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科学”(或称“格致”)在时人的言说中，已成为一个流行词。人们最初沿袭明末清初时的观念，以“格致”来称呼这种西来的知识，而后引进日语词汇“科学”取代“格致”。近年以来，国内外关于清末民初国人“科学”观念的研究，已有多种论著发表，如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1]，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2]等文，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清末国人科学观演化的具体过程少有论及。本文通过检索清末学者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几个汉语词汇的具体内涵，辨析国人对西文“science”之译从“格致”到“科学”的演变过程，借以揭示清末国人“科学”观念的重要变化。
一、中西“格致”之别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携来了有关数学、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当时中文里没有意义对等的词来称呼它，利玛窦、徐光启等最初的西方科学传人就借用前人使用的“格致”一词来称呼它。传教士利玛窦在《几何原本序》中首先使用:“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然后，徐光启在介绍利玛窦时说:“
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清人基本沿用前人的这一词汇来称呼西来的自然科学。冯桂芬指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4](Ｐ209)。1861年伟烈亚力、傅兰雅与李善兰合作，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作《数理格致》。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译了一本《格物入门》，全书分为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7卷。直到1874年徐寿等人创办“格致书院”时，述其办学宗旨是“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5](下册，Ｐ169)。美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4年编辑出版《格致汇编》，登载声、光、电、化及制造文章，目的是“意欲将格致之学问并制造工艺之理法广为传布”[6]。皆将“格致”或“格物”与西文“science”(科学)对译。
以传统词汇翻译西方来的新名词，本是国人常用的作法，也是国人用以理解和诠释一种新知识的工具。正如葛兆光所言:当西学东来时，“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要反身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一种新知识的理解，与一种新语言的翻译并没有什么两样”，“语言的翻阅需要用自己本土原有的词语去一一对应，对于新知识的理解，也需要唤起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和原有的想像空间，来充当再度理解和诠释的‘思想资源’”[7](Ｐ21)。以中国传统词汇“格致”来“格义”西方自然科学，直接的效果就是，为西方科学技术在传统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作为西方自然科学名称的“science”与中国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格致”毕竟存在差别。
“格致”一词，是从儒家经典《大学》中“格物致知”而来，在汉语词汇中主要是指一种道德修养工夫，是和“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的方法，其旨归则是“治国平天下”，属于儒家的“外王之学”。后来，朱熹将其中“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但朱子的“格物致知”还是重在其道德修养方法，提出:“《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8](Ｐ298)讲的还是通过对事物的探究，达到修身、正心，以进入“圣贤之域”的境界。
晚清国人在沿用明末清初以来以“格致”一词指称自然科学时，已注意到中西“格致”之差别。化学家徐寿在《拟创建格致书院论》中指出:“惟是设教之法，古今各异，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学则一。就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9]1887年春、1889年春，许星台、李鸿章曾两次就“中西格致之学异同”问题考校格致书院的学生，在答卷中，王佐才指出:(儒家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也。”以讲“义理”与谈“物理”区分中西“格致”。钟天纬则从“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角度，区分中西格致的差别，“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10](第4册，Ｐ15)可见，中西“格致”的不同已成为晚清人的共识。在晚清人的认知中，西学“格致”与传统儒家所言不同，以中国传统“道、器”观念来看，它是侧重于“技艺之术”的形下之器。1896年陕西设崇实书院(格致实学书院)，张树声说:“伏惟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启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索，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求诸理者，形而上而坐论易涉空言……”[5](下册，Ｐ358)批评中国格致学入于虚理，不切实际，提倡西方格致“实学”。人传授科学知识的格致书院后，大发议论:“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抵，乃谓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11](Ｐ50)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要求改格致书院为“艺林堂”，以示与传统的格致之义相区分。
但由于“自强”“求富”的需要，作为“形下之器”的“格致”在晚清也取得了较高的地位，被作为可以经世的“实学”受到重视。1879年上海格致书院招生启:“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收生徒究心实学。”[5](下册，Ｐ179)于是又有中、西“格致”的“虚”、“实”之别。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序《格致汇编》中说:“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皇朝经世文三编》言:“《大学》之格致穷事物之原，西学之格致究事物之委;《大学》所谓事物，物即事也;西学所谓事物，则事自事、物自物。《大学》究事物之虚理，以人之应物处事而言，故曰终始曰本末;西学究事物之实道，以事物之本体而言，故不曰终始、本末，而总名之曰消长气为之也。”可见，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中西“格致”学的区别都有大致相同的认识，赞同者将之等同于“实学”，反对者称为“技艺”，说明时人对西方“格致”的认同皆在其技术而非其学说、理论方面。
二、“格致”与“格物”之分
晚清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区分西学“格致”与中国传统注重人生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的差异，并从二者的比较中将西学“格致”定位于“实学”上，注重的是声、光、化、电、农、矿、工、商，侧重于“技术”方面。但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介绍、翻译，人们对科学的了解更深一层，认识到西学“格致”中不只有实用的“技术”，且存在高深的“学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晚清人的科学观念中又有了“格致”与“格物”的区分。
国人所言“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其基本含义应包括对事物的探究过程，以及因此而获得的相关事物的知识;而“格物”只是指对事物的探究过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实，“格致”与“格物”的这一区别，在《礼记·大学篇》中即见端倪:“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及至明清人将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格致”以来，人们不再注意二者的区别，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开始形成的以“器、技”为特征的科学观，更是将“格致”等同于“格物”。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清末人们已注意到，在引进的西方“格致”学中，不仅有技艺，也包括其学理。王韬就曾指出:“窃谓近今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而宣泄其奥。以是言之，格致顾不重哉!”[6]丙辰年序已经指出西学“格致”中包括了相关的知识、学理。奕讠斤曾指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并针对时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说法，指出当时提倡西方格致之学的目的，在于明事物之“理”，而与匠人只讲习“事”是有区别的，“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又何疑乎?”[5](上册，Ｐ150)故清末人言“格致”时，有改称为“理科”、“理学”者。
由于认识到“格致”之学的“理学”性质，于是清末人观念中便有了“格致”与“格物”的区别。1888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格物馆”，以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及理论知识。后发现以“格物”名其所教内容，不能包括其中的理论、知识，遂于1895年改名为“格致馆”。为此次改名，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发布了一个上谕:“据总教习呈称‘致知必由格物，同文馆设立格物馆时，未能顾名思义。请将格物馆改为格致馆，庶于致知格物不至偏’等语。该总教习所呈，不为无见，嗣后格物馆即改名为格致馆，以符名实。此谕。”[5](上册，Ｐ139)从中可见，时人已经意识到:“格物”与“格致”存在“技艺”与“理论”的差别。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介绍、翻译，人们逐渐认识到西学“格致”中不仅有实用的技术，而且存在高深的学理。晚清人意识到“格物”与“格致”的区别，这一区别是导致从“格致”到“科学”概念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科学”一词中包含的“学”字，正切合于时人对西学格致中“理学”的认识，“科学”取代“格致”便顺理成章了。
三、从“格致”到“科学”
在康有为、严复引入“科学”①一词后，从1897年至1912年，“科学”与“格致”同时并用。从“格致”到“科学”的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字的变化，而有更重要的观念的变化。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2](Ｐ117)“格致”一词容易被理解为技艺之术，而作为现代概念的“科学”一词中之“学”字则有原理、理论的含义，“科学”一词落脚在“学”上，进一步划清了与“格致”、“格物”的界限，“科学”逐渐取代了原用的“格致”。
严复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使用的都是“格致”一词，到1901～1902年出版的《原富》中，已经是“格致”、“格物”、“科学”并用，其中，以“格致”、“格物”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自然科学学科，而以“科学”指代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科学，如:“科学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13](Ｐ624)“今夫格物者，治宗教妄诞尚鬼之蔽之圣药也，假使通国之士夫于科学名理之类多所究心，吾未见宗教鬼神之说能为厉也。”[13](Ｐ655)基本认同“科学”是讲“通理公例之学”，而“格致”、“格物”是技术之学。从这一区别出发，严复批评当时人将西方科学看作“技艺之末”的“艺学”观念，1902年《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批评时人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的观点，指出“科学”是一切西学之源，“其曰政本而艺末者，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力、质，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未也”[14](Ｐ622 623)。1906年《政治讲义》“第一会”谈西方政治学为“科学”之义，“是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治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15](Ｐ1248)说明他的“科学”观已不在于“技艺之术”。
1902年梁启超所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说明“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16](文集，第十二)。将“格致”包括在广义“科学”之中。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10、14号发表《格致学沿革考略》，讨论了格致学的范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者皆谓之格致。”[16](文集，第十一)仍然沿袭近人通行说法，以形而下之技术科学为“格致”。在这篇文中又有好几处用了“科学”一词，如“一切科学”、“科学革新之气运”、“科学之方针”，“科学”一词泛指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科学，以示与形而下之“格致”相区别。
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17]可见在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认知中，“格致”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指作为“实学”的技术学科，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科学”则不是专讲技艺，而且包含理论知识的学科。这样，“科学”因其词义内涵更具包容性，进入民国后，便取代了原有的以“格致”或“格物”与“science”对译之作法。
通过对清末国人从“格致”、“格物”到“科学”的词义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到:最初人们沿袭明末清初的说法，以中国传统的“格致”概念来“格义”这种西来的新知识，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寻找到传统的依据。在对西学的了解过程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西“格致”的根本差异，并将西学“格致”定位于“技艺之术”或经世致用的“实学”;继而通过区分“格致”与“格物”的概念，又认识到西方科学中的“学理”及理论知识，对西方科学的理解从“技艺之术”上升到“学理”层面。此后维新派知识分子从日语词汇中引入“科学”一词，进一步明确了“科学”与“格致”的区别，并大大扩充了“科学”概念的内涵，这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的广泛传播、对“科学”内涵的深入理解以及促进“科学”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基础。作为现代概念的“科学”终于取代前现代的“格致”一词，表明清末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已经摆脱中世纪的窠臼而向现代观念靠近。
注释：
①关于谁最先在中国使用“科学”一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甲午战后，康有为编著了《日本书目志》一书，梁启超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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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Ｊ].教育世界，第56册.18
（转自智识学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