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为抗法保台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受到时人和后人不少非议，从而否定了他抗法保台的历史功绩，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本文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论述，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是轻率作出的战略决策 还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时人或后人，对刘铭传为反法保台所采取的撤基援沪、保台北、固根本的重大战略决策之所以持否定意见，就多数人来看，主要是对当时战局态势变化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对其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奥秘没有识破所致，加之，又都存有“包取基隆”不切实际的幻想，故而人云亦云。但必须指出，也确有他的少数政敌，借机歪曲事实，肆意诽谤，把问题搞得更加迷离惝恍。始作俑者，便是晚清那个“中兴”名将左宗棠。刘、左二人除有湘、淮派系矛盾，又是一对冤家对头。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二人共事西北，左为甘肃督办军务钦差，刘则是陕西督办军务钦差。一个目空一切，自负才智；一个好胜心强，不甘居人下。当时二人虽比肩共事，但刘铭传无论在名位或功业上都无法与左宗棠相比。加之刘铭传又有尹隆河之役的不光彩的表现，左宗棠将其视为缺德小人，从不正眼相看。一向不服输的刘铭传，实在无法与左宗棠抗衡，便借报告军情，向皇上奏了左宗棠一本，否定左宗棠在陕甘的战绩。刘自知左不会放过他，便来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脱屣一溜了事。不料，时过１５年后，左、刘竟又狭路相逢，这就给左报复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左宗棠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借报告军情，又奏了刘铭传一本。为了否定刘铭传抗法保台功绩，强加给刘铭传种种罪名。罪名之一，是“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带兵驻扎沪尾，平日以提督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是夕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法人明日来攻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而基隆遂不可复问”。〔1〕显然是说刘铭传轻信了李彤恩“三次飞书”，轻率决策，导致基隆失守。据查，左参刘的奏折内容来源之一，是根据他的亲信、时任基隆府通判梁纯夫给他的秘密《禀报》。《禀报》说：“十三日（即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已获胜仗，法奴均已驱逐下岭。是晚定更后，卑职到大营与爵帅谈及军事，谓明日当有一场恶战。………正在谈议之间，适曹、章、苏三军门到大营，所谈亦系明日如何进剿如何接应。……其时前敌营务处李彤思即以两度飞函，谓法人明日定攻沪尾，沪尾兵单，孙军门之勇万不可靠，若不派兵救援，沪尾必失。……务请率师救沪尾以固台北根本。……及三更时候李彤恩又有八百里排单来营告急，中间所云，无从而知。爵帅方寸已乱，漏夜密传曹、章、苏三军即时拔队下猛。经各军门力求，而帅意不肯，仍饬令拔队。……而帅意难回，总以顾台北为言”。〔2〕表面上，左宗棠似乎把失守基隆的罪过加在李彤恩的头上，实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诬陷刘铭传。
然而，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刘铭传反法保台战略决策形成的经过事实，大致是这样的：
当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失败后，刘铭传就清醒意识到，敌人是绝不会罢休的，定要伺机再次来犯。因此，他在加紧备战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反击来犯之敌的对策。不料８月下旬，中法战争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形势，使得台湾战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竣局面。这是因为８月２３至２４日，法军突袭马尾成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法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台湾成为其进攻的主要目标。２９日，法国远东舰队一部分舰船，气势汹汹地开向台湾，扬言要雪前日之耻。这次法舰进犯台湾兵分两路：一路出动五艘兵舰进犯基隆；一路由三艘兵舰直奔沪尾。一方面近舶基隆，挂旗索战，气焰甚为嚣张；另一方面，“一日两船，拦泊沪尾口门，遇敌即搜，以绝援应”〔3〕。甚至还将龚照瑗所派装有３００名兵勇援沪的华安轮强行驱回。不难看出：（１）、法军准备同时在基隆和沪尾发动进攻，以造成对台北夹攻之势；（２）、断绝守台北清军后路，并从沪尾就近直掠台北，使清军首尾难顾，以达到其侵台目的。针对敌人部署和战略意图，刘铭传经过周密考虑，一个完整的反法保台战略计划在他的脑海中渐渐形成。即：“念敌舰多巨炮，我军近海终不支。且台北一城为军饷根本地，非舍基隆啖敌师，徙军后山避乱炮，拒沪尾以保孤城”〔4〕。接着，便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与曹志忠密商：“如敌明日战后即扎仙洞，则不致遽攻沪尾，如战后收队下船，我军即须预备回援沪尾，以保后路。”〔5〕另一方面，除同意“孙开华、李彤恩赴将沪尾前，备堵口石船，接连沉塞”外，又致函孙开华、李彤恩约定：“如果敌犯沪尾，臣即撤基隆之守来援”。〔6〕
９月末，孤拔将法国远东舰队全部开到台湾北部。１０月１日，法舰梭尼号、雷诺号等１１艘猛攻基隆。守军开炮还击，敌人炮击之后，收队全行下船。刘铭传即令曹志忠军等拔队向后山转移，并将
上述事实，，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刘铭传的撤基援沪的战略决策，是在充分考虑了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和８月底以后法军侵台战略的变化、以及守军的实力等情况，而审慎作出的。这个战略计划，其目的就是通过撤基援沪战略战术的运用，达到保台北，稳固台湾全局。并以此粉碎法军企图断绝守军后路，从基隆和沪尾夹攻台北，占领台湾北部的阴谋计划。
第二，应该说史料把刘铭传的战略决策概括为“舍基隆以啖敌师”，其中个别字表述是不够确切的。所谓“舍”基隆，绝非一些人所说的“弃”基隆。一般说用“撤”基隆较为合适，但“撤”基隆也并非随意地“撤”，而是有目的主动地“撤”，即“撤”是为“啖敌师”，诱敌深入，以消灭之。这是刘铭传的战略决策的实质和积极意义所在。只因一字之差，便对刘铭传的战略实质产生误解，从而引出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以，在此有必要作如是说明。
第三，刘铭传的撤基援沪战略决策，实际上早在８月底就初步形成了，在经过一个月之后，才最后加以实施。这说明，其间他有充分时间不断运筹和完善，更有效地加以实施。由此，所谓刘铭传的战略决策是在得到李彤恩“三次飞报”后才轻率作出的，或是在他“方寸已乱”情况下而盲目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说法，纯属不实之词，是毫无根据的。
是战略决策错误 还是最佳选择
刘铭传在未到台以前，就明确提出了“中国沿海七省，万无处处设防之理”〔8〕的重点防守的战略思想，到了台湾又经实地考察和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军情以后，认为：“台南平阳无险，万难守御。台北失台南亡”。〔9〕从而果断地确定重点防守台北的计划。为了重点在台北设防，考虑到“台北以基隆为咽喉”的战略地位，进而把基隆作为防守的重点之重点。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的失败事实，证明刘铭传重点防守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最为可贵的是，刘铭传的战略战术是因时而及时加以变化的。这里因为敌人在遭到失败后，也在选择求胜的最佳战略和作战方案。刘铭传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随着军情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部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正如上述，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不仅在兵力上有了明显加强，战争规模也扩大了，随之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更加复杂多样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就需要制定出更加周密的战略计划，从战略方针、战略步骤、战略目标，以致每个战术的具体运用，都要作妥善的安排。那么，刘铭传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呢？概括的说，大致是：
首先是树立了打持久战思想。
刘铭传的打持久战思想是基于以下情况确定下来的：
１，他一开始就看出法军远涉重洋无有后援的致命弱点。所以他说：“断其接济，庶彼不能久留”。〔10〕
２，刘铭传到台后，经过实地了解，给他一个突出印象是：“此绝地恶足恃”〔11〕。所以别无退路，只有背水一战。然而，“台湾孤悬海外，一举一动，皆非兵舰不行，且澎湖一岛．地处要冲，尤非兵船，不能设守。”当时台湾仅有四艘兵轮，且“年久行迟，难以应敌”。〔12〕这一情况决定，不能与侵略军贸然决战，速战速决将正中敌人下怀。
３，法军此次进犯台湾、澎湖并非是其最终目的，而是其侵略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法军还有趋“北直隶的作战”，妄图实现以“旅顺及威海卫的担保”〔13〕的阴谋。所以为了防止敌人北窜，避免对京畿的威胁，必须在台湾长期拖住敌人。
从根本上来说，打持久战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然而昏庸腐败的清朝统治者，虽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在遇到侵略战争威胁时，因害怕“边衅一开，兵结莫释”〔14〕，希图以妥协求和平；当侵略者对求和条件不能满足而拒绝接受时，清廷则要“伸天讨而示国威”〔15〕，采取速战速决，希图侥幸求胜。正因为清廷一直未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反侵略战略方针，是造成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刘铭传能在中法战争中的台湾战役中，提出打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在坚持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还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多样化的战术，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这里仅对刘铭传采取的几种战术略作如下说明：
１，诱敌深入，打“地营”战。
在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时，凭借船坚炮利，顷刻间便使守军陷入“炮台既毁，我不能支”的窘境。刘铭传很快意识到“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从而立即“将海滨难守各营，饬移后山，以避敌炮”〔16〕。所以，在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时，便主动移军扼守狮球岭，构筑工事，建立起既可守又能攻的阵地，这就是清军在中法战争中，逐渐形成的攻守结合的“地营”战术。“地营”战术，克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所采用的以岸防为主的作战方式，“化呆着为活着”，“化门户为堂奥”，扩大了防御纵深，改善了防御态势，在反侵略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２，避实就虚，打运动战。
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就本质上说，是防御战。防御战既有消极的防御，又有积极的防御。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大多是固守口岸的消极防御，所以总是被动挨打，屡遭失败。那么，能否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呢？这正是刘铭传着力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作战实践中开始认识到，要实行积极防御，就必须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这就是他成功采用的避实就虚打运动战的战术。当时法军虽同时在基隆和沪尾布阵，但相对说沪尾兵力少而弱，且基隆有山险可据。沪尾敌军不仅少而弱，且地势平坦，无险可扼。加之沪尾距台北较近，战略地位重要。因此，有必要将基隆守军主力向沪尾运动，乘敌不备，从其薄弱的一翼加以突破，打乱敌人部署，使其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地位。
３，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西方国家一般都把拿破仑的战略思想奉为圣明，遵循“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17〕在两次鸦片战争乃至这次中法战争中，列强对我国沿海进攻时，都是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清军则恰恰是处处设防，平均使用兵力，这是造成清军屡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失败中，当时一些具有战略思想的将领或者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清廷在战争指挥上的失误。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刘铭传一开始就提出重点防守的思想，并进而提出“用兵之道贵合而不宜分”〔18〕的作战原则。他的撤基援沪的战略决策，就是他的“用兵之道贵合而不宜分”的作战原则的体现。他将有限的兵力，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在沪尾，就使得沪尾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使自己由弱变强，这就为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由于一举歼灭了在沪尾的敌人有生力量，不仅打破了敌人妄图断绝守军的后路的梦想，而且迫使敌人不敢从基隆调大批兵力援沪，最后被困在基隆狭小地区而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撤离基隆。后来薛福成也正是采用了这一战略战术，继沪尾大捷又取得镇海战役的重大胜利。〔19〕
第三，那么，刘铭传成功运用上述战略战术的奥秘是什么呢？为了澄清人们对刘铭传抗法保台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的误解和非议，似乎很有必要对刘铭传成功运用战略战术的奥秘作一番探讨，亦即再作深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三个奥秘：
奥秘之一，是将传统的战略战术与近代的先进的战略战术，有机结合运用的结果。刘铭传比较早地在军队中采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教习官兵，其中他自然也学习到一些西方的战略战术。因此，１８７０年清政府曾下令让各地推广他在军队中的“教演之法”〔20〕，与当时守旧的将领相比而言，也算是主张学习西学一派的人物了。当他重返战场，在反法保台的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确实具有某些特点。这就是除了继续采用传统而有用的战略战术以外，也吸取西方一些先进的战略战术，还有他个人结合战争实际需要所创造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如果不了解这些，而仅仅用传统的战略战术去要求或评判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全面的正确的。不仅是非难分，就是罪与非罪的界线也难划清。比如他采用运动战的战术，取得沪尾大捷，稳固了台北，确保了全台大局，应该说是立了大功的；那么，如果按清律规定，失守一地是要治以死罪的。以致他自己虽知他这样作法，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的，但又不得不违心地苦苦哀求皇上免其死罪。然而，在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能有一个客观标准，这就是看他的作为是否确实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对历史发展是否真正起到了进步作用。以此而论，刘铭传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奥秘之二，是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的运用。刘铭传对抗法保台提出并坚持的总方针，是打持久战。的确，不论何人不坚持这种方针，就不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不是在具体到一次战斗，特别当兵力经过调整，与敌人兵力相比已占优势的条件下，不可以打速决战。相反，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就必须把握战机，速战速决，彻底歼灭敌人。刘铭传在沪尾取得的胜利，就是正确处理持久战与速决战关系的一个典范。
奥秘之三，是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交替使用。在反侵略战争中，要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守势为攻势，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组织好战略退却。什么叫战略退却呢？毛泽东曾对此做了解释：“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有计划的战略步骤”〔21〕。这说明，“战略退却”是在“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这个条件下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下是不能与敌人进行硬拼的，硬拼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是不可取的。所谓“包取基隆”，甚至希望在基隆、沪尾同时取胜，“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组织“战略退却”，然后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再组织“战略进攻”。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齐鲁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著名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话，〔22〕那么，刘铭传指挥的基隆沪尾之战，又是一个同类型的成功战例。有的论者说，沪尾大捷是“弃”基隆，付出重大代价才取得的，因此不应该肯定。殊不知，这是一种片面看法。而毛泽东则认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23〕如果不组织“战略退却”，就有可能丧失更多土地，又会遭到战争失败。两相对照，哪种做法对国家对民族更有利，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刘铭传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还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达到“保台北，固根本”的目的；又牵制住了敌人，使其无法在沿海地区扩大侵略战争。总之，这次法军侵略台湾，欲要实现其“担保政策”，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阴谋计划全部落了空，以致其不得不承认，“基隆的占领，是一个错误”。〔24〕
是执行了李鸿章的投降路线 还是坚持了民族自立的反侵略路线
众所周知，刘铭传得力于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拔，才由一介农夫而成为淮军著名将领，二人的关系确非一般。但不能因此，将其二人视为处处事事都是一样的。其实“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为他们也思维”〔25〕。事实上，刘铭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人。他与李鸿章的关系确切地说，开始比较密切，后来若即若离，不是始终如一的；在政见和军略上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二人的关系，大约从７０年代以后出现了变化。而促使二人关系变化，固然是由于各人所处环境、经历和志向的不同所引起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要么起而反抗，或者屈膝投降。从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与刘铭传二人，正是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刘铭传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至光绪十年（１８８４）这段时间，他基本上是赋闲家中，尽管如此，但他仍然留心国事。正是在这个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国际或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26〕。东方是列强角逐的焦点。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夺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虎视眈眈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使中国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刘铭传纵观形势，深深感到：“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7〕可说“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尤为腹心之患”，〔28〕在此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关头，他忧心如焚，因此“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zhi)裂泪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29〕在这里，他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１８８４年４月２１日，清廷谕命刘铭传进京陛见，他喜出望外，立即赴京。在受到西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后，随即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条陈海防十事，就重点设防、购买兵轮、筹建海军、妥定军制、速建铁路等涉及国防建设重要事宜提出建议。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反对侵略，保卫国土，民族自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由此说明，刘铭传受命于危难，在孤军无援、极其艰苦条件下，最后终于取得反法保台的胜利，确实不是偶然的。
刘铭传与李鸿章在国内战争中狼狈为奸，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都充当了刽子手和鹰犬，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成为“中兴”名臣武将。但二人却没有携手共同反侵略的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军在国内战争中进行了改组，李鸿章掌握了淮军，在与列强在华势力合作过程中，一军崛起。尽管如此，由于李鸿章片面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滋长起失败主义情绪。左宗棠就曾批评他，说“伯相（即李）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即列强），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矣”。〔30〕这就是说，李鸿章虽握有重兵，但从不准备用于反对列强侵略中国战争上的。加之，他从６０年代开始搞的有限改革经常受阻，为了保全自己，便采取因循苟且，“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31〕的不顾民族利益的态度。这样，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就很难看到战胜列强的希望和前途。
李鸿章自１８７０年移督直隶，取代曾国藩，权势不断扩大，渐揽军国大政。到了８０年代，由于他“献媚宫闱”、尽管仕途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因受到西太后倚重，权力愈加膨胀。有人说：“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32〕在中法战争中，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可以四字概括，即“陈兵求和”。他虽组织有限度的防御阵势，不是为了战略决战，也不追求战役的胜利，而是为了和敌军讨价还价，以求达成一个屈辱的和约。为此，他还编造了一套自欺欺人谎言大肆兜售。说什么“如法兵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第念开仗以后，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届时再徐议分界划守。”〔33〕刘铭传不仅用反法保台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李鸿章的谎言，而且还公开批判了李鸿章屈辱求和的可耻言行。为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言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议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34〕。在这里，刘铭传无情揭露出由于清政府和李鸿章，仅在７０年代以后因与列强妥协求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李鸿章和刘铭传在反对列强侵略中国问题上，在方针政策和立场、态度上，都是存在着差距的。那么，怎能说刘铭传“在台湾抗法斗争中执行了李鸿章投降主义政策”呢？事实上，在刘铭传反法保台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按照李鸿章的旨意行事的，也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请示李鸿章后才干出来。事实充分说明，从制定战略方针和决策，到每一个战术的运用，都是由刘铭传独立完成的。也正由于此，他才能取得抗法保台的重大胜利，这也是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试想，如果刘铭传真的执行了李鸿章的投降主义政策，可以肯定的说，就不会有抗法保台的胜利出现，而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注释：
〔1〕〔3〕〔4〕〔5〕〔6〕〔7〕〔8〕〔11〕〔18〕〔20〕〔27〕〔28〕〔29〕〔34〕《刘壮肃公奏议》第２卷，第１４－１５页；第３卷，第８页；卷首，第１、２、１４页；第２卷，第１４页；第２卷，第１５页；第３卷，第６页；卷首，第１页；第２卷，第８页；第１卷，第４页；第２卷，第７页；第２卷，第１页；第２卷，第１页；第２卷，第７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3卷，第3页。
〔9〕〔10〕〔12〕〔13〕〔24〕《中法战争》（六）第188页、（五）第468页、（三）第142页、（七）第290页、（七）第297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4卷，第32页。
〔15〕〔16〕《鸦片战争》（三）第14、32页。
〔17〕《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19〕拙著《薛福成援越抗法方策和在镇海战役中的实践活动》，《历史档案》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21〕〔22〕〔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８７、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５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２页，
〔26〕《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７９８页。
〔30〕《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１５卷，第５８页。
〔31〕〔3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１２卷，第１４页；第１５卷，第８页·
〔32〕刘体仁《异辞录》第3卷，第1页。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