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对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是需要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宏观上加以考索和论证的一个课题。
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
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述其崖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时代，异国是那样离奇而遥远。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然封闭不能自固，锁国难保国门。在鸦片战争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其时，朝士多耻言西学，只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改革者开始瞩目西学。此时此刻，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满口忠君保国，以“天朝上国”作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从这个腐败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离析出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政治、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类。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原强》。>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达一百册之多。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国民教育活动接踵而起。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报刊，革命者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总计四十种以上。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在编印新式教科书，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创办各种杂志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的。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了《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许多报刊，宣传西方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和西方革命史实，据台湾学者张玉法查考，现存《浙江潮》十期，共载重要论著288篇，其中鼓吹西方民族、民权思想的占75篇，介绍社会主义的11篇。《江苏》十二期中，共载文385篇，其中宣传西方民权、民族思想的达125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清季革命团体》第17-20页。>。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当时，一方面是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学术趋向自由；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等进行封建复辟活动，以孔教为旗帜的封建文化猖獗一时，向资本主义新学发动反攻。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许多小党派被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国约五百种报纸，大部被封禁。祭孔尊孔、整理国故、国粹至上的复古浪潮迷漫社会和学术领域。袁世凯署名颁行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法孔孟”，《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61页。>
面临封建旧学的反扑，新学乃奋然迎战，陈独秀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反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从而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学的大激战。到“五四”前后，如大地解冻，万卉抽萌，全国各地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科学社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等各方面人士，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学科的创建者。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虽然问题很多，但它抛弃了从中国经学体系言哲学的旧路子，开了以近代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史之先河。
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中国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大幅度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勤工俭学者数以千百计。他们从海外输回了各种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的罗素还分别在“五四”后不久赴中国各省市讲学，其讲义又刊行成册，流布各地。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末就有人谈论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但毕竟未真正理解，而且影响亦有限。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才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就是在他们的拓殖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奉为圭臬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历史观念，到此，开始让位给社会主义和阶级论了。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风糜之势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西学东渐的最大成果。
西学东渐主流
察看中国近代八十年的历史行程，西学由西徂东，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较为主动的过程。学科内容，则从一般了解“夷情”（主要是外国地理，风土人情和军事等）到引入外国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又从军事应用技艺联结到基础理论，从一般数理常识扩展到各分支学科和某些新兴学科。社会科学方面，则从接触西方人文、社会状况入手，一步步延伸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探察；其中又经历了从热衷君主立宪到追求共和的过程。学理方面，则主要是探讨、介绍了西方政治中的民主主义和哲学上的进化论。到近代后期，又出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转化。
当然，学理的输入是驳杂的。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神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向中国渗透。但从总体上看，西学东渐主要地还是输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蒙昧和麻木。近代中国的西学输入，作为贯彻全程的主流无疑是西方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进化论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学术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朴素的进化论由古代变易思想发轫，近代则首先引进西方生物进化论，由此而生发出人类进化论、历史进化论、社会进化论、科学进化论、文明进化论，并继续延伸，经过一种质的变换，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一“最新的科学进化论”。
从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行程还可以看到，西学的输入与中国的先进份子在外患纷乘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紧相联系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的中国人总是以现实的积极的态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这一意义上看，西学东渐是一种进步的潮流。中国人学习西方，其主流是采撷了科学知识，促进了知识的更新，推动了社会革命的觉醒，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4—1475页。>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就谈到他从一个封建末世的士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1879年（二十二岁）时，“既而得《西国近世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883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康有为就是从大攻西学书中借取维新变法的武器，熔铸成素王改制的理论，开启出“百日维新”的政局。
从中国近代八十年的历史行程看，西学东渐一开始就和中国遭到“外夷”入侵，战后蒙受屈辱的历史背景相联系，这和环球间友好平等国家，如丝绸之路上中国与波斯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时与东南亚和非洲诸国敦睦交往，是截然不同的。这时，西学东渐又是一种包括各方面的多边活动。外国侵略者以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倾销商品，也实行文化侵略。与此同步，国际间的思想学术交流也不完全依侵略者的意志，在半开放或开放中展开，此中有一些热心世界文化交流，并无恶意的西方友好人士为传播西学而工作。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西方，接受西学。这里主要之点在于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时能否坚持爱国立场，发扬民族精神，抵御外国侵略。林则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和抵抗外国侵略相统一的爱国者和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洪仁玕则是把这两方面相结合的农民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特别是孙中山都在两者和谐的结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洋务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他们引进西技西学而言，总的来看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之中，既有左宗棠这样既敏于西学西政，又反对阿古柏入侵，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作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也有谙于西政西学，但在对外关系上妥协退让，参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后者常常遭到史笔的谴责不无道理。
总之，近代中国振兴的希望不能维系在旧的封建制度和与之伴随的封建旧学的朽木上，当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科学给封建末世的中国人带来希望。因此学习西学，学习西方，总的来看，成为进步的事业。但在这个中国民族自尊心受到历史上最惨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降临的年代里，反对外国侵略又成为最紧迫最现实的头等任务。如果学习西方不能和反对外国侵略相结合，必然在政治上迷航，反之，反对外国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毫无出路。排外不等于爱国，爱国不需要盲目排外，真正的爱国主义除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外，还要有“师夷长技”的理智。同时，真正先进的中国人，岂只是谙通西学，了解西方，而且要具有不可缺少的爱国爱民的立场和情怀。历史就这样把学习西方，反对侵略的双重任务降临在近代爱国爱民的先进的中国人身上。
西学东渐的社会影响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当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所卵翼的以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反动文化的泛滥。资本主义新文化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的构筑，生发出中国的新学，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对旧的思想文化而言；西学的确是一种“新质”。在近代八十年的历史发展中，“三纲五常”的孔学儒教逐步让位给维新、共和的新学，炼丹术和阴阳五行说也被声、光、电、化之说所取代。就是有着科学成份但基本上是以经验形态存在的中医中药学，也受到西医的挑战，从而经历检验、改进而有所损益。历史上的古圣先王、名贤呜儒也在西哲西儒面前失去了往昔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西学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学，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即是与旧学相对立的新学。
在这个过程中，西学本身也在中国经过鉴别，通过中国的内因而发挥作用，中学则在解体中保存精华，得到了改铸和提高。事实上，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各类自然科学，有的直接播入中国，有的取代中国旧学，有的和中国文化相交融，有的作为一种元素被吸收进中国文化的体系中，有的则只是中国先进人物的批驳对象，成为中国古代亡灵的牺牲。其中皎皎者，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实现了西学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远胜于母本——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本国与西方的影响。的确，西学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但西学又只有经过中国人再创造，而且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结合，才能扎根在中国土壤。
其次，西学东渐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导致了士林风气的变化，自1902年兴学堂后，到1911年，全国有小学86，318所，中学833所，大专学校122所。清末民初留学生达七千人之多。仅1901——1924年，以庚子赔款兴办的留美学生达689人。由于派遣留学生和国内废科举、兴学堂，许多青年人沐浴欧风美雨，学习西学，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日渐增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被梁启超目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就是这种转化的典型之一。谭少时好旧学，是传统文化孕育出的封建士人，但三十岁以后为救乱图存，“究心泰西无算格致”，逐步形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见。他研究过《几何原本》，并作过题解补充。在《不菊影庐笔识》中，论及大气层、日心说、气象、光学等。在与友朋通信中，还探讨过星球起源和演变、万有引力、地球运行轨道、地球重量和体积等，并著有《以太说》、《论电灯之益》等自然科学论文，至于对西方政史和经济思想的接受就更为广泛，并冶炼出了杂糅中西的政治哲学著作《仁学》。在西学的影响下，尚未受儒家思想支配的中国士林发生了风气的变化。在“海西政治家言”的猛烈冲击下，诸如“重义理轻艺事”，“明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逐步解体，与之相联系的重农轻商等社会习俗也缩小和退出了原有阵地。知识分子中崇实致用，重科学技艺，求民主自由的风气则日渐加浓。
复次，西学东渐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官办、民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建立。这些工厂企业既依靠西学西艺西技，也反过来推动西学西艺西技，两者相互为用，互为前提。
最后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固然是民族危机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运动，但这些运动又无不是以西学为精神武器。那些安坐旧营的士子之所以能转变成改革者、革命者，都有赖于向西方学习，把西学进行一番加工和再创造，与中国文化相会通，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列宁把孙中山称为“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并说他“从欧美吸取解放思想”<《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426页。>，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在新文化运动深入中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开拓了阵地。这可说是西学传入中国的最伟大成果。这种传播由于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但是不能不看到，近代西学的传播，受到了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严重阻碍，也深深受制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封建文化。因此步伐缓慢、进展跨度小、而且偏狭、浅近。近代中国由于封建政治的腐败，改革夭折，革命受挫，导致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甚至象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影响不大，但传到日本却受到推崇。至于在自然科学方面，许多西方的基础科学、新兴学科和科技成果，中国则茫然无知，形成大量空白区。即便有少数人加以涉猎，对比整个社会广大的人群而言，也只是薄薄的一层，左右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旧的封建的东西还有广阔的市场和领地。于是中国近代社会，交织出了一幅新旧糅杂、中西交汇、古今相参的奇异图景，正如鲁迅所描绘的：“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由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宗教，都摩肩换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的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个自相矛盾。”<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
在这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并存的局面中，许多人深沉地探索着中西文化的关系，比较两者的异同，寻求两者的结合，诸如“中体西用”论、“中西会通”论、中西熔合论等等，都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有限结合。志在振兴中华的近代志士都站在时代前沿引进西学，师法西学，同时又珍惜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把中华文明传入世界。但终近代之世，中国人并没有完成对西学的引进，而且许多仁人志士都无力解决向西方学习，而又总遭到西方列强侵袭的矛盾，也不能科学解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更无力实现两者的科学结合。因此，这个过程没有完结，在“五四”以后，仍在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一代一代地探索下去。
（资料来源：《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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