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太平天国天京建都140周年纪念。1853年3月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历时11年，统治范围遍及10多个省，是我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战争。对这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作出总体评价，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近代历史起了推动作用，亦即称之为起了积极作用，二是起了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亦即称之为起了消极作用。论者在作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时，所持的标准也很不一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在十年动乱中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近年来有些论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历史起了破坏作用，是因为这场战争导致千百万人死去，或生产力遭到破坏。标准不一样，结论自然就不同。那么，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究竟要不要有个标准呢？能不能有个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个标准就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持什么态度，他们的主张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对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来说，无疑是进步的。
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随着侵略者的炮火挤进中国的大地。从此，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动向，即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封建主义的腐败日益暴露。因而，也是从这一时候开始，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都必然同时要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势力的制约。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政界大体上有三种不同态度：一是抱住封建主义不放，对资本主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二是对资本主义采取可以接受的态度，但又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制肘；三是想借资本主义势力来巩固中国的封建统治。放开双手迎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政治力量，在戊戌变法之前是不存在的。根据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来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就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属于进步的一种政治势力，但又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掣肘。下面我想就太平天国运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分析一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至于上面提到的所谓消极作用，已有专文论述过，这里不再辩析了。以我之见，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下面四点。
第一，最早实践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太平天国革命给清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起义一开始就把推翻清朝作为一个目标，把清朝皇帝、官吏统称为“妖”，口号是“奉天诛妖，斩邪留正”。起义经历了14年，范围达18个省，地主阶级及其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在太平军攻克的许多地方，“凡官宦之家，呼之为妖头，杀之必尽。”不少富家大族、衣冠士族成绝户，生计全无，一直到最后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目标从未动摇过。难能可贵的，是太平天国在反对封建政权斗争的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争取光明反对黑暗的大无畏精神，特别是在战争中逐步认清了侵略者的本质，当“洋兄弟”撕破了“中立”的面纱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指责他们派本国军队来侵略中国，坚决要把他们驱赶出去。太平天国的反侵略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正如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的：“中国的南方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虽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当然，中国的觉醒除了表现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之外，还表现在适应新潮流和认识新潮流上，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同样有着光辉的纪录。
第二，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导因是吸收西方文化的结果，主要是吸收西方基督教的教义。这是从梁发送给洪秀全《劝世良言》作导端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思想，诸如平等思想，以及反对儒家的世俗思想等等，多是来自这本小册子。首先是洪秀全从西方学到了信仰“独一真神皇上帝”，这在当时必须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不可小视。它的深厚历史根源，恰恰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不但给洪秀全以动力，也给洪秀全以勇气。他不但敢于接受异端，而且竟然敢于拿“独一真神皇上帝”来和两千多年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孔教对抗，宣布孔教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可谓颇具气魄。尽管洪秀全对孔教的看法并不全面，但在140年前，这的确是个创举；其次，他吸收了西方的平等思想，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种平等思想无疑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思想的一种冲击。他的理由很简单，即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因而他反对生“此疆彼土之私”，反对生“尔吞吾并之念”。无疑这种平等思想对封建的等级制度是必然要产生直接冲击力的，也是对外国侵略中国的不满。尽管洪秀全这些思想，起初只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希望用这些思想建立他的拜上帝教，能够以教治道，改变当时那个“世道乖离，人心浅薄”的社会，并通过教化使天下成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社会。这是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后来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洪秀全的改良主义思想未能取得实际社会效果。当他第二次到广西时，看到他的这些思想由冯云山在紫荆山加以实践，并酿成燎原之势。洪秀全放弃了“以教治道”的改良主义设想，投身到组织农民起义的火热斗争中去。
第三，主张对外开放政策。由于宗教思想来自西方，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认为他们同西方资本主义是同信天父皇上帝、同信天兄耶火华的。因此，他们自以为和番国也是“兄弟之辈”，“姊妹之群”。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实践，好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不存戒心，愿意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不好的是，不能认清侵略者的侵略本质，不能区分一般经商贸易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本质。在后期太平天国，洪仁玕、李秀成就因此吃了大亏，这个问题已有另文论述）。1853年5月18日，英使文翰到达天京，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申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后表示，愿意和英国“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允许英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父诛灭妖敌，或照常经商营业，悉听其便。”（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第84页。）文翰路，过镇江时，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给英使的信中，除了警告英人不要“借助妖胡”和“不应再卖鸦片”外，明确主张“惠外和中，商旅不禁”，表示要和英国“修友谊”。太平天国从中央到地方态度是一致的，都是主张要和外国人发展正当的贸易关系。1854年6月，英使包令来到天京，杨秀清在《答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谈到通商时说：“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定，害人之物为禁。”（《文史》1962年第1辑）在太平天国的外交活动中，还没有看到反对和外国人通商的纪录。这样一个政权是和清王朝有很大不同的。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更允许大批外国传教士到天京来访问，不少外国人还在太平军中服役，至于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通商贸易的就更多了。
第四，重视发展商业，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除了在南京推行过“圣库制度”外，在广大太平天国占领区并没有实行过，而是采取收税的办法，使商业活动合法化，从而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太平军攻克镇江、扬州后，就是用现金向百姓购买商品的。石达开在安庆易制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12）这一措施使民间商业得到发展。李秀成攻克苏州以后，实行保护商业政策，规定．城市贫民没有资本经商的，可向政府请领本钱，在经营获利后再交还本钱，苏福省所辖各县，一当建立政权，便令业户开张营业。1861年，李秀成发给金匮县黄兴和的商凭说：“一切货物，务须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抬高市价，如敢垄断渔利有害民生者，准尔铺户指明禀究。”（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太平天国占领苏州期间，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苏州市场是“舶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潘仲瑞：《苏台糜鹿记》）
太平天国由于十分强调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外贸易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在1853年以后有明显的增加，太平军占领苏、常以后，生丝茶叶出口增加尤快，而到1864年天京陷落及太平军在这些地区完全被打败后，丝、茶出口量就明显的减少。
上面四个方面，说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思想体系并不闭塞，是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对资本主义潮流基本上是持欢迎态度的。正因为这样，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条陈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时，洪秀全才有可能对这个计划加以赞成，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各条，诸如“兴舟辑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等，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等字样。这些都表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思想深处是有接受资本主义思想要求的。尽管这种思想倾向是微弱的，还不可能用来左右当时的历史进程，但在当时的中国，则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如同太平天国这样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态度的。后来成为洋务派头目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时，已经看到太平天国的一些主张是可取的。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刻本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此后不久，赵烈文上书曾国藩，建议“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如是则外侮既绥，并得以尽力于群盗，外内之次，井井不失矣。”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参看方之光：《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一方面把农民起义看成“心腹之患”，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利炮，加以镇压；一方面则拣起太平天国主张和西方往来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在中国搞起洋务运动。尽管他们的举措就其主观动机而论是不可取的。但他们接受并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在中国这块没有近代工业的土地上，破天荒地办起近代工厂来，不管它是军用企业还是民用企业，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李鸿章等人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才成为洋务派的，起步比太平天国要晚得多。这一点应当是评价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是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93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