无私的精神将自己和同仁们辛苦搜集的资料完全公之于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贯彻这种嘉惠学林的努力。可以自信地说，在李老师之后步入灾荒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少有人不从他的这些努力中受益。
李老师及其团队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灾荒史著作，是他们历经 5年之久才完成的、将近70万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尽管该书的编撰框架和结构内容蕴含着作者们深厚的研究功力和睿见卓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这本书的面貌首先是一本标准的资料集。关于为何要首先编纂这样一部书，李老师曾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全面研究和分析有关灾荒问题的各个方面, 不是靠一本著作所能完成的”，所以他和课题组成员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任务，“是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时间的自然灾害状况，选择一些典型的、可靠的历史资料，加以综合地、系统地叙述”。他既谦虚又自信地认为，“这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因为不弄清楚自然灾害的具体情况，对灾荒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我们不知道这部书是否能对社会提供多少有益的帮助，但至少有两点却是问心无愧的：一是我们确实还没有看到哪一本书曾经对这一问题提供如此详细而具体的历史情况。二是由于本书使用了大量历史档案及官方文书，辅之以时人的笔记信札，当时的报章杂志，以及各地的地方史志，我们认为对这一历史时期灾荒面貌的反映，从总体来说是基本准确的。”① 时间和事实证明，不仅李老师的这份自信是有充分依据的，而且这部书的价值也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认可。在国内外学界，这部书早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灾荒史的必备工具书。时至今日，作为李老师学生，我们还多次碰到有人索要这部书的情况。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出版的1990年，出版学术书籍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这部在当时算得上大部头的著作，仅仅印刷了620本，每本定价不过几块钱。现如今，在国内最大的旧书交易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该书的价格甚至被推上了几百元的价位，但即便如此亦是一书难求。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该书的续篇即《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身上。
在李老师开展灾荒史研究的过程中，他始终遵循的研究工作顺序是，先公开出版他领导的团队编纂的相关资料，然后才发表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性著作。例如，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出版的次年，才推出他和周源合著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一书；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之后，才推出《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这部著作。这一方面显示了他对史料和文献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从不独占和垄断资料，而是尽可能将自己和课题组多年辛苦积攥的史料原汁原味地奉献出来，让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分享，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灾荒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从而共同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实际上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公共平台，属于一种公共文化工程。
李老师对于这种公共文化工程的热忱，在出版 12卷本《中国荒政书集成》的曲折过程中得到了极其显著的体现。这集丛书基本囊括了宋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重要灾荒专书，总字数约 1，200万字。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套书的编纂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期间甚至一度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本来，这部大型资料集曾定以《中国荒政全书》的名
① 李文海：《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字推出，原定计划总数为16本。到2004年，在这套书出版了第5本之后，原出版社突然以出版经费不足为由，要求中止出版合同。至于最终交涉的结果，不过是出版社赔偿1万余元毁约费而已。更严重的是，由于这时绝大部分书稿的点校任务都已分配出去，众多同人的努力也面临着“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的厄运。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正是依靠李老师的不懈呼吁和多方努力，这只半死不活的“断尾巴蜻蜓”才终于得到再生的机会。经过热心朋友的穿针引线，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领导表示愿意接手整套书的出版，这才最终成就了《中国荒政集成》一书。而这套书的价值也很快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并获得2010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老师对这套书的出版决非仅仅起着“务虚”作用，他这时虽年事已高，却每每主动请缨去点校许多字迹最难辨认的稿本、抄本，其完成的工作量在全部点校者中名列前茅，这恐怕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在李老师主持编纂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作为近水楼台的弟子，我们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也希望成为这一精神的践行者。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自己的专著，是与李老师等前辈学者多年来所坚守的资料整理工作分不开的，所以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也常常把资料整理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众所周知，在目前的学科评价体制下，再坚持这样的工作，实属难上加难。我们在李先生指导下编纂各类史料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难免逐渐滋生烦躁之情。尤其是想到穷十年、数十年之功弄出来的大型文献资料汇编，在科研管理机构那里，往往还比不上一篇普通学术论文的时候，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但是李老师依然壮心不已。在即将迎来80寿辰之际，他又决心将另一部规模更大、史料价值更可宝贵的灾荒史文献公诸于世，这就是收录清宫原档多达 4万余件的《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说来话长，这批档案最初得以整理，还是得力于李老师的干劲。2004年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确定李老师为新修清史项目《灾赈志》的负责人，李老师立即贯彻自己“先资料、后研究”的方针，在接受任务后没两天，就率领项目组全体人员前往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档案馆达成了合作整理灾赈档案的协议。这批档案的整理，也使《灾赈志》项目的完成得到了重大保证。而李老师并不以此为满足，本着一贯的公共精神，他非常希望能够将这部珍贵文献推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虽然其间也几经曲折，但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这一工程终于在 2013年初开始启动。按原定计划，课题组将于是年 6 月 9 日开会讨论相关编纂细则，并请李老师作进一步指导，未曾想他竟在6月7日溘然长逝。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课题组同人曾就要不要取消筹备会进行了商讨，结果包括外地成员在内，所有人都同意照常举行，并表示一定要以完成这项工作作为对李老师的深切缅怀。
三
李老师固然把资料性工作置于非常优先的位置，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会降低自己在研究性工作中的标准。从数量上来说，李老师在灾荒史研究方面的论著并不算太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行政等其他事务和投入资料工作占据大量精力外，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他对个人研究工作的严格要求有关。也正是因为遵照这样的严格要求，李老师的许多灾荒史研究成果，虽然发表时间大都距今超过 20年之久，却一直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至今还对后来者发挥着很强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李老师的研究何以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呢？在我们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他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通常那种专业化分工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更具综合性和动态特征的研究视角，由此使他无论对于许多灾荒问题的考察深度，还是对灾荒具体内容的开掘，都能够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
在很多学者那里，灾荒史首先是被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来看待的。由此形成的一套通行研究路数，就是致力于说明灾荒的种类、成因、规律、影响、减灾救荒的应对措施等内容。应该说，这些内容当然是灾荒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拘泥于此，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就灾荒论灾荒、乃至“灾荒决定论”的境地。而李老师从研究伊始，就一再强调应该以此为基础来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地位与作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注意自然灾害“给予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近代经济、政治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一时期的灾荒带有自己时代的特色”。①无疑，这样一种视角，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对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观的反思和修正作用，即便与如今力倡的环境史或生态史视角相比，亦多有可资借鉴之处。
根据这种视角，李老师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开辟的第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和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推其1991年发表的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②
该文的主要特色在于：首先，这是第一次将灾荒因素引入到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之中，而且并非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过于夸大灾荒的影响，实际只是将之视为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其次，该文固然强调了因灾而起的民众抗议或社会性骚乱在促进革命形势日趋高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也只是突出其与辛亥革命这一新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揭示了两者的分歧，从而将其与传统的改朝换代式的农民起义区别开来；其三，与前一点相关，该文从灾荒观的角度，从革命派通过灾荒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舆论层面，反映了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政治合法性论据的变化，即从以灾异为核心的天命观向政治统治之民生绩效方面的转变，也就是从天命观向宪政观的转移；第四，该文还首次对晚清民初中国救荒体制演变进行了梳理，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分析尚需重新评估，但大体趋势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通过这样一篇有理、有据、有节的论文，李老师清楚地展示了如何以灾荒问题为视窗、又如何将灾荒作为重要变量来审
①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②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决未出现任何所谓“灾荒决定论”的偏激观点。同样依据这样的思路，李老师还考察了灾荒与鸦片战争、灾荒与甲午战争等问题，并阐发了此前学界未曾触及的洞见。不仅如此，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一些合作同事和他指导的研究生也从这一思路出发，分别探讨了灾荒与太平天国、灾荒与洋务运动、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灾荒与抗日战争等主题，揭示了诸多为前人所忽略却颇具重要意义的内容，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思路的独特价值。
李老师基于此种综合性动态视角而做出的另一项重要开拓，则体现在对一些原本看似为人忽略或重视不够的社会内容进行了极具深意的探讨。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及的是他关于晚清义赈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李老师之前，也曾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义赈活动，但大都仅仅将之视为地方精英所从事的一项公共事业，也往往一带而过。李老师则在接触这一内容伊始，便敏锐地发现其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线索，故而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他在1993年发表的《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一文，是国内外学界中第一篇专门论述义赈活动的论文。①该文首次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义赈活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并明确展示了义赈活动隐含的两条复杂社会脉络：其一，义赈活动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地方社会义举，其与国家层面兴办的洋务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吸收了许多新的社会经济成分，是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其二，义赈与属于地方社会的善会善堂等慈善资源之间，存在着既继承又超越的关系，也大大突破了先前民间赈灾活动只能在小区域范围内开展的状况。由此表明，义赈活动决不能仅仅放在中国救荒机制的近代演变中来理解，而必须与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社会变迁背景勾连起来加以考察。
大约在李老师此文发表10年以后，近代义赈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才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根据中国知网和读秀提供的数据统计，以近代
①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义赈为主题的专著迄今至少出版了6部，论文总数约为100篇左右。就绝大多数成果而言，固然补充甚至纠正了李老师当初文章中的一些薄弱乃至不确之处，但在整体思路上并未超越李老师的见解。对于那些力图推进近代义赈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李老师当初的认知思路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思考起点。
李老师在灾荒的社会内容方面另一项眼光独到的开掘，则是对灾荒诗歌的研究。在《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一文中，他通过将灾荒事实与灾荒诗歌内容的对照与解读，既揭示了诗歌对晚清灾荒的特征和危害的独特呈现形式，又表现了灾荒对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还结合文学和史学的属性，对灾荒诗歌的价值给予了十分客观的评判，认为“就艺术性而言，固然不见得是可以传诵千古的佳品，但就其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来说，应该说是上乘之作的”。①虽然这篇文章篇幅有限，论述上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但是李老师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眼光和思路，都反映出了令人赞叹的学术前瞻性。这方面的第一个表现是，近几年来，国内外学界都出现了对灾荒文学的关注，除去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别，这些研究者的主要考察手法，仍然是历史与文学的对照及互动。第二个表现则是，随着清史资料的加速拓展，以及清代灾荒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大大深入，清代灾荒诗歌的繁盛状况逐渐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加以重视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总之，以对灾荒诗歌的关注为焦点，推进关于灾荒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备受期待的取向，从而有力凸显了李老师这篇文章作为开山之作的价值。
在一般人看来，以李老师的身份、地位和贡献，却从未专门阐述过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或方法之类的东西，似乎是个不小的缺憾。但在李老师心中，这根本算不上一个问题。在 1995年出版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的前言中，他直言：“全书没有提出什么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的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热门问题的讨论，
① 李文海：《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大概不免会被有些人目之为保守之作的。”同时他也很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著述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注意的问题往往是过去研究较少甚至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写作时努力少讲空话，尽量不去做抽象的概念争论，对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叙述和分析，力求具体、细致，言必有据”。①无疑，李老师在自己的灾荒史研究强烈贯彻了这一理念，而这些成果的长久生命力，反过来也成为对这种理念的有力证明。
① 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