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疏离价值关怀之风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乃在于：
首先，与史学界试图矫正中国学术传统之内在偏失有关。中国学术素有经世致用传统，史家多自觉将自己的学术旨趣与国家社会之命运相维相系，每以干预社会、指导人生为学术起点和归宿。然而，这种传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每有过强之主观预设，常因左右于现实需求而强史就我，从而使研究活动的客观科学性受损蒙尘。疏离或拒绝价值判断，似乎是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终南捷径。
其次，与晚近以来的学术趋向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学术规范运动方兴未艾，这无疑是由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学术诉求与价值判断之关系应该是辨证统一的，但在史学研究领域，却又出现了两者关系紧张的偏失，似乎只有让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加任何价值判断，才能保证研究活动的学术性。与之相应，在选题方面，有人也尽量着力于那些琐屑而生僻的研究对象。由此，为数颇多的史学论著满足于现象描述，无意于意义阐释，疏离于价值判断。如此标尚，隐含着将使史学益趋边缘化的风险。
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英]克拉克主编，张文华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话道出了史学之主旨。所以，当今史家始终都应保持这样的理性：当我们强调具体入微的实证研究时，主旨乃在反拨历史研究方法的教条化和研究内容的空泛化，而非抵拒价值判断，倡导述而不作。
结 语
客观评估理论对史学的指导意义，是矫正上述史学实践偏颇的题中应有之义。晚清以降的中国史学发展路径说明：理论指导是史学焕发生机和走出困境的重要助力。毋庸讳言，在唯物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拘泥形式、程式固化、机械套用、主观臆断、以史就论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唯物史观指导本身。拒绝理论提升的历史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要求其超越“实证”，对已经取得的初级成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抽象，从而揭示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
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考史、撰史与论史三大类别。100多年来，中国史学一直在“考据”与“义理”间徘徊（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隐藏在这种学术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跳出史实考辨与意义阐释非此即彼的怪圈，寻找两者之间的理想契合，让史学成为一个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又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它的研究成果应该使人有所信、有所思、有所悟、有所乐。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