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生前及其死后一百年间，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英雄形象，即使对他的供词不无微词，也没有动摇过这个形象。一九六三年戚本禹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为影射史学开路，李秀成顿时成为众口一词的叛徒，他生前的一切也都成了罪证。李秀成到底是洪秀全封的“万古忠义”，还是戚本禹之流指摘的一世奸恶？至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关键在于他的亲笔供词以及怎样看待这个供词。
一九五一年，罗尔纲同志根据拍摄的供词部分原稿，作过仔细研究，写出《忠王李秀成自传考证》， 认定确是忠王亲笔，为使李秀成的“忠王”形象不受玷污，他把供词中向曾国藩表示的乞降意愿竭力解释为“伪降”。之后。年子敏同志写了《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华东师大学报》，一九五六年第4期。)（以下简称《商榷》），进而否定李秀成有任何乞降情事，干脆说全供“是曾国藩所伪造”。最近荣孟源同志发表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略》），倒不否认李秀成的乞降活动，却从中找出许多疑窦，反复推论，断定《原稿》不是李秀成的手迹，而是曾国藩派书手模仿李秀成笔迹的誊抄本。话虽如此，但仍然要落到乞降的问题上来，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汇报》推荐《考略》后，举出读者的议论为证，说“既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的冒牌货，又怎能以此伪造材料来判断李秀成是叛徒呢？”
《原稿》对李秀成的评价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如此重要，是真迹还是伪造或誊抄本？不可不辩。
李秀成写供经过
李秀成所写亲供《原稿》是真是伪，尽管争议不休，但他在囚笼中写了长长的供词，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在太平天国被俘将领中，留下了供词的不止是李秀成，早期已有洪大全，后期还有石达开、洪仁□、幼天王、赖文光等人，其中有录供，有笔供，但惟有李秀成的供词不仅叙述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涉及到太平天国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回忆录。不过李秀成没有别的革命者那样幸运，能在事后反复咀嚼、从容追述自己的战斗历程，他的回忆是在敌人的囚笼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回看血泪相和流”的特殊情况下写下来的。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李秀成写供的经过既没有战友的旁证也没有文人的记载。除了供词本身所透露的以外，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记载，只有杀害李秀成的曾国藩的日记和函摺，以及参预杀害李秀成的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为了论证《原稿》的真伪，这里且以曾、赵所记文字为依据，把李秀成从被俘到“欢乐归阴”的日程排列如下，或者有助于我们了解李秀成写供的脉络和心理：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李秀成被俘送曾国荃部肖孚泗营。赵烈文记道：“闻生擒伪忠王至，中丞（曾国荃）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或告予，予以此人内中（指清廷）所重，急趋至中丞处。耳语之。中丞盛怒，于座跃起，厉声言：‘此土贼耳，安足留，岂欲献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予见不可谏，遂退。少刻，中丞意忽悟，命收禁。”这段话，反映了曾国荃的暴跳如雷，想立刻割死李秀成，而李秀成却岿然不动。
当晚，赵烈文探访李秀成，问答颇长。结束时，赵烈文问李秀成今后打算，李秀成回答道：“惟死而已。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害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看来，李秀成当天没有被割死，晚间，思想就有所活动了。所以，赵烈文说他“言次有乞活之意”。
此后数日缺记载，大概是在等待曾国藩的到来。
七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三日），赵烈文记道：“是日作大木笼，纳忠酋于内”。同日，曾国藩在安庆作《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其中说，对李秀成是“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是说对李秀成要不要送到北京献俘，请朝廷决定。
七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赶到南京，他当晚记道：“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鞠讯数语。”
七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曾国藩在对李秀成亲讯一次之后，决定不献俘，要就地处死李秀成。为了好向清廷交待，这一天他在日记中特地记上“取伪忠王详供”一条。《商榷》却说“从字面上解释，‘取伪忠王详供’，说明是拿取忠王详供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九（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忠王已有了供词。”把打算取详供说成已取得了供词，纯属误解。
七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七日），李秀成开始写供词。曾国藩记道：“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这次是曾国藩要幕僚庞际云、李鸿裔等对李秀成进行讯问的，后来庞际云将这次问答编成一册，即《李秀成自述别录》，是李秀成的长篇笔供之外的录供。
八月三日（七月初二日），赵烈文记道：“晚至中堂（曾国藩）处久谈。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问予。予答应：‘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疑，而此贼甚狡，不宜入都’。”曾国藩到南京的当晚就下了不等待朝命、处死李秀成的决心，六天之后才征求赵烈文的意见，当然赵烈文早已窥猜出来，所以他的回答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
八月六日（七月初五日），曾国藩记道：“阅李秀成所写供词，灯后亲讯李秀成之供。”所谓“亲讯李秀成之供”，是就已经看过的供词再讯李秀成，进行质证。这次李秀成谈了些什么，曾国藩没有记下一语。第二天赵烈文的日记这样说：“昨日（中堂）亲问一次，有乞恩之意，中堂答以听旨，连日正踌躇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这里所说，一是李秀成”有乞恩之意”；二是曾国藩诡称尚无定见，留给李秀成继续写供词的侥幸心。
八月七日（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写完供词，傍晚被杀。赵烈文记道：“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中堂甚怜之。……今日遣李眉生告以国法难逭，不能脱。李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云云。傍晚赴市，复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鄙俚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中堂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这要算是关于李秀成生命最后时刻的惟一的详细记载了，证以李秀成在供词末尾写的：“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赵烈文的话，是可信的。
就上述日程看，从李秀成被俘到被害的十九天中，对于怎样处决李秀成，曾国藩兄弟前后是颇有些周折变化的：一、在抓到李秀成的当天，曾国荃一见之下，就想当场置之死地，经赵烈文的提醒，才改为收禁。二、曾国藩在安庆得讯后，上摺清廷，关于李秀成是否献俘北京，请皇上定夺。三、曾国藩到南京第一次讯问李秀成后，改变主意，决定在南京处死李秀成。四、曾国藩考虑到在南京处死李秀成，为了对付清廷的查问，必须取得详供。五、详供到手，曾国藩在清廷命令将到未到之日，掌握时机处死了李秀成。曾国藩不让清廷从李秀成口中得到把柄，采取了操之在我的不寻常手段；随后清廷指派将军富明阿到南京查访，并要曾国藩补报对李秀成供词删去的部分，反映了曾国藩和清廷之间的一场不痛不痒、不撕破脸皮的暗斗。
“取详供”是曾国藩所必需，而李秀成又是怎样来对待写详供的呢？供词一开头就表述了他的态度：“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到，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这里的“承德宽刑”，是指曾国荃没有在当天治死他；“老中堂驾到，讯问来情”，是指曾国藩到南京后对他的第一次讯问；“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则是指写详供的事；并说，他将“一片虚心写就”，决不“隐瞒半分”。
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李秀成，有质朴务实的农民英雄本色，他在紧张的戎马生活中所表现的是如此，他在忠言极谏、不顾天王盛怒所表现的是如此，在革命失败他要求“载书明白”的用心也仍然如此。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他的全部供词给太平天国革命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也是从陈胜、吴广两千多年以来农民革命英雄自己写下的惟一的长篇纪述。李秀成出入于千军万马中，艰险备尝，他在苏州安民时不顾刀枪指胸，他在被俘时蔑视曾国荃的刀锥交加，面对死神的威胁，他毫无惧色。然而困居囚笼中的李秀成，在酷暑的熬煎下，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日写六、七千字的供词呢？他向曾国藩表示，“得以尺书遣散”旧部，“免戕彼此之命”；又说“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还提出了“招降十要”，其中不无“亦望世民早日安宁”和对付洋鬼的苦心。但李秀成毕竟是一个自发的农民革命的领袖，虽有反抗地主阶级的强烈要求，但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并没有自觉的阶级认识，他幻想或可激起曾国藩的民族感情，大发善心，这就是与虎谋皮了。他在供词和答辩中流露的或可不死、犹有可为的希望，所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能容人，亦而死报”一类的话，说明他确实是有动摇、变节的思想活动的。
取供和写供的日子，对李秀成来说，是生和死的最后搏斗，他在死神面前最后输了一着，即使是瑕不掩瑜，总不能把瑕说成瑜，所以我不赞同“伪降”说，也不赞同把白纸黑字的供词说成伪造以快己意。
供词出版的前后
李秀成千真万确写了详供，这个洋洋数万言的详供在出笼的当时即以专书问世，此后印行了许多版本，有的题曰《李秀成供》《李秀成供状》， 有的题作《忠王李秀成自述》《忠王李秀成自传》，“供”或“供状”是本来的用词，“自述”或“自传”是后人就其内容的改称。罗尔纲同志的《考证》，说供词在“坊间流传的版本大别有三种”(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那是就一八六四年曾国藩删改过的钞本刻行后各种翻印的版本而言，都是指的来自一个源头的安庆本。如果从最初刻行的安庆本算起到全国解放后的增补本，再到六十年代的《原稿》影印本，应该说是有起点各不相同的三类版本。随着这三类版本的先后问世，字数由二万八千余字增至三万六千余字，它虽非《原稿》五万余字的全豹，但它的本来面目却在读者面前一版比一版扩大了。对于李秀成写了详供从来没有人否认，而对出版的供词总有这样和那样的怀疑，一言以蔽之，都把经过曾国藩撕毁（部分）、删削、改动的供词说成为曾国藩的伪造。为了便于考察它的真伪，有必要说明这三类版本的来龙去脉。
第一类，一八六四年的安庆本：
当李秀成赶写供词时，曾国藩陆续取阅，进行删改，八月七日李秀成写完供词被杀，曾国藩也随之把供词删改完毕。所以第二天，曾国藩得以迅速地派八、九个人缮抄，送呈军机处备查。这个呈抄本当时任军机大臣的李棠阶看到过(《李文清公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十七日记道：“寅时入内侍班，看摺完，阅曾相送来伪忠王李秀成供词。”)，但至今没有发现。曾国藩在南京处决李秀成，举世瞩目，曾在迅即向清廷作了交待后，为了“取信”于世人，又分抄供词送安庆刊印。八月十一日（七月初十日）赵烈文的日记说：“中堂嘱予看李秀成供，并分段，将付梓。”八月十二日（七月十一日）曾国藩的日记说：“将李秀成供及两道恩旨寄皖刊刻”，这个付刊抄本的寄出比送呈军机处的晚四天，揆之情理，两个缮抄本应该一样，付刊的缮抄本即使又有改动，也只能是个别字句上的改动，否则曾国藩的作伪就会露出马脚来了。供词的最初刊本——安庆本约在当年的八、九月间出世，约二万八千余字。据日本朋友小岛晋治教授所著《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一九七八年出版）说，这个安庆本台湾中央图书馆存藏一本，可能已是海内孤本。李泰国根据安庆本译成英文，题曰《忠王自传》，从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连载于《北华捷报》。自此坊贾或照安庆本原词刊出，或改头换面进行翻印。如一个“同治三年孟冬新镌”的本子，书面不伦不类地题字三行：中作“新刻水安州英雄起义”，右为“洪秀全三人结拜，钱江演计取金陵”，左为“曾大人克复江南，生擒李秀成亲供”。如题为“江南省通行”的《克复金陵城，生擒伪忠王亲笔口供》，附曾国藩奏稿两通和清廷上谕两通。如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的《绣像剿逆图考》，将供词作为附录。如一九○四年（光绪三十年）扪虱谈虎客（韩孔庵）删改其中文字，在日本翻刻，收入所辑《近世中国秘史》。而照安庆本原封不动地翻印的有清末九如堂本，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学蒋梦麟义据九如堂本影印发行。书首有孟森写的《影印曾文正批记李秀成供序》，其中说：“孟邻先生（蒋梦麟）忽以影印李秀成供样本见示，索为序言。启示乃六十余年前所见故物。”据此，大致还可以看出安庆本的面貌。总之，供词从最初刊行到后来的辗转翻印，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八十余年供词流行的版本尽管五花八门，但都是一个来源，即安庆本。
第二类，全国解放后的增补本：
一九四四年，广西通志馆为搜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资料，派吕集义先生去曾富厚堂（曾国藩后人家）借阅《李秀成供》原稿，在曾家后人的监守下，拍摄了安庆本删去的“天朝十误”、“招降十要”及后面部分的十叶，还有选择地拍摄了删改较多的四叶和封面一叶。罗尔纲同志据以考证，并将拍摄的内容补进供词的流行本内，加以笺注，修订过四版。一九五八年，梁岵庐先生又以吕集义的增补本为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昌集义自己编成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也于一九六一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些都可称之为增补本，即以原来的流行本为底本，增补了拍摄的内容，字数为三万三千四百余字，比安庆本增多了五千余字。
第三类，台湾世界书局的《原稿》影印本：
一九四九年，曾国藩的后代曾约农将《李秀成供》原稿带往台湾。一九六二年，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秘藏了九十八年的《原稿》，题曰《李秀成亲笔手迹》，由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公之于世了。曾约农写的《后记》说：“先文正公手批李秀成亲供，当时借阅者多，传抄不免讹失。原本藏湘乡寒舍有年，兵燹之余，幸携行箧，兹予影印，以存史料。”他只说“手批”，只说“传抄不免讹失”，对曾国藩的撕毁（部分）、删削、篡改等恶行，则讳莫如深。为使更多的研究工作者得以看到和使用这个历史真迹，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又据台北影印本，题曰《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发行。这个影印本共七十四双叶，每叶三十二行，每行十三、四至十五、六个字不等，共三万六千一百字，比增补本多二千几百字。这要算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李秀成供》字数最多和最后的本子了，被曾国藩撕毁的部分将永远不可复得，只能供后人去继续猜测了。
供词的流传，经历了这样曲折的历程和漫长的岁月，才使《原稿》公开，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文献中是少见的。这不仅说明了《原稿》的重要性，而且也刻画出政治思想领域斗争的一个侧影。李秀成从开始投入太平天国革命当一名伍卒到成为叱咤风云的大将，又成为肩负天国兴亡的柱石，直到被俘的当天，他置曾国荃的刀锥于不顾，都表现为一个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因为他写了这个光荣包含着耻辱的供词，就成为评价他的关键，甚至对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洪仁□等人的评价也有很大关系。所以人们格外重视这个供词，对它的真伪不能等闲视之。
一般说来，伪造的历史文献是容易被揭穿的，一经揭穿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作用。李秀成供词却不同，尽管从它开始出现起，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说是曾国藩伪造的，但始终抹不掉它，也动摇不了它。它的全貌纵然不可复睹，而一种又一种版本的印行，无数论著的反复引用，都在顽强地抗议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
墨迹是鉴定《原稿》真伪的重要依据
墨迹不是鉴定手稿的惟一依据，却是一个首先值得尊重的依据。《原稿》即使是李秀成仅存的手迹，无从对勘，我们也可以从当事人的生活经历和字迹脉络找出某些关系，何况《原稿》之外，李秀成还有别的亲笔墨迹留存人间。这就使我们从墨迹鉴定它的真伪有了更大的可能。
截至现在为止，经过鉴定的李秀成手迹，除《原稿》外，还有两件：一件是当年七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七日）庞际云审讯时，李秀成亲笔写的二十八个字答词：“胡以咣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这条答词因与曾国藩、庞际云、李鸿裔所问各条有联系，得以保留了下来，它与《原稿》的笔迹一致，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持不同意见。《原稿》第九叶第一至第三行：“秦日昌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亦死在其内。”挨着前一个“秦日昌”下脚添注了“秦日昌即秦日纲也”八个字。显然是在先一天晚间被讯问之后，第二天写到这里，李秀成才作这个添注的。
另一件是《谕李昭寿书》，罗尔纲就其影印墨迹，从笔画到用语进行了仔细的鉴定，认为同《原稿》及“亲笔答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修订本。)我琢摩了这三项影印墨迹，觉得罗尔纲同志的鉴定是可以信赖的。
但是，《商榷》认为“原供与庞际云保留之所谓‘亲笔答词’，都是在忠王被俘，遭受杀害后，从反革命分子后代的家中发现的”，不可信，是曾国藩一伙的伪造。这个结论不等于事物本身的结论，因为经过反革命之手保留下来的这类历史文献并不少见。《商榷》又以为《谕李昭寿书》“各字熟练，笔势苍劲”，而《原稿》和“亲笔答词”的字迹，则“不甚熟练”，“有老练与生涩之别”，说《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的手迹较可靠；既然《原稿》、“亲笔答词”同《谕李昭寿书》的笔迹不一样，就可以证明前二者不是李秀成的手迹了。这样的反证是不是可靠呢？我以为并不可靠，因为《谕李昭寿书》是在正常情况下写的，写得比较工整匀称，而《原稿》和“亲笔答词”是在囚笼中的特殊情况下写的，写得比较潦草粗糙。乍一看，好象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仔细对勘，笔迹、用语及其神态却非常肖似，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写出来的文字。
《考略》没有专谈笔迹，认为有关《原稿》的许多自相矛盾的疑窦没有得到澄清前，“研究笔迹并不能解决问题”。尽管如此，它在有些地方还是不能不落到墨迹的鉴定上来。如说：《原稿》“第一至第五十叶书口字体相同，第五十一叶以后为另一字体。《原稿》为墨迹所写，又有墨迹修改。修改处墨色浓淡不同，字迹也不同，证明修改者有原写稿人，还有另外的人。”这是说《原稿》是分由两个人誊抄的，用墨笔修改的字句也是两个人的笔迹。果真如此吗？
查《原稿》第五十一叶特别是开头几行比前叶的字要工整些，笔画也细些，那是什么原因？其实第五十叶的最后几行字对此作了回答：“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好笔一支，此笔破坏了。……”很明显，换了新笔，开头写得又注意些，所以第五十叶和第五十一叶之间的字迹有工、粗的差异，字的骨架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从第五十一叶头几行往后看下去，笔画又渐渐粗起来同第五十一叶以前一样了，那能说是两个人的笔迹！
至于《原稿》中添改字句的墨色与正行有浓淡的不同也不奇怪，一则整个《原稿》正行的墨色也有浓有淡，那是由于醮墨和磨墨不匀的关系，刚醮墨写下去浓，再醮墨又会如此；再则添改字句尤需构思，笔者往往不经意地伸笔舔墨，这样落笔就浓了。其中值得注意的，倒是有些句子傍有墨圈（○）或三角（△），墨色浓而粗，是表示重要性的，看来不象是李秀成所加。此外，第十八叶后一面第二行墨笔添改的“虽”和“尚”两个字，第三十七叶天头上改的“休”字，第四十叶第二行改的“我”字，第七十叶第四行加的“无有不服”四字，确和其他墨笔添改字句的笔迹不相似，而“尚”字和曾国藩用朱笔所改的“尚”字，从字形到字神却一样。可见曾国藩用朱笔大加批改之后，又用墨笔作了点窜。
通观《原稿》全文笔迹，除了曾国藩用朱笔涂改者、以及部分句子傍的墨圈或三角和个别字句外，其它通通是一个人的笔迹。《原稿》的字迹虽挺劲有力，却并不圆熟，它既不象青年人写的字，也不象老年人运的笔，恰如李秀成这样一个读书不多的中年人的字迹。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原稿》确是李秀成的亲笔。
关于每天所写起讫处问题
李秀成是从七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写供词的，终止于八月七日（七月初六日），每天从那里写到那里，《原稿》没有留下标识。《考略》根据行文的脉络，除第一段不辨自明外，找出八处与第一段意境相近的文字，认为就是李秀成每天写供的起头，每天从第几叶第几行第几字起，作了极其肯定的推断，并分全稿为九段。《考略》认为曾国藩对供词既然是逐日取阅，那末自第二段起每天起头之前的一段就是曾国藩每日取阅的部分；既然当天李秀成写的曾国藩拿去看了，第二天李秀成就得另行伸纸写起；因此，后段的开头与前段的结尾理应有间隔；而《原稿》却是一气连下来的，并无间隔；故而断定《原稿》不是李秀成的亲笔，而是曾国藩派人模仿李秀成笔迹的誊抄本。这个为李秀成安排得十分精致的写供进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符合实际呢？
一、《考略》对《原稿》所分的九段，就每段开头的文字看，都反映了李秀成“国破被拿”的痛楚心情，除第一天从何处写起是确定不移的外，其他各段的开头就很难判定是某天所写的起头。细细玩味所定段落起头的文句，好些是直接承接着上文的语气来的，只是自然分段，并不一定是要过了一夜才能出现的思绪和语汇。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象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
二、《考略》对《原稿》所分的九段中，字数最多的是第六段约七千三百字，最少的是第四段和第五段，一约二千二百字，一约二千字。李秀成在囚笼里惟一的事是写供词，各日所写不应有这样大的差距。《原稿》第五十叶以前大家感到可能有被曾国藩撕去的部分，但撕掉了什么地方，并没有检查明白。《考略》判定它所分字数最少的段落，就是被撕毁的地方，这是将未见分晓的东西移来解释自己安排的假设，未必是本来的事实。
三、曾国藩逐日取阅，尽可将李秀成写满的各叶拿去，未写完的叶仍可留下让李秀成接下去写，今天和昨天对于写稿者和批改者并不一定象自然界一样有一个黑夜的间隔。请看《原稿》第三十一叶，这一叶最后一行的格框外曾国藩用朱笔批了“初四日阅”四个字，并在这一行的落句“听见副帅张国梁战死丹邑”的“邑”字下画了红钩，表示初四日他是看到这里为止。可是紧接下来的第三十一叶开头的话是：“和春在浒墅关自缢而亡”，并没有形成此伏彼起的段落。
四、我们说曾国藩对供词逐日取阅，逐日删改，并不意味着李秀成写了九天，曾国藩的取阅也是亦步亦趋、不多不少的九次。查曾国藩在《原稿》所记阅供的字样，只有上面说到的第三十一叶上所记“初四日阅”一次，那已是旧历七月初四日，即李秀成被杀的前两天，现存《原稿》后面还有四十三叶之多。再查曾国藩日记，只有七月初五日、初六日记了阅李秀成供词的句子；初七日，有“校对李秀成供八、九千字”一句，已是李秀成被杀后的第二天了。当然，日记没有记不等于没有阅，但可以反映出阅多阅少并不那么规则，很可能后几天阅得多，前几天不一定天天阅。所以九天的阅供设计是不牢靠的。
九天写供、九天阅供的程式，既然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考略》遽以《原稿》没有留下间隔必然是誊抄本的论断，来代替或否定墨迹的鉴定，是代替或否定不了的。相比之下，还是墨迹的鉴定有说服力。
关于字数和款讳
供词的字数到底有多少，由于事情的曲折和曾国藩的作伪，被弄得很紊乱，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类数目：一是刻本和《原稿》的实存字数，二是李秀成在写供中记下的字数，三是曾国藩所说的字数，不仅互不一致，而且出入很大，这是怎样造成的呢？
刻本和《原稿》的字数，是实存字数，前面均经指出，但不是原有字数，因为已被曾国藩部分撕毁。据史家考绎，撕毁的字数，估计在一万七、八千字至两万字之间，这是就《原稿》实存字数和应有字数得出的差额。
李秀成在供词中自己记下的字数：一、《原稿》第三十一叶书口处，记有“到此总共一万八千之数”字样。每叶五百余字，加上天头添补的内容，三十一叶合共的字数，与“一万八千之数”相近。二、第四十叶书口处，记有“二万八千五”字样，从第三十一叶到第四十叶，增加九叶，每叶五百余字，所增不足五千字，记数却比三十一页所记数增加了一万五百字。三、第五十叶后一面第十六行正文有“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一句。从第四十叶到第五十叶，增十叶是增五千余字，这里比第四十叶所记字数却增了约九千字。这些差数的产生，不是由于曾国藩的撕毁就是李秀成的错记。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原稿》不是誊抄本，如果是誊抄本，曾国藩就会将这些自相矛盾的数字去掉。
曾国藩所说的数字，从他自己的需要出发，或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或系暂行估计，说法不一，虽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却也不是弄不清楚的，分述如下：
曾国藩处决李秀成当天（阴历七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说：“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这是他最初说出的字数，是毛估，比实际数字偏低。
次日（阴历七月初七日），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说：“伪忠王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虽仍系估计，但估计得比先前准确些，与实数相近。因为是给儿子写信，不用藏头露尾，说得就切实些。
在这前后，曾国藩复钱应溥函说：“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余字，删去重复谀言，尚近三万字。”给彭玉麟函说：“伪忠王，在囚笼中写亲供至三万余字。”复杨岳斌函说：“委讯伪忠王，自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之多。”所说的“删去重复谀言，尚近三万字”，是指缮呈军机处抄件和安庆刻本二万八千余字之数，是公开的字数。一再说的“三万余字”是指经他删削后所留稿本实存三万六千余字的约数。清廷内外都知道他扣留了稿本，这是半公开的，所以他对朋友和僚属就说了这个大致可以对得起来的数字。
还有，曾国藩在安庆刻本的批记中说：“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如果照曾国藩前面所说“八天”计算，应有五万六千字；按九天计算应有六万三千字，但所说“约写七千字”很可能不足七千字，通扯不足六万字。赵烈文日记中说：“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把曾国藩所说的“五万余字”换了一个更富于弹性的说法。这是曾国藩不敢公开的字数，因为经他撕毁后实存只有三万六千余字了。在一些场合，曾国藩忘乎所以，公然透露了这个近于实际的字数五万余字，但也说得扑朔迷离，正反映了他心中有鬼。所以尽管曾国藩在字数上玩弄了不少花招，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作伪的心理状态做出分析，并不能作为怀疑《原稿》不是手迹的依据。
关于款讳，即书写中的行款和字讳。
太平天国因宗教关系和封建影响，对于行款和字讳都有严格规定。是否按太平天国规定的行款和字讳书写，也是鉴定《原稿》真伪的一个依据。
《原稿》的命词立意，是站在太平天国将领的立场上说的。对于款讳，有的照太平天国的规定书写，有的却又不是。那是什么原因？李秀成在供词中，说他“自八岁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至二十六、七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那是说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将领中，对那些宗教上的烦琐规定本来就不那么拘泥，何况在“国破被拿”的囚笼里，宗教的约束力就更少了。《考略》说《原稿》有些地方不按格式写，不避讳，如应抬四格、三格而只抬三格、两格之类，如“国”写成“國”之类，可以从李秀成的意态中得到解释；但有的则不能作这样解释，如“稣”是对耶稣的专用字，江□一类□字均不能写成稣，《原稿》却写江□为“江稣”，写□、常为“稣、常”，认为这不是对讳字的错写，而是讳字移用，李秀成不会这样出格，只有别人誊抄才会这样写。依我看，这种出格与别的犯讳并没有什么不同，把□写成“稣”，由繁变简，对李秀成来说是更为便当的。在一定情况下违反惯例的差误，不是表明事物的虚假，倒是表明事物的真实。
李秀成在那个短促而紧迫的时刻里，写出了数万字供词，涉及到他和太平天国头绪纷繁的战斗经历；供词的原稿且遭到曾国藩的篡改；刻本和《原稿》又互不一致、长期分离，其中不免产生许多疑窦。这些疑窦大多是可以解释的，有的一时解释不清楚，可能由于我们对那个特殊而复杂的环境所产生的细节还不那么了然，也可能是受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的束缚。疑问常常是纠正谬误、得出正确结论的起点，有时也可能是对事物的误解，是正确还是误解？最后得到验证，仍然要靠事物本身。
结语
假造文书，假造笔迹，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对于太平天国这样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文献资料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鱼目混珠的赝品更经常出现。诸如伪编的日记，伪托的诗歌，伪造的文物，应有尽有，但都只能蒙混一时，终被揭穿。惟有李秀成供词，长期以来有人怀疑它是假的，出于曾国藩的伪造，不仅有洋洋洒洒的专论，还有口耳相传的轶闻。然而它始终作为信史流传，不受怀疑论、伪造说的影响，这就是它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明证。
凡是伪造的东西，当事人总是讳莫如深的。供词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在上报清廷和在安庆刊出后，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他作伪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件历史真迹，即使人们看到的是曾国藩的罪证，而他们却认为是“先文正公手批”的业绩，所以几经沧桑仍能保留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个真迹。
《原稿》既然是一件不可否认的真迹，为什么伪造说经久不息？记得一九五七年，我给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专家谈中国近代史，有位外国专家当场提问，说他看到一篇讲《忠王李秀成自传》是曾国藩伪造的文章（指《商榷》），他很同意这个说法。并说，自传，的文章写得很好，李秀成没有读多少书，写不得这样好。我说：这是误会，《忠王李秀成自传》就文章来说，写得并不好，字也不圆熟，从文字到内容看恰是李秀成写的。只有凌善清的《太平野史》说李秀成写供词数万言，“文气浩瀚，字体雄伟”(该书卷十三第十九叶。)，纯属夸张，是野史、小说家言。
当然，怀疑论和伪造说的流传，并非偶然，主要有两个观念在起作用：一是以如此忠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最后怎会在供词中说出如许自污变节的话来；二是供词经过曾国藩的篡改，长期为其后人把持，从初刻本到影印本，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就被引伸而成为伪造说的依据。前者是出自对农民革命的爱护，后者发自对敌人的憎恨，基于这种阶级感情，与其相信《原稿》是真不如怀疑它是假，以求予心之所安。这就是供词的真迹虽在而伪造说不息的社会原因。
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科学实证。李秀成供词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录，是李秀成一生战斗历程和最后屈辱的记载，谁也不能否认它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从实际出发，科学地看待供词的文字和内容，辩证地分析李秀成的一生及其在囚笼中的表述，是可以从中总结出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的。如他对天京事变的评述，是任何别的记载所不能代替的，所说“东王令严，民心畏。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怒不息。少怒积多，聚成祸害。”直率道来，发自肺腑。“少怒积多，聚成祸害”，说出了太平天国内部矛盾演变的由来。又说：“自翼王出京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指出了洪秀全后期任用嬖臣，专信同姓，使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政权日益蜕化为封建统治。这是封建政治的产物，又是严酷的历史教训。《原稿》这段话的每句傍用墨笔加△，看来是曾国藩、赵烈文之流加的，他们也在那里寻找政治成败的消息啊！
李秀成供词的原稿，就其文字和全部内容来考察，曾国藩可以撕毁、删削和改动，要完全伪造是伪造不了的。这个供词之所以赢得人们的高度重视，止因为它确是出于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的亲笔而不是别人的伪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这当作整风文献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实在值得注意。”(《中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影印叶。)指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深远意义。而李秀成供词，出自当事人之手，它所刻画的历史场面，和包含的经验教训，则更加深刻。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