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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抄家内幕一瞥
清代抄家内幕一瞥
 

  查抄家产、籍没入官,反映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这种超经济强制的措施并非清代所创,但在清代抄家之盛的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抄家案件达数百件之多。本文仅以乾隆年间的三起抄家为例,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金条藏在衣褡内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中旬, 甘肃冒赈案浮出水面。该年年初,甘肃爆发由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奉命进剿的阿桂在进入甘肃省境内后,因“大雨竟夜”,延误行期,只得向皇帝奏报。乾隆一览此奏,便对“该省向来年年报旱”心生疑虑,遂传谕阿桂等对该省自乾隆三十九年(1775)实施捐监、以捐监粮赈灾“仔细访查”。这一查便查出该省官员“上下串通一起”,侵吞捐监银一千多万两的特大贪污案。

    该年六月初,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在承德朝觐后途经北京,而当年在甘肃办理捐监的浙江巡抚王  望已被逮讯,王廷赞如作针毡。于是,轰动一时的何万有转移金条案便在六月下旬发生了。

    六月二十四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店主张度仲,拿着沈阳源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寄存在店里的衣褡报官。据张度仲供称:何万有在三天前把衣褡存在店内,一去没有音讯。联兴帽铺的人发现衣褡很重,便打开检查,发现内藏金条60根,共重471两。鉴于源通帽铺系王廷赞出资所建,联兴号的店主“恐有防碍,是以报明”。清政府立即颁发通辑捉拿何万有的命令,并责成从通州至山海关、沈阳沿线设法擒拿。

   然而当讯问王廷赞时,他却一口咬定60根金条是在甘肃以151换的,“想到京里仍变换银子”,以作“甘肃军需杂项之用”,把金条交给“向常认识之何姓”托其代为兑换。直至一个多月后,蓟州的激馏客店发现何万有的尸体及其遗书,金条一事才真相大白,原来这60根金条是与王廷赞有联宗之谊的王诲之交给何万有代为保管的。何万有因风声甚紧,将藏有金条藏的衣褡寄存在一向有生意上往来的联兴帽店。

   何万有在把金条存在联兴帽店后,就以接货为名离开北京,继续替王廷赞转移财产。据参与转移财产的张益谦供称:“ 七月一日 下午,何万有曾把张谦益、王汝辑、孙士基等召集到一起说:东家业已拿问,叫孙士基同曹国林往沈阳铺子里去藏些银钱货物,叫王汝辑往山东去把卖参的银子藏起来。”此外转移到伙计王亮侯原籍--山西临榆县西乡的财产有四封金叶(401241)106(6700)

                          抄家引发案中案

    在甘肃冒赈案中,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是始作俑者,到案发时王亶望已经升任浙江巡抚。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浙闽总督陈辉祖奉命查抄王亶望的家产。王亶望的家产中有银一百多万两,如再加上所经营的店铺及收藏的古玩、字画等,其家产当在三百万两以上,特别是王氏收藏的古玩、字画多为珍品。

    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在甘肃冒赈案中被处死刑,但他依然心存侥幸,利用负责查抄王  亶望家产的机会,用低于市场的价格以银易金,并把一些名贵的字画、古玩据为己有。

    乾隆四十七年初(1782),王亶望家产解京,乾隆发现字画、古玩“多系不堪入目之物”,便断定“显有抽换隐匿情弊”,命令把抄家“底册”与“进呈册”一一对照,经检查发现,“底册”内所开列的金叶、金条、金锭共4748两及玉山子、玉瓶等件,在“进呈册”中均无。为此乾隆责成浙江布政使盛柱查清抽换内幕,据实上奏。

   经盛柱详查,陈辉祖所抽换的王亶望的抄家物品有:

“金锭八百两  玉松梅瓶一件  玉方龙觥一件  玉蕉叶花觥一件  小玉罄一件  玉太平有象一件  玉暖手一件(系玉羚羊  玉狮子  玉鸣凤  玉蛤蜊  玉子儿)  自鸣钟二架  刘松年山水画手卷一件  苏东坡归去来辞册页一本(又画竹墨迹手卷一件)  贯休白描罗汉一件  米字手卷一件  冷枚麻姑图一轴  董其昌兰草一卷  唐寅山水一轴  明人泥金佛经一册  王蒙巨区林屋画一轴  宋旭山水一卷

   在以金易银的交易中,陈辉祖究竟捞了多少好处呢?陈辉祖在供词中是这样交待的:“至于金子一项,上年查抄之后,即贮在藩司库内,我想要这金子,不便直对藩司说,因假称王  亶望曾向我说,金子太多恐碍眼,求我与他兑换银子。将这话对国栋说,才将这金子发出变价,我留下金锭八百两,发银一万二千两。此项金子成色尚好,且短发兑价,于便宜之中又得便宜,实是我有心牟利,昧良负恩。”在国栋的供词中亦证实陈辉祖所供不罔。

    陈辉祖因抽换抄家物品被赐令自尽,并被抄没家产,陈氏家产(包括田产、店铺)累计达31万两。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八,嘉庆在乾隆去世后第五天下达逮捕和珅、抄查家产的谕令。

   关于和珅的家产,一直说法不一。《清朝野史大观》在“和珅家财”一条中的所记载的是“八百兆两有奇(即八亿两) ......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半额而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额是二亿三千万两。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对和珅家产的估算,则因袭了《清朝野史大观》中的那条材料,认为“殆不下八万万两。然而据已公布的档案可知,和珅的家产有: 

银三百二十四万三千三百一十两(包括埋在地下的二百多万两)、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两(包括藏在夹壁墙内的二万六千两)及未估价的花园、金银珠宝、善缘庵、马圈,全部家产加起来也只是一千万两左右,这同二亿两、八亿两之说的确有很大的差距。

    一个名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力陈“和珅家产甚多,断不止此查出之数”。此后又不止一次上疏,要求严刑审讯“和珅家掌管金银内账使女四人”,对和  宅院附近进行挖掘,寻找“窖埋金银”,以求彻底查清。不料萨彬图竟因此被革去副都统,就连向他透露和珅有四个使女掌管金银账目信息的亲戚——刑部员外郎哈丰阿亦令“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嘉庆还在这份上谕中明确指出“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赀产妄行渎奏”。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永远成为一个谜。

    嘉庆是这次抄家的最大受益者,和珅的金银、古玩,统统交给皇帝的内库——内务府广储司,其经营的当铺、出租的地亩均上交内务府,继续为皇帝营利。难怪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嘉庆既是最大的受益者,又不愿落下“好货之主”的恶名,因而他极不愿让臣民了解和珅家产的真相,这也正是萨彬图等人受到严惩的重要原因。 

在清代,抄家物品——不管是侵吞的公帑,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一旦交到皇帝的内库,非法也就变成合法。

 

(原载《紫荆》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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