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团营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一件大事，震惊中外的金田起义就是在团营基础上发动起来的。迄今为止，对于这一事件，无论是中国近代史著作，或是太平天国史专著，几乎都叙述为：1850年7月（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下总动员（即团营）令，命各地拜上帝会会众于11月4日（阴历十月初一日）赴金田团营。最近，有些同志则提出1850年11月是金田起义的日期，有的同志甚至确定起义那天就是11月4日。究竟原先的说法是否持之有据，目前的意见是否言之成理，都是值得探讨的。现将鄙见提出来，向同志们求教。
一、原先说法的依据并非确证
长期沿用的关于1850年7月洪秀全下总动员令，11月4日金田团营之说，系来自罗尔纲先生等的多年考证。
罗先生在《金田起义考》一文中说：“由于得见了《忠王自传原稿》，我们便可以确切的断定道光三十年六月乃是拜上帝会通令会员动员的日子，而不是金田起义的日子”(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一四页。文中讲的《忠王自传》即《李秀成自述》，经曾国藩删改后于1864年刊行。1944年吕集义先生由广西至湖南湘乡曾家对《自述》原稿拍摄十五张照片并作过抄录，这就是所讲的《忠王自传原稿》。1962年《自述》的原稿影印出版。)。《忠王自传原稿》述及金田起义时曾经说过：“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此时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然在家”(中国史学会主编（以下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八八——七八九页。)。罗先生据其掌握的史料，认为把宣布总动员令的日期说成是起义时间以及金田等处同日起义，均出于李秀成的“误会”，“但他却给我们记下了极重要的史迹，使我们知道金田起义前，在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就发布了总动员各地会员的命令，叫他们都到金田集中去”。至于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王定安的《湘军记》等“也说在这年六月”起义，“当是据自《忠王自传》”(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一四、九页。)。可见罗先生下此断语的史料根据就是《忠王自传原稿》。
《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的作者简又文取同一说法。他写道：“忠王供辞云，在六月各处教徒同时起义。后来陆续发生的事实，均可证明此期为不确。”“余以为六月之期确是洪等下全会‘总动员令’之时，所以集中各地教徒到金田团营以备□期起义的。”“《平定粤匪纪略》及《湘军记》均言是在六月，此大概是引忠王供辞之言为据的”(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二○三——二○四页。所谓“忠王供辞”，即《李秀成自述》。)。这表明他的“六月”下总动员令之说，也是以“忠王供辞”即《自传》为依据的。
原先藏于湖南湘乡曾家的《忠王自传》即《李秀成自述》原稿，现在已经影印出版，上引那一段话影印本的原文是：“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时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原来，李秀成所记的金田起义时间不是“六月”，而是“十月”。那么，以此作为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的日期就根本不可信了。
至于把11月4日作为金田团营的日子，也是可以推敲的。罗先生说：“自六月总动员之后，各地会员团集的日子有先后，……到了十月初一日，各地会员大部分陆续都到金田集中了，于是遂有团营之举，故《天情道理书》说：‘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就是这个缘故”(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一二页。)。可知罗先生定金田团营的具体日期为“十月初一日”，其来源是《天情道理书》。然而，《天情道理书》有关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天下弟妹”(《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六七页。)。纵观全文，“十月初一日”这一天，与其说是指金田团营，不如讲是东王杨秀清忽然痊愈，掌理天国军务。《天情道理书》在此段之前还提到杨秀清生病之事说：“迨庚戌（即道光三十年）四月间，东王一旦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六六页。)。将上下文联系起来，更可看出“十月初一日”具体指的是杨秀清病愈之时。所以，说这一天正处于金田团营期间是可以的，肯定这一天为团营的确切日子则未必稳妥。
史料是立论的依据。原先说法所据的两个材料，一个已变动，一个不准确，因而必须重新加以考虑。
二、下总动员令和金田团营的时间
洪秀全下总动员令和金田团营的日期不能按照先前的说法，那究竟应在何时？
关于洪秀全所下的总动员令，至今尚未发现，不知其发布的具体日期。不过，这可从其他材料间接得到说明。《太平天国起义记》在提及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被清兵围困和杨秀清派会众前往营救，使他们“乃得恢复自由”之后说：“是时秀全立即通知各县之拜上帝会所有教徒集中于一处（“所有”两字系据原文all the congregations补入）。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此开支，大家共同享有。在此情况下，因为人人均可共享，参加人数大为增加，从而彼等准备一有报警即可弃家集合。这一时刻终于来到。彼等为本身及家眷之安全而焦虑，至是乃奔集洪秀全之旗下，盖人人均信洪为上帝遴选，以为其领袖者也”(《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六册，第八七○——八七一页。译文据原文略加改动。)。由此可见，洪秀全确曾下令团营，其时间据上文所述之事为1850年12月。但文中又谈到在此之前各地会众已团聚一起并有公库制度，这是否仅仅由于“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还是因为洪秀全原先就下过团营之令？若有此令，则于什么时候发出？
口述以上内容的洪仁□在其《自述》中又说：“至庚戌年因来人（即客家人）温姓富豪欺人，与土人争斗，而贵县知县准土人与来人相杀起衅，即有张家祥、大鲤鱼、陈贵（即陈阿贵）、苏三相、李士魁等寇，打邻劫乡，相率为祸，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八五○页。)。这除再次肯定下令团营一事外，还指出各地会众之所以“团聚一处，同食同穿”，系来自命令，而且要求严格执行，“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说明洪秀全早已下过团营命令，而上述1850年12月之命，只不过是进一步加以催促而已。根据所述的庚戌年贵县来土相斗等事来看，早先团营命令的下达，约在1850年夏、秋间(贵县来土相斗，《石达开自述》谓始于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八○页；而文中从庚戌年即1850年谈起，是年记述此事的最早时间，据《浔州府志》载，为阴历夏四月，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以下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八○页。至于张家祥即张嘉祥等“打邻劫乡”事,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五八——六七页，第七二——一二○页，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七一——九六页。)。
在这半年中，如果找出最先团营或起事的时间，便可往前推断发布团营命令的日期。而记载有关拜上帝会团营或起事的时间，最早为5月即阴历四月。《浔州府志》载：“（道光三十年夏四月）红巾贼洪秀全倡乱于桂平金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二页。)。然而，罗先生对此已作过考证，认为其中所讲的陈阿贵被俘时间、王基激变与冯云山激众起事均与史实不符，陈玉书其人其事亦甚可疑，“可以断定这个传说是讹误的”(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二○页。)。既然如此，其所记日期当不可信。《贵县志》亦云：“（道光三十年）四月，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起兵于桂平金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三页。)但其中内容与《浔州府志》所载相同而简略，成书也较迟，显系因袭前者，不必深论。
往下是7月即阴历六月。前面说过，《平定粤匪纪略》和《湘军记》均言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六月“倡乱”，是据自《李秀成自述》；而且两书记述此事的内容有误，如《平定粤匪纪略》谓洪秀全“素性饮博无赖，以演卜溷迹江湘间”，“上帝会邪教，亦名三点会”(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第一卷，第一——三页。)等均误；《湘军记》所云有关“倡乱”的时间、地点、事实都失实，罗先生也作了考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二○——二一页。)。无须赘述。这样，两书“六月”之说不足信。此外，《平桂纪略》记：“（道光三十年）六月，桂平县金田村贼洪秀全作乱。”“起事时，秀全匿以□家，秀清率众迎之至金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三——一三四页。)这些话想必也出于《李秀成自述》。原先的《自述》既谈及“六月起义”，同时也说，“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八八——七八九页。)因而其说同样不能为据。《咄咄录》道：“庚戌六月，太白经天铸星入南斗，光芒甚巨。洪逆（指洪秀全）以三百人自白沙至，大集党羽，僭号太平兴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四○页。)内容明显讹误，所讲日期当然也应否定。
再下是8月即阴历七月。《梁立泰家册》谓：他是“广西浔州府桂平具白沙圩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三册，第一二六页。)。这一史料确凿无误，证明拜上帝会已经开始团营。那么，团营命令的发布必定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5月（夏从阴历四月即阳历5月算起）至8月之间。
在此期间，发生洪秀全派人至其家乡广东花县接眷属往广西团聚之事，值得注意。《太平天国起义记》道：
“翌年（1850）五月（阴历），秀全遣江隆昌及另有王盛爵及侯昌伯两位兄弟带信回花县召其全家到广西与彼团聚（“与彼团聚”四字系据原文to join him in Kwang-si补入）。据其所言之理由，是因上帝予彼以下言之默示：
‘在道光三十年（1850）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六册，第八六七页。原注讲“五月”系阴历是正确的，原文为“fifth month”，与后面的八月用“eighth month”相同，不是用一般讲阳历5月的“may”，说明是阴历五月；而且口述者洪仁□以他习惯用的阴历叙述，也是意想中事。因此，将这个阴历“五月”理解为阳历5月，“即清道光三十年四月”（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二三页），系误解。)
揭去其宗教外衣，不难看出，此事与团营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洪秀全下今团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据金田采访所得材料说，洪秀全的表兄广西贵县王盛钧携子于“五月（阴历）初到紫荆（山区）”(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一九○页。)，恰和上述所载相合，说明当时洪秀全的确召其家人、亲戚前往团聚。按常理推断，他发布团营之令应约与此同时。
这种推断，是符合拜上帝会的实际状况的。当时洪秀全、冯云山秘密居于平南胡以晃家，金田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杨秀清，他自5月起已经“几成病废”，直到11月4日方得痊愈。团营一事必然在杨秀清5月“病废”之前，由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等共同商定，而后发出命令。此令下达日期，以理论之，距离决定时间不会太长。换句话说，团营之令至多也只能在杨秀清“病废”之后不久发出。如果拖得很长，在他已“病废”相当一段时间并且不知何时才愈的情况下发布命令，那将使团营之举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洪秀全大概决不会这样做。所以，在没有找到更为直接和准确的材料以前，把大约6月作为下令团营的时间，远比“7月”之说妥当。
至于金田团营的时间，几种史料都有记载。上引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段话中已经提到：“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如果上面对于此事与团营之间关系的理解不错的话，其所谓的“八月之后”，似乎就是拜上帝会原先预定的金田团营日期。《天情道理书》谈得更为明确，金田团营是在“十月初一日”前后一段时间。《赖文光自述》说：“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年秋倡义金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八六二页。)。其所讲的金田倡义为秋天。这三条史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说的，但都出自太平天国方面的当事人，所述的金田团营日期又大致吻合，故有理由认为，金田团营的时间是1850年秋。
为了搞清问题，考证材料尚须与客观事实互相印证。上述的金田团营日期是否与拜上帝会会众的团营实况相符呢？
金田附近会众一千多人8月已经团营。这里是团营的中心，会众理应先行集中。几乎同时，紫荆山区的三千会众齐集三江圩，直奔金田。(参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三册，第一二六页；《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三结合编写组（以下简称三结合编写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第五七——五九页；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金田起义》，第五九——六○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一九○页。)
贵县赐谷村一带会员一百余人，约在8月赴金田团营。(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一九○页。)石达开所率的奇石地区千余会众也于8月聚集，祭旗誓师，随之东进，占据贵县与桂平交界的白沙圩，驻扎三十多天，扩充队伍至四千人以上，然后前往金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三、一三六页。)龙山矿工会众千余人的团营时间可能略迟。《浔州府志》谓，他们与响应团营号召的以苏十九为首的桂平饥民一千多人，以及贵县在土来械斗中失败无家可归的来人三千余，在途中会合，于12月31日至金田聚会。(《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八○、一三三页。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九六页。)
象州会员的团营时间过去不明，现据《象州乱贼志》（手抄本）载，石龙地区可定为9月6日，随即往金田集中。(覃元苏的《象州乱贼志》云：“是年（道光三十年），上帝会匪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以左道惑众，……象之瑶山麓石龙村谭要常过山，遂通洪逆，回象私传其教，煽诱乡愚，乡中入会者殆千计。八月一日（即阳历9月6日），谭要于其村宰杀牲口，拜上帝，村人汹汹，强半附从。有不从者，奔大乐告司汛，司汛以兵团骤至。谭要拒守，兵团不敢近。然伊党固未集，夜半往紫金（荆）山。”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页。)其他会众而后也分批前去，先后参加团营达数千人。
平南鹏化山区的会众，10月17日在花洲团营，参加者超过千人。随后蒙得恩带数百人先于11月赶到金田，其余仍留花洲，与洪秀全、冯云山等在一起，及至打败围敌，才出思旺，上金田，时已12月底。(《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五五页；参见三结合编写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第六○页；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金田起义》，第六二页。)
赖九领导的陆川会众于9月集合，后北上。博白会员在黄文金带领下也同时行动。这两支队伍于山猪浪会合，进抵玉林，迅速增至五千人，经水车江，11月胜利到达金田（《浔州府志》与《桂平县志》则说，博白会众是与贵县客家人等同往金田的，时间较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二、一三六、一三七页；参见三结合编写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第六一——六二页；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金田起义》。第六七——七一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一九一——一九二页。)
广东信宜地区的会众在凌十八率领下，7月间已反抗清朝官史吏的迫害，9月开始团营，次年1月才动身往广西，后来围攻玉林州城长达三十多天，终不克，实力大损，折回广东，1852年7月于罗定罗镜圩失败，未能至金田会师。(《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四八——一五四页。)
事实表明，总动员令下达后，各地会众纷起响应。他们先在各自地区集中，然后陆续赴金田团营，整个过程就是由这样前后两个阶段构成的。其时间前者有8月、9月和10月；后者有8月、9月，也有10月、11月以及12月等。团营日期之所以参差不齐，是因为各地距离金田有近有远，并且他们当时传布命令极为秘密，采用一人传一人，一家传一家，一村传一村的方式，逐步下达；而后还有清兵和地方团练的拦阻等等，这样，各地区会员的团聚难免有早有迟，到达金田的时间也就有先有后。可是，各地地区性的聚集都在8、9、10月三个月内完成；金田团营时，大部分会众是11月以前或11月赶到的，这和上面所说金田团营是秋天完全相合。这年秋天，根据阴历以朔望月定四季来说，为七、八、九月三个月；若以节气来分，则系阴历七月一日（立秋）至十月五日（立冬），即阳历8月8日至11月8日。因此有的队伍即使在11月中旬到达金田，也应该说是基本如期的。至于有的地区的会众未能及时前来金田参加团营，广东信宜地区的会众甚且没有抵达，那是由于敌人阻挠以及其他原因所造成，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原先决定秋天举行金田团营的依据是显而易见的。
三、“团营”与“起义”似应有别
最近，有些同志根据上引的《赖文光自述》、《李秀成自述》与《天情道理书》等史料，提出11月起义说或11月4日起义说的新见解，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他们的意见和上述金田团营的日期相同，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无区别？“11月”或“11月4日”究竟是金田起义还是金田团营的日期？
有的同志为论证金田团营之时即金田起义之日，提出“‘团营’与‘起义’是同义语”(吕梁：《金田起义时间值得商榷》，见1979年12月19日《广西日报》。)的说法，这是可以商榷的。诚然，“团营”与“起义”紧密相连，没有团营不可能有起义，团营是为了起义。但两者含义有别，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考“团营”一词，原系明朝京军名称。《明史·兵志》载：“景帝用于谦为兵部尚书。谦以三大营（指五军、三千、神机）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京军之制一变。英宗复辟，谦死，团营罢。”(张廷玉等：《明史》第八九卷，中华书局版，第二一七七——二一七八页。)可知从三大营中挑选精兵十万，分十营集中团练，便称为“团营”。此词由是使用。到了清朝，“团营”成了一般通用名词。《南平捍寇日记》一书中记咸丰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乙亥条云：“立团营。民间创立团练，选邑中子弟□健者编为伍，教以坐作击刺之法，择有素行绅士为长副领之，民皆奋发，咸知敌忾矣。”(钟范：《南平捍寇日记》，第七页。南平，古县名，即湖南蓝山。)这里“团营”已演变为指一般创立团练营伍进行军事训练者。南平属湖南，这个名词既在湖南通用，毗邻的广西想亦如此。拜上帝会当时是借用此词，表示聚集会众，创立营伍，进行编练，有如团练，以掩人耳目，便于准备起义。随后，《□血丛钞》在述及原太平军苏州守将郜永宽等投降时曾经写道：“（同治癸亥十月）二十五日黎明，贼中团营，以五百人为一营，预就千字文编天字营起，至好字营止，共四百又五营，二十万二千五百人。”(谢绥之：《□血丛钞》，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四一六页。)团营一词也是集结队伍加以编排之意。此词与表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反抗黑暗统治或外国侵略而发动武装斗争，或者反动统治阶级的成员在革命力量的强大攻势下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阵营的“起义”一词，含义并不相同。太平天国自身留下的文字资料还明显地出现了“金田团营”、“花洲团营”以及“金田起义”等词汇。我们今天沿用这些词汇，并非由于我们主观上一定要把同一事情截然分开，说成“团营”是“团营”，“起义”是“起义”，而是因为当年太平天国自己确实用这些含义不同的词汇叙述内容不同的活动，我们怎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呢！
例如《天情道理书》就曾把“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区分开来。它说：“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此又可见天父权能，试人心肠之凭据也。即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藉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我们兄弟幸已释迷返悟，未受其害，且旋将妖党概行剿灭。……此又可见天兄大显权能之凭据也。”(《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六七——三六八页。)这段话列举了在金田团营和金田起义期间先后发生的事情，用以证明天父天兄“大显权能”。金田团营时，天父使东王复开金口……；金田起义时，天父为试会众之心，使粮食暂时短少，天兄又指出大头妖是贼匪，使弟妹们免受其害。并且时间一先一后，完全合乎先团营后起义的发展顺序，把“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两个概念区别得清清楚楚。因此，虽然在“金田起义之始”前有一“即”字，也不能把“金田团营”和“金田起义”互相等同。“即”字在此“不应理解为‘就是’，而应理解为‘就在’”(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见《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大国史论丛》，第二八八页。)，它决不是两个概念之间的等号。《天情道理书》的这段话，不仅清楚地区分了“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两个概念及其所表示的时间先后不同，而且明确地指出“十月初一日”属于金田团营期间，丝毫没有说是金田起义日子的意思，其不能成为11月4日起义说的证据是毋容置疑的。
有的同志说他认为“‘团营’与‘起义’是同义语”，“不是不懂‘集合’和‘打仗’的区别”，而是由于在团营时已经打仗了，并以陆川、博白的会众与贵县石达开等在团营过程中已先打响为例，说明他们的战斗都是“金田起义的组成部分”(吕梁：《金田起义时间值得商榷》，见1979年12月19日《广西日报》。)。不错，赖九在陆茵村聚众后确实打下位于邻近的石角、平定，然而，他们并不随之扩大战果，进一步夺取两广边缘地区，这表明他们占领这两地只是出于团营的需要，而不是有别的战略计划。赖九、黄文金两部互相配合，先后激战于山猪浪和水车江附近的蛤母洞（或称蛤蟆垌）且获胜利，是他们在北上团营途中为了击破敌人的阻挡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他们在这两仗胜利后一度围攻过玉林州城，但他们却不愿为此耽误时间，决然放弃攻占州城的机会，急趋金田。《玉林州志》载：“赖九本意欲多结党与，作大队赴紫荆山。至是连日为勇练牵绊，恐争持日久，前途愈阻。遂移往龙安圩，不敢入村，惟在山谷停宿，声言借路，问乡人租借器用造饭。次日早，即趋蒲塘。州壮及博北各勇亦追至力击，贼且拒且走，忙奔大洋，夺下湾船只，扬帆望紫荆山而去。”(《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七页。)可见他们这时是以团营为其行动目标的。他们终于在11月到达金田，实现团营的目的。石达开等在贵县奇石聚集后，虽然曾与六合村熊姓地主所纠集的团练交锋，可是他们一开始就避免同地主武装纠缠。《贵县志》载：“匪首石达开倡乱于（北山）里之奇石，……村众联团，推（刘垂道）为练长，合十三村民拒达开。公（指刘垂道）乃躬冒矢石，奋勇先登，贼畏而退，不敢逞。”(《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六页。)所谓“畏而退，不敢逞”，剔去其污蔑之意，无非是说奇石会众因要赴团营而不愿与团练继续开仗。他们旋“聚桂、贵交界的白沙圩，竖木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附近各团以巡抚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不敢起练往剿。屯扎约三十余日而去。”(《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三六页。)这也说明他们没有因团练不敢动而出击，以免妨碍团营。
无论是赖九、黄文金两部，还是石达开等，他们在团营期间的打仗，是服从于赴金田团营的目的的。如果说团营时打仗就是起义的话，花洲也应为一例，会众团营不久即于“十月初一日打大仗”(《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五五页。)，后又有迎主之战，但他们没有乘胜进取思旺附近之地，即上金田，因其目标是要赴团营。金田起义之后就不同了，太平军离开金田，出击敌人，占领大湟江口，随之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各地，北上永安，攻城略地，以求实现夺取江南的战略计划。当然，在赴金田团营时也发生广东信宜凌十八所部攻城夺地之事，而这是他们不顾大局的表现。所以，同样是打仗，前后目的却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主张新说法的同志还举出《赖文光自述》中讲的“道光庚戌年秋倡义金田”一语，作为一个主要依据。赖文光是金田起义参加者，又曾担任文职，后来成为重要领导人，他的话不应随意怀疑。但所谓“倡义金田”，从字面解，倡有倡言之意，全句似以诠释为提出举行金田团营准备起义比较贴切。而且这一《自述》“仍传钞之本，或许不免有讹误”(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一一页。)；即使无误，也必须注意到这是赖文光在监牢中匆促写就，不大可能任何事情都说得十分准确。这里可举《洪仁□自述》作为旁证。洪仁□也是被俘之后写《自述》的，其中就有错把“团营”写成“起义”的地方，例如他说：“又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固由历年神迹所致，乃众心坚如金石，又因当时拜菩萨者忌恶拜上帝毁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众。……又博白、鹿（陆）川等处团聚数千兄弟，路经半月到金田，象州也被迫团聚数千到金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八五○页。)明明属于金田团营之事，他却放在“金田起义之始”时来讲。以此推论，赖文光把团营说成“倡义”，也不是不可能的。再者，就史料价值而言，《赖文光自述》记载此事的准确程度当不及《天情道理书》。《天情道理书》经太平天国领导人审批，于1854年刊行，1859年作过修改。它既讲了“十月初一日”前后这段时间为金田团营，又讲了此后才是金田起义，当然比笼统地讲“倡义金田”更为确切；并且《赖文光自述》所说“倡义金田”的秋天，恰是《天情道理书》讲金田团营的时间。因此，把这年秋天理解为金田团营时间比较恰当。尤为重要的，讲秋天是金田团营而不是金田起义的时间完全符合当时拜上帝会的活动史实，而这正是鉴别判断各种记载是否正确的根本依据。
《李秀成自述》中关于“十月起义”的话，也是新说法的重要证据之一。李秀成固然提到起义时间是“十月”，但其内容却有明显错误，“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等处既非“不约”、也非“同日”起义。罗先生当年根据史实看出这句话错误而摒弃“六月”起义说是正确的。李秀成没有参加金田起义，不是当事人，所知情况并不详实，故他在这句话之后，立刻申明：“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同时还夹写了这样一句话，“此时上（尚）在家，入营之后，罗大纲说可□细，故而写入”(《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李秀成既是从罗大纲处间接听来，罗大纲又不是金田起义的负责人；加以《自述》写于囚笼之中，有差错在所难免。有的同志问道：“一位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统帅，竟会把金田起义的日期搞错了吗？”(吕梁：《金田起义时间值得商榷》，见1979年12月19日《广西日报》。)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常识告诉我们，事后回忆搞错日期是毫不足怪的，别说李秀成没有直接参加金田团营和起义，就是他亲临前线的1858年的重要战役——三河大捷，《自述》也把时间误写为1859年，差了整整一年。因此，李秀成的话不能作为新说法的铁证，而对原先起义日期的说法也不是“一种有力的否定”(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见《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七一页。)，所否定的仅是7月下总动员令之说。相反，若将“同日起义”这句话跟他后面讲的“此时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联系起来，理解为讲金田团营，倒更切合实际些。
有些同志又以《天情道理书》中的两句话作为11月起义说的佐证。其一是：“即金田起义之始，……时有大头妖在江口，……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旋将妖党概行剿灭”(《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六七——三六八页。)。这些同志一方面根据文意认为“金田起义之始”与大头妖即大头羊张钊滋扰江口大体同时，而金田起义肯定发生在大头妖叛逆之前；另一方面又引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给向荣信中所说的“大头羊等如果归心，随同出力，即可令冲头阵，杀贼立功”之语为据，说明“至迟在十二月初十以前大头羊已投降清朝”，从而证实“金田起义一定早于十二月初十”(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见《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七八——二七九页。)。但从李星沅的话看来，大头羊当时还只有降清之议，并未正式投诚，否则他就不必用“如果归心”之词了。同月十八日他给署广西按察使杨彤如信中说：“金田贼势方炽，……闻在大黄江与大头羊开仗，此亦因利乘便之时”。二十一日他在致向荣信中也说：“大黄江彼此相持，似可因利乘便，助我兵力，分彼贼势”(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九四页。)。这两封信才明确反映大头羊已经投敌，而时间在十二月十日之后，可见大头羊正式降清难以肯定是在“十二月初十以前”，却可能是在十二月中旬。既然如此，就很难说“金田起义一定早于十二月初十”了。
其二是“我们起义之时，伊等（指广东信宜凌十八所部）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八六页。)。这些同志说，从这句话可知凌十八派人去金田接受命令时，也就是金田起义之时，上而凌十八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已杀出信宜，“那么，加上凌十八团聚群众所化的时间，加传达命令的人长途跋涉的时间，这个接受命令的时间一定早在十二月以前。这样，也就从侧面证明了金田起义一定早在十二月以前。”(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见《南京大学学报从书》之三《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七七页。)然而，据《信宜县志》载，凌十八等在阴历“八月”就“变卖田宅，铸造军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一四九页。)，开始团聚，并非在“十二月”（即阳历次年1月）才团营。《天情道理书》中“回去团营”一语，可理解为回去集合队伍前来会师。所以，当他们接受命令后，不必在聚集会众方面多化时间，他们在“十二月”离开信宜西进还是来得及的，接受命令以及与此同时的金田起义并非一定要“在十二月以前”不可。可以看出，《天情道理书》上这两句话，不足作为11月起义说的旁证。
清朝方面的一些记载，也是新说法的参证材料。《贼情汇纂》确有“十月倡乱”的记载，其中说：“（洪秀全）于庚戌年十月，以三百余人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乱，首陷桂平、平南、贺县等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三册，第四四页。)。内容完全讹误，而以“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乱”一语论之，却似团营，这段话岂可为证？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说：道光“三十年十月，洪秀全以东人起事金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三页。)。他当时恰在广西，还督办总理粮台，对太平军虽不无了解，但这些话也不确切，因为洪秀全其时不在金田，而且只说“起事”，没有明确讲是“作乱”——起义，不能绝对排斥“团营”的可能性。《粤匪大略》云：“其时（指道光三十年七月至九月）浔州桂平县之金田圩，即逆匪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胡以□、范连德、罗亚旺（即罗大纲）等结拜上帝会，自称太平王，竟择于十月内起事。”(金毓黻、田余庆等编辑：《太平天国史料》，1959年版，第四六八页。)内容同样有误，洪秀全等结拜上帝会不是道光三十年，也不是称太平王，称王时间虽说法不一，但都不是在起义之前，人名还有出入；并且在这一段话之后，紧接着写道：“至桂平县之大黄江，竖立大纛旗谋逆，势已鸱张。”(金毓黻、田余庆等编辑：《太平天国史料》，1959年版，第四六八页。)前后两段话连结起来，前段所说的“起事”，尚未公开“竖旗谋逆”；“竖旗谋逆”是到大黄江时。大黄江即大湟江，太平军占领大湟江口是1851年1月13日即阴历十二月十二日，在金田起义之后，故才会有在敌人看来是“竖立大纛旗谋逆”之事。据此观之，前段所说的“起事”，释为“团营”，不是更好么！《粤西桂林守城记》也载“于十月内起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五册，第六九页。)。其有关内容文字和《粤匪大略》几乎完全相同，不用再议。除此之外，清方的记载也有讲不是“十月起事”的，并不一律，如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江忠源于辛亥十一月十四日《致程晓杭书》均言是道光三十年八月，陈徽言在《武昌纪事》中说是同年九月初三日，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谓是同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朝方面的这些记载，都有共同的特点，含混不确，全无明确谈及团营之事，毫不奇怪。他们见到的是已经公开表现出来的活动；至于拜上帝会的内部状况，他们不明□，也极难了解，因为筹备起义是秘密进行的。《蒙时雍家书》透露：“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五五页。)既是这样，外人就很难知道其内幕实情，传闻失真、记载讹误和众说纷纭难免出现。因而当时清方的记载除充满污蔑之词外，叙事错漏百出，显得对拜上帝会内情茫然无知。如果要将清方这些记载作为新说法的参证材料，是极少有说服力的。
总之，“团营”与“起义”应有区别，不能把属于金田团营时间的11月4日当作金田起义的日子；新说法提供的种种依据难以令人信服，11月拜上帝会仍处于团营阶段。而且11月起义说也未提出一个足以表明11月（尤其是5日至8日立冬前）团营已经完成、起义已经开始的重要标志，以取代1851年1月11日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起义说。所以，对目前的新说法实难赞同。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