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在社会政治频繁大动荡的表层下面，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内部结构的剧烈变化。其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社会变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追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初生形态，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洋务事业中形成的新式知识人材群体，可称为其雏形。这一群体可分为两代：第一代包括从社会上招集的一些通西学的文人、士子，以及教会学校培养出的西学人材，这些人成为80年代中期以前洋务事业中主要的西学和科技力量。第二代指洋务运动中通过举办洋务学堂或派遣留学而自行培养出来的西学人材。这两代新式知识人材，组成了中国社会中第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其中第一代则可以说是这 一群体的最初形态，也是中国旧式文化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最初形态。深入考察其演化与形成的轨迹，有助于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过程、特点的进一步研究。
一 旧式文化人的变化
鸦片战争引起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使中国的旧知识界受到强烈震动。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子开始对中国庞杂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力求从中寻找解救危机的出路。明清以来崇尚“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士风，使他们具有浓重的务实精神和较广阔的知识视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社会现象，即许多人不再严格地受旧式正统教育的约束，对八股辞章、科举正途淡漠，他们博览群书，广涉诸学，表现出极为广泛的兴趣。王韬自述其“弱冠，即弃举子业，致力经史。……尤精地理。”王韬：《□窟谰言》，《洋务运动》〔八〕，第11页。徐寿“幼娴帖括，习举业，思以为无裨实用，弃之。遂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潜心经济，讨论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凡与格致有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焉。……于制器之学为尤精。”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八〕，第33页。薛福成也谈道，他在十几岁时便感到时世危难，遂博览群书，致力经世实学。这些反映了那些怀才蓄志的士人们的普遍心理。这时的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往往是既精于儒学正统理论，又旁通诸学的杂家。
此时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已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统天下。西方近代文化凭藉着侵略势力的强权，以坚船利炮和廉价的机器产品为物质载体，通过大批来华的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作为媒介，涌入中国社会，为这个古老、封闭的社会注入了外来的新文化因素。
西方近代文化是以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为显著标志的，而在中国，长期停滞的农业文明，使科学技术发展相对缓慢得多。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实学”士风的盛行，鸦片战争前后的几十年间，在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在自然科学方面较有成就的学者，在数学、天文、化学、物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使他们对了解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能力。大量出现的“杂家”型士人，也多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明末清初形成的一次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小热潮，对二百年后再开引进之端，在知识上和心理上是个有利的铺垫。自然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属于外围文化，极受轻视，加之它本身的性质，这就使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具有磨擦较小、易于沟通的特点。这种态势造成了自然科学技术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突破口，而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素养的文化人，便成为中西文化最早的一批沟通者。
在西方势力开始冲击中国社会的同时，中国人士就开始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活动。1840年，广东郑复光即研究西洋机器轮船，并编绘《火轮船图说》。1847年，有人在广州试制小型汽轮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蒸汽机原理和哥白尼日心说等西方自然科学成果。
五口开放通商后，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进行传教、印发报刊、办教会学校等文化扩张活动。被传教士奉为至圣而大加宣传的基督教教义，对于大多数中国士人来说，无异于哄骗孩童的鬼怪故事，荒唐可笑，“猥鄙无足道”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卷下。。但是，伴随宗教宣传而展示的一些西方先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却吸引了许多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文人学者。外国传教士也日益认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对征服中国士人的意义，便藉侵略者的强权地位和教会的高度组织化，逐渐加强了自然科学的宣传介绍活动。1847（道光二十七）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Wylie，A－lexander）来到上海，他“无书不览，尤精天算，且熟习华言”，他广交中国学者，“日与华人相讨论”李俨：《李善兰年谱》，《清华学报》1928年5卷1期，第1632、1634页。。道光末年，英人麦都思（Medhurst，Water Henry）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编译、刊印有关传教及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刊，汇集了一批中国学者参预其事。1849（道光二十九）年，王韬“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王韬：《□园老民自传》，《□园文录外编》。，被麦都思聘为主笔，任事达13年。1852（咸丰二）年，精于数学的李善兰来到上海，至墨海书馆，向麦都思展阅自己的数学著作，并询问西方有无此学，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3页。。直至咸丰末年，李善兰同西人合作，先后译书七种，同时，他吸收西方数学成果，继续研究和著述。
墨海书馆等处刊印的一批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在士人中广为流传，在更大范围里扩散着影响。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了解和接受西学，一些学者也开始从事学习、研究活动。博学而富有数学造诣的江苏士人华衡芳，“咸丰初元，复研究西人新译之代数、几何、微积、重学、博物诸书，独能豁然昭朗，学益大进。”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八〕。第15页。他与同乡好友徐寿到上海，入墨海书馆阅览各种科学书籍，并且多方搜求西方声、光、化、电各种器具，“朝夕研究，目验心得，偶有疑难，互相讨论，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八〕。第18页。。这些士人在西方自然科技知识的濡染之下，知识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他们或散处民间，或进入西方人开办的文化事业中服务。
这些士人自幼接受正统教育，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继承了士人的传统心理，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民族的屈辱和两种文化的高下对比而更加强烈，他们也希冀着为救亡强国而尽力。李善兰和王韬等在墨海书馆时，常相聚畅论天下危亡之事，豪饮悲歌，发泄不得志的郁结之情，被时人目为怪异。李善兰后来脱离墨海书馆，应数学旧友、江苏巡抚徐有壬之邀，入其幕俯，研讨数学，从事著述。王韬在遭清廷通缉被迫避往香港后，仍在官场多方活动，欲求回内地为同胞效力。徐寿为抵制洋商购买鲜茧，争夺民利，在家乡倡蚕桑叶，“自治田植桑数十亩，躬为倡导，复筑灶烘茧，制机缫丝”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洋务运动》〔八〕，第23页。，促进了无锡一带民间蚕桑业的兴盛。
这些接触西学的士人，也多成为社会上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倡导者。江苏在籍翰林冯桂芬，学识渊博，久负盛名。1860（咸丰十）年来到上海，浏览各种西学译著，他认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卷下。因而他提议设学招生，学习西学，并主张翻译各种西学科技书籍。他屡作政论，提倡社会改革。咸丰末年，编辑成政论集《校□庐抗议》，提出改革内政、“广取士”、“改科举”、“制洋器”、“采西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社会改良思想。
在中国的旧知识界，以东南沿海自然科学学者为主要倡导者而形成的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日渐发展，并在社会中寻求着实践化的道路。这是洋务派开展学习西方文化、科技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
二 教会学校培养的西学人材
举办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进行文化扩张的重要手段。据统计，1840年至1860年间，各地开办的教会学校约有50所，学生约1000人。以后又加速发展，1875年左右，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2万至19世纪末，学校共达2千所，学生约4万人。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会学校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前期多兼有慈善性质，供给衣食，这对社会中下层人家子弟无疑具有吸引力。家居澳门附近的容闳，家境贫寒，7岁时（1835年），便到澳门一所英人开办的西学堂读书。伍廷芳少年时原在私塾读书，后与家乡教堂的牧师相识并就学英文，又经其介绍，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出身于世奉天主教家庭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在咸丰初年，马良12岁、马建忠7岁时，便先后自镇江离家至上海，入法国天主教徐汇公学读书。
这些直接受西式教育的人，程度也不尽一致。教会学校一般只讲授宗教及粗浅算学、外文等，后来水平渐有提高。有的人受到较高的教育，甚至出国留学。1847年，容闳、黄宽等三人赴美留学，后黄宽学成医学回国，成为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容闳也由耶鲁大学学成毕业。伍廷芳经传教士的推荐，留学英国，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专修法律。也有的人只是为生计向西人学些粗浅外语，以应需用。郑观应在上海学商时，曾从其家叔学习英语，后入洋行为买办，又“从英华书院教习傅兰雅读英文夜馆。”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
到19世纪60年代，教会学校已陆续培养出一批西学人材。在中国知识界，这是一支完全新型的知识队伍。他们从成长道路到知识结构，都与传统的文化人完全不同。这些由西方人按西方近代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人材，基本上都服务于洋人的在华事业中。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洋人开办的各项事业，才是西学知识得以用于实际的场所。此外，他们多出身贫贱，没有传统士人的社会地位（功名等）和社会关系，其知识价值更不被传统社会所承认，因而他们只有依靠唯一的社会关系——作为师长的洋人——来跻身于社会。他们往往经师长介绍或转相引荐，进入洋人的在华事业中。马良在徐汇公学毕业后，被聘为耶稣会神职人员和编撰，后任徐汇公学校长。容闳毕业回国后，经外国友人的转相介绍，曾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多处洋人事业中任职。伍廷芳在英国学习毕业后，曾找到清政府驻英使馆等多方探寻出路，但后来仍回到了培养他成长起来的香港，先作律师，后又被聘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另外，在洋人的在华事业中，作翻译（即所谓“通事”）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一种文化职业。
这些受西方人培养并为其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对他们所依靠的外国势力都有很强的依附性。其中有民族意识麻痹而只谋私利者，但大多数则意识到民族差异和不平等，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他们对西方先进文化有较深的了解，痛感祖国因落后而受压迫的屈辱，多致力于以所学的西学知识来振兴祖国。马良曾述其18岁在徐汇公学时，“法领事署欲聘我作秘书，我谢绝说道：‘我学法语，为中国用的！’他们很惊讶，只好作罢了。”《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引自《马相伯先生年谱》，1939年版，第68页。容闳在美国入大学前因筹措学费困难，一教会学校欲以毕业后归国传教为条件资助其学费，但容闳坚决拒绝了，他认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如若承诺，“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容闳：《西学东渐记》，1915年版，第22、23页。他在叙述大学期间的思想时说道：“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旦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他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入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西学东渐记》，1915年版，第26、27页。。1854年他一毕业，便登舟回国，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和途径。他辗转于洋人事业中不得展其志，深以不为中国政府所用为憾。后在上海广为结交社会上的名人学者，与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皆有交往，曾与李善兰等畅谈自己“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容闳：《西学东渐记》，1915年版，第82页。的抱负。在洋行任买办的郑观应，感于国家危难，“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郑观应：《易言》二十篇本《自序》、见《教观应集》（上），第173页。，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1873（同治十二）年刊刻《救时揭要》，抨击洋人的侵略行径，提倡救民保商。1875（光绪元）年又撰成《易言》，提出了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
这些人在与洋人交往共事中，也多亲身感到作为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和欺压。马良曾谈及自己任耶稣会编撰时，“在徐家汇译著有数理书百余卷，尽皆束之高阁，教会中不为余印行问世。”王瑞霖：《一日一谈》，见《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16页。后遂退出耶稣会。伍廷芳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任职时，曾多次为保护中国同胞利益与殖民当局发生争端，因而同当局产生矛盾，遂辞职离港。容闳在香港学习律师时，也因遭到英当局律师界的排挤而不得立足。他们与外国势力的这种矛盾，造成了有脱离而去的可能。
到了19世纪60一70年代，这类新型知识分子已有相当数量，他们具有较系统的西方文化知识，已成为中国社会里西方文化的一股代表力量。
三 西学人材与洋务事业的结合
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化人，由于亲受民族屈辱而更加强烈的民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具有欲以所学的西学知识运用于社会、促进民族富强的热切愿望。但是在中国社会里，政治统治势力强固地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社会的任何变革，知识分子的任何主张和理想的付诸实施，都只有通过统治势力的地位和权力方能达到。这种社会特性，一方面使西学人材具有向官方统治阶层中寻找依靠力量的趋势；同时，由他们的变化而扩展到社会性的变动，还有待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变化。
在19世纪50—60年代之交，中国统治阶层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外国侵略和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满族统治势力衰弱，汉族地方军事实力派势力剧增，他们便与朝廷中新起的奕□集团相结合，形成所谓“洋务派”，以较开明的变通和务实态度，主张接受洋人强加于头上的统治秩序，同洋人交往共存，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谋自强，由此兴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派官僚在陆续开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迫于需要，到处搜求各种人材。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曾国藩，自咸丰末年起，便开始筹划仿造西洋枪炮轮船。于是，他留心“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曾文正公全集》卷17，第6页。。1861（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以“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4，吏政4，第26页。奏召华衡芳、徐寿来安庆，创办内军械所，是为近代第一个以仿造西洋军器的制造厂。洋务派头号人物李鸿章更是觅才若渴，他在1862（同治元）年入沪任江苏巡抚时，便因赞佩冯桂芬的才识，聘其入幕，助办洋务数年。马建忠、马良也曾先后被李鸿章罗致门下，马建忠后成为他办外交的得力助手。伍廷芳在英学法律毕业，驻外使臣陈兰彬、郭嵩焘等争欲罗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呈请以高薪任用，后入李鸿章幕，助办外交。甚至连王韬这样因通太平军嫌疑而遭朝廷通缉的人，洋务派官僚也敢冒嫌疑，乐与结交。王韬与丁日昌结交甚深，并受知于曾国藩、李鸿章、黎兆棠等洋务派官僚，书信交往频繁，他出谋划策，并多为所采。
新式知识人材与洋务事业结合的途径可分为三类：
第一，洋务派官僚个人的招聘和任用。
由于洋务事业多属于洋务派大官僚个人的直接控制，所以，他们便利用个人的权势，着力搜求所需的西学人材。
清代沿袭下来的幕府制，成为地方洋务官僚罗致人材的最为自由方便的途径。自曾国藩开始，各洋务官僚都广招幕僚，助办文武及洋务诸事。曾国藩前后招幕达百余人，其中即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丁日昌等后起的洋务大官僚，也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容闳等新式知识人材。后来，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幕下，都聚集了一批新式知识人材。
为了搜罗散处于社会中的人材，李鸿章在1874（同治十三）年上奏建议设洋学局， “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3、24页。。后来，天津、广东、山西、南京等处均曾设洋务局，广招洋务人材。
对于已具朝廷职任的自然科技和西学人材，洋务派官僚便咨调委令其主持或参加洋务新式事业。如候选知县王德均素习算造，道员李凤苞通晓历算、精通测绘，被调往江南制造局，主持制造、绘图等事。候选员外郎温子绍，因“精于机器”、“性喜制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第456页。，被广东督抚委派经理机器制造局。捐为道员的郑观应，1879年，被李鸿章委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后又历办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原在福建军营内负责造炸药的赖长，因福州创设机器局，被派全面主持生产技术工作，他于“铸造外洋枪炮颇能悉心考究”《洋务运动》〔四〕，第289页。。
洋务派官僚除这些招募方式外，还可随时随地自由任用洋务人材，清政府也予以鼓励。1884（光绪十）年，清廷各处大臣会议奏准：“嗣后如有精于西法之人，在京著各大臣保送同文馆考试，在外著各该督抚收入机器局当差，其无机器局省分，分别咨送南北洋大臣，核其学术技艺，切实保荐。”《光绪朝东华录》（二），第1760页。如：“深通机器”《丁文诚公遗集》，“奏稿”，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第478页。的湘籍人曾昭吉，因同乡的介绍，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招入山东机器局主持制造各事，仿造成英国新式枪百余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参加翻译自然科技书籍的人士，如赵元益、贾步纬等，也多是经辗转介绍而进局任事的。
洋务官僚的招聘和任用，是新式知识人材进入洋务事业的主要途径。
第二，清政府的饬举与征召。
“荐举”是历朝沿袭下来的一种较灵活的辅助性仕进制度。封建统治者通过这一制度，可以搜求到应一时一事之用的特殊人材。清政府也利用这一制度，曾屡次谕令各地官吏，荐举“才有专才”、“奇才异能”的通达洋务和自然科学技术人材，并予以征召任用如同治元年、九年、光绪十年、二十一年均有这种谕令。。1866年，郭嵩焘荐举精通理化和数学的邹伯奇、李善兰入京师同文馆，朝廷遂屡下谕令催召入京。1883年左右，江西贡生黄茂材，因“于数学尤有心得”、训导晏联奎因“潜心数理，著有西中算学合订、地球图说、炮法类编等书”，被学政举荐于朝，奉旨饬令“即行来京”《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4，荐举，第37页。。福建附生杨仰曾，因通兵法和算学，“讲求制造之法，并能自造新器”《洋务运动》〔二〕，第203页。，乡试未中，经考官奏保，发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差遣。
在洋务官僚及其他开明官吏、士人的一再呼吁下，清政府不得不对严格的科举制予以变通，1887年增开了算学一科，但由于考算学也仍试其他文科，且每次限额取中不得超过三名，故报考及考中者均少，并未能成为罗致算学人材的得力途径。
通过荐举、朝廷征召及科举而得以参预洋务事业的新式知识人材并不很多。
第三，在参加洋务事业过程中，转变为新式知识人材。
有些以旧式身份参加洋务事业的士人，由于接触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识结构便发生了变化。如薛福成，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办理洋务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文化，遂著书立说，倡学西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家。主张“我手写吾口”的通俗诗人黄遵宪，被派随使日本，他在日本“与其士大夫交游，稍稍习其文，读其书”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入境庐诗草笺注》卷1，第28页。，思想发生变化，著《日本国志》，赞赏日本的维新运动，后积极倡导以西法进行改革。
通过以上途径，在洋务事业中逐渐聚集了一批新式知识人材，前后约有几百人，分散在文化、教育、外交、工商及其他洋务办事机构中。他们在洋务运动前期（60～80年代中期），是洋务事业中中国自己的主要科技文化力量，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第二代西学人材的成长壮大，其主要地位被逐渐取代。
这些新式知识人材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知识界的变化。他们与洋务事业的结合，使他们所掌握的近代文化知识，与洋务事业中的近代机器生产、近代文化和社会因素相结合，实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实际社会功用，他们本身也具有了近代的社会性质。洋务事业使他们第一次在本民族社会中，找到坚固的社会和物质基础。洋务事业把他们连结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成为为本民族近代科技文化事业服务的第一个知识人材群。因此可称他们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初形，而洋务运动，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摇蓝。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