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
汉学，又称朴学、考据学、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是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占据清代，特别是清前中期学术的主导地位。在对清代汉学的研究中，有关不同流派的划分及其学术特色的探讨，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最先注意到汉学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学人之间不同风格特色并加以评论的，当推汉学家本身。早在汉学鼎盛的乾隆时期，身为汉学重要代表人物的戴震，就敏锐地觉察到自己与惠栋在治学风格上的差异。据王鸣盛记载：“吾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①王鸣盛曾就此发表评论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②这一看法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认同，时人称“海内以为知言，考据家无不称惠、戴云”。③其后，同为汉学中人的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国朝汉学师承记》8卷，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1卷。在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中，除卷1、卷8为清初学者外，其他各卷所收学者大体按师承、学风及地域排列：卷2至卷4为苏南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诸人，卷5卷6为皖南江永、金榜、戴震、程瑶田，以及师承戴震者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包括学风相近者卢文弨、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孔广森诸人，卷7则为扬州程晋芳、贾田祖、李悼、江德量、汪中、顾九苞、顾凤毛、刘台拱，以及凌廷堪诸人。④其卷帙分合及排列顺序实际上已然具备汉学流派区分的雏形。清末章太炎继之，始正式提出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代表人物，并对其师承渊源、治学宗旨和学风特色作了初步的论析。自此而后，学者或沿袭遵从，或质疑否定，或推阐新说，有关汉学流派的划分，也由此而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少综述清代汉学研究状况的文章，也多列汉学流派一节，予以概括和介绍。⑤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语焉不详，不尽人意。本文试图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对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观点及其研究状况作历史的考察和脉络的疏理，并进行初步的评析，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吴、皖两派说
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流派，系章太炎在江藩《汉学师承记》基础上，最早提出的创见。章太炎于1902年撰成《清儒》一篇，综论有清一代学术的消长变化，揭示汉学的渊源、流派与特色。正是在这篇著名的经典论文中，章氏明确指出：“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在章氏看来，属于吴派的学者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诸人，属于皖派的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诸人。在分别列举其著述、评论其学术的基础上，章氏认为，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⑥章氏对吴、皖两派的界定及其学术风格特色的揭示，可谓开近代以来汉学流派研究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章太炎同时稍晚，刘师培于1904、1907年先后撰成《近儒学案序》、《近儒学术统系论》等文，对清代学术的诸多流派以及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而言，刘氏有关汉学流派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在《近儒学案序》所列的目录中，刘师培并未单独分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而是将惠栋归于戴震“东原学案”之下，阮元、焦循等扬州学人亦列于戴震名下。随着研究的深入，刘氏的看法也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刘师培将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常州学派、桐城古文学、扬州之学、史地学等类。在刘氏看来，其中的汉学一类自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开创之后，基本可分为吴、皖两大派别。“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春秋传》。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续惠栋之书。”吴派传承之外，还有始自江永的皖学。“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⑦并且，戴震之学还北传京师，南至扬州，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顾凤苞、顾凤毛、焦循、凌廷堪、阮元等等。堪称清代最有影响的汉学流派。可见，刘师培对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评价已经与章太炎大体相同。
其后，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年）中，完全采纳并进而推阐了章太炎的说法，认为：“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⑧同时，梁启超也列举了与章太炎所论大体相同的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并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区别与特色，指出“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其治学方法“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戴氏之学则以实事求是为特色，“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⑨
在上述提出并阐发吴、皖两派说的三家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章、梁二家。尽管章太炎在吴、皖两派之外，还提到以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为代表的浙东一派，梁启超在吴、皖、浙东之外又分出扬州一派。但由于两家所论皆以吴、皖两派为主并反复予以强调，因此而成为主张吴、皖两派说的代表。自此而后，学者大多沿而袭之，吴、皖两派说遂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比较流行的看法，一般论著在涉及清代汉学相关问题时，大多以章、梁之说为依据。如萧一山于1924年撰成《清代通史》中卷，其中论述汉学隆盛时期的乾嘉学术说：“惟就诸人之治学而言，大抵可分‘吴’、‘皖’两派：吴始惠栋，承其学者，有江声、余萧客、江藩等，张惠言亦与此派接近。大抵好博尊闻，崇奉汉儒，汉人所是者是之，汉人之所非者非之，识不高而心不细，不能区别是非，其大短也。皖派始于戴震，承其学者，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而焦循亦与此派之精神接近。别择是非，深刻断制，而立说一以征验为主，其治学方法重精审，其治学精神贵创造，故此派之成绩最为优良，乃乾嘉学派之主干也。”⑩支伟成亦于1924年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不仅完全采纳章太炎的观点，专列“吴派经学大师列传”和“吴派经学家列传”，收录东吴三惠（周惕、士奇、栋）和钱大昕等人，以及吴派学人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褚寅亮、汪中、李惇、臧庸等；同时列“皖派经学大师列传”和“皖派经学家列传”，11收录江永、戴震以及皖派学人金榜、程瑶田、洪榜、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凌廷堪、孔广森、周永年、阮元、焦循、凌曙、俞樾、孙诒让等。而且作者还多次向章太炎请教，其著述也经章太炎增删论订。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巨著中，论及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之时，也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12可以说，吴皖两派之分，几成学界定论。
就吴、皖二派说而言，其渊源虽可追溯至乾嘉学人，但真正从学术特色、师承源流着眼，明确划分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则创自章太炎，成于刘师培和梁启超。其中又尤以章、梁二人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可以说，吴、皖二派之分，初步揭示出乾嘉考据学内部不同流派以及学人之间师承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的差异，也基本反映了乾嘉学术本来的历史面貌，对后世学者把握清代汉学的整体状况，了解汉学不同流派的学术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的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说，吴、皖分派的观点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得到学界公认，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这一论断本身草创未精，如有些北方的学者未能囊括，已囊括者有的归类不够确切，未能很好地凸显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其论也并非十分严密而稍有简单化之嫌，等等。但客观而论，吴、皖分派说确有相当的历史依据，并且，其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其他各家之说所无法取代的。
二、吴、皖、扬三派说
此说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皖、扬三大流派，即在吴派、皖派的基础上，分出扬州一派。事实上，对扬州一派学人学术的区分和重视，同样出自汉学家本身。乾隆时期的扬州学者汪中有言：“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成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李惇）和之，（汪）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席，不相依附。”13可见汪中在肯定惠栋、戴震各为不同学派宗师的同时，已经明确提出扬州学人“各成其学”，“不相依附”。其后江藩所撰《汉学师承记》，亦将扬州学人单独列为一卷。清末民初，同为扬州学者的刘师培在基本认同吴、皖两派说的同时，对扬州之学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在其《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即分出扬州之学一类，所列举的学者，前有王念孙、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顾凤苞、顾凤毛、焦循、凌廷堪、黄承吉、阮元诸人，后有凌曙、刘文淇、刘宝楠、姚配中、丁晏、许桂林等人。但在刘师培看来，扬州之学出于戴震，以戴震为宗，因此并未提出扬州学派的分类，甚至刘氏自己作为扬州之学的传人，也未认可扬州学派的存在。有意思的是，刘师培去世后，为之作传的中外学人，却不乏肯定扬州学派之存在，并探讨其影响者。如日本学者小岛緜马于1920年发表《刘师培之学》一文，在追溯刘氏家学渊源、论述其学术成就时，就十分强调“扬州学派”学风对刘师培的影响。14其后，尹炎武作《刘师培外传》，亦明确肯定扬州学派的存在，并初步疏理出该学派大致的脉络，认为：“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琪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15惜其说均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外，梁启超虽在倡导吴、皖两派说的同时，明确分出扬州一派，认为其代表是焦循、汪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16但仅点到即止，未作任何具体论述。
较早倡导吴、皖、扬三派之说，论述其学风特色，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推张舜徽。张氏于20世纪40年代著《扬州学记》一篇，惜未完稿。至50年代末，张氏重整旧稿，进而加以补充、修订，定名为《清代扬州学记》，于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叙论》有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7张氏还进而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八字来概括扬州学派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并在其专著中，对扬州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诸如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等人的生平事迹、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80年代以后，随着对清代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扬州学派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1988年，扬州大学首次召开了“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也提出“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的计划。两岸学者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在扬州和台北召开了“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对扬州学派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王俊义先后发表《论乾嘉“扬州学派”》、《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等文，18明确提出“应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并就扬州学派产生的土壤与学术渊源、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及其地位和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确存在着扬州学派，其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吴派和皖派，且在学术渊源上受吴、皖两派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从吴、皖两派分化演进出来的一个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李惇、任大椿、程晋芳、刘台拱、贾田祖、江德量、凌廷堪、秦恩复、钟怀、顾凤毛、罗士琳、王引之、刘文淇、黄承吉等。”19此后，早年不以汉学流派划分为然的杨向奎，也在其新著《清儒学案新编》相关学案的论述中，明确肯定“清代朴学传统，论其大宗，可分皖、吴及扬州三派。皖自江永开其端，程瑶田、戴震、金榜，光大门楣，而戴东原实为乾嘉学派之泰斗。由皖而扬，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遂使朴学达到顶峰，阮元、焦循、汪中、刘文淇、刘宝楠等皆为后劲，遂使扬州学派，成为朴学正统，而吴中实非敌也”。20
在前贤时哲有关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吴、皖、扬三派之说并使之趋于系统深入的是黄爱平。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等论著中，21作者直接将清代汉学流派划分为三个流派，并进而把汉学流派的划分与汉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了吴、皖、扬三派所代表的清代汉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认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在汉学发轫之初，主要致力于汉儒经说的发掘、钩稽和表彰，以恢复、弘扬汉学为己任；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在汉学发展阶段，则以寻求圣人之道为目标，他们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走出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误区，使汉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派学者在坚持汉学治学宗旨，推阐实事求是学风的同时，已然洞观学术源流，评骘前人是非，试图总结一代学术，寻找一条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途径。如果说，吴派的特点是尊汉崇古，皖派的特点为实事求是，那么，扬派的特点就是通贯总结。三派学者后先相承，渊源有自，基本反映了一代学术产生、发展、变化乃至终结的过程。”22
从吴、皖、扬三派说来看，其划分在二派说基础上进而趋于严密和细致，基本反映了不同流派各自的师承关系与学风特色，尤为注意到了乾嘉汉学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由吴由皖而扬，汉学从正式确立，到发展至鼎盛，再到总结阶段，比较客观地揭示出汉学演进的轨迹。特别是其中有关扬州学派的探讨，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研究乃至文献整理均呈方兴未艾之势。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学术界对清代汉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值得予以肯定。当然，其说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诸如同样忽略了北方的汉学家，一些学者归类也不够确切，尤其是扬州学派与皖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各自的学风特色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三、吴、皖、扬、浙四派说
此说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皖、扬、浙四大流派，即在吴、皖、扬三派基础上，再增晚清时期的浙江一派。1982年，戴逸撰《汉学探析》一文，简要疏理了清代汉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和特色。其中提出，汉学形成的标志是惠栋和吴派学者，包括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发展至高峰的代表性人物是戴震，其延续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而晚清时期的俞樾、孙诒让则是汉学的衰落阶段。23该文的论述实际上已具四派说的雏形。至1999年，戴逸发表《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一文，明确提出清代考据学四大流派的划分，认为“吴、皖、扬、浙四个学派实际上代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乾隆前期、乾隆中期、乾嘉时期和晚清时期。吴皖扬浙时代先后不同，各为其一个阶段”。其中，“吴派以苏州惠栋为代表，皖派以休宁戴震为代表，其后又有扬派，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仪征阮元为代表，他们都属扬州人”。至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在划分吴、皖、扬、浙四大流派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分析了各派的学术特点，认为“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而扬派的特点则是‘通贯’”，至于晚清时期的浙派，“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击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堪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24
详考吴、皖、扬、浙四派之说，可以看到，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把清代考据学视为一个贯穿于清中晚期，并且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术形态。但所论尚嫌简略，此外，晚期时期的汉学，无论其学术成就，抑或其地位影响，都难以与乾嘉时期比肩，故浙派是否能与吴、皖、扬三派相提并论，也还有商榷的余地。
四、不分派说
此说主要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比较流行、俨若定论的吴、皖分派说而发，认为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内部无流派可分。实际上，这一观点的渊源，最早仍可追溯至梁启超。梁氏在采纳章太炎之说，主张吴、皖两派分野的同时，曾指出清中期的考证学“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25在论述吴、皖两派并提到扬州一派以及浙东一派时，梁启超还特别说到：“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那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6其后，钱穆对清代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在论述吴学、皖学渊源不同、风格不一的同时，也认为“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并进而加以补充说：“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录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27杨向奎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谈乾嘉学派》一文，则直接提出：“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28
受钱穆、杨向奎之影响，90年代以来，陈祖武等学者陆续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和商榷。1991年，陈祖武在《清代全史》第六卷的相关章节论述“乾嘉学派分野”问题时，首先提出吴、皖分野说不尽合理，认为“惠、戴两家并不能赅括整个乾嘉学派”。29此后，作者又先后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等文，30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首先，“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而“吴、皖分派有一最为明显，亦最为重要之可酌处，即它忽略了对乾嘉学派做动态的、历史的研究，因而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演进的轨迹”；其次，“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无论从治学领域，抑或从学者的地理分布来看，均“不宜以吴、皖两派，或者说惠、戴二家来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如“扬州名儒汪中，虽经章太炎归诸吴派，但他与惠栋实无师承关系”，又乾嘉时期苏州和徽州以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者和学术群体，如北方的纪昀、朱筠等人，桐城的姚鼐，等等。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说：“以地域来区分学派，本身并不科学，与乾嘉学术发展的实际也不尽吻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赞成它。”31
与之同时稍后，暴鸿昌发表《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也对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吴派、皖派之分，“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作者逐一辨析以往学界所列两派之间的学术差异，诸如吴派治学特点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皖派则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吴派好博闻，皖派善裁断；吴派重考据，皖派重义理等，认为这些差异只能用以区分其中的一些学者，比如惠栋与戴震，而不能用以概括被人们归于吴派或皖派的众多汉学家。作者以戴震反宋儒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为例，说明其说“既别于其师门，又异乎其弟子，而却与惠栋及其弟子同出一辙”。因此，作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或称汉学）乃历史客观存在，以此一派称之，足矣！”至于“乾嘉考据学之所以未形成若干个独立的流派”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汉学家们具有共同的学术风气，即相互推崇；不立门户，唯从所是；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因此说，吴派、皖派之分，不过是“门户之见”而已，甚至对人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了很大混乱”。32
其后，台湾学者鲍国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办的“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上，也就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在他看来，暴鸿昌《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的质疑，“比较全面与中肯”，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析探讨，认为“论乾嘉考据学，是否须要或可以依地域来划分为吴、皖两派，实是颇有商榷的余地”，并就此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严格说来，从地域来分吴、皖二派并不合适。二、后来所列的二派代表是否合适，如钱大昕先生，虽为江苏人，论其学风，却未必合于吴派。或许，我们可以用惠、戴分派，并列出与他们治学风气相近的学者，会比较合于乾嘉学术发展的事实。”33
比较而言，不分派说勇于否定已有成说，大胆提出新见，其开拓精神应予以充分肯定。并且其对分派说提出的质疑也颇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的研究。但客观而论，不分派说尚不足以否定已有的观点。诚如前述，一种学术观点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必然有它赖以成立的历史依据和论证的合理性。况且，乾嘉考据学内部不同学人乃至地域之间，在治学范围和学术风格上确实存在差异，这是持不分派说也承认的事实。问题是如何更为科学地看待这些差异，而不是简单地视而不见，不予置论。由此看来，不分派说也还多有讨论的空间。
五、惠、戴、钱三派说
此说系针对各家之说而提出的新看法，主张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1998年，漆永祥发表《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乾嘉考据学研究》等论著，34对以往学术界有关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之说提出质疑，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乾嘉考据学流派的划分，皆有一定道理，但都有所局限：一是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而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炙，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二是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三是吴、皖两分法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如朱筠、纪昀等人。其四，以地域为主并非乾嘉考据学的派别特色。因此，作者在认可惠栋、戴震之分的基础上，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其二，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最终将扬州学派归入戴派，而从惠派中析出钱大昕一派，划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作者认为，钱大昕之学，继承其家乡即江苏嘉定自明归有光移居该地读书讲学以来形成的“朴实严谨、通经读史尤其是精于史学的传统，同时，又接受浙东学派治史之思想，受到惠栋治学风气的熏陶，而后形成钱氏博通经史，尤精史学的学术特色”。由此带动一批学者，其中既有其弟钱大昭，其子钱东壁、钱东塾，其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等钱氏家族诸人，也有其弟子李锐、夏文焘、钮树玉，还有受钱大昕影响而学术相类者，如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朱骏声，以及北方学者张澍、邢澍等人。以钱大昕为代表的这批学者也因此而成为惠、戴之外的另一考据学派分支。35
在各家分派之说中，惠、戴、钱三派说可谓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观点。持此说者，虽系首次提出，论证却颇能兼顾各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笔者看来，此说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反映乾嘉汉学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三派之中，除惠栋较早而外，戴震、钱大昕大体是同时代人，并且钱大昕青年早达，很早就受到士林推重，戴震因其推荐介绍才得享大名。因此，很难说汉学的发展由惠而戴而钱。此外，钱大昕与惠栋、戴震之间，各自在治学范围和学术风格上的特色似乎也不够凸显。由此言之，此说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论证。
除上述各家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尚有依据其他标准划分乾嘉考据学派别的学者。如邓瑞《试论乾嘉考据》，36首先从治学内容着眼，将乾嘉考据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之下再根据地域划分为若干学派。其中“治经”者分为：苏南学派，以吴门三惠（周惕、士奇、栋）、余萧客以及常州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为代表；徽州学派，以江永、戴震、段玉裁、程瑶田为代表；苏北学派，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刘台拱、刘宝楠叔侄等为代表；晋学派，以阎若璩为代表；浙学派，以孙诒让为代表；鲁学派，以张尔岐、桂馥为代表。“治史”者则可分为：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及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又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在论及“四库馆派与乾嘉考据学”关系之时，一方面对学术界有关乾嘉考据学派别划分的各种观点提出质疑，一方面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造就了一批年轻的汉学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据此，作者将乾嘉考据学划分为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认为“民间学派主要指在四库开馆以前之江南学派，包括过去通常所说之吴、皖等派”，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该派“不同于以往的民间学派，它有着深厚的皇家气派，它代表官方发言”，其纲领性文件即《四库全书总目》。并且，“皇家学派得到清高宗的支持，其代表性人物为纪昀、陆锡熊等人。”37此二说或因过于琐碎，或尚缺乏论证，在学术界影响寥寥，兹不具论。
综观有关清代汉学流派的研究，在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前提下，可谓异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张划分流派的学者更多地强调一个大的学术派别之下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师承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的差异，即同中之异；而不主张划分流派的学者则更为重视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治学宗旨、研究内容和学术风格的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当然，各家之说都并非十分完善，都有各自的不尽周全之处。如分派说对各个流派研究范围、治学风格、学术特色的阐发，学者的师承渊源及隶属归类，乃至对清代汉学产生、发展、衰落各个阶段的理解和认定等相关问题，还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不分派说试图否定学界长期以来形成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也还需要有更为充分的根据和更为深入的论证。从总体来看，应该说，不同观点的提出，各家见解的阐发，特别是相互之间的争论，对促进研究的开展和分析的深入，是极有裨益的。以分派说为例。从最初的吴、皖两派说，到后来的吴、皖、扬三派说，乃至吴、皖、扬、浙四派说，等等，不仅划分更为严密和细致，而且更强调汉学自身的发展变化，重视反映汉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有关学术流派划分的标准和根据等理论问题也进一步得到明确。如治学宗旨、学风特色、师承渊源关系等因素，被学者公认为学派划分的主要依据，无论主张分派说，抑或持不分派说，各家学者均无异辞。但在共识之下，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仍然千差万别。如何准确把握学派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如何看待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师承渊源，如何区分不同治学范围、不同学术风格及特色，各人的理解并不一致，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产生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也是学术发展、研究深化的反映。一般而言，学术史上不同学派的形成，同一学派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可以反映出思想发展和学术变化的脉络；而对不同学派乃至不同流派的分析和探讨，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看来，各家之说不妨同时共存，并行不悖，保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使学术研究和问题探讨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进一步走向深入。
注释：
①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24，《古经解钩沉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第1434册。
②洪榜《戴先生行状》，收入赵玉新点校本《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③任兆麟《有竹居集》卷10，《戴东原先生墓表》，嘉庆元年刻本。
④参见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相关文章如：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8；雷平《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1；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53。
⑥章太炎《检论》卷4《清儒》，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6页。
⑦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收入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校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改题为《刘申叔遗书》）。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2页。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第23-25页。
⑩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8-589页。
11支伟成著，夏祖尧校点《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
12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13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文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80页。
14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载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1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第22页。
17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18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3；《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1；《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收入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
19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3。
20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7卷《汪中〈容甫学案〉》，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89页。按：原书“戴震”误为“戴贾”，此径改。
21黄爱平《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11。
22黄爱平《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11。
23戴逸《汉学探析》，见《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4戴逸《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人民政协报》，1999年9月29日。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第23页。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第22页。
2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本，第324页。
28杨向奎《谈乾嘉学派》，《新建设》，19647；收入《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按：此为作者早年的观点，90年代以后已有变化，认为“清代朴学传统，论其大宗，可分皖、吴及扬州三派”。
29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30陈祖武《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927；《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9；《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收入《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
31陈祖武《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收入《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
32暴鸿昌《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史学集刊》，19923。
33《吴、皖分派说商兑·鲍国顺引言》及讨论发言，见童小铃《“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1994年版。
34漆永祥《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载《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4章，《乾嘉考据学派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6邓瑞《试论乾嘉考据》，《南京大学学报》，19864。
37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余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秋季刊）
一、吴、皖两派说
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流派，系章太炎在江藩《汉学师承记》基础上，最早提出的创见。章太炎于1902年撰成《清儒》一篇，综论有清一代学术的消长变化，揭示汉学的渊源、流派与特色。正是在这篇著名的经典论文中，章氏明确指出：“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在章氏看来，属于吴派的学者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诸人，属于皖派的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诸人。在分别列举其著述、评论其学术的基础上，章氏认为，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⑥章氏对吴、皖两派的界定及其学术风格特色的揭示，可谓开近代以来汉学流派研究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章太炎同时稍晚，刘师培于1904、1907年先后撰成《近儒学案序》、《近儒学术统系论》等文，对清代学术的诸多流派以及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而言，刘氏有关汉学流派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在《近儒学案序》所列的目录中，刘师培并未单独分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而是将惠栋归于戴震“东原学案”之下，阮元、焦循等扬州学人亦列于戴震名下。随着研究的深入，刘氏的看法也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刘师培将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常州学派、桐城古文学、扬州之学、史地学等类。在刘氏看来，其中的汉学一类自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开创之后，基本可分为吴、皖两大派别。“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春秋传》。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续惠栋之书。”吴派传承之外，还有始自江永的皖学。“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⑦并且，戴震之学还北传京师，南至扬州，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顾凤苞、顾凤毛、焦循、凌廷堪、阮元等等。堪称清代最有影响的汉学流派。可见，刘师培对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评价已经与章太炎大体相同。
其后，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年）中，完全采纳并进而推阐了章太炎的说法，认为：“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⑧同时，梁启超也列举了与章太炎所论大体相同的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并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区别与特色，指出“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其治学方法“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戴氏之学则以实事求是为特色，“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⑨
在上述提出并阐发吴、皖两派说的三家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章、梁二家。尽管章太炎在吴、皖两派之外，还提到以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为代表的浙东一派，梁启超在吴、皖、浙东之外又分出扬州一派。但由于两家所论皆以吴、皖两派为主并反复予以强调，因此而成为主张吴、皖两派说的代表。自此而后，学者大多沿而袭之，吴、皖两派说遂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比较流行的看法，一般论著在涉及清代汉学相关问题时，大多以章、梁之说为依据。如萧一山于1924年撰成《清代通史》中卷，其中论述汉学隆盛时期的乾嘉学术说：“惟就诸人之治学而言，大抵可分‘吴’、‘皖’两派：吴始惠栋，承其学者，有江声、余萧客、江藩等，张惠言亦与此派接近。大抵好博尊闻，崇奉汉儒，汉人所是者是之，汉人之所非者非之，识不高而心不细，不能区别是非，其大短也。皖派始于戴震，承其学者，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而焦循亦与此派之精神接近。别择是非，深刻断制，而立说一以征验为主，其治学方法重精审，其治学精神贵创造，故此派之成绩最为优良，乃乾嘉学派之主干也。”⑩支伟成亦于1924年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不仅完全采纳章太炎的观点，专列“吴派经学大师列传”和“吴派经学家列传”，收录东吴三惠（周惕、士奇、栋）和钱大昕等人，以及吴派学人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褚寅亮、汪中、李惇、臧庸等；同时列“皖派经学大师列传”和“皖派经学家列传”，11收录江永、戴震以及皖派学人金榜、程瑶田、洪榜、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凌廷堪、孔广森、周永年、阮元、焦循、凌曙、俞樾、孙诒让等。而且作者还多次向章太炎请教，其著述也经章太炎增删论订。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巨著中，论及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之时，也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12可以说，吴皖两派之分，几成学界定论。
就吴、皖二派说而言，其渊源虽可追溯至乾嘉学人，但真正从学术特色、师承源流着眼，明确划分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则创自章太炎，成于刘师培和梁启超。其中又尤以章、梁二人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可以说，吴、皖二派之分，初步揭示出乾嘉考据学内部不同流派以及学人之间师承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的差异，也基本反映了乾嘉学术本来的历史面貌，对后世学者把握清代汉学的整体状况，了解汉学不同流派的学术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的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说，吴、皖分派的观点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得到学界公认，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这一论断本身草创未精，如有些北方的学者未能囊括，已囊括者有的归类不够确切，未能很好地凸显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其论也并非十分严密而稍有简单化之嫌，等等。但客观而论，吴、皖分派说确有相当的历史依据，并且，其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其他各家之说所无法取代的。
二、吴、皖、扬三派说
此说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皖、扬三大流派，即在吴派、皖派的基础上，分出扬州一派。事实上，对扬州一派学人学术的区分和重视，同样出自汉学家本身。乾隆时期的扬州学者汪中有言：“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成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李惇）和之，（汪）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席，不相依附。”13可见汪中在肯定惠栋、戴震各为不同学派宗师的同时，已经明确提出扬州学人“各成其学”，“不相依附”。其后江藩所撰《汉学师承记》，亦将扬州学人单独列为一卷。清末民初，同为扬州学者的刘师培在基本认同吴、皖两派说的同时，对扬州之学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在其《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即分出扬州之学一类，所列举的学者，前有王念孙、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顾凤苞、顾凤毛、焦循、凌廷堪、黄承吉、阮元诸人，后有凌曙、刘文淇、刘宝楠、姚配中、丁晏、许桂林等人。但在刘师培看来，扬州之学出于戴震，以戴震为宗，因此并未提出扬州学派的分类，甚至刘氏自己作为扬州之学的传人，也未认可扬州学派的存在。有意思的是，刘师培去世后，为之作传的中外学人，却不乏肯定扬州学派之存在，并探讨其影响者。如日本学者小岛緜马于1920年发表《刘师培之学》一文，在追溯刘氏家学渊源、论述其学术成就时，就十分强调“扬州学派”学风对刘师培的影响。14其后，尹炎武作《刘师培外传》，亦明确肯定扬州学派的存在，并初步疏理出该学派大致的脉络，认为：“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琪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15惜其说均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外，梁启超虽在倡导吴、皖两派说的同时，明确分出扬州一派，认为其代表是焦循、汪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16但仅点到即止，未作任何具体论述。
较早倡导吴、皖、扬三派之说，论述其学风特色，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推张舜徽。张氏于20世纪40年代著《扬州学记》一篇，惜未完稿。至50年代末，张氏重整旧稿，进而加以补充、修订，定名为《清代扬州学记》，于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叙论》有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7张氏还进而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八字来概括扬州学派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并在其专著中，对扬州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诸如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等人的生平事迹、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80年代以后，随着对清代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扬州学派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1988年，扬州大学首次召开了“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也提出“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的计划。两岸学者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在扬州和台北召开了“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对扬州学派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王俊义先后发表《论乾嘉“扬州学派”》、《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等文，18明确提出“应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并就扬州学派产生的土壤与学术渊源、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及其地位和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确存在着扬州学派，其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吴派和皖派，且在学术渊源上受吴、皖两派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从吴、皖两派分化演进出来的一个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李惇、任大椿、程晋芳、刘台拱、贾田祖、江德量、凌廷堪、秦恩复、钟怀、顾凤毛、罗士琳、王引之、刘文淇、黄承吉等。”19此后，早年不以汉学流派划分为然的杨向奎，也在其新著《清儒学案新编》相关学案的论述中，明确肯定“清代朴学传统，论其大宗，可分皖、吴及扬州三派。皖自江永开其端，程瑶田、戴震、金榜，光大门楣，而戴东原实为乾嘉学派之泰斗。由皖而扬，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遂使朴学达到顶峰，阮元、焦循、汪中、刘文淇、刘宝楠等皆为后劲，遂使扬州学派，成为朴学正统，而吴中实非敌也”。20
在前贤时哲有关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吴、皖、扬三派之说并使之趋于系统深入的是黄爱平。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等论著中，21作者直接将清代汉学流派划分为三个流派，并进而把汉学流派的划分与汉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了吴、皖、扬三派所代表的清代汉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认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在汉学发轫之初，主要致力于汉儒经说的发掘、钩稽和表彰，以恢复、弘扬汉学为己任；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在汉学发展阶段，则以寻求圣人之道为目标，他们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走出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误区，使汉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派学者在坚持汉学治学宗旨，推阐实事求是学风的同时，已然洞观学术源流，评骘前人是非，试图总结一代学术，寻找一条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途径。如果说，吴派的特点是尊汉崇古，皖派的特点为实事求是，那么，扬派的特点就是通贯总结。三派学者后先相承，渊源有自，基本反映了一代学术产生、发展、变化乃至终结的过程。”22
从吴、皖、扬三派说来看，其划分在二派说基础上进而趋于严密和细致，基本反映了不同流派各自的师承关系与学风特色，尤为注意到了乾嘉汉学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由吴由皖而扬，汉学从正式确立，到发展至鼎盛，再到总结阶段，比较客观地揭示出汉学演进的轨迹。特别是其中有关扬州学派的探讨，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研究乃至文献整理均呈方兴未艾之势。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学术界对清代汉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值得予以肯定。当然，其说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诸如同样忽略了北方的汉学家，一些学者归类也不够确切，尤其是扬州学派与皖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各自的学风特色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三、吴、皖、扬、浙四派说
此说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皖、扬、浙四大流派，即在吴、皖、扬三派基础上，再增晚清时期的浙江一派。1982年，戴逸撰《汉学探析》一文，简要疏理了清代汉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和特色。其中提出，汉学形成的标志是惠栋和吴派学者，包括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发展至高峰的代表性人物是戴震，其延续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而晚清时期的俞樾、孙诒让则是汉学的衰落阶段。23该文的论述实际上已具四派说的雏形。至1999年，戴逸发表《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一文，明确提出清代考据学四大流派的划分，认为“吴、皖、扬、浙四个学派实际上代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乾隆前期、乾隆中期、乾嘉时期和晚清时期。吴皖扬浙时代先后不同，各为其一个阶段”。其中，“吴派以苏州惠栋为代表，皖派以休宁戴震为代表，其后又有扬派，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仪征阮元为代表，他们都属扬州人”。至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在划分吴、皖、扬、浙四大流派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分析了各派的学术特点，认为“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而扬派的特点则是‘通贯’”，至于晚清时期的浙派，“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击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堪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24
详考吴、皖、扬、浙四派之说，可以看到，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把清代考据学视为一个贯穿于清中晚期，并且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术形态。但所论尚嫌简略，此外，晚期时期的汉学，无论其学术成就，抑或其地位影响，都难以与乾嘉时期比肩，故浙派是否能与吴、皖、扬三派相提并论，也还有商榷的余地。
四、不分派说
此说主要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比较流行、俨若定论的吴、皖分派说而发，认为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内部无流派可分。实际上，这一观点的渊源，最早仍可追溯至梁启超。梁氏在采纳章太炎之说，主张吴、皖两派分野的同时，曾指出清中期的考证学“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25在论述吴、皖两派并提到扬州一派以及浙东一派时，梁启超还特别说到：“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那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6其后，钱穆对清代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在论述吴学、皖学渊源不同、风格不一的同时，也认为“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并进而加以补充说：“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录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27杨向奎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谈乾嘉学派》一文，则直接提出：“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28
受钱穆、杨向奎之影响，90年代以来，陈祖武等学者陆续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和商榷。1991年，陈祖武在《清代全史》第六卷的相关章节论述“乾嘉学派分野”问题时，首先提出吴、皖分野说不尽合理，认为“惠、戴两家并不能赅括整个乾嘉学派”。29此后，作者又先后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等文，30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首先，“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而“吴、皖分派有一最为明显，亦最为重要之可酌处，即它忽略了对乾嘉学派做动态的、历史的研究，因而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演进的轨迹”；其次，“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无论从治学领域，抑或从学者的地理分布来看，均“不宜以吴、皖两派，或者说惠、戴二家来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如“扬州名儒汪中，虽经章太炎归诸吴派，但他与惠栋实无师承关系”，又乾嘉时期苏州和徽州以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者和学术群体，如北方的纪昀、朱筠等人，桐城的姚鼐，等等。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说：“以地域来区分学派，本身并不科学，与乾嘉学术发展的实际也不尽吻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赞成它。”31
与之同时稍后，暴鸿昌发表《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也对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吴派、皖派之分，“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作者逐一辨析以往学界所列两派之间的学术差异，诸如吴派治学特点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皖派则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吴派好博闻，皖派善裁断；吴派重考据，皖派重义理等，认为这些差异只能用以区分其中的一些学者，比如惠栋与戴震，而不能用以概括被人们归于吴派或皖派的众多汉学家。作者以戴震反宋儒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为例，说明其说“既别于其师门，又异乎其弟子，而却与惠栋及其弟子同出一辙”。因此，作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或称汉学）乃历史客观存在，以此一派称之，足矣！”至于“乾嘉考据学之所以未形成若干个独立的流派”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汉学家们具有共同的学术风气，即相互推崇；不立门户，唯从所是；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因此说，吴派、皖派之分，不过是“门户之见”而已，甚至对人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了很大混乱”。32
其后，台湾学者鲍国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办的“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上，也就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在他看来，暴鸿昌《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的质疑，“比较全面与中肯”，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析探讨，认为“论乾嘉考据学，是否须要或可以依地域来划分为吴、皖两派，实是颇有商榷的余地”，并就此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严格说来，从地域来分吴、皖二派并不合适。二、后来所列的二派代表是否合适，如钱大昕先生，虽为江苏人，论其学风，却未必合于吴派。或许，我们可以用惠、戴分派，并列出与他们治学风气相近的学者，会比较合于乾嘉学术发展的事实。”33
比较而言，不分派说勇于否定已有成说，大胆提出新见，其开拓精神应予以充分肯定。并且其对分派说提出的质疑也颇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的研究。但客观而论，不分派说尚不足以否定已有的观点。诚如前述，一种学术观点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必然有它赖以成立的历史依据和论证的合理性。况且，乾嘉考据学内部不同学人乃至地域之间，在治学范围和学术风格上确实存在差异，这是持不分派说也承认的事实。问题是如何更为科学地看待这些差异，而不是简单地视而不见，不予置论。由此看来，不分派说也还多有讨论的空间。
五、惠、戴、钱三派说
此说系针对各家之说而提出的新看法，主张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1998年，漆永祥发表《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乾嘉考据学研究》等论著，34对以往学术界有关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之说提出质疑，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乾嘉考据学流派的划分，皆有一定道理，但都有所局限：一是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而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炙，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二是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三是吴、皖两分法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如朱筠、纪昀等人。其四，以地域为主并非乾嘉考据学的派别特色。因此，作者在认可惠栋、戴震之分的基础上，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其二，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最终将扬州学派归入戴派，而从惠派中析出钱大昕一派，划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作者认为，钱大昕之学，继承其家乡即江苏嘉定自明归有光移居该地读书讲学以来形成的“朴实严谨、通经读史尤其是精于史学的传统，同时，又接受浙东学派治史之思想，受到惠栋治学风气的熏陶，而后形成钱氏博通经史，尤精史学的学术特色”。由此带动一批学者，其中既有其弟钱大昭，其子钱东壁、钱东塾，其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等钱氏家族诸人，也有其弟子李锐、夏文焘、钮树玉，还有受钱大昕影响而学术相类者，如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朱骏声，以及北方学者张澍、邢澍等人。以钱大昕为代表的这批学者也因此而成为惠、戴之外的另一考据学派分支。35
在各家分派之说中，惠、戴、钱三派说可谓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观点。持此说者，虽系首次提出，论证却颇能兼顾各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笔者看来，此说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反映乾嘉汉学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三派之中，除惠栋较早而外，戴震、钱大昕大体是同时代人，并且钱大昕青年早达，很早就受到士林推重，戴震因其推荐介绍才得享大名。因此，很难说汉学的发展由惠而戴而钱。此外，钱大昕与惠栋、戴震之间，各自在治学范围和学术风格上的特色似乎也不够凸显。由此言之，此说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论证。
除上述各家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尚有依据其他标准划分乾嘉考据学派别的学者。如邓瑞《试论乾嘉考据》，36首先从治学内容着眼，将乾嘉考据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之下再根据地域划分为若干学派。其中“治经”者分为：苏南学派，以吴门三惠（周惕、士奇、栋）、余萧客以及常州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为代表；徽州学派，以江永、戴震、段玉裁、程瑶田为代表；苏北学派，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刘台拱、刘宝楠叔侄等为代表；晋学派，以阎若璩为代表；浙学派，以孙诒让为代表；鲁学派，以张尔岐、桂馥为代表。“治史”者则可分为：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及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又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在论及“四库馆派与乾嘉考据学”关系之时，一方面对学术界有关乾嘉考据学派别划分的各种观点提出质疑，一方面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造就了一批年轻的汉学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据此，作者将乾嘉考据学划分为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认为“民间学派主要指在四库开馆以前之江南学派，包括过去通常所说之吴、皖等派”，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该派“不同于以往的民间学派，它有着深厚的皇家气派，它代表官方发言”，其纲领性文件即《四库全书总目》。并且，“皇家学派得到清高宗的支持，其代表性人物为纪昀、陆锡熊等人。”37此二说或因过于琐碎，或尚缺乏论证，在学术界影响寥寥，兹不具论。
综观有关清代汉学流派的研究，在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前提下，可谓异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张划分流派的学者更多地强调一个大的学术派别之下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师承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的差异，即同中之异；而不主张划分流派的学者则更为重视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治学宗旨、研究内容和学术风格的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当然，各家之说都并非十分完善，都有各自的不尽周全之处。如分派说对各个流派研究范围、治学风格、学术特色的阐发，学者的师承渊源及隶属归类，乃至对清代汉学产生、发展、衰落各个阶段的理解和认定等相关问题，还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不分派说试图否定学界长期以来形成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也还需要有更为充分的根据和更为深入的论证。从总体来看，应该说，不同观点的提出，各家见解的阐发，特别是相互之间的争论，对促进研究的开展和分析的深入，是极有裨益的。以分派说为例。从最初的吴、皖两派说，到后来的吴、皖、扬三派说，乃至吴、皖、扬、浙四派说，等等，不仅划分更为严密和细致，而且更强调汉学自身的发展变化，重视反映汉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有关学术流派划分的标准和根据等理论问题也进一步得到明确。如治学宗旨、学风特色、师承渊源关系等因素，被学者公认为学派划分的主要依据，无论主张分派说，抑或持不分派说，各家学者均无异辞。但在共识之下，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仍然千差万别。如何准确把握学派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如何看待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师承渊源，如何区分不同治学范围、不同学术风格及特色，各人的理解并不一致，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产生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也是学术发展、研究深化的反映。一般而言，学术史上不同学派的形成，同一学派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可以反映出思想发展和学术变化的脉络；而对不同学派乃至不同流派的分析和探讨，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看来，各家之说不妨同时共存，并行不悖，保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使学术研究和问题探讨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进一步走向深入。
注释：
①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24，《古经解钩沉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第1434册。
②洪榜《戴先生行状》，收入赵玉新点校本《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③任兆麟《有竹居集》卷10，《戴东原先生墓表》，嘉庆元年刻本。
④参见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相关文章如：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8；雷平《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1；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53。
⑥章太炎《检论》卷4《清儒》，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6页。
⑦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收入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校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改题为《刘申叔遗书》）。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2页。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第23-25页。
⑩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8-589页。
11支伟成著，夏祖尧校点《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
12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13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文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80页。
14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载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1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第22页。
17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18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3；《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1；《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收入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
19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3。
20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7卷《汪中〈容甫学案〉》，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89页。按：原书“戴震”误为“戴贾”，此径改。
21黄爱平《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11。
22黄爱平《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11。
23戴逸《汉学探析》，见《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4戴逸《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人民政协报》，1999年9月29日。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第23页。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第22页。
2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本，第324页。
28杨向奎《谈乾嘉学派》，《新建设》，19647；收入《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按：此为作者早年的观点，90年代以后已有变化，认为“清代朴学传统，论其大宗，可分皖、吴及扬州三派”。
29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30陈祖武《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927；《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9；《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收入《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
31陈祖武《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收入《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
32暴鸿昌《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史学集刊》，19923。
33《吴、皖分派说商兑·鲍国顺引言》及讨论发言，见童小铃《“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1994年版。
34漆永祥《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载《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4章，《乾嘉考据学派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6邓瑞《试论乾嘉考据》，《南京大学学报》，19864。
37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余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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