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随特定的时空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究其构成特质而言，边塞诗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次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另外随时代的发展其文化性和时代性也愈加彰显。这些必要特质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于是每个时期的边塞诗同时又是“这一个”，形成“一代之文学”。元代边塞诗的形成受到了传统创作的影响，但更是新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元代边塞诗”，所以称其为“元代边塞诗”，不是只根据据之前的历史来判定，亦非从当下时空出发给其界定，而是在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回归客观的“元代人的边塞诗”。
元代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朝代。正是由于这样特定的时空的影响，元代边塞诗的创作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疆域的扩大，让元代的边塞地域空前广大。在元人的眼中, 其地“北逾阴山, 西极流沙, 东尽辽左, 南越海表”［1］，这样使得元代边塞不但指“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这段东北至西北的边疆地区,”而是西北延至西亚之地(今阿姆河流域撒马尔罕一带) , 例如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庚辰西域清明》、《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四首》、《西域尝新瓜》等等，其表现地域直至塞上草原。向东，元人征服高丽使其成为附庸，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步迹，例如虞集的《赠别兵部崔郎中暂还高丽即回中朝》、张翥的《送式无外归高丽》等记录了元人的高丽之游。向南，元人也做了史无前例的开拓, 南边跨大理远至越南南方之地。例如张翥的《送刘侯赴大理》诗中“万里南云入马蹄，蛮酋迎拜过阿黎”写出元朝政府派人治理大理的境况，陈孚的《安南即事》写其受诏到交趾问罪的情状。
其次，元在一统过程中，先后灭掉西夏、金、南宋，三家归元，这使得有元一代，尤其是初期的诗人群体呈现出多元化，他们或由金入元，例如元好问、李俊明、郝经等；或由宋入元，例如方回、戴表元、赵孟頫、黄庚、方夔等。此外还有一些诗人是虽曾身处金源却同情南宋但最终归元，例如刘因等。因此元代的边塞诗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对同样的边塞，不同的人反应甚迥。尤其是那些金宋遗民每睹曾经的或金宋或金元或宋元的边塞时多是百般滋味在心头，诉诸笔端，形成了有元一代别具的不算边塞的边塞诗。之所以称其为“不算边塞”是因为元一统后这些边塞已非边塞；而又称其为“边塞”是因为创作这些诗时作者当时是视其为边塞的，且这些诗完全具备边塞诗的本质要素。
诗歌创作条件的变化，最终反映到“艺术产品”——诗歌文本上来，形成了有元边塞诗歌的独特的体貌特征。
首先，诗歌的远距离审美观照。
顾随先生在其《驼庵诗话》中曾提过，诗歌中就诗人即创作主体和关注对象关系而言大致分两种：一是诗人进行近距离观照完全融入其对象之中，物我一体，这样写出的诗情感浓厚却往往失之理思；二是诗人进行远距离观照和其关注对象保持了适当距离，这样诗歌虽见作家冷酷却得之能进行理性分析［2］。元代边塞诗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作家远距离审美观照的作品，尤其体现在由金、宋入元的诗人的作品里。究其原因，这与元代诗人的多元化有关，尤其是那些自金、宋入元的诗人，他们不同于那些北方少数民族诗人以一种高扬的姿态来雄视边塞踌躇满志，豪迈慷慨，而是怀一种被动且无奈的复杂心态来面对曾经的边塞——金元辽宋边界，因此少了唐人那种慷慨报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也无唐人那种因近距离审美观照而产生的身处边陲而心怀帝都之情, 也没了唐人那种功业未就的惆怅和苦寒不甘的情调。这些诗人置身边塞，涌上心头的更多的是“往者不可谏”的情感和历史兴亡感叹。这样，他们就不由得与审美对象拉开距离，从而进行比较可观的历史评判。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的刘因可为这方面的代表。刘因生于保定容城，“世为儒家”，且其祖父刘禀善金贞祐年间南迁，后来其父刘述于1232年携家北归，定居保定，之后入元。身处金源对宋怀有同情最后却入元朝，刘因的经历在当时既普遍又典型。刘因作过多首有关白沟的诗。白沟，昔日为辽、宋边界。其《渡白沟》
东北天高连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声霜燕界河秋。感慨孤怀几千古。只知南北限长江，谁割鸿沟来此处。……仰天大笑东风来，云放残阳指归渡。[3](P163)
诗人临此边界，涌上心头的有悲愤：“只知南北限长江，谁割鸿沟来此处”；有痛心：“当时一失榆关路，便觉云燕非我土”；有无奈：“谁知江北杜鹃来？正见江东青鸟去”。但超越前人的是，作者在这首诗里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赞扬了“莱公”即寇准的历史功绩，但对后来使臣的苟且求和加于了尖辣的讥讽，结句“云放残阳指归渡”既是实写诗人悲愤离开又是虚写诗人的一种心理上的拉开距离。
另一首《白沟》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
赵普元无四方志，壇源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3]P(170)
这首诗可以说是诗人自心理游离后进行远距离审美观照的结果，他已从悲愤和痛心中脱离了出来，与历史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对宋朝的妥协投降政策进行深刻的批判，并直接评述宋亡国的历史。
另一首同题《渡白沟》
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卫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
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3]P(180)
同样的地方，诗人冉生的依然是一种由游离至离弃的情愫。其头脑是冷静的，辽金结局如此，元又如何呢？作者观照的历史对象进一步扩大了。作为理学家的刘因面对无奈的历史，最终发出“独谁投”的何去何从的追问。
元中期曹伯启又写《过白沟河》：“久听人间说白沟，两朝曾此界中州。而今六合无关禁，依旧潺潺碧水流”［3］P(788)，诗人采取的是一种更远距离的审美观照，没有激愤，没有批判，只是客观描绘，几乎是一种“冷酷”态度了，已由刘因式的近于纯粹的咏史诗发展到单纯的写景诗了。另外像黄溍的《上京八首杂诗·其二居庸关》，陈基的《函关二首》、《潼关》以及其它的以阴山、淮河诸地为题的诗作虽语涉曾经的边塞但也都呈现出一种绝迥唐人的远距离审美观照态度。
其次，诗歌关注内容的广泛丰富。
元代之前有盛唐边塞诗如一座高峰横亘面前，他们崇慕之馀，并未囿于唐人家法，而是将关注的笔触拓展到了更广的方面。他们或写边塞的物产种植，例如马祖常《灵州》[3](P685)：“葡萄怜美酒，苜蓿趁田居”、“清明重农谷，稍稍把犁鉏”；或写边地风俗，例如陈孚《安南即事》[4]P(179)“笙箫围丑妓，牢禮祀淫巫”、“下俗浇浮甚，中华礼乐无”、“祭祀宗祊绝，婚姻族属汙”；或边塞奇异的景色，例如宋无的《鲸背吟》组诗中《东洋》、《日出》、《沙门岛》、《讨水》描写了南疆奇异的景观；或写边塞人民生活状况，例如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咏》：“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避兵开关穴，防水筑高台”、“卫风磨旧麦。悬锥杵新粳”、“救旱河为雨，无衣隆种羊”，在他笔下展现的是一幅绝然不同内地的民生图；或写边域的风土人情，例如马祖常《河湟书事二首》其二写波斯商人的“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探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3](P709)《河湟书事二首》其一写边人狩猎生活的“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3](P709) 此外，或写气候节令之反常，或写人民装饰之怪奇等等也很丰富。正是疆域的扩大为诗人们涉足边地提供了时机，他们将所见闻诉诸笔端，形成诗歌的“陌生化”之风，就对中华诗歌史而言，它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和表现范围。同时，从这些诗篇中，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幅员辽阔、纵横万里以及大好河山庄伟奇丽，从而胸怀各族人民，抛弃夏夷之防，进而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做到真正的“胸怀天下”，且更加激发对祖国的热爱和提高民族的自信心。
第三, 组诗形式的创新运用。
组诗传统虽很悠久，晋时阮籍以五言组诗写政治抒情诗《咏怀》，唐时杜甫以律诗写组诗进一步扩大诗歌的表现力，这些都为元代诗人大量使用运用组诗形式表现生活和情感奠下深厚基础。以各种诗体的组诗形式来描写边地风光民俗，元人达到了极致，历览中国诗歌史这几乎是空前和绝后的。
五言组诗有袁桷的《送马庸伯御史奉使河西八首》全诗就内容而言，前后以离别伤痛之情贯通，其一写马祖常因诏赴塞，一路凄凉劳顿，诗人别友感伤，末句提到有人咏歌。其二，由咏歌生发，作者深感民生艰难“妇死不复悲，失儿谁与耕”，结句“孰能转夷途，历劫永清宁”提出自己的希望，并以之来勉励朋友。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分别写河西之地的文运、山川、民俗、气候、名胜等等详瞻无遗。其七，又回到临别场景，朋友远离不胜悲痛“遗情在相思，举酒不得起”之后寄语勉励，“永念编简功，笃志刊绮靡”更诉以心迹“倾盖已云旧，知我实知己”最后伫立目送嘱予叮咛，“送君河之湄，冻柳光籎籎。修途马翻飞，少立尽瞻俟。植德绥令名，眠食慎道里。”其八，别后念及自身的悲窘，反而开始艳羡友人的远赴，“羡君万里道，晴霞起薝榆。天山谅非远，椎牛植分榆”，情感一波三折，首尾呼应。全诗就形式而言，采用了联章的形式，由“咏歌”、“清宁”、“遗书”、“飞翼”、“其西”、“遗情”、“道里”尾首相连，诗全诗结构更加谨严浑然一体，不失民歌的详瞻铺陈，更追《赠白马王彪》的念别深情。此外还有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咏十首》、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郑元佑的《出塞七首效少陵》、张翥的《前出军五首》和《后出军五首》等等也采用五言组诗形式。七绝组诗以周霆震的《军中苦乐谣九首》为代表，各首分写水军士卒的衣饰、行为及戏耍、征战等生活状况，看似分散却都指向一个中心——士卒。这对后人了解水军真实的苦乐生活提供丰富生动的资料。宋无的《鲸背咏》也采用七绝形式“今将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即《梢水》、《莺游山》、《日出》、《东洋》、《揍沙》、《海鸥》、《乳岛》、《沙门岛》等等凡二十二首之多，此外令人道奇的是这组诗“诗尾聊以古句”更显诗人的匠心。廼贤的《塞上曲五首》以七绝描写边地狩猎和老妪、小女的情状等等，笔调轻快，舒畅惬意。元人创造性的以组诗形式写边塞，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全方位地对边塞领域给予了巨大关注。
第四，边塞旧题的大量翻作。
边塞诗几乎一直离不开乐府这一载体，历览元以前的边塞诗创作会发现：边塞诗在《诗经》阶段处于萌芽状态略而不论，从秦汉时期起，经魏晋南北朝，唐朝，至于宋元，边塞诗创作从“世界”与“作家”关系角度而言呈现出由合到离，再到合的态势。
首先是秦汉阶段，匈奴入侵防戍边卫的现实让此期的边塞诗创作观念明确自觉且出现真实的边地特征，无论写祁连山、焉支山、胡地、沙漠还是匈奴、月支，这些自然景观或环境氛围几乎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在基本确立的边塞乐府形式中，“作家”同“世界”是真实相合的。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走向成熟，但这一阶段的除了前期少数的作家外，大部分人并未到过边塞缺乏亲临边地的切身体验与感受。但因为乐府在此时已经完善成熟，且乐府形式易于传唱和题目现成，于是作家大都利用乐府旧题，根据自己对边塞的理解，基于其情调，运用业已存在的边塞意象，虚设边塞时空进行模拟模仿并且形成了固定模式，这样造成了“作家”与“世界”的相对乖离。例如陆机的《从军行》、《苦寒行》、谢朓的《从戎曲》及徐陵的《关山月》等等都是其代表。唐代，国盛民富疆域辽阔，士人精神状态高扬激昂且边战频繁激烈，诗人们亟于建功立业往往亲到边塞，他们真实描绘边境，以闻见入诗，不再但藉乐府间接抒情，而是见景生情自然写实直书胸怀，“作家”和“世界”再次相合。
到元代，边塞旧题被大量翻作，例如杨载的《塞上曲》、宋无的《战城南》、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陈樵的《出塞曲》、周权的《古塞下曲》、元好问的《塞上曲》、《并州少年行》、马祖常的《古乐府》、余阙《白马谁家子》、张宁《出自蓟北门行》、钱惟善《关山月》等等不胜枚举。从表面而观，这些诗作跟魏晋时期的模拟仿作相类，其实不然，由于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前期边战不断，之后又因边戍之需，诗人们多亲经战事自履边地，对边塞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仅仅是藉旧题之壳，实则咏涵现实。廼贤《塞上五首》、张昱的《塞上谣八首》诸诗或是描绘塞上草原的自然景观、山川风貌、风俗民情或是记录风物特产等等均是自叙所闻见真实可信；马祖常则以《古乐府》书写元代织妇无衣“女妇无衣何足道”，征夫苦寒“征夫戍边更枯槁”，《车簇簇行》表现滦河一带慷慨好客的人土风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处“元季之乱”的胡天游写的《男从军五首》和《女从军五首》对女兵进行了描绘“二八女儿红縤靴，朝朝马上画双娥。《采莲》曲调都忘却，学得军中唱《凯歌》。”、“从军装束效男儿，短製衣衫淡扫眉。”、“壮士指僵霜气重，将军莫讶鼓声催。”［3］(P1831)她们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纪录几可作史书之阙补了。
“作家”和“世界”似离而实合，元人翻作旧题而写现实时事，比唐人走的更远，拓展的更广阔。
在整个边塞诗发展史上，元人的创作对传统进行充分扬弃并且融入新的时代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堪为“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过渡的桥梁与纽带。”［5］同时，对后代的边塞诗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元代边塞诗的抒情重心由但关注边地征戍之事向更多的关注边地风土人情方面转移。自此，在边塞诗中大量描绘边地风光风俗风物成了诗人着力的重点，清代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洪亮吉的《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肖雄的《听园新疆杂述诗》等边塞诗都对边地的生活建筑、衣食起居、风物气候、山川风貌、年节习俗诸方面进行了详瞻的描写。二是元人组诗形式的大量使用让清人直接仿效且更加广大，例如张光藻《龙江纪事七绝》120首、方观承的《卜魁竹枝词》24首等等，有力的促成了清代边塞诗的繁荣。另外，在意象积累、词汇丰富诸方面也为后人做了广阔的开拓，尤其是元人远距离的审美观照态度，以及咏史批判为一体的特点都给后代予巨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元史(卷五八) [M ].宋濂等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顾随诗词讲记[M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元诗选[M].顾嗣立.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元诗纪事[M].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J］.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