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等种种原因，传统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历程，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
文化具有传承性，它像江河一样川流不息地流衍着。中国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体现出民族性。但是，文化又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可能停止不前。宋代理学兴起，虽仍为儒学正宗，但它又吸收了释、道二家的思想而加以融合，成为“新儒学”，与先秦之儒学已有变化。它反映了自唐末历经五代十国的纷乱，宋建立后面临诸多问题，包括道德颓丧之类的问题。理学正是应时而兴。在近代，社会发生了大变动，所谓“三千年一大变局”，传统文化相应地必然发生变化。文化的因时而变，表现出文化具有时代性。
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从观念到社会生活方式、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最主要的表现，是被视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受到批评、谴责，作为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权威地位受到冲击，发生动摇，以至最终失落；而反映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势力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如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则被从西方吸收进来，并逐渐在社会上传播流衍。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世界上文化的发展曾经作过伟大的贡献。但它毕竟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已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不能适应新的阶级及其政治要求的需要。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陈独秀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都体现了文化变革的时代性，程度不同地批判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思想内容。维新思想家尖锐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说也”。[１]孙中山认为：“就人群进化的道路说，旧思想总是妨碍进步的，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２]陈独秀、李大钊针对康有为和孔教会主张“以孔了为大教，编入宪法”，进行了批评。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３]李大钊指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４]
即以儒学而言，它在与西学的矛盾中调和会通了西学。康有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期间，就力图会通中西学，以西学比附、阐释儒学，“援西入儒”，构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以儒学为主、中西学杂糅比附的不成熟的思想体系。本世纪２０年代初，梁漱溟以陆王心学融会柏格森生命哲学等，建构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以“复兴儒学”突破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简单的杂糅比附。无论人们对他们作何评价，但事实本身表明了儒学也在随着时代而变化，同时体现出所具有的时代性。
不论是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主张，也不论是实践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果，都表明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文化必须具有新的思想文化的内容，体现出时代的精神，才能存在并继续发展。也就是说，传统文化要适应于现实生活，为现实社会的进步发挥作用，而不是让已经发展了的现实社会去适应传统文化。不能像康有为那样，生活于民国，还要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还要让人们去尊孔读经。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即从清末以来一直争论的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还在清末有人就提出中西文化“只有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比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进步。１９１８年，李大钊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世界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但现在西方文明已经较东方文明处于“优越之域”，因而当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５]李大钊说中国文明为“静止”并不科学，但他认为当时所说的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先进则是正确的。这是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待文化问题，也是认识到文化的时代性。而那种认为中西文化“只有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虽然肯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优长，但却把文化视为静止的、不发展的，否定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因发展先后的不平衡性而带来的文化上的差距。不承认文化的时代性，必然要导致抱残守阙，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二
文化所以具有时代性，是因为它根源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又服务于现实社会。不论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外来的西方文化，人们都是从现实社会的需要来加以继承、吸收的。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一个好传统，即不是不加分析地盲从，而是采取一种冷静分析、筛选的态度，择善而从。其实还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文化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态度。鸦片战争后，从林则徐、魏源起，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可以说都是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的。
在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经历着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认识、选择—一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者，人们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是鲜明的体现。这个主张所涵蕴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有长处，其次是学习西方的“长技”，最后归结为用来抵御西方的侵略。他们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所限，选择的是“坚船利炮”一类的“长技”。过了约２０年，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方案。他在《校ｂīｎ＠⑥庐抗议》中明确标明“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其后，有人又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的３０多年间，这一直成为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指导思想。而就清政府方面而言，直至其覆灭，基本上是以此为指导的。“中体西用”论者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他们比较开明，能因时而变，敢于采西洋技艺之学，仿用机器。然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不是使固有文化适应“近代”的变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在于仅仅局限于吸收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技。这种文化选择，充分表现了它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不能不导致归于失败的命运。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面临着瓜分豆剖严重的民族危机，维新人士为了救亡图存，对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历程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批评“中体西用”论的失误，并超越了“中体西用”论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跨出了一大步。维新人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笼统地单纯地维护，而是对其封建性的东西加以批判。他们揭露封建纲常名教的惨祸烈毒，批判宋学、汉学的无实无用，批判八股科举的锢蔽智慧，等等。对于西方文化，维新人士主要吸收了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们以此为指导思想，来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但是，维新人士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们尊崇今文经学，以统治阶级用来进行封建统治的孔子为旗帜，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并保守君权。
戊戌维新运动很快失败，民权、平等思想却传播开来。进入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继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孙中山曾经说过，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是为了“振兴中华”。围绕着这个主题，革命党人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并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批判。他们也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不过在政治制度方面不同于维新人士，吸取的是共和国方案，摒弃了君主立宪制。革命党人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比维新人士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其中有些人已经把批判的予头指向被封建统治阶级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他们冲破了自西汉以后２０００多年独尊儒学的局面，认为“孔子之学仅列周季学派之一”，提倡诸子百家的学说。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孔子和儒学的统治地位。当然革命党人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也存在不足和编差，他们还不能科学地认识和对待中西文化，有的有“醉心欧化”的倾向，有的则在提倡“国粹”时把封建糟粕也加以宣扬，崇拜“旧学”，鄙薄“新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８０年间，求进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吸收西方文化，以为这很可以救中国。“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６]中国人民就是在怀疑发展中继续不屈不挠地思考、探索和选择，中国文化终于出现了新转机。
１９１７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彷徨中从俄国十月革命学到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的文化运动才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才发生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１０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上述１０９年中国人民对待中西文化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本国的文化土壤上来加以吸收的，是“化西”而不是“西化”。具体地说，即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这个近代中国的主题出发。以辛亥革命为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即使是对于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有用处。外来文化不管多么好，只有和本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在这块土壤上生根开花。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融会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才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外来文化，这是一般的原则，也是实践的结果。不独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都程度不等地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吸收了养分，以为他们提倡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他们吸收中国的儒学文化，是从反对教会的神权统治，从尊重人、尊重理性出发的、吸收了其中的“人本”思想而加以融会。他们所理解的儒学，与中国儒学本身并不完全相同 。日本是深受中国儒学影响的国家，但是它对儒学的理解和吸取，也是在其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选择的。在中国的儒学中，纲常伦理为孝为基础，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移孝作忠”。而在日本的儒学中，强调的是忠而不是孝。这些事实说明，无论哪个国家吸收外来文化，都是从其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其本土文化为基础的。如果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盲目地照搬外来文化，不仅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会产生消极影响。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到美国调查后撰成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说到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的失败。他说：“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邻居美国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指１８２４年墨西哥宪法）”。因而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总是发生冲突，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这使墨西哥陷于从无政府状态到军人专制，再从军人专制回到无政府状态的循环之中。[７]墨西哥照搬美国的联邦宪法，不仅没有使墨西哥富强，反而是造成长期陷于混乱状态。这是耐人寻味的。
三
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交流的过程，也是中西两种文化矛盾、斗争和融会的过程。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大，人们面临着一个如何加以对待的问题。从表现出来的思想认识和主张看来，颇为歧异，甚至是完全对立。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的１０９年间，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时起时伏，有时还很激烈。大体上说，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西方，能不能学习西方。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及其后提出的“中体西用”，都是认为应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技，来弥补固有儒学文化的不足。在官僚、士大夫中，更多的人抱着“天朝上国”和“夷夏之辨”的观念，反对学习西方。他们认为不能向西方学，也用不着向西方学，只要依靠礼义忠信一类的儒学文化就够了。当然，这种顽固保守封建文化，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任何东西的思想，不符合社会实际和时代潮流。现实并不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的意愿只能落空。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２０余年，争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学西方的问题，而是向西方学习甚么的问题。从维新人士、革命党人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尽管他们对政治制度的主张有所不同，但都反对封建的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或如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明确概括的“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他们反对封建制度，主
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尤其是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文化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或者说中国走甚么道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西方的种种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同其他主义的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里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受到两种文化思想的阻挠和反对。一种思潮是文化保守主义，诸如“东方文化优越”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等。这些主张归结起来，无非是不加分析地鼓吹孔子和儒家学说，宣扬封建纲常名教。这股思潮朝野呼应，不断向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进行反攻。另一股思潮是“全盘西化”的主张，鼓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方文化”。因此，中国的一切东西都要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好的坏的都要。这种文化思潮，一方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条件的崇拜，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这两种文化思潮之间也有论争，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思潮在“五四”以前就存在，也可以说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先后出现的。辛亥革命时期，有些革命党人就对这两种偏向提出批评，认为不论对于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是一概继承、吸收，或一概排斥，而应该是“拾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待中西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后来毛泽东加以继承和发展。本世纪４０年代初，他撰写《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对待中西文化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批评了“全盘西化”论和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些精辟的论述，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论争和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文化的建设，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文化的确立，是在同落后的、陈腐的、错误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破除错误的、陈腐的思想文化，进步的、正确的思想文化就很难建立起来。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1994年04期）
[１]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
[２]《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４６９页。
[３]《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２卷第４号。
[４]《李大钊选集》第８０页。
[５]《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３册。
[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４０７页。
[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１８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