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组织保皇会。由维新派变为保皇派不只是名称的变换，其思想理论、斗争目标、活动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保皇派既坚持变法政纲而又有所前进。
一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纲领是“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他们每一次活动无不为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引发。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就基于中法战争的失败“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今日之可忧也，”(《康有为政论集》上册页53)首次提出“变成法”的主张；公车上书则是因《马关条约》签订，“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上清帝第五书更是“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康有为政论集》上册页116)可见，维新运动的起伏与民族危机的起伏并行，维新派始终坚持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法，以变法达到救亡，二者相辅相成。
戊戌政变使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守旧派占据了政治舞台。维新派失去立足点流亡海外，组织保皇派继续活动。通览《保救大清皇帝会例》，打出了“奉诏保皇，变法救国”的政治旗帜。表面看似废立之争，实则反映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康梁等人为未竟事业的进一步斗争。
保皇为了变法，变法为了救亡。通过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保皇派对民族危机的加重有了更深刻了解，因而把保皇与救亡联为一体。康有为谈到保皇目的时指出：“诚以年来土地日割，政权、利权日失，铁路、矿务皆与洋人，我中国商民将绝生命，此商民等日夜扣心而望皇上安健复政者也。”(《康有为与保皇会》页29)把“戮力以救皇上，变法以存中国”作为保皇派的中心任务。他们进而注意到“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资本帝国主义“自托拉斯风行，而小制造、小公司亦无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洲物产之精英，将为最少数至大资本家所吸集”(《饮冰室合集》第四册)的垄断趋势。在避免瓜分、保国保种的基础上，从近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探讨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有感于“尔来环球九万里，一砂一木皆有主，旗鼓相匹强权强，”(《新民丛报》第1期)梁启超提出了“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进取”的严肃主题。康有为也认为：“欲以度我全世界同胞，而永救其疾苦者，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大同书》页253)在这里，他们把资产阶级人权说和民族观有机结合，赋予保皇救国以新的时代特征。
在保皇派的政纲中，保皇与抗西太后密切相关。他们把这场斗争看作两种政治势力和政权结构的冲突、锋芒直指西太后把持的守旧政权。“康梁所言者，救皇上也，保中国也，人民宜有自主之权也，不受伪朝之压，经以鬻民卖国也。”(《康有为与保皇会》页72)诚然，从本质上讲，西太后，光绪帝都是封建主义专制政权的代表和象征，但就政治倾向而言，西太后所代表的是顽固坚持封建正统、极端守旧的政治势力，这批人容不得对封建政权作一丁点改革，力图使中国回复到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光绪帝在政治观点上与维新派也有较大距离，但他思想的另一面，也有同情、支持变法的倾向，一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维新派相吻合。他在甲午战后不愿做“亡国皇帝”的愤慨之情，以及与守旧派截然不同的对西方文化知识的认可态度，使他成为康梁心目中的维新偶像。他们把光绪帝复位与维新事业复兴紧密联系，与建立理想的君主立宪政体结合，强调“上若独复位，而无新党辅佐之，中国亦不能维新。……若皇上独复位，而不授新党权以佐之，则亦无益。”(《康有为与保皇会》页35)他们一再坚持光绪帝复位，布告“新宪法”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较之变法期间拥戴光绪帝实行一些温和的改革前进了一步。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接受光绪皇帝。说到底，他们接受的是与封建守旧派对立的皇帝，是维新变法的皇帝，是一个行民权而不独裁，舍位变法而不贪皇位的皇帝，是明治天皇、威廉二世一类的资产阶级皇帝。光绪帝是否属于这类皇帝我们姑且不论，保皇派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这样。因而，他们的保皇，尽管留着封建尾骨，却与反封建民主政治理想相辅相成。
二
由君权变法到武装勤王，反映从维新派到保皇派斗争手段的重大突破。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等对光绪帝的态度几经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停在由上而下，君权变法的基础上。尽管屡遭挫折，他不时发出“望在上者而无一可望”(黄健彰《戊戌变法史研究》页2)的感叹，然君权变法初衷未改。期间康有为曾有变于下之说，也只是动员官绅士大夫加入变法行列，立学会、开风气，增强声势，促使光绪帝早下决心。据王照回忆：“及丁酉冬康有为人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谓也。……俄而康被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丛刊本《戊戌变法》四、页331)显然，变于下服从于变于上，目的是达到变于上。随着康梁政治地位的变化，君权变法的思路也更加坚定。事实证明，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太多实权的皇帝身上是不能成功的。但是，面对19世纪末的中国政局，维新派所能选择的只有这条道路，尽管它充满荆棘，预示着巨大的风险和难免失败的征兆。维新派要担当的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任务，他们所从事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第一次尝试。与他们的弱小比较，任务的艰难反差太大，促使他们必须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虽然支撑点也同样软弱，但毕竟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聚集在光绪帝周围，还有如文廷式、翁同龢、张荫桓、陈宝箴、宋伯鲁、徐致靖等朝野重臣官吏，甚至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政客也不时混迹其中，构成一种表面的虚假的变法集团。维新派又没有向下层群众寻求支持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这种状况，预示其不可避免的悲惨前景。随着君权变法的流产，迫使维新派探求新的斗争手段。从这点看，君权变法是保皇派从事武装斗争的前导和思想基础，武装勤王是君权变法的延伸和升华。
在君权变法基础上把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也是由维新派到保皇派政治上不断成熟的反映。在变法与守旧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之际，康有为认为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出兵颐和园，捕杀荣禄和西太后，能够挽危局于千钧一刻。他们看到事已紧迫，“非去太后不可”，(丛刊本《戊戌变法》四、页231)因而策划袁世凯兵变，与会党首领毕永华取得联系。尽管日后康有为对其密谋竭力否认，指责“逆臣袁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康有为与保皇会》页48)主要是保护自己的形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策划宫廷政变，不失为积极主动的措施。在斗争方法上的勇敢探索，表明维新派已着眼于用武装斗争保卫和推进变法事业。
康梁流亡海外后，公开打出武装勤王的旗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康有为认为是举大事、义兵勤王的极好机会，动作更加急迫。他多次写信敦促采取行动，并策划、组织了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在保皇会的早期活动中，把武装勤王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这是难能可贵的。戊戌政变表明，利用皇帝权力自上而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和平方式已经终结。然而，清王朝的腐败并不因为守旧派对维新派的胜利而有所好转。政治的倒退、思想文化的钳制、对外的妥协投降，无不展示封建王朝的末日，国内的秘密结社和会党的活动、群众性自发的反清斗争，兴中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把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引向深入。保皇派投身武装斗争，势必在客观上造成与之遥相呼应的局面，壮大了资产阶级阵营，可谓殊途同归。诚然，康有为坚持的是武装勤王，君主立宪，反对以武力推翻清王朝。但与此同时，梁启超却看得更深更远。1902年他在给乃师信中坦诚道出心迹：“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者。弟子听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吾党归用之，而决不能行其志也。”(《梁启超年谱长编》页286)这封未公开发表的信，不但表明梁启超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也意识到推翻清王朝的必然性，他实际上已经得出与革命派同样的结论。
三
由开制度局到明确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是保皇派政纲的主要成就。1880年，郑观应最早提出设议院主张。此后，康梁也有类似表述。但在维新运动时期，他们按照西方议会制度的蓝图设计对中国封建政权的改革，中西结合的产物是制度局。在维新派看来，中国民智未开，守旧盈朝，不适宜立即实行君主立宪。戊戌年间，康有为发表文章，认为“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也。……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康有为《答友人论议院书》转引自孔祥吉文)这说明，维新派在寻求个既要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封建政权，又要依赖皇帝推行新政，还要顾及避免过份刺激守旧派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三种因素的结合，构成了制度局的设想。
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他们推崇的政体是西方君主立宪制。对西方各国实地考察和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更深一步了解，保皇派对于民权、议会政治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作为变法改制的偶像的孔子逐渐让位于卢梭。康有为仍坚持其“孔子改制”但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方近代议会政治和启蒙思想家，论述的重点从孔子改制转向西方议院制的构造。至于梁启超，早在戊戌维新期间曾私下对严复谈到《古议院考》时就说过：“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无是物，盖自知其说之讹谬矣。”(《饮冰室文集》之一页108)到日本后，他和其他保皇派成员抛开了孔子改制，大量引述、介绍卢梭等人的民权思想。反映出随着条件变化和形势发展，没有必要再打着孔子的招牌，更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成熟，他们脱去托古改制的外衣，直接拿来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向封建专制主义冲击。
经过痛苦的反思，梁启超意识到“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丛刊本《戊戌变法》一、页293)他重新审视《时务报》时期的宣传，感叹“今日检阅其旧说，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夹背也。”(《清议报》第一册，第十五册)《清议报》的宣传，重点突出其民权说主旨。保皇派十分注重国民的基本权利，指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饮冰室文集》之四页56)与维新运动期间尊君权相比较，保皇派更注重于兴民权，他们强调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把国民权与国家主权相提并论，与民族兴亡密切联系，使资产阶级人权说更具时代特色。
作为保皇派首领的康有为，在民权说上不如其弟子，然而，流亡海外后，他也抛弃了制度局，重新设计君主立宪政体。1899年4月，康有为在加拿大表示“欲开立宪政体政府。”(《清议报》第一册，第十五册)不久，他又系统阐述了立宪政体，“国会者，立此会以兴中国也。非发为议论，以备采择者也。”“下院者何，全国人民之代表者也。曷谓之代表，全国人民不能人人入议院以议定其事，故于人民中选举若干人，以代议其事，所谓代议政体也。代议者，人民之权利，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不议，即不能以君主之威，而使之无权，故所谓民权也。故议院者，为民而设，非为君而设。”(《康有为与保皇会》页56)1902年，康有为进一步提出公民的资格和权利，各级议员选举法，各级议院的权限等。他强调，中国的变法，首要是保障公民权利。选举议员，造成“人人有言事执政之权，人人有爱国爱家之意。”他甚至篡改戊戌奏稿，加进民权、议院、立宪的内容，采用不甚光彩的手法纠正过去的谬误。可见，保皇派的议院制比变法时期的制度局有了质的飞跃，到此，保皇派最终完成了从改革封建制度到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认识上的转变。
保皇派政纲中精华与糟粕相间，进步与保守共存。他们背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前进，这就势必延缓甚或阻碍其自身步履。
保皇派在倡导民权的同时，时刻不忘保皇宗旨；时而希望来一场破坏，又要保留帝制，把“伪朝”、“破坏“限定在慈禧太后把持的朝廷，不敢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的主张，无疑是作茧自缚。他们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又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八国联军的支持。与维新运动时期一样，保皇派对下层群众的斗争仍持轻视乃至敌视态度，给他们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总体看，从维新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保皇派初期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但20世纪初年的国内政局，已经越来越明显展示封建政权的穷途末路。保皇派却如同小脚女人，对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忧心忡忡，站在对立面指手划脚，沉湎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感和对没落王朝的依恋，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历史的落伍者。
【资料来源：《湖湘论坛》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