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晚清理学及“同治中兴”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一定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成果。关于晚清理学的研究，既有微观性的个案探讨，也有整体性的宏观论述。章继光先生《曾国藩思想简论》、李细珠先生《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宫明先生《倭仁与曾国藩》、程作新先生《倭仁及其哲学思想》、张凌霄先生《倭仁及〈倭文端公遗书〉的伦理思想》、笔者拙著《晚清理学研究》，以及台湾学者陆宝千先生《倭仁论》等著述，便是海内外学界在晚清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关于“同治中兴”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关于晚清政局、朝局以及湘淮势力等问题的探讨中，如贾熟村先生《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宝成关先生《奕訢慈禧政争记》[1]，以及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等撰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等著作。但是，以晚清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乃至因此种互动关系的扩张而导致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则是颇具新意且研究薄弱的课题。专门论述这一课题的成果尚不多见。笔者试图通过对此二者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阐述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为深化学术研究进献绵薄之力。

                    一、嘉道年间理学思潮的涌动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治朝无论如何都是一段至关重要的岁月。在此期间，清政府采取“借师助剿”的方针，与西方列强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并发动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内政改革——洋务运动。到1875年光绪帝即位之初，清王朝所面临的那场灭顶之灾已经基本消散，国家出现了些许振兴气象。也是在这一年，浙江学者陈弢编辑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声称：由于朝野上下同心协力，“擒渠斩馘，区宇荡平，神州再造，较之《大雅》所称‘筑齐城而征徐国’，区区平淮濆一隅之乱者，其规模之广狭又不可以同日论。侧席求贤，豪俊辈出，中兴事业，甄殷陶周，盛矣哉！”[2]他把“同治中兴”归功于这个时期“辈出”的“豪俊”所为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些“豪俊”中，就包括一大批讲求理学的官僚士人。理学与所谓“同治中兴”之间的密切关系无庸置疑。

所谓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心性之学、道学；因其基本上形成于两宋时期，亦有宋学之称。理学在由宋至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基本派别，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前者受到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扶植，被奉为官方哲学；后者大体处于儒学在野学派的地位，尤其在清代受到正统学派的长期压抑。程朱理学既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的发展与命运势必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王朝初创，统治者往往要用程朱理学来立朝纲，序尊卑，把它作为新王朝确立的重要精神支柱。王朝衰败，程朱理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挽救危机和败亡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在晚清遇到的情况则属于后者。

在清代，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类似马鞍形曲折发展的过程，即在两个发展高峰的中间经历过一段较长的寂落时期。清朝初期，以康熙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尊崇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重用一批理学名臣，以维护其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如曾国藩所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钜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3]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汉学（考据学）的兴起并成为一代显学，理学遭了厄运，跌入低谷，被冷落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道年间，程朱理学才重新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朝野鼓吹，推波助澜，导致它在咸同年间的“复兴”。这是清代程朱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程朱理学经历的这种衰而复兴的曲折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各种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因素错综交合作用的结果。

嘉道时期，清王朝曾经有过的“盛世”局面已经风光不再，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出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接连兴起。有人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4]鉴于国势衰落，嘉道年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进行思想上的反思，寻找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当时许多人是从儒家正统的“德治教化”的观点出发进行反思，认为社会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而根本原因则是程朱理学因受汉学压抑而多年不振，造成道德沦落、人才匮乏的严重后果。乾嘉汉学因此而受到激烈的批评。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辟，而不自知也。”[5]他发出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6]的呼吁。他所说的“学术”是指“正学”，即程朱理学。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带有普遍性。陕西学者李元春说的更为明白：“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故横诋之亦大可惑矣。”[7]他认为程朱理学独得圣人之道的精蕴，堪称“正学”，最具备充当拯救道德风俗的资格，而考据学不过“袭汉儒之学”的唾余，供雅士赏玩有余，于经国匡民无补。湖南学者刘蓉指责：“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8]这些议论和呼吁反映了嘉道年间部分士大夫的思考和学术追求。它表明嘉道时期不仅是清朝政治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也是其学术文化从过去的汉学一枝独秀，到各种学术思想竞起局面出现的转捩点。这自然给程朱理学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讲求理学的风气在一些地区再度兴起。方宗诚曾对嘉道年间的理学萌动及理学士人的活跃作过这样的描述：

        嘉道间，海内重熙累洽，文教昌明，而黯然为为己之学兢兢焉。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纯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窦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不逐时趋。其时在下位者，则有湘乡罗罗山先生、桐城方植之先生、永城刘虞卿先生，俱无所师承，而砥节砺行，为穷理精义之学。[9]

这是就理学士人的个体活动而言，如果就学术群体的动态来讲，全国理学学者群体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有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等地。

陕西即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的发源地。关学创始人张载即为陕西眉县人。明代时，关中地区涌现出吕楠、冯从吾等理学家。清初，标榜理学的关中学者活跃一时，涌现出李顒、王心敬、孙景烈、王承烈等讲理学的学者。嘉道以后，关中理学依然名人辈出，代表人物有李元春[10]、路德[11]等人。李元春从读明代薛瑄的《读书录》入手，归依程朱，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俗学。他培养出许多潜心理学的弟子，如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等人，均为晚清关中理学的后起之秀。贺瑞麟评价李元春说：“桐阁先生之于关中，犹朱子之于宋，陆稼书之于国朝。宋以前诸贤之文章事迹，至朱子是一结局；国朝以前之文章道脉，至稼书是一结局。在关中前明时，冯少墟是一结局，本朝至桐阁先生又是一结局。其闻见之博，著述之富，真是不易得。”[12]作为弟子，贺瑞麟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处，但也看出李元春在关中理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程朱理学在安徽盛行不衰，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尽管是一个散文派别，但却以孔孟程朱的“道统”为其文论的指导思想。其代表人物大都以服膺二程、朱熹，标榜理学为能，可称为振兴理学的一支友军。嘉道年间，桐城派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学术阵容。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谈到这一流派在全国一些主要地区的分布情况：安徽有方东树、姚莹、刘开、戴均衡；江苏有管同、梅曾亮、吴德旋；江西有吴嘉宾；广西有朱琦、龙启瑞、王锡振；湖南有曾国藩、孙鼎臣、吴敏树、郭嵩焘、舒焘、杨彝珍、欧阳勋[13]等。当然，这仅仅反映了桐城派整体分布的一个侧面。这些人大都信奉程朱，写下许多论文兼论道的著作，为理学复兴摇旗呐喊。他们当中，以方东树对程朱理学的鼓吹最为突出。方东树为扬宋抑汉而作《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全面抨击，指责汉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下也”；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性：“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14]除《汉学商兑》外，他还写了《辩道论》激烈抨击汉学、陆王心学，竭力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理学争取了许多支持者。李兆洛曾说：“囊时读书，甚不喜康成，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案：指方东树）书，敬当力改其失。”[15]自方东树以后，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一部分文学之士，如方宗诚、苏惇元等人，都潜心于义理之学，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骨干力量。

    河南是北宋二程创立的洛学的发祥地，理学影响根深蒂固。清初，有“海内三大儒”之誉的孙奇逢曾在河南辉县讲授理学，主张调和程朱陆王，进一步延续了理学传统。其弟子汤斌为标榜理学的一代名宦，死后被清廷赐谥“文正”。道光时，河南地区标榜理学者不乏其人，李棠阶、倭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徐世昌说：“中州理学之传，遂又阅二百数十年而弗坠。其居最后以儒修得大名者，则倭文端、李文清二公。二公当道咸之际，同以翰林洊登台辅。”[16]其余讲求理学之徒尚有刘廷诏、苏源生、王检心等。

湖湘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异常活跃的一个地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南的理学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固。即使在汉学风靡天下的乾嘉时期，程朱理学在湖湘学界的主流地位也没有被动摇。有人在谈到湖南当时的学风时说：“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者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17]。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再度崛起，湖湘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从学术队伍来看，湖南讲理学的名人众多，队伍强壮，著名者有：贺长龄、唐鉴、罗泽南、欧阳厚钧、胡达源、贺熙龄、刘传莹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执掌教职，带出大批门生故弟。欧阳厚钧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27年，执弟子礼者在千人以上。罗泽南多年假馆四方，授徒施教，生徒众广。咸同时期的不少“中兴”名将，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溢澧等，都是罗门高足。曾国藩称赞说：“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案：指罗泽南）弟子也。”[18]湖湘理学的影响还辐射到全国。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风行全国，影响了一代学风。湘籍理学家唐鉴[19]于道光中年内召太常寺卿，京师的一些向慕理学的官僚士大夫从其就读，研习理学。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垿、邵懿辰等人，在北京士大夫中形成一个影响颇具的理学群体。后来，这些人几乎都是咸同时期理学中兴的骨干人物。有人在谈到湘学时把贺长龄和唐鉴并称为“理学真儒”，说：“然善化自李恒斋而后，理学真儒世称贺、唐二公。”[20]

    总之，嘉道以后，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和乾嘉汉学的退潮，为程朱理学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各地理学士大夫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呼朋引类，推波助澜，或者著文鼓吹提倡，或者授徒阐扬流布，在全国许多地区营造了崇尚理学的学术气氛，为程朱理学在日后的复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二、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契机

    咸丰年间出现的全国性社会动荡为程朱理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义者利用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反对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尤其把孔孟儒学称为“妖书邪说”，严加禁止。太平天国当局颁发命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21]作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精神支柱----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受到起义者的猛烈鞑伐、亵渎，无疑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统治秩序的沉重打击，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恐慌。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他们一方面网罗士人，组织湘军等地主武装，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打出“卫道”的旗帜，呼吁振兴孔孟程朱之学，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挽救人心，恢复被人民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1854年初，曾国藩练成湘军率师出征，作《讨粤匪檄》为出师宣言，大肆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重申孔孟程朱所宣扬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22]号召读书人起来“卫道”。这表明，面临灭顶之灾的满汉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大批读诗书、明义理、效忠于王朝的人才来挽救封建治统和道统的危机。然而，在当时，八股之士、考据之徒，显然是不堪任用的。理学之士是否靠得住，清朝最高统治者鉴于理学以往负有“迂拘”、“空疏”的坏名声，尚存犹疑。1853年5月，咸丰帝召见向好程朱理学的大臣吴廷栋，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兹录如下：

        上曰：“汝尝读何书？”对曰：“臣尝读程朱之书。”上曰：“何尝学程朱者多迂拘？”对曰：“此正不善学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穷理而徒资记诵，非学程朱之过也。”……上曰：“汝识曾国藩否？”对曰：“曾国藩曾署刑部左侍郎，臣实早与相识。其人励志不苟，亦是杨大洪一流人材，虽近言近激，而心实无他。”上曰：“汝识倭仁乎？”对曰：“臣亦早与相识，是笃守程朱之学者。平日专在身心检察，日自记载以为考验，尤佩其笃实，其守道似近迂而能识大体。”……对曰：“……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又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深宫寤寐旁求，则辅相得人。辅相进贤待用，则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得人。部院督抚各择其属，则内外司官州县无不得人，斯贤才出矣。[23]

这段对话，一方面反映出咸丰既要选拔人才救急，又信不过理学士人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从吴廷栋推崇程朱理学，称赞曾国藩、倭仁的应对中也可以看出理学士人跃跃欲试、急于一逞的迫切心态。咸丰时，清政府不但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出犹豫徘徊，举棋不定，而且还不时对理学士人进行排斥。以理学相标榜的李棠阶、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人，大多仕途坎坷，不是归籍闲置，便是差派边远，不授实权。笃信程朱的倭仁于仕途一再蹭蹬，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叶尔羌“历练”。一向处事谨慎，屡立战功的曾国藩长期不受朝廷重视，未授权柄，吃尽了官场倾轧排抑的苦头。然而，这种情况到1860年便发生了变化。

    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朝江南大营，清政府所倚重的正规军----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无力与起义军对抗，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武装——湘军，这就给曾国藩等理学士人以崛起的机会。是年6月，清政府以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8月改为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次年11月，清政府破例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其节制。曾国藩的登进不仅是清王朝在对太平天国用兵选将上的重大政策调整，而且也是其重用理学大臣的标志。

北京政变后，清王朝为了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遗余力地提拔所谓“理学名臣”。倭仁在1862年一年三迁，从擢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年幼的同治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内阁揆首和最高理论权威。曾与倭仁一起切磋过理学的李棠阶也于当年内召，授左都御史而入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与此同时，吴廷栋也被授以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此三人素有理学名士的清望，各有自己的人事圈，一向为朝内外士大夫所尊仰，故在当时有所谓“海内三大贤”之誉。李鸿章为吴廷栋写的《神道碑》中称：吴氏“再官京师，倭文端公以首辅为师傅，河内李文清公以尚书掌军机，海内翕然望治，称为三大贤”。[24]

理学士大夫参与政治不是被动的，而是热情高昂，积极主动。同治即位后，因其年幼进学需要物色师傅。理学士大夫急于把这一要职抢到手。吴廷栋对此尤其看重，曾说：“用人行政，当以君心为本；欲格君心，培养元德，要以师傅为第一义；既系第一义，即非第一流人不足当此任”。[25]他及其他理学士人心目中的帝师人选即为倭仁。为促成此事，吴廷栋等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给同僚通消息，造舆论。他曾为此事专门致书曾国藩，要他以封疆重臣的身份予以干预，书中说：“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关之重，新政首务亦孰有急于此者？今幸见及，自宜以此专责之艮峰(案：倭仁字)矣。再三迟回，正不得不虑及日久变生，致生他议。某位卑分微，无能为役。窃念能同此心者，惟阁下一人而已。即今想已得尽读邸报，时势亦已了然于胸中，乞特上一疏，专保艮峰以固根本，万不可放过此关。”[26]尽管曾国藩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以“虚名太重”，“不复妄议朝政”[27]为由婉言拒绝，但举倭仁为帝师的要求依然得到不少官员的支持。经清廷反复权衡，还是任命倭仁与祁寯藻、翁心存、李鸿藻等人同为同治帝的师傅。其中的李鸿藻也是讲理学的官员。倭仁当上帝师后，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编成《启心金鉴》，用这部渗透着程朱理学“君明臣良”思想的读本，来教导同治皇帝。

经过此番人事变动，理学派的地位已非昔比，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到同治初年，倭仁为大学士兼帝师，李棠阶入军机，李鸿藻为帝师兼尚书，吴廷栋官刑部。理学官员在朝中已经荣登显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地方，湘系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随着曾国藩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一个个飞黄腾达，如李鸿章先为江苏巡抚后升两江总督，刘长佑任直隶总督，杨岳斌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其余还有安徽巡抚李续宜、山东巡抚阎敬铭、江西巡抚沈葆桢、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涛、浙江巡抚曾国荃等，他们大都以书生典兵，而成为方面大员。这些具有理学背景的人物，乘镇压太平天国之机迅速崛起，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批新起的实力派，支撑起清王朝岌岌可危的半壁江山。如果就全国来说，活跃在咸同时期及光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各地的主要理学士人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直  隶：  李鸿藻、王用诰；

    河  南：  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李又哲、于絅斋、徐淮阳；

    陕  西：  贺瑞麟、杨树椿、柏景伟；

    山  西：  薛于瑛；

    安  徽：  吴廷栋、夏炘、夏炯、苏惇元、方宗诚、方潜、涂宗瀛、杨德亨、何慎珍；

    江  苏：  刘熙载、廖寿丰、成孺、陈寿熊；

    浙  江：  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伊尧乐、应宝时、黄方庆、陈居宽、朱一新；

    江  西：  吴嘉宾、刘绎、龙文彬；

    山  东：  游百川；

    福  建：  陈庆镛、林启；

    四  川：  范泰衡、余焕文；

    湖  北：  洪汝奎、万斛全、宋鼎、邹金栗、冯礼藩、黄嗣东；

    湖  南：  曾国藩、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贺兴范、钟近衡、胡林翼；

    两  广：  朱琦、龙启瑞、朱次琦；

    云  南：  何桂珍、窦垿；

    吉  林：  于荫霖；

旗籍学者：  倭仁、崇绮、徐桐。[28]

    由上可见，这个时期的理学营垒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仅以上所述涉及到的理学代表人物就有70人，分布于全国17个省份。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沿海边远省份，都有标榜理学的士人在活动。这种情况为乾嘉时期以来所罕见。然而，上述列举仅是此期理学营垒中的部分名家，远远不是他们的全部。值得重视的是，此期理学群体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从以上统计看，涉及到的理学人物绝大多数拥有官宦身份，具有明显的政治地位或官场背景。他们或者由科举步入仕途，或者因军功跻身官场，或者以学术受褒奖而得官，象徐淮阳终身未仕的布衣学者则如凤毛麟角。在具有官宦身份的士人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者。在上述所举的70人中，身为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者，竟达15人，占统计总数的21%强。而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的就有倭仁、曾国藩、李棠阶、李鸿藻、徐桐等五人。另外，督抚重镇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属于曾国藩系统的官僚，也有一定的理学背景。在清朝统治集团高层中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理学大臣，这是清朝自康熙以来未曾有过的情况。

                         三   程朱理学派与同治中兴

    所谓“同治中兴”曾经为一些士大夫所津津乐道，清朝统治者于此更是大加颂扬。《清实录（同治朝）序》宣称：清朝在同治年间“用能方夏载德，景运日新，扬无斁之庥，成中兴之瑞”。[29]这里所说的“中兴”是指清朝统治者在同治年间的所谓“武功”、“文治”。该序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武功”时说：“皇考（指咸丰帝）简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穆宗继位，首简纶扉，委任益专，戎行愈奋，复用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敷扬庙算，指授机宜。数载之间，东南底定。”[30]在谈到“文治”时肯定了倭仁、祁寯藻一班文臣的辅政作用：“皇考（指咸丰）命李鸿藻为上书房师傅，暨正大位，两宫皇太后先后命翁心存、祁寯藻、倭仁、徐桐、翁同龢，在弘德殿行走，缉熙懋学，勤若儒生。……以乐育人才，振兴学术。”[31]上文提到的这两批人多是讲理学者或是有理学背景的人。《清实录（同治朝）序》是以光绪帝的名义编纂的官方文献。可见，对于理学之徒在“同治中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清朝最高统治者是认可的。也可以说，清王朝在咸同之际看重程朱理学，起用了一大批讲求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并通过他们纯熟地交替使用软硬两手镇压太平天国，重建社会秩序，为士大夫们所称道的“同治中兴”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以曾国藩为首的封建士大夫组织地主武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维持清朝统治建立了“勋功伟业”，是理学派士大夫的“武功”业绩的集中体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作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现仅就“同治中兴”期间理学士人在所谓“文治”方面的活动及作用谈一些看法。这里所说的“文治”，包括政治、文教两个层面。择要而言，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正朝纲，端君心，培植“致治之本”   

    在理学派士大夫发迹之前，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一度把持朝政，弄得朝内外关系紧张，怨声载道。在理学派士大夫看来，这种“权奸擅政”，蒙蔽欺饰，正是朝纲败坏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上台伊始，便摆出一付“正人立朝”的架势，大讲“正朝纲”、“端君心”，强调“治本”问题的重要性，包括要求君主按正学的要求修身养性，提倡正学，心存敬惧，近贤臣远小人，对天下实行仁政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理学派士人的一贯主张，倭仁早在咸丰初年所上的《应诏陈言疏》、《敬陈治本疏》就已经提到过，曾规劝咸丰：“愿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32]但这些进言在当时却被咸丰视为“仅泛语治道”[33]，不切时用，被搁置一边。而在同治初元倭仁出任帝师后，一本昔日所持之为政宗旨，立即向朝廷进呈其所辑古帝王事绩及古今臣工奏议，作为“启沃圣心”，端正“治本”的教材。这次进呈则被清廷采纳，即发上谕，表彰倭仁进呈“洵足资启沃而绍心源，著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34]

李棠阶被起用后遂上《条陈时政之要疏》，谈到四个问题，即“端出治之本”、“振纪纲之实”、“安民之要”、“平贼之要”等事，认为：“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内沸腾，生民涂炭，诚刻苦奋励之时也。臣窃谓刻苦奋励之时，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皇帝尤其要领会程朱阐明的“格物诚正之说”，“宋儒真德秀《衍义》阐释发明，足资治理”。关于“振纪纲之实”的建议是：“国之所以立，在纪纲；纪纲之所以振，在赏罚。赏罚者，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权，必赏一人而天下劝，罚一人而天下惩。而后纪纲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而罔敢踰越。”[35]这些意见与倭仁所述基本精神一致。

吴廷栋同样重视“致治之本”的问题，一方面为倭仁出任帝师积极奔走，另一方面及时上书人君，陈述“致治之本”的要义。1864年7月曾国藩统率的湘军攻陷天京。其时“天下方谓中兴大业成矣，公（案即吴廷栋）独忧之，以为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因上疏请加敬惧，持之以恒，永固长治久安之基。”[36]这里所说的奏疏是指吴廷栋呈递的《金陵告捷请加敬惧疏》。他在疏中说：“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献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而喜而肆”，其结果“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他告戒统治者：“上行必下效，内治必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献媚必斥；惧邪易升，则夤缘必绝。凡皆本于一心之敬而已。……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37]

由上可见，大谈“致治之本”论者主要是朝中位居公卿的理学派士大夫。他们所说的基本思想是贯彻程朱理学历来倡导的儒学治统和道统，以儒家纲常规范朝廷政令，强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这些都是涉及到封建政治的根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治初年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一反咸丰对理学士人的排斥态度，不再视他们为“迂拘之士”，而对他们的意见予以接纳。吴廷栋的以上奏疏就得到清廷上谕的褒奖：“兹览吴廷栋奏于万方之治乱百官之敬肆，皆推本于君心之喜惧，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申饬百官：“惟当戒慎恐惧，朝文乾乾，期于上下交儆，慎始图终。”[38]这对理学派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曲福音。

2、   崇程朱理学，辟异端邪说，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在理学士人看来，程朱理学是孔孟儒学的嫡传，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唯一正学。

晚清理学家何桂珍说：“我朝二百年来纪纲法度所以维士习民风于不弊者，皆程朱之力，而表彰程朱之效也”。[39]程朱理学所起的作用是否如此之大，自当别论，但是，清王朝始终把程朱理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则是不争的事实。正由于此，理学士人极力推崇程朱之学，借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李棠阶在《军机说帖》中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所谓“正学术”就是指提倡程朱理学，“即《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正轨也。以此为本，治经、治吏、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次第参求，皆归于反己。”[40]这是他提倡“正学”的基本主张。吴廷栋在咸丰召见时直言不讳地肯定程朱理学：“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41]后来他同样不遗余力地提倡理学。李鸿章为吴廷栋写的《墓志铭》称：“公学务实践，不为空言，笃守孔子下学上达之序，程朱居敬穷理之训，生平进退取与必严义利之界。尝镌朱子‘论是非，不计利害’二语为印章，以自检于身心事物之间”。[42]吴大廷也说：吴廷栋“自壮至老，服膺朱子，一念一动守其言不逾尺寸，而其用功则自下学始，尤兢兢辨明心性理气，使程朱陆王儒释之界，判若冰炭，而不少杂糅”。[43]倭仁亦以提倡程朱理学为能，声称：“程朱论格致之义，至精且备，学者不患无蹊径可寻，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44]当了大学士、掌管了翰林院后，倭仁立即着手制定新的《翰林院学规》，把《四书》、《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理学读本，定为翰林院学士的必修读物，以培养士人讲求性理之学的风气。

在理学士人的鼓动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以充分发挥理学的政治作用。1860年，清廷颁发上谕，规定：嗣后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对入祀文庙的入选标准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学的修改。此后，清廷根据这道上谕表彰了一大批故去的和健在的理学士人。当年，以明儒曹端从祀文庙，位列东庑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从祀，“圣庙位列西庑陈澔之次。”[45]1868年予宋臣袁燮从祀。1870年“恩准”将清初理学名士张履祥从祀文庙，并重刊张氏的《杨园先生全集》。1875年予清初理学家陆世仪从祀文庙。1876年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理学士人王建常被奏准从祀文庙；又允准把已故理学名儒李元春事实交付史馆，列入《儒林传》。对健在的理学家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表彰。1868年清廷褒奖安徽理学名士夏炘“年届耄耋，笃学不倦”，并把他编著的《恭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交由武英殿刊印，颁行全国。夏氏的另外两部理学著作《檀弓辩诬》和《述朱质疑》，“亦均能有所发明”“均著留览”。[46]1874年，陕西、山西两省学政分别以理学名儒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请授京衔。清政府以他们传授“正学”有绩，皆赐予国子监正衔。

在提倡“正学”的同时，理学士人还竭力反对“俗学”，抨击“异端邪说”。理学士人把汉学考据、八股制艺视为“俗学”，而把王阳明“良知”之学、释老二教及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都是“异端”，全在反对之列。

自道光以来，一些理学士人很重视对王阳明的“良知”学进行批驳。方宗诚在谈到程朱陆王之辨时说：“朱子、胡敬斋、罗整庵，各致争于生前。其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张武承《王学质疑》、顾亭林《日知录》、陈定斋《王学辨》、罗忠节公《阳明学辨》（案：即《姚江学辨》），以及张杨园、陆清献、张清恪、倭文端、吴竹如先生诸儒集中，皆已辨之极其明矣”。[47]他开列的名单中，有三人是清咸同年间的理学家，即罗泽南、倭仁、吴廷栋。罗泽南的《姚江学辨》是一部用程朱理学观点全面抨击阳明“良知”说的理学著作，备受理学士人的称赞。陕西理学家贺瑞麟说：“予向见其（案：罗泽南）著述恪守程朱，《姚江学辨》一编，真足为吾道干城。”[48]为了辨明道统，辟王学，倭仁和吴廷栋整理校刊了河南儒生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刘氏之书是为纠正清初理学家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而作。《理学宗传》把陆九渊、王阳明等人也作为“圣学”的传人列入儒家道统之中，与孔孟程朱并列。这在正统理学家看来则是混淆圣学道统的谬说，非同小可，“恐其以异学乱正学，而宗失其宗，传失其传，裂道术而二之也，是安可以弗辨乎？”[49]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则把孔孟及宋五子列为“圣学”的代表和传人，而把陆王之学视为“异端”，从“圣学”系统中予以排除。作者说：“此其（案：指陆王之学）所学得儒耶释耶，近于儒耶归于释耶，在儒释之间耶，在不儒不释之间耶”[50]，在作者眼里，陆王之学并非儒学，而是非儒非释的“异学”。部分理学士人还把汉学也看成是淆乱“正学”的“异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激烈抨击汉学，曾经引起学界的震动，自不待言。方宗诚指责汉学家“每逞偏见一得，别立宗旨，或尊古本，或改朱注，或专重致知，或专主诚意，……皆务新奇而诋程朱，延及汉学之徒出，益肆猖獗。”他认为，对付的办法只有以“正学”反对“邪说”。针对当时的社会动乱，他主张以“正学”反“邪说”，指出：“夫正学明而后邪说不得而兴，正道尊而后邪教不得而入。吾儒中异说喧争，此异端中之邪说所以日炽也；吾儒中乱道蜂起，此奸民中之肆乱者所以日横也。邪教乱民相与哄于天地之间，而我不急明正学，尊正道，徒与日与之角，以收荡平廓清之效，吾见其难也。”他所说的“异端邪说”既包括儒学中异于程朱理学的派别，又包括民间的各种反清思想。在他看来，“辟邪说”与“明正学”虽为一事，但“明正学”却是“辟邪说”的根本，他说：“果自上至下，能确守《大学》之道，程朱之教，身体力行，期于明体而达用焉，仕则施诸士，舍则垂诸书。正学一明，邪说未有不渐弥者也；正道既尊，邪教未有不渐息者也。盖在我者先有拨乱反治之具，而后可成除暴救民之功，不然终肤末耳。”[51]

3、   访学士，举名流，延揽人才   

理学派头面人物，包括朝中的倭仁、李棠阶等和在地方的曾国藩、胡林翼等，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曾国藩对人才问题夙有研究。早在典兵之前，他就向朝廷陈奏包括讲究“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在内的用人策略。典兵之后，他把起用人才作为直接关系到“剿逆”成败的头等大事。他说：“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52]他笼络的主要对象是中下层士大夫，即当时社会中的士绅集团。公开号召：“倘有抱道君子……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53]因此，他创办湘军“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54]竭力网罗乡间士人。江南各省士绅才子，“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出现了“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55]的局面。罗尔刚的《湘军兵志》列出湘军重要人物共182人，内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员以上者的达104人，占可考人数中的58%，其中仅进士、举人出身者就达19人。[56]这与太平天国排斥士人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李棠阶也强调“为治必先得人”，主张高级官员注重对人才的考察，翰林院掌院大臣要对属员“讲论正学，各抒所见，皆不得无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长，荐举备用。”[57]总之，延揽人才不是曾国藩、李棠阶等少数人的观点，而是咸同时期许多封疆大吏的共识。对此，方宗诚有过专门的说明：

        自胡文忠抚鄂，奏举兴国万清轩学行于朝。其后阎丹初抚山东，奏单为鏓等。左宗棠抚浙，奏安徽夏炘。景剑泉督学河南，奏苏菊村、于絅斋、李又哲等。杨礼南督学四川，奏龙某等。沈幼丹抚江西，奏王其淦等。由是布衣诸生有学行者，皆得上闻，亦激扬之一道也。

方宗诚在书中对曾国藩延揽人才的举措尤其称赞：“曾公则不然，如其人不愿仕，则致敬礼以隆之；如愿仕者，则由军事荐而用之。盖使朝廷收得人之实，固不必宠以虚文也”；“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雅博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58]方氏所说的被大吏们荐举的人万清轩、夏炘、苏菊生、于絅斋、李又哲等，皆为理学士人。由此可以窥见理学士人在政治上被重视的程度，也是理学复兴与“同治中兴”相辅相成的一个例证。

4、   恢复科举书院，创办书局，重建封建文化事业    

    由于连年战争，江南各省的文化教育遭到很大破坏，科举废止，学宫尽毁，藏书散佚。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曾国藩等封疆大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振兴文教。1864年7月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立即着手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年底举行了停搁多年的江南乡试，取士273名。一时间，“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59]此外，他还整顿教育，重建官学。江宁府学、湘乡县学等学宫的修复、扩建，都得到他的支持。1874年出身于淮系的江苏巡抚张树声复修“因毁于兵燹”的南京紫阳、正谊两书院，受到清廷表彰，同治帝“亲书匾额各一方，交该抚祗领悬挂。”[60]在这些封疆大吏的刻意经营下，数年间，江南各省在战乱中被毁坏的书院大都得到恢复，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的书院，延聘饱学之士主持其间。创办于1865年的上海龙门书院，在上海道应宝时的支持下，先后聘请名儒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方宗诚等主讲席，“专讲实学”。所订学规“与胡安定湖州学规相似，故江浙之士，多所造就”[61]，体现了宋儒“义理经济合一”的教育传统。

鉴于古籍图书在战乱中大量损失散佚，以及《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毁坏，胡林翼、曾国藩等大吏在各地创办官书局，刊印各种古籍文献，并图谋《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重建。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首建武昌书局。继之，曾国藩亦设局安庆，以后移局南京，是为金陵书局。此后，各地大吏纷纷效尤，先后在浙江、福建、江西、山西、山东、广东、湖南、四川等地成立了同样性质的书局，整理出版经史古籍。其中，以各代理学家的著作为编刊的首选。一时间，《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大学衍义》、《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大量出版，广为流传。方宗诚于此有详细的说明：

        东南文字，尽毁于贼。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庆开局刻《王船山先生遗书》，在金陵刻《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吴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学近思录》诸书；丁雨生中丞在苏州刻《通鉴》、《牧令》诸书；马谷山中丞在浙江刻钦定《七经》等书；左季高宫保在福建刻张仪封所编诸大儒名臣书；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经》经典释文、《胡文忠公遗集》等书；吴竹庄方伯在安庆刻《乾坤正气集》及各忠节书；李少荃节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录》并朱批谕旨等书；丁稚黄中丞在山东亦开局刻《十三经》，皆有益世教也。[62]

除官方组织刻印外，一些地方宿儒名士也出资刊印理学书籍。陕西理学家贺瑞麟从1854年起，在讲学之余编印各朝理学书籍，成绩显著。到他去世的1893年为止，已经出版者达百种以上。他的门生后人把这些出版物汇编成一套大型丛书，定名为《清麓丛书》。内收各种理学著作153种，集中了宋、元、明、清各代理学家的著述精华，成为咸同时期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庋藏《四库全书》的江浙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均毁于太平天国战争。1865年，即清军攻陷天京后的一年，曾国藩派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一带，探访文汇、文宗二阁散失的书籍，图谋恢复。但经莫氏勘察，两阁已成一片废墟，存书散失殆尽，无法恢复。莫友芝无奈，只好悻悻而归。而杭州文澜阁尽管在火争中坍塌，损毁严重，但在当地士绅丁丙兄弟的努力下，历尽艰辛，百般搜罗，使大批佚书失而复得，为文澜阁在日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同治年间，以曾国藩、倭仁、李棠阶等为代表的理学士人大都被清朝所起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要职。他们本着孔孟程朱“内圣外王”的基本宗旨，积极从军参政，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维护清朝的统治，在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针策略，如端正朝纲、昌明正学、笼络士人、恢复文教等。理学士人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且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增强了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力量，成为清政府最后战胜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息息相关；程朱理学的“复兴”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同治中兴”也为程朱理学的重整旗鼓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二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四   历史的透视

从历史发展来看，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阶级支持的官方哲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它的兴衰长消决不是单纯的学术现象，不是仅由思想学术一方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一个由思想学术、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清朝咸同年间出现的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应作如是观。程朱理学“复兴”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发展、政治变化、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程朱理学的复兴对同光时期的思想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清政府的扶持和理学士人的鼓荡，讲求理学的风气一度得到强化。倭仁制订的《翰林院学规》，加强了翰林院研习程朱理学的内容，官方控制的文教机构竞相效尤，甚至波及洋务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十条》明确规定：“于课文之前一日讲解《养正遗规》、《朱子小学》诸书。若有进境，则授以《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各篇。诸生听讲时，一态凝神，退而精心体认，笃实践履，庶于言行之际，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63]程朱理学在文教领域的正宗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把大批“抱道君子”和“有血性”的书生吸引到自己门下，几使其幕府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人才库。尤其是曾国藩提出的“孔门四学”、“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突出了经世之学的重要性，对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扬和洋务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头面人物在士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河南林县布衣学者徐淮阳，倾慕倭仁的学养，“年几六十，徒步不远千里，谒艮峰访学。”[64]这在士林中一时传为美谈。吴廷栋在山东为官时，曾与安徽书生方潜论学。方潜时好陆王心学，尝著《心述》沾沾自喜，而吴廷栋则认为他误入歧途。为使方潜“迷途知返”，吴廷栋与他“反复辩论二十余书，大约先辩其心即理也之谬，后辩其心无生死之说”，[65]终使方潜翻然悔悟，归依程朱。为此，吴廷栋写信喜告倭仁：“学子中挽回此一人，亦大幸也。”[66]在这些理学显宦周围大都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士大夫群体。他们以程朱相标榜，呼应提携，呼朋引类，使所谓“正学”的声势一时大振，对正在兴起的今文经学、处于衰落中的汉学造成一定的冲击。

兴起于乾嘉年间的今文经学本来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呈现向上发展的势头，但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淹没了它的声音。在理学颇为盛行的咸同年间，讲求今文经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他们或者依附于理学显宦，或者做一些考据性的研究，大都保持低调姿态，失去了龚自珍、魏源当年愤世疾俗的虎虎生气。学宗公羊学的王闿运做了曾国藩的幕僚。邵懿辰讲公羊学而不悖程朱，尝著《仪宋堂后记》为理学张目：“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与饮食衣服长留而不弊，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灭绝耶！”[67]他与曾国藩交谊深厚，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骂贼被害”。[68]戴望是以公羊家法撰《论语注》的今文经学家，也被曾国藩罗致于金陵书局，校勘古籍。大致从咸同至光绪中叶，喧嚣一时的今文经学基本无大的作为，直到19世纪80、90年代，经廖平、康有为等人的鼓吹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乾嘉汉学本来在嘉道年间已呈衰象，后经方东树等理学士人的抨击更呈凋零之势。陈澧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哀叹汉学的衰落：

    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粤讲汉学者，老辈惟勉翁在，而近年为俗事所扰。同辈中最笃学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读注疏、《通鉴》为正功课，《皇清经解》、《五礼通考》为余功课，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69]

只是在调和汉宋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不再热衷于汉宋学论辨，转而主张汉宋学合流，才缓和了宋学对汉学的攻击。光绪年间，汉宋合流成为晚清儒学发展的主流，汉宋关系出现了新的整合。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支持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始终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同治中兴”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突出。程朱理学“复兴”带来的不止是学术方面的变化，而且还有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动。因为随着理学的抬头，一批讲究理学的士人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占据朝内外要津，理学的影响和作用也自然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到政治上来，势必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之间力的盈缩长消。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湘淮系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是咸同年间在提倡理学的背景下地主阶级政治结构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变化。在出身于湘淮系新贵中的许多人，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到后来大都转化为洋务派，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或者是学宗程朱的理学家，或者有理学的学术背景和渊源，既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信条，而又遵循曾国藩倡导的“义理经济合一”原则，具有务实精神和较强的实际才干，不属于只会夸夸其谈道学家流，可称为理学经世派。当然，不能说洋务派都是理学经世派，但是，讲理学经世派在洋务派中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却不为过。

其二、在朝中位居要津的倭仁、李棠阶等理学重臣感染了一批翰詹御史，逐渐形成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对同光时期的朝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被时人誉为提倡“正学”的“海内三大贤”，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倭仁，俨然一代儒宗，又掌翰林院，为一般御史翰詹所倾慕，多以以弟子事之为荣。同光时期的名御史游百川、翰林院编修于荫霖等均为其门生。李鸿藻、翁同龢都深受倭仁的影响，与他有类似师生般的交谊。而李、翁都是清流派的掌门人物，前者为北清流领袖，后者是南清流魁首。翁同龢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对倭仁的钦佩之情：“听艮峰先生讲，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当切戒，诚字一刻不可离舍”；[70]“艮老欲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又弹中官之无状者，风节可钦，余等不及”。[71]倭仁死后，他如丧考妣，哀叹：“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72]

无论是程朱理学复兴也好，还是“同治中兴”出现也罢，都不是单纯的统治阶级少数人竭力运作、施加影响造成的结局，而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简言之，是这个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导致的政治力量变动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除了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正规军——八旗绿营之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社会联系广泛的基础阶层，即士绅阶层。程朱理学复兴及“同治中兴”的出现就受到这个阶层的有力支持。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分层构成，士绅集团的形成由来以久，尤其在明清时期，它所起的社会作用日益突出，正如曾国藩所说：“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73]一语道出士绅集团在下层民众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士绅既拥有“官”的某些特权，又生活在“民”之中，对于“民”有一定的号召力，具有亦官亦民的特殊属性，自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所依重。清政府在维持地方风化、主持地方公共事业以及协助官府镇压民变等方面的职能，主要通过士绅来实现。曾国藩把士绅的社会作用概括为“保愚懦以庇乡”[74]。同时，士绅阶层又是一个在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社会群体，他们获取功名必须要熟读理学的范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程朱理学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于这个阶层的主观精神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自己信奉纲常名教，而且还以此理教化乡民，把程朱理学的信条和精神传感到更多的人群之中，包括相当多的一部分下层民众。方宗诚在其著述中曾提到一位普通农家子弟“一意以求道为事”的事迹，颇为发人深省。河南西华县的茂才于锦堂向好圣人之学，最初攻读阳明之学，“犹以为未足也”。后来听说倭仁“为程朱之正脉”，便不顾路途遥远，“只身远行，衣衾单薄，而毫无困苦之色”，决意要求学于倭仁。方宗诚曾与此人之倾谈，得知于锦堂钟情于圣学是受到身为农夫的老父鼓励。于自谓：“此（案：指离家远行求学事）吾父志也。吾父力农，而三子皆读书，为学官弟子。吾尝以求正学之意告父，父大喜曰：‘汝能虽奔走万里，困苦劳瘁，皆毋以家为念。科第有无，不足计。家世力田，固亦奚慕邪！’今父康健，一弟侍侧，故遂得出门远行，且将往见艮峰先生也。”[75]在一位普通农家之主的心目中，对“正学”的追求甚至超过博取科举功名，竟然鼓励自己的儿子不惜离家远行，去学圣人之道。可见，理学不仅对当时的士大夫有吸引力，而且在下层民众中也有相当深入的影响。然而，像于锦堂那样的一般读书人进身的途径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而这条路对绝大多数士人来说却非常狭窄，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荣登榜首的只是极少数人，多数应考者都要名落孙山。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受到士绅集团的激烈抵抗，而且也给广大读书人开辟了新的进身途径，即投笔从戎，通过军功保举而飞黄腾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士绅集团对太平军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起到清朝正规军所不能起的作用。曾国藩在署理两江总督后曾在行营设立忠义局，对那些在抵抗太平军战斗中死亡的官绅士女之“节烈”事迹，“委员采访，详核事实，兼考世系”，予以上报表彰。这些材料很能说明士绅集团在当年那场阶级大搏斗中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曾国藩在《行营设立忠义局采访忠义第一案片》提到的“节烈”之事就是，避居于安徽宁国的原贵州都江通判程枚“厉声骂贼”，“矢志不屈”，与其家人“同时焚殁”。他建议朝廷“从优议恤，并分别旌表，以褒忠节”[76]。仅从1860年8月至1862年12月，曾国藩上报的《行营采访忠义请恤折》就达17案，表彰了大批“殉节”的官绅，如第十二案提到官绅殉难者47人、第十三案14人，第十四案死难官绅士民192人，第十五案官绅死难者25人、第十六案8人、第十七案63人。从他给清廷所上的“请恤折”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对太平天国抵抗的激烈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士绅投笔从戎，积极组织团练，直接参与镇压人民起义的活动。湖南诸生罗泽南长期在乡村教读，授徒无数。1852年，罗泽南在籍倡办团练，后编入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负伤而死。他的学生王錱、李续宾、李续宜、钟近衡、蒋益澧、杨昌濬、易良干、罗信东、罗信南等均为理学之徒，追随他加入湘军。曾国藩称罗泽南“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大畅厥志。未几，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77]这批人熟读《四书》《五经》，善于用理学思想教化、影响士兵，给军队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王錱“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至潸然泪下。”[78]曾国藩亦十分看重士绅的作用，在创办湘军的过程中大量提拔这批人，委以重任，致使他收取最后平定太平天国之功。

总之，咸同年间的程朱理学复兴，不仅是涉及一个学派的兴衰问题，而且与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紧密结合在一起。理学的复兴强化了士绅阶层封建性的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王权的向心力；太平军屡挫八旗绿营，又迫使清王朝不得不寻求新的依靠力量，遂向士绅集团伸出求援之手，最终造成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和以倭仁、李棠阶等理学官僚执掌朝纲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力量得到新的调整和振兴，从而加强了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实现“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无怪有人把清朝“同治中兴”归功于“正学”即程朱理学的昌明：“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数年。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穹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79]

附带说明，光绪朝以后，尽管清统治者竭力维持喧嚣一时的王朝“中兴”局面，并采取了种种强化“尊孔读经”的措施，然而，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变革浪潮的迭起，使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而被削弱，理学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正如皮锡瑞所说：“今人一见人讲道学，即以假道学诋之。”[80]历史证明，程朱理学既不能永久性地维持封建王朝所谓“中兴”局面，也不能克服自身的痼疾而避免衰落的命运，靠其自身的力量是不能脱旧更新的。随着清朝的垮台，程朱理学最终失去官方哲学的地位，迅速分化、沦落，为方兴未艾的近代新学术、新思潮所压倒。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