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著述颇丰。众多的专著、论文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有关这次动动的几乎所有问题。笔者在工作之余，在阅读、翻译意大利文有关资料方面，翻阅了弗里茨·博尔内曼编著的《圣人傅约瑟传》。该书共十八章，其中第十三章专门论述了傅约瑟神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我国山东的活动。傅约瑟神父是个被西方宗教界称为“圣人”、颇有名气的传教士。他原名叫朱塞佩。福莱纳德梅茨，1852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上阿迪杰（该地区曾为奥地利所占领，名为南蒂罗尔——作者注），1908年1月28日病死在中国的山东省。他自1879年被派到中国传教起，到1908年死为止，以传教为名在我国居住了长达30年之久。
《圣人傅约瑟传》的作者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所以书中把西方传教士描绘成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天使”，美化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反诬义和团是“盗匪”；但是由于该书取材于官方和教会的大量档案，史料颇为翔实，因而对研究西方传教士在我国的侵略活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东是欧美列强传教士侵入我国较早较集中的地区。早在鸦片战后不久，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会和法、德等国的天主教会势力就已侵入山东。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天主教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在政府“直接的保护”和“全力的支持”（施丢克乐：《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3页。）下，已在烟台、济南、兖州建立了三个总堂和三个大教区，英、美、法等国的传教士也争先恐后地在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到甲午战后全省108个州县中，就有72个州县出现了教会的活动，共有教堂“大小1300余处，教士150余人”（袁世凯：《养寿园奏议》，第4卷。）。全省入教者高达80000人，占当时全国教民总数的1／10。这样一支庞大的势力，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特别自1986年起，黄河连年溃决，山东大部分地区都遭水灾。到1898年，受灾区域多达50余州县，淹死人口十六、七万，损失田地房屋不可数计，以致到处“饿殍枕籍，倒毙在途”，卖儿卖女，惨不忍睹。在这样连续赚收的灾荒之年，教堂却以放赈为名进行高利盘剥，勾结各地教民和地主囤积居奇、飞涨粮价，乘机贱价收买或强占大批土地，因而激起民愤。各地教堂又多私藏武器，象武城十二里庄教堂、禹城韩庄教堂和平阴白云峪教堂，都拥有百余杆快枪，镇压人民反抗。至于教会平时无视官府，包揽诉讼，纵容教民横行不法，欺压良民等等罪行，更是罄竹难出。在当时，山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官府畏惧洋人，护教抑民。广大群众饮恨吞声，始而抱怨，继而成恨，终且为仇，先后在曹县、巨野、沂水、平度、威海、临清、即墨、冠县等地掀起反抗斗争，他们建立大刀会，组织武装，焚毁教堂、捣毁官署、围攻洋人，杀死教民，为保卫身家拼死战斗。
大刀会在许多州县的兴起和战斗使各地的外国传教士惊恐万状。1899年安治泰在动身赴欧前，一方面任命傅约瑟为代理主教住守济宁，一方面给德国驻北京公使写信说，“大刀会不断取得胜利，加之它在山东南部又享有免罚权，因此它目前正在准备发动一次转而反对中国政府的大革命。我们的人对此甚感不安，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见《圣人傅约瑟传》第十六章。以后所引材料均见此书此章，不再加注。）。
他们认为最好的对策是有一个能真正保护洋人权益的中国地方官。他们很快便如愿以偿了。《傅约瑟传》写道：“12月初传来一个使主教及教徒们如释重负的消息说，外国人的死对头、容忍和支持大刀会的毓贤巡抚已被革职。接替他的是袁世凯，此人已前是位将军，大家公认，他对外国人怀有友好感情。这次的人事更迭应归功于法国驻北京大使。济南府主教德·马尔希曾给这位大使写过一封信，报告了自己的不安心情。于是袁世凯便于12月25日走马上任了”。12月31日，安治泰主教返欧路经济南时，袁世凯接见了他，这位新巡抚答应赔偿教团和教徒们的损失，并安慰安治泰说：“您尽可放心去欧洲，我保证一定能在山东恢复秩序”。
袁世凯虽然甘心情愿为洋人效劳，但实际上他并无能力实现自己的保证。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不以官方的意志为转移，继续扩展高涨，洋人和教堂不断遭到袭击。《傅约瑟传》描绘当时的情况说：“大刀会成员在曹州府治内各县大肆攻击和掠夺基督教会。甚至在黄河北岸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致使传教士们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暂时撤到坡里（坡里是位于山东西北部的一个传教中心。）去”。正在和清朝地方官府谈判赔偿损失而尚无结果的傅约瑟在给主教的信中也忧心忡忡地惊叹：“一切都是徒劳的。教徒们失去了勇气，很多人退教；有的则效法大刀会的做法，情况极为糟糕”。
义和团运动如燎原烈火在华北平原燃烧起来。6月9日，攻占清朝政府首都北京。“义和团包围了外国使馆区，强追赶来解围的外国远征军撤退。6月20日，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男爵在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路上遭到暗杀”。这些消息传到山东，使傅约瑟和其他教士们更加心惊胆战，寝食不安。6月26日，傅约瑟收到了袁世凯的一封信，“信中说，所有传教士都必须到港口城市，否则他无法保护他们。济宁知府也向傅约瑟重申了这一命令。德国驻青岛总督在了解到这一命令并听到传教士要撤往港口城市的消息后，向袁世凯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传教士们统统离开，教堂定将被捣毁。袁世凯在表示歉意的同时，宣称，他已无力对传教士提供保护。而且他还让那些从事矿山工作和修筑铁路的人员也都到港口城市寻求保护。他说，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行动”。
傅约瑟也深感“传教士们的安全无保证。生命处于极端危险之中”。“6月28日和29日，许多传教士应代理主教之召到达济宁。大家心情沉重，人人随身携带武器。……一天之内，地方官八次派人给教堂送信施加压力，让所有人员统统离开。当天晚上，傅约瑟到地方官家里做最后一次尝试，探问能否让传教士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答复仍是否定的：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否则将用武力驱赶”。结果一部分教士、教徒转道上海去青岛。
决心以身“殉教”的傅约瑟暂时留在济宁。他一心想到坡里去看看，“以便尽可能把这个拥有众多教徒的最大、最老的教堂以及两个孤儿院，几个青年专业训练所和一个养老院保护下来”。7月7日，傅约瑟到达坡里。“这时人们已相信长期保护教堂不被义和团捣毁是办不到的。因此，很多教徒背井离乡到非教徒的亲戚家避难。他们上路才几个小时，就遭到了义和团的袭击，一名教徒被杀害。其他人遭到洗劫并被迫返回坡里。这些事件，使上千名的逃难者更加惶恐不安。逃难者不光是坡里和阳谷一带的人，也有很多是来自其它县的。有的甚至是来自西部耶稣会和北部方济会的传教区”。
坡里的地方官也执行济南巡抚的命令。傅约瑟给青岛去的电报说，“地方官要把教徒从坡里赶走。危险越来越大。……在坡里已开始逮捕教徒，强迫他们退教。此外，大肆宣传招募民团”。
面对地方官要他们撤走的命令，傅约瑟再次给青岛打去电报，询问是否能得到援助。回答是：“驻北京的使馆均被包围，天津被围，青岛也派不出兵去。唯一的出路是黄河和大运河”。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傅约瑟在坡里又组织一次大撤退。“两个育婴堂的部分孩子被转移到青岛。其余的托付给教徒抚养。已订婚的姑娘均被送到未来的男人家里，尽管尚未到结婚的年令。由于兵荒马乱，中国传统的出嫁仪式也都免了。初级修道院的那些年岁大的男孩，原则上分批由大人带领去青岛”。
煞费苦心地安排定当后，傅约瑟等“在深夜离开了坡里。几名身穿军服的强壮小伙子一路护送他们。不过他们不是去青岛，而是前往仅次于坡里的一个最大教区王庄”。路上“充满了危险”，“一次引起了‘大刀会’的疑心，跟踪他们好长一段路”。
7月21日，傅约瑟一行来到了王庄。傅约瑟在王庄呆了十多天，决定再次返回坡里，因为送信人传来“不幸的消息，那些分批去青岛的大孩子们，在路上财物被义和团抢了个精光。离教会一街之隔的女育婴堂，因地处教会的牢固围墙之外而遭焚烧。义和团还捣毁了住在教会附近的大约40所基督教徒的房子”。
8月初，傅约瑟等又战战兢兢地踏上去坡里的路程。路上，他们躲躲藏藏，风餐露宿。“后来，当开往北部前沿的士兵得知这一带有外国人之后，他们随时准备奉谕旨消灭他们……为了不被发现，他们这次全都改为步行。……第一天晚上他们是在一个村庄上度过的。深夜，他们在客店里被一位中国人认出，并向村长告发，要求遵奉谕旨把他们处死。弗拉·乌尔利希（和傅约瑟同行的一位外国传教士——作者注）在日记中写道：‘深夜一时，我们听到街上传来呼喊声，要求处死这些欧洲魔鬼。一听这些，我们赶快逃走，总算保住了性命”。傅约瑟神甫开始觉得浑身没劲儿。早在王庄时他说话就很吃力了，但他仍然硬撑着，终于在晌午时分到达东昌的一个基督教会……教徒为他们准备了辆手推车，他们可以坐着也可以躺着，但总是用席子遮住，因此没有人怀疑车上会有欧洲人。就这样，尽管一路上天气炎热难熬，但总算平安无事到达坡里”。
8月7日，傅约瑟到达坡里后，感到“局势异常危险”，“所有的田园均遭毁坏，教会的地全被非教徒抢占”。在义和团的强大压力下，坡里教会“已开始分裂，一部分教徒想出逃，另一部分则宁死不走。那些想逃走的认为，如果教会住地被捣毁，一切势必落入义和团之手，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把自己有用的衣物和其它物品饱饮私囊。这种态度导致了内哄和争斗。他们之所以还未彻底分裂，是因为兵临墙外的敌人使他们多少还具有一些共同利益。墙外有官府的军队，还有据说达5000之众的义和团。虽然官军没有参加战斗，但是义和团的人却包围了教会，他们发起了三、四次进攻”。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京津地区取得的节节胜利，既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根本利益，也威胁着清朝政府的反动位治，于是两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7月13日，八国联军10000人分两路围攻天津城，次日天津沦陷；8月14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城，次日北沦陷。此时山东“形势已开始好转，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改变了态度。以仇恨外国人而闻名的保守党被迫做出让步，外国人开始得到保护。……不过又过了一段时间，山东才恢复了平静。但邮政业务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瘫痪状态。我（指傅约瑟——作者）同教友们失去联系，与世完全隔绝”。“到9月底，北京政府终于放弃了排外政策……在阳谷，知县下令逮捕了20名想去坡里的“大刀会”会员，然而袁世凯又拖了8个月，直到12月底才批准一半传教士返回。逃难的教徒一批批地离开了坡里”。
10月15日当安治泰主教从欧洲绕道美国回到青岛时，傅约瑟给主教写了一封贺信，并附上一份有关主教不在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报告。报告着重谈了最近的一些情况和当前的局势。在他看来，应予以特别重视的是：“凡是由凭证义感决定其所做所为的胜任的地方官管辖的地方，教堂与教会均没有吃什么苦头。这里特别应提到济宁城、兖州府以及汶上县和郓城县。而阳谷知县则是基督教的死对头，那个县的教徒仍是东藏西躲，有家难归。……应当承认，这段经历是令人忆之胆寒的。直至今天许多居住着教徒的村庄仍然是一片凄惨景象，村民们即使得以保全性命，财物也被洗劫一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教徒都是虔诚的。许多人向地方官保证‘改邪归正’，或‘不再信奉外来的宗教’”。
在刺刀保护下返回的外国传教士向义和团农民进行了反攻倒算。在坡里的一个名叫弗拉·乌尔利希传教士在1900年底写道：“我们回来时，看到我们的土地早已被非教徒瓜分。庄稼不是被收走，就是被毁掉。地里已种上新的作物。然而，我们终于让他们收走的粮食归还了我们”
上面我们根据《圣人傅约瑟传》第十三章扼要地叙述了这位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东近一年的活动。如前所述，尽管传记的作者是站在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记载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坡里、王庄两地发生的事件，但我们还是从字里行间了解到许多具体生动的事实，窥测出不少西方殖民者的活动内幕，从而加深我们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认识。
【资料来源：《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