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会讲学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以往学界对南学会的创办、组织、性质及作用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然而对讲学内容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并不多见。近来 吴仰湘 先生专门对南学会主讲人皮锡瑞的讲学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但要更全面详细地认识南学会的讲学内容，就要对可见的有关南学会讲学资料作全面的分析，笔者近来对该学会的讲义及问答资料作了一些收集研究，形成一些心得，故不揣浅陋，撰写成文，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南学会的讲学活动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地区在巡抚陈宝箴等开明官员支持下，维新派曾采用书院讲学的形式，设立南学会，并延请湘省主张或同情支持变法的名流宿儒到学会宣讲时势大势以及变法主张，帮助湘省官绅认清形势，开通思想，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变法，有力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维新活动。

有记载的南学会组织的讲学活动共有 13 场。据吴仰湘研究的结果，参与讲学的演讲者共有13人，其演讲次数分别是皮锡瑞12次，谭嗣同6次，黄遵宪8次，李一琴与熊希龄各3次，陈宝箴4次，曾广钧与戴宣翘各2次，欧阳中吾、乔树柟、徐仁铸、杨自超、邹代钧各一次。[2]笔者据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湘报》、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等著述报刊涉及的有关资料，认为吴仰湘的看法基本正确，只是未见戴宣翘第二次讲学的证据，故笔者认为吴的结论仍有小的出入，现有资料显示讲学次数应是44次，其中戴宣翘讲学仅一次。

从这44次讲学的题目内容看来，南学会讲学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较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一为传统的学术知识和西方新传入的社会政治学说。其中包括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方面，体现讲学者“欲将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讲求”的目的。多数讲学者在讲学中兼杂中西学说，以期启民智，阐明其维新变法主张。汤志钧曾认为南学会讲学各有分工，在《皮鹿门年谱》也有类似的叙述，“正月……创设南学会与长沙……分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公（皮锡瑞）主讲学术、黄公度讲政教、谭复生讲天文、邹代钧讲舆地”。[3]南学会所发的传单也是分“学派、政教、天文、地舆”四类分送官绅。[4](p100)其实在讲学中，分工并未如此明确，皮锡瑞的宣讲主要由传统学术角度阐明南学会的各种主张。黄遵宪、谭嗣同虽主讲多次，但并不限于政教天文。邹代钧仅讲一次，称不上是主讲。实际上，南学会的讲学活动安排相当灵活，除皮锡瑞长期任主讲外，其他人根据需要，登台宣讲，这也与湘省戊戌时期充满变数的新政局面相一致。当时为了扩大新政的基础，学会曾经几次邀请在湘省影响颇大的王先谦到会讲学，但王因故未能成行。[5](p99)

南学会讲学活动除采取讲演、演示的形式外，还采取问答的形式。且答问和讲学是相辅相成的。问答活动一开始就是和讲学活动一起安排的，“此时止我一人，七日宣讲外，每日有人来问学者，随到随见，有献疑投匦者，逐项批答。” [4](p96)问答与讲学密切相关，除了解答听众的疑惑，演讲者会根据听众的疑问或见解修改其宣讲的内容。有些听众在提问时，也会发表其对新政改革的看法和建议。讲学者相当看重问答活动，《湘报》曾专门设《南学会答问》专栏，固定刊载问答内容。南学会主讲皮锡瑞在其日记中也详细记录了部分问答内容。即使在南学会讲学暂停时，问答活动也并未停止。[6]总之，研究南学会的讲学活动时，对问答内容加以适当关注是十分必要的。

二、鼓吹维新思想的坚强阵地

维新派通过南学会的讲学活动，力图让湘省官绅认清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形势，放弃盲目的排外仇教活动，以发扬孔教抵制洋教；设立学会学校，全面引进西学，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有用之才。同时，阐明“素王改制”思想，为新政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这些活动使南学会成为宣传维新思想，推动变法新政的重要基地。

（一）讲明危亡形势，主张振兴孔学以文明排外。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陷入被列强所瓜分的危险境地。南学会开讲后，陈宝箴等人就通过讲演阐明中国面临的形势，让听众了解中国所处的危亡处境。谭嗣同首次讲学即以“论中国情形危急”为主题，特别以土耳其、暹罗两国故事为例，喻中国应知耻变法，要湘省绅民“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以自危求自振。[7]皮锡瑞则言：“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要听众响应朝廷“开民智，求人才为急务”的号召，将古今中外形势“瞭然于胸中”，讲求有用之学。[8]乔树柟强调“今日是大战国”时代，希望湘人求公利以自强。[9]陈宝箴等人也分别在学会申明时局的危机，以警醒国人。

对于南学会组织者来说，讲明形势的目的在于唤起湖南官绅的救亡意识，同时让他们认识到盲目排教的危害。湖南士风民气本以排外仇教著称。维新派担心由于湘民的盲目排教引发教案，使洋人有启衅的借口，特别是旅顺事后，陈宝箴等人更担心此类事在湘省重演。南学会开讲之日，陈宝箴点出学会之旨乃通过讲学以开民智，批评盲目排外乃愚昧不知耻的行为，“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而湘人不以为耻，反而“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斨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变故既起，徒以上贻君父之忧，下为地方之祸，不更可耻之甚哉！” [10]第四次讲学中，熊希龄再次以时势危急，主张湖南不可与洋人开衅，陈宝箴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皮锡瑞此日日记记道：“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 [4](p112)皮锡瑞由此得到启示，“以孟子、朱子之言，更为阐发”，引入交涉公理，讲明孟子“以大字小”，“以小事大”的学说，并“以宋人之待辽金元，及贾似道、张濡之事为戒”。[11]这里讲交涉公理，也是要官绅隐忍自强，同时希望用公认的交涉之道与外国交涉。他们对国际公法存在幻想：“欧洲重公法，待野蛮无教化之国，与待文明有教化之国不同，杀其人不为不仁，据其土不为不义，西人欲灭人国夺人地，必先出报，痛诋其国如何无教化，将代为之设教；其民如何不聊生，将代为之治民。以此试验其国，并告知各国，其国醒悟，犹可挽回；若其国视若罔闻，各国亦置之不理，则彼大胆动手，以其国既如此昏聩，各国亦无为援手者也。”[12]而近世西人目中国为半教之国，屡侵侮之，“正以其不讲理”。[11]由此维新派希望援用交涉公理与西国周旋，以保全湖南。这种主张虽有其简单幼稚之处，但也不是纯粹的妥协退让。他们希望通过宣讲交涉公理，让国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处境，专意于内部革新，早日实现自强。“自古中国之于外国不讳言和，惟不可专于求和，不求自强地步。” [11]有其策略性的考虑。听众吴焕卿曾说：“就今日时局而论，莫如保护外教，免生衅端，昌明己教以保族类。……其所以首在保护外教，欲延中国岁月。四万万众庶几日开其智，或者免其分割，亦未可知。”其主张明显受到南学会讲学的影响。讲学者也相当欣赏其见解，“所见极精，曷胜钦佩。中国名尊孔教而实不知晓孔教之大，何暇论天主耶稣之是非。今先讲求孔教义理以开民智，庶不至为波兰之续，否则真有寒心者矣。”[13]

当然，维新派对洋教在湘省的传播不是漠然置之。在反对湖南官绅盲目排教时，南学会提倡“文明排教”，即通过发扬孔教来与洋教竞争。皮锡瑞在给叶德辉的信中曾提到：“南学会之设，实以夷患方棘，不能开衅，而当求所以抵拒。……惟期发明吾道之大，稍除中外畛域之见，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但使人人知吾教胜于彼教，彼虽传教，不能诱我之人。” [5](p112)陈宝箴也在讲学中说：“今我于圣人之徒所以为教者一无所得，不能自奉吾教，而徒责人之不同吾教，甚且自背吾教以改人之教，以贻家国天下之祸。”[14]新派人士从外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受到启发，以儒学为孔教，试图以发扬孔教以拒洋教。他们认为洋教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孔教不扬，圣道不张。于是他们要求通过改革科举，废八股考试，推广学会等手段来扩大孔教的影响，“惟有推广学会，到处开讲，使人皆知孔教义理远胜彼教，彼安能诱人入教。” [12]

（二）主张破除门见，会通中西，提倡有用之学。

南学会组织者面对危急局势，提出开展“学战”的响亮口号，把学术的兴衰看成是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大事。甲午战后，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危局。洋务运动中风行一时的强兵、富国主张受到质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单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机器设备，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无法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他们主张全面西学，培养掌握新知的新型人才，把这作为实现国家振兴的根本办法，由此提出“学战”口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湖南维新派组织“学战会”，宣称：“至夫学，至夫战，至夫会不予以戈矛，不授以甲胄，不务壮士之所行，不聒舞蹈之所习，津津欣欣张口鼓舌，坚坚冰冰致敬尽礼，曰志在新学、强学焉。”[15]当时的《湘报》上刊登了不少阐述“兵战”主张的文章，认为当今之世，强国间乃是以学为战，只有对野蛮之国才施以兵战。中国既已被视为半教野蛮之国，要摆脱这个地位，也必须要以“学战”为努力方向，“明彼族计之巧，心之忌，于开民智，植人才之道，次第而举行，此乃中西学战一大机关所自出也。”[16]这种“学战”思想，实质上就是要进行引入西学、培养人才的文化启蒙，体现出进步人士要求振兴民族文化以抵制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深谋远虑。在湖南维新派看来中国现有的学问都不是可以救国兴民的有用之学。那么何为有用之学？他们的结论是西洋所盛行的各种声、光、化、电之学，即西学。谭嗣同在讲学中，引用普法战争中法国“以学问保国之凭据”，免遭被普国灭国的故事，借以希望听众都讲究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17]而所要讲求的学问者指“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在南学会问答中，有人认为“今日之务，治兵为急，兴学校次之”。主讲人反对这种看法，并引用“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 的观点解释其看法：一是人才足以强国，泰西兵强，与其兵无不出于学堂有关，中国“必不能以不学之兵与之对敌”；一是中国“元气已伤”，要救国，“必须固本，而兼治标，”这样或许还有出路，如果“治标而投以峻药，速毙而已”。[18]

南学会所要宣讲的是有助于中国自强的有用之学。其讲学的范围相当广泛，在有限的时间里，向湘省官绅讲述各种新知新理。讲学者在讲学中贯通古今，会通中西，使讲学深入浅出，易于理解。

     怎样才能做到学而“有用”？这是南学会讲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皮锡瑞在南学会开讲时提到：“若欲开拓心胸，目营四海，断非枯坐一室所能通晓，学非空谈而已，必求得之于心，施之于世，切实可行得去，才算得有体有用。” [8]他认为不空谈学术，能联系时事，且要可行于事，才是真正的有体有用之学。自鸦片战争以来，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迫使人们对传统学术进行反思，对传统学术弊端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南学会讲学揭露这些弊端，明确提出破除传统门户之见，会通中西学，以求真正的自强之学。鉴于湘省学术门户之争严重，皮锡瑞反复强调湘民排除私见，破除门户，求同存异，共求生存之路。“无论何项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派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妨有异同，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19] 对于中学内部的纷争，皮锡瑞提出要融会贯通，求同存异，极力调和朱陆学说，贯穿汉宋；对于中西学，皮锡瑞等人以“西学中源”论观点相视，用西学比附中学，达到会通中西学的目的。

除了宣讲西方各种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之外，谭嗣同、皮锡瑞等人援用西学、诸子学等对原有的儒学进行新的阐释和改造，使之成为融合古今中西的“有用之学”。谭嗣同在第二次讲学中以“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所有”为题，认为“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古今中外所不能越。”战国的诸子百家都是孔门的支派，然而“后世专以儒家为儒，其余有用之学俱摈诸儒外，遂使吾儒之量反形狭隘，”[20]其实孔子之学已包含了后世所有的学术，西学合于孔学，乃是不谋而合，“彼此不谋而合者乃地球之公理、教主之公学问，必大通其隔阂，打破其藩篱，始能取而还之中国也。” [20]而皮锡瑞在以“申辩孔门四科之旨”为题的讲学中对“孔门四科”作出新的诠释，包含了中外各种急当讲求的学问，如各国语言文字、公法公理、农学、商学、制造、枪炮、舆地等。南学会讲学中，对于中西学的关系的叙述较为客观，虽然他们沿用“西学中源”说，但也有所创新。皮锡瑞在回答辜天佑时说：“中西学源流虽别，而能够多读中西之书，比附其义，以观其会通，则亦未尝不可相通。”[21]南学会所讲述的西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谭嗣同提到的有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黄遵宪专门从群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政体制度，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分为“封建”与“郡县”两种，提出要建立“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的政体。[21]谭嗣同常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阐发事理，以突破中国固有的陋见。“既知地圆，便从此可破中外之见矣。地既是圆的，试问何处是‘中’？……何故自命中国而轻人为外国乎？”所以不能以地之中外，“援此以骄人也。” [17]

    在提倡学西学的同时，讲学者也注意到以为中学无用，专学西学而弃中学的现象。在一次时务学堂的招生考试中，组织者发现考生对“孟子兼师伊尹之仕论”一题的回答通晓者少。皮锡瑞叹曰“梁卓如言今之学者，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今观诸生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解，中学不将亡耶？予非守旧者，然此患不可不防也。” [5](p102)学会问答中，辜天佑以为中学无用，要求少讲宋明义理之学，多讲新学，皮加以批驳，并专门作讲演阐释“孔孟程朱之学，万世不可废”，中学乃立学根基的道理。“西学虽有实用，亦必先通中学，不先通中学则圣贤义理不能瞭然于心，中国政教得失，古今变革亦不能考其故。此等人讲西学无论未必能精，即通专门之学，不过一艺之长，又下则略通语言文字，只可为通事买办，此种人才又何足用？”[23]

“学战”思想是南学会讲学活动中阐述的重要文化思想。讲学者不仅论述了“学战”的重要性，而且在阐述何为有用之学、如何提倡有用之学的问题上，对“学战”的基本内涵作了初步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不甚全面、准确，但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界“学战”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宣传“素王改制”主张，阐释公利思想，为维新变法呐喊。

南学会讲学除了申明中西学术大义，介绍各种西学之外，还宣传了“素王改制”思想，对义利关系作了新的阐释，冲击了守旧思想，为维新变法造了舆论。以下主要分析其宣传的“素王改制”思想和公利思想。

1、“素王改制”思想

甲午战后，中国新派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摆脱面临的危机。为了冲破封建守旧的思想束缚，康有为等宣扬“素王改制”思想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对维新派成员影响颇大。南学会讲学与今文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会主讲人皮锡瑞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其他成员如唐才常、谭嗣同等都直接或间接受过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所以不难理解南学会讲学也以康有为的“素王改制”之说作为新政改革的理论依据。这在皮锡瑞的讲学中体现最为明显。皮锡瑞曾说，“中 国重 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5](p116)第八次讲学中，皮以“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为题阐述孔子改制说。在第九次讲学以“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进一步发挥孔子改制说，“孔子所以必改制者，凡法制行至数百年必有流弊，古者一王受命必改制以救弊。”据夏商周制度沿革故事，言“孔子作春秋有素王改制之义。”他还对于被奉为真理的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重新作了解释，认为“董子以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舜承尧道，故无可为；汉承秦弊，故必变法。”并因之发挥：“千古不变者道也，历久必变者法也，道与法判然为二，非可并为一”，得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的结论。死守旧制不求图新是误解董仲舒的意思，“欲易贫弱为富强，非翻然一变，必不能致。董子言不变者是道，应变者是法，不当专摘一二语以就己说，而重诬古人也。”[24]这种对董仲舒学说的新解释，使“天道不变”论不再是默守旧制的理由，这对于以此说为守旧依据的人不啻为釜底抽薪。

在以后的讲学中，皮锡瑞进一步对孔子删定五经，以存改制之义的说法进行发挥。“删定五经始于孔子，其通天人持元会之言尤在《易》与《春秋》。”说《春秋》含有“素王改制之义，待后世有王作，举而行之。”而《易》经则被看作是隐含了孔子“因时变法”的思想。皮锡瑞接着发微：“卒之一变不可复者，此其中有天道焉。天道或数十年而变，或数百年而变。”指出人类由草昧变文明，由封建变郡县等等皆是“后人因时改变，并非开物成务之圣人所为。”这就更加彻底地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

通过阐发“素王改制”思想，南学会不断深入讲明变法革新思想，为湖南新政事业张势。康有为看了《湘报》刊刻的南学会讲义后，也流露出钦佩之情。[26]

2、 义利观的新解释   

传统思想中有很多不利于社会变革的观念，比如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就被保守派用来作为反对改革的思想工具，对维新派提倡各种求利性质的新政事业有很大阻碍作用。在南学会讲学活动中，一些主讲人对传统的义利观作了新解释，前承明清之际“合私以为公”的新义利观，提出区分公利和私利、突出公利的思想，以启迪湘民的革新思想。

陈宝箴在首次讲演中，要听众辨明公利私利的区别，“故同此一智在君子则为德慧术智，在小人则为机械变诈，公私义利之间而已。谚云兵贼同一刀，为贼为兵非刀之咎也，为君子为小人非学之咎也。故运用在乎心，实存乎志。立志自知耻始，为学在正志始。” [27] 利在 君子为公利，在小人为私利，关键在于得利之人是何目的。同一次讲学中，乔树柟以“论公利私利之分”为题目宣讲，解释孟子章中仅言仁义不言利乃是因为孟子反对谈私利，其实孟子不言私利，却言公利，如所言“不可胜食不可胜用者皆是也”。[9]守旧派屡屡以圣人不言利为依据反对维新派兴办各种求地利商利的事业，南学会讲学对圣人之言重新加以阐释，无疑是对其观点的有力驳斥。熊希龄曾特意让皮锡瑞在辨程朱与陆王异同的讲义中增加解释 “义”“利”关系的内容。[4](p105)于是皮锡瑞在讲学中，对义利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孔子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皮锡瑞理解为：“庶民百姓只为一身一家之计，自私自利，人情之常。若学士大夫，当志在远大。大之匡济天下，使天下蒙其利，……如专为一身一家计，与庶民百姓同一见识，可鄙实甚！”卿大夫之类应该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下谋利的抱负，追求这种公利与普通人只求自家私利是不同的，与求仁义并不矛盾，故“义之中有利，利之中有义，能与人公利，即近于义，能使人人讲明大义，天下之利，孰大于是！”皮锡瑞也并未简单把平民百姓的求利行为一概归为只求私利，认为不管何种职业、何种人都应力求公利，不当只想为自己求利，“即以商人而言，若只求自己利，不思与他人共利，搀杂巧伪，不顾声名，最终导致失利。”他联系湘省的实际认为，湖南茶务经常亏本的原因正在于此。“如不各存私见，趁早设立公司，何至于此！”把设立茶务公司求公利作为振兴湖南茶务的途径。[28]

    南学会提倡公利否定私利，希望湘省士绅破除义利不相容的保守之见，追求义利相合的境界，有利于破除传统义利观的束缚，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三、结语

甲午战败，中国被推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亡深渊，国人再次感受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为推进新政事业，湘省维新人士利用南学会的讲学活动，宣明中国面临的危局，激发湘省官绅的救亡意识。他们试图让湘省官绅意识到，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成野蛮的“半教之国”，若不求自振，仍旧盲目排外排教，只会让中国陷入灭种灭教的境地。惟有通过发扬孔教文明排外，引入各种有用之学，实现真正的自强，才能使中国进入“文明”之国的行列，彻底摆脱危机。

南学会讲学活动宣扬的“学战”思想，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兵战”、“商战”主张的深化，反映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各方面都占优势的对手；要摆脱危机，中国除了要进行强兵、富国等“兵战”、“商战”外，还要进行振兴民族文化的“学战”，已经初步提出要把救亡运动落实到对整个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改造的层面上。相对于新政以后的“学战”思想，他们的主张虽然还显得较为肤浅，不够深刻，但这已经为后来的文化改造思想开拓了道路。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南学会举办者本有意把其办成一个类似用来议政的机构。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南学会在宣传湖南维新派改革主张，如提倡发扬孔教来抵制外教的所谓“文明排外”、开保卫局、推广学会、改革学校，以及宣传“素王改制”思想等新学新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思想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虽然南学会讲学还存在种种不足，并且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过早的停止了活动。但它讲学宣传的思想主张与其他学会比起来还是很有特色的，且影响亦深巨。无论在湘省还是在全国，南学会都可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思想宣传阵地。南学会的宣讲者大多能联系时势，通观中西古今，援引中外史事证明其论点，使听者易于理解接受，演讲效果颇为明显。近代湖南很多著名人物如杨昌济、杨树达、毕永年等，都是南学会讲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以后成为一方名流，显示出该学会的育人效果。 

  （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