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契机。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短暂的繁荣富足，却误导该国走上一条无止境的对外扩张之路，奏响了“大日本军事帝国”从萌芽、壮大到走向败亡的序曲。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加剧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利益冲突，扰乱了东亚的和平，并且最终威胁到世界的稳定。
甲午战争是晚清中国遭遇的一场大灾难，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危害，至为重大而深远。1840年以来，中国虽然迭遭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猛烈冲击，被迫割让土地、赔偿战费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总的说来，欧美列强的主要政治、经济影响力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和沿边数省，尚未从根本上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甲午战争却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蓄谋挑起的，其入侵中国领土之深广，打击中国尊严之沉重，都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在这场为时不到一年的战争中，日军不仅在朝鲜半岛上横冲直撞，而且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占据山东半岛东侧，对清政府腹心所在的京津，构成两翼包抄之势。中国湘、淮精锐在日军咄咄进逼之下，几乎每战必溃，毫无还手之力。特别是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致使中国丧失了最引以为傲的军事支柱，自此门户洞开，长期任人宰割。与此相连的，是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蛮践踏。抛开在两军对垒中英勇捐躯的爱国官兵不论，就在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之前，日本军舰就曾悍然违背国际惯例，突袭中方雇佣的英国运兵商轮“高升号”并射杀落水者，致使近千名中国官兵死于非命。1894年11月下旬，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日军更连续四天在旅顺虐杀清军战俘和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而类似这样的血腥杀戮，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史上，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1895年4月17日，在军事与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绝望境地下，走投无路的清政府最终接受日本政府的敲诈勒索，签订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依照条约规定，日方不仅要求中国断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意图将朝鲜置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而且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大约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总收入），给予日本与列强同等的特权地位，开放长江航运，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等。其中，无论是割取中国领土的广阔富饶与地理位置的“冲要”，还是所开赔款数额的巨大、苛刻，都是令欧美列强都瞠乎其后的。至于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种种规定，更是当时欧美列强中任何一国都未曾攫取的全新权利。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刺激列强纷纷步日本之后尘，通过对华大借款，攫夺铁路、矿务利权，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渗透；通过开办银行，投资办厂，不遗余力地打压和扼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紧随其后，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在华租界的扩张及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将本已孱弱不堪的中国，进一步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南学会叙》，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66页），正是在这种创痛巨深的惨重教训下，在这种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性。寻求国家富强，赶追世界先进，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乃至今时今日，不懈追求的目标和努力奋斗的方向。
甲午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同样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是近代日本从“被压迫国”变为“压迫国”的转捩点，也是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标志性事件。经由甲午一战，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不但迅速摆脱了列强的控制和压迫，而且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摇身一变成为东亚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不仅如此，这场战争也为日本赢得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依照戚其章先生统计，来自中国的2亿两战争赔款，因归还辽东另行索取的3000万两赎辽费，加上威海日军驻守费150万两，及赔款之外从中国掠夺的舰船、军械、军需、金银货币等物，总计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金5.1亿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这不仅极大充实了日本国库，协助其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平稳过渡，也为其进一步扩充军备和加大对于本国工业的支持力度，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华办厂权的取得和对华商品倾销，有效改善了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困境，促成了日本纺织业、机器制造业、海上运输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空前繁荣。台湾岛、澎湖列岛的明抢，钓鱼岛列屿的暗夺，也为其赢得一块随时进窥中国东南沿海，乃至横扫东南亚诸国的军事平台。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次全面实施。此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日本当局的侵略野心，也误导该国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对中、朝两国人民以至亚洲各国人民一再犯下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原本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崇尚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的武士道传统，主张以武力扩张为立国之本。甲午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思想更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最先尝到战争甜头的日本军政要员，如愿以偿地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和荣光，对于侵略战争更加乐此不疲。与此同时，广大日本民众在接受战争动员、阅读相关报道、参与捐献、慰问伤员、欢庆胜利的过程中，也一反过去对中国人抱有的敬畏心理，萌生了极端军国主义情绪。“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幸德秋水：《帝国主义》，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建立在对邻国仇恨和敌意基础上的所谓“爱国之情”，最终只能沦为战争狂人的牺牲品，致使越来越多的无辜民众，在“军国之民”的名义下，被源源不断地驱赶到异国的战场。至于广大人民的生活苦难，不仅没有因为对华战争的胜利而有所缓解，反而因当权者急欲报俄国干涉还辽之仇，再度饱尝“卧薪尝胆”之苦。精神上的堕落与物质上的压榨，险些给整个民族带来灭顶之灾。
甲午战争不仅改写了中、日、朝三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导致东亚国际秩序发生急遽而深远的变化，也给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稳定注入更多的变数。在19世纪末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格局中，欧美列强，尤其英、俄两国，原本有着巨大的主导权。它们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纠纷，是否必然以战争形式解决，乃至战争的规模、进程及其结果，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截至《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尽管清政府屡次向列强乞援，但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及彼此观望的心理，最终无一给予中国实际的援助。有的国家甚至还抱有袒护日本的错误观念和均沾侵华利益的侥幸心理。结果自甲午一役之后，日本凭借其地缘优势，越来越以东亚的主人自居，不仅变本加厉地侵略和压榨中、朝两国人民，而且为确立和巩固其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侵略霸权，不惜向列强一一开战。这也正印证了甲午战前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的预言：“日本将来的历史，无疑将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作为我们的对手，作战虽然是与清国，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转引自刘岳兵：《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1期）
继中国之后，首先成为日本打击对象的是俄国。由于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迅猛扩张，严重威胁到俄国在东亚的利益。《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俄国就带头发起“三国干涉还辽”，强迫日本将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让。然而此举不仅没有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反而刺激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推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战争化。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展开一场殊死拼杀。最终在英、美两国的财政和外交支持下，日本成功晋升东亚的霸主，自此在扩张道路上更加肆无忌惮。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接管后者在青岛和山东，乃至德属南洋诸岛的一切侵略权益。翌年，日本提出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1945年间，日本更将炮口对准长期支持、纵容其扩张行为的昔日盟友英、美等国，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共同瓜分世界。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整整半个世纪里，日本就这样一步步走到邻国乃至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对立面，成为人类灾难的最大制造者之一。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欧美列强与日本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以致此后构成东亚问题的种种祸患，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时今日，从战争苦难中脱身的中国人民和日本广大人民，以及亚洲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一样，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珍爱和平，也更加憧憬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甲午战争之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日本军事帝国的陨灭，清楚表明，战争与仇恨不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长久福祉，唯有和平共处才有可能赢得自身和人类的共同进步。同时，相关各国也要牢记当年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时刻警惕军国主义势力再度复活的潜在危险。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代大势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重走侵略扩张老路的国家和民族，必将作茧自缚，成为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