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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铭传抗法保台最佳战略战术的选择
论刘铭传抗法保台最佳战略战术的选择

刘铭传为抗法保台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受到时人和后人不少非议,从而否定了他抗法保台的历史功绩,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本文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论述,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是轻率作出的战略决策 还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时人或后人,对刘铭传为反法保台所采取的撤基援沪、保台北、固根本的重大战略决策之所以持否定意见,就多数人来看,主要是对当时战局态势变化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对其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奥秘没有识破所致,加之,又都存有“包取基隆”不切实际的幻想,故而人云亦云。但必须指出,也确有他的少数政敌,借机歪曲事实,肆意诽谤,把问题搞得更加迷离惝恍。始作俑者,便是晚清那个“中兴”名将左宗棠。刘、左二人除有湘、淮派系矛盾,又是一对冤家对头。同治十年(1871年),二人共事西北,左为甘肃督办军务钦差,刘则是陕西督办军务钦差。一个目空一切,自负才智;一个好胜心强,不甘居人下。当时二人虽比肩共事,但刘铭传无论在名位或功业上都无法与左宗棠相比。加之刘铭传又有尹隆河之役的不光彩的表现,左宗棠将其视为缺德小人,从不正眼相看。一向不服输的刘铭传,实在无法与左宗棠抗衡,便借报告军情,向皇上奏了左宗棠一本,否定左宗棠在陕甘的战绩。刘自知左不会放过他,便来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脱屣一溜了事。不料,时过15年后,左、刘竟又狭路相逢,这就给左报复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左宗棠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借报告军情,又奏了刘铭传一本。为了否定刘铭传抗法保台功绩,强加给刘铭传种种罪名。罪名之一,是“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带兵驻扎沪尾,平日以提督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是夕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法人明日来攻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而基隆遂不可复问”。〔1〕显然是说刘铭传轻信了李彤恩“三次飞书”,轻率决策,导致基隆失守。据查,左参刘的奏折内容来源之一,是根据他的亲信、时任基隆府通判梁纯夫给他的秘密《禀报》。《禀报》说:“十三日(即1884年10月1日)已获胜仗,法奴均已驱逐下岭。是晚定更后,卑职到大营与爵帅谈及军事,谓明日当有一场恶战。………正在谈议之间,适曹、章、苏三军门到大营,所谈亦系明日如何进剿如何接应。……其时前敌营务处李彤思即以两度飞函,谓法人明日定攻沪尾,沪尾兵单,孙军门之勇万不可靠,若不派兵救援,沪尾必失。……务请率师救沪尾以固台北根本。……及三更时候李彤恩又有八百里排单来营告急,中间所云,无从而知。爵帅方寸已乱,漏夜密传曹、章、苏三军即时拔队下猛。经各军门力求,而帅意不肯,仍饬令拔队。……而帅意难回,总以顾台北为言”。〔2〕表面上,左宗棠似乎把失守基隆的罪过加在李彤恩的头上,实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诬陷刘铭传。

然而,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刘铭传反法保台战略决策形成的经过事实,大致是这样的:

当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失败后,刘铭传就清醒意识到,敌人是绝不会罢休的,定要伺机再次来犯。因此,他在加紧备战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反击来犯之敌的对策。不料8月下旬,中法战争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形势,使得台湾战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竣局面。这是因为8月23至24日,法军突袭马尾成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法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台湾成为其进攻的主要目标。29日,法国远东舰队一部分舰船,气势汹汹地开向台湾,扬言要雪前日之耻。这次法舰进犯台湾兵分两路:一路出动五艘兵舰进犯基隆;一路由三艘兵舰直奔沪尾。一方面近舶基隆,挂旗索战,气焰甚为嚣张;另一方面,“一日两船,拦泊沪尾口门,遇敌即搜,以绝援应”〔3〕。甚至还将龚照瑗所派装有300名兵勇援沪的华安轮强行驱回。不难看出:(1)、法军准备同时在基隆和沪尾发动进攻,以造成对台北夹攻之势;(2)、断绝守台北清军后路,并从沪尾就近直掠台北,使清军首尾难顾,以达到其侵台目的。针对敌人部署和战略意图,刘铭传经过周密考虑,一个完整的反法保台战略计划在他的脑海中渐渐形成。即:“念敌舰多巨炮,我军近海终不支。且台北一城为军饷根本地,非舍基隆啖敌师,徙军后山避乱炮,拒沪尾以保孤城”〔4〕。接着,便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与曹志忠密商:“如敌明日战后即扎仙洞,则不致遽攻沪尾,如战后收队下船,我军即须预备回援沪尾,以保后路。”〔5〕另一方面,除同意“孙开华、李彤恩赴将沪尾前,备堵口石船,接连沉塞”外,又致函孙开华、李彤恩约定:“如果敌犯沪尾,臣即撤基隆之守来援”。〔6

9月末,孤拔将法国远东舰队全部开到台湾北部。10月1日,法舰梭尼号、雷诺号等11艘猛攻基隆。守军开炮还击,敌人炮击之后,收队全行下船。刘铭传即令曹志忠军等拔队向后山转移,并将 40磅 大炮二尊埋于山下,其余军装锅帐以及伤病勇丁毫无遗弃,作了从容不迫有组织撤退。同时,孙开华、李彤恩、刘朝祜如约分别向刘铭传写信报称:“法船五只直犯口门,升旗开炮”。〔7〕刘铭传便命章高元火速率所部援沪尾后,自回台北,居中策应指挥。

上述事实,,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刘铭传的撤基援沪的战略决策,是在充分考虑了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和8月底以后法军侵台战略的变化、以及守军的实力等情况,而审慎作出的。这个战略计划,其目的就是通过撤基援沪战略战术的运用,达到保台北,稳固台湾全局。并以此粉碎法军企图断绝守军后路,从基隆和沪尾夹攻台北,占领台湾北部的阴谋计划。

第二,应该说史料把刘铭传的战略决策概括为“舍基隆以啖敌师”,其中个别字表述是不够确切的。所谓“舍”基隆,绝非一些人所说的“弃”基隆。一般说用“撤”基隆较为合适,但“撤”基隆也并非随意地“撤”,而是有目的主动地“撤”,即“撤”是为“啖敌师”,诱敌深入,以消灭之。这是刘铭传的战略决策的实质和积极意义所在。只因一字之差,便对刘铭传的战略实质产生误解,从而引出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以,在此有必要作如是说明。

第三,刘铭传的撤基援沪战略决策,实际上早在8月底就初步形成了,在经过一个月之后,才最后加以实施。这说明,其间他有充分时间不断运筹和完善,更有效地加以实施。由此,所谓刘铭传的战略决策是在得到李彤恩“三次飞报”后才轻率作出的,或是在他“方寸已乱”情况下而盲目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说法,纯属不实之词,是毫无根据的。

是战略决策错误 还是最佳选择

刘铭传在未到台以前,就明确提出了“中国沿海七省,万无处处设防之理”〔8〕的重点防守的战略思想,到了台湾又经实地考察和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军情以后,认为:“台南平阳无险,万难守御。台北失台南亡”。〔9〕从而果断地确定重点防守台北的计划。为了重点在台北设防,考虑到“台北以基隆为咽喉”的战略地位,进而把基隆作为防守的重点之重点。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的失败事实,证明刘铭传重点防守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最为可贵的是,刘铭传的战略战术是因时而及时加以变化的。这里因为敌人在遭到失败后,也在选择求胜的最佳战略和作战方案。刘铭传时刻掌握敌人的动态,随着军情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部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正如上述,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不仅在兵力上有了明显加强,战争规模也扩大了,随之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更加复杂多样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就需要制定出更加周密的战略计划,从战略方针、战略步骤、战略目标,以致每个战术的具体运用,都要作妥善的安排。那么,刘铭传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呢?概括的说,大致是:

首先是树立了打持久战思想。

刘铭传的打持久战思想是基于以下情况确定下来的:

1,他一开始就看出法军远涉重洋无有后援的致命弱点。所以他说:“断其接济,庶彼不能久留”。〔10

2,刘铭传到台后,经过实地了解,给他一个突出印象是:“此绝地恶足恃”〔11〕。所以别无退路,只有背水一战。然而,“台湾孤悬海外,一举一动,皆非兵舰不行,且澎湖一岛.地处要冲,尤非兵船,不能设守。”当时台湾仅有四艘兵轮,且“年久行迟,难以应敌”。〔12〕这一情况决定,不能与侵略军贸然决战,速战速决将正中敌人下怀。

3,法军此次进犯台湾、澎湖并非是其最终目的,而是其侵略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法军还有趋“北直隶的作战”,妄图实现以“旅顺及威海卫的担保”〔13〕的阴谋。所以为了防止敌人北窜,避免对京畿的威胁,必须在台湾长期拖住敌人。

从根本上来说,打持久战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然而昏庸腐败的清朝统治者,虽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在遇到侵略战争威胁时,因害怕“边衅一开,兵结莫释”〔14〕,希图以妥协求和平;当侵略者对求和条件不能满足而拒绝接受时,清廷则要“伸天讨而示国威”〔15〕,采取速战速决,希图侥幸求胜。正因为清廷一直未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反侵略战略方针,是造成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刘铭传能在中法战争中的台湾战役中,提出打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在坚持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还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多样化的战术,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这里仅对刘铭传采取的几种战术略作如下说明:

1,诱敌深入,打“地营”战。

在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时,凭借船坚炮利,顷刻间便使守军陷入“炮台既毁,我不能支”的窘境。刘铭传很快意识到“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从而立即“将海滨难守各营,饬移后山,以避敌炮”〔16〕。所以,在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时,便主动移军扼守狮球岭,构筑工事,建立起既可守又能攻的阵地,这就是清军在中法战争中,逐渐形成的攻守结合的“地营”战术。“地营”战术,克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所采用的以岸防为主的作战方式,“化呆着为活着”,“化门户为堂奥”,扩大了防御纵深,改善了防御态势,在反侵略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2,避实就虚,打运动战。

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就本质上说,是防御战。防御战既有消极的防御,又有积极的防御。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大多是固守口岸的消极防御,所以总是被动挨打,屡遭失败。那么,能否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呢?这正是刘铭传着力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作战实践中开始认识到,要实行积极防御,就必须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这就是他成功采用的避实就虚打运动战的战术。当时法军虽同时在基隆和沪尾布阵,但相对说沪尾兵力少而弱,且基隆有山险可据。沪尾敌军不仅少而弱,且地势平坦,无险可扼。加之沪尾距台北较近,战略地位重要。因此,有必要将基隆守军主力向沪尾运动,乘敌不备,从其薄弱的一翼加以突破,打乱敌人部署,使其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地位。

3,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西方国家一般都把拿破仑的战略思想奉为圣明,遵循“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17〕在两次鸦片战争乃至这次中法战争中,列强对我国沿海进攻时,都是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清军则恰恰是处处设防,平均使用兵力,这是造成清军屡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失败中,当时一些具有战略思想的将领或者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清廷在战争指挥上的失误。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刘铭传一开始就提出重点防守的思想,并进而提出“用兵之道贵合而不宜分”〔18〕的作战原则。他的撤基援沪的战略决策,就是他的“用兵之道贵合而不宜分”的作战原则的体现。他将有限的兵力,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在沪尾,就使得沪尾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使自己由弱变强,这就为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由于一举歼灭了在沪尾的敌人有生力量,不仅打破了敌人妄图断绝守军的后路的梦想,而且迫使敌人不敢从基隆调大批兵力援沪,最后被困在基隆狭小地区而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撤离基隆。后来薛福成也正是采用了这一战略战术,继沪尾大捷又取得镇海战役的重大胜利。〔19

第三,那么,刘铭传成功运用上述战略战术的奥秘是什么呢?为了澄清人们对刘铭传抗法保台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的误解和非议,似乎很有必要对刘铭传成功运用战略战术的奥秘作一番探讨,亦即再作深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三个奥秘:

奥秘之一,是将传统的战略战术与近代的先进的战略战术,有机结合运用的结果。刘铭传比较早地在军队中采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教习官兵,其中他自然也学习到一些西方的战略战术。因此,1870年清政府曾下令让各地推广他在军队中的“教演之法”〔20〕,与当时守旧的将领相比而言,也算是主张学习西学一派的人物了。当他重返战场,在反法保台的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确实具有某些特点。这就是除了继续采用传统而有用的战略战术以外,也吸取西方一些先进的战略战术,还有他个人结合战争实际需要所创造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如果不了解这些,而仅仅用传统的战略战术去要求或评判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全面的正确的。不仅是非难分,就是罪与非罪的界线也难划清。比如他采用运动战的战术,取得沪尾大捷,稳固了台北,确保了全台大局,应该说是立了大功的;那么,如果按清律规定,失守一地是要治以死罪的。以致他自己虽知他这样作法,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的,但又不得不违心地苦苦哀求皇上免其死罪。然而,在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能有一个客观标准,这就是看他的作为是否确实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对历史发展是否真正起到了进步作用。以此而论,刘铭传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奥秘之二,是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的运用。刘铭传对抗法保台提出并坚持的总方针,是打持久战。的确,不论何人不坚持这种方针,就不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不是在具体到一次战斗,特别当兵力经过调整,与敌人兵力相比已占优势的条件下,不可以打速决战。相反,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就必须把握战机,速战速决,彻底歼灭敌人。刘铭传在沪尾取得的胜利,就是正确处理持久战与速决战关系的一个典范。

奥秘之三,是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交替使用。在反侵略战争中,要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守势为攻势,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组织好战略退却。什么叫战略退却呢?毛泽东曾对此做了解释:“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有计划的战略步骤”〔21〕。这说明,“战略退却”是在“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这个条件下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下是不能与敌人进行硬拼的,硬拼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是不可取的。所谓“包取基隆”,甚至希望在基隆、沪尾同时取胜,“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组织“战略退却”,然后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再组织“战略进攻”。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齐鲁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著名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话,〔22〕那么,刘铭传指挥的基隆沪尾之战,又是一个同类型的成功战例。有的论者说,沪尾大捷是“弃”基隆,付出重大代价才取得的,因此不应该肯定。殊不知,这是一种片面看法。而毛泽东则认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23〕如果不组织“战略退却”,就有可能丧失更多土地,又会遭到战争失败。两相对照,哪种做法对国家对民族更有利,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刘铭传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还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达到“保台北,固根本”的目的;又牵制住了敌人,使其无法在沿海地区扩大侵略战争。总之,这次法军侵略台湾,欲要实现其“担保政策”,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阴谋计划全部落了空,以致其不得不承认,“基隆的占领,是一个错误”。〔24

是执行了李鸿章的投降路线 还是坚持了民族自立的反侵略路线

众所周知,刘铭传得力于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拔,才由一介农夫而成为淮军著名将领,二人的关系确非一般。但不能因此,将其二人视为处处事事都是一样的。其实“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为他们也思维”〔25〕。事实上,刘铭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人。他与李鸿章的关系确切地说,开始比较密切,后来若即若离,不是始终如一的;在政见和军略上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二人的关系,大约从70年代以后出现了变化。而促使二人关系变化,固然是由于各人所处环境、经历和志向的不同所引起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要么起而反抗,或者屈膝投降。从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与刘铭传二人,正是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刘铭传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年(1884)这段时间,他基本上是赋闲家中,尽管如此,但他仍然留心国事。正是在这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国际或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26〕。东方是列强角逐的焦点。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夺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虎视眈眈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使中国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刘铭传纵观形势,深深感到:“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7〕可说“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尤为腹心之患”,〔28〕在此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关头,他忧心如焚,因此“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zhi)裂泪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29〕在这里,他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1884年4月21日,清廷谕命刘铭传进京陛见,他喜出望外,立即赴京。在受到西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后,随即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条陈海防十事,就重点设防、购买兵轮、筹建海军、妥定军制、速建铁路等涉及国防建设重要事宜提出建议。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反对侵略,保卫国土,民族自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由此说明,刘铭传受命于危难,在孤军无援、极其艰苦条件下,最后终于取得反法保台的胜利,确实不是偶然的。

刘铭传与李鸿章在国内战争中狼狈为奸,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都充当了刽子手和鹰犬,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成为“中兴”名臣武将。但二人却没有携手共同反侵略的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军在国内战争中进行了改组,李鸿章掌握了淮军,在与列强在华势力合作过程中,一军崛起。尽管如此,由于李鸿章片面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滋长起失败主义情绪。左宗棠就曾批评他,说“伯相(即李)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即列强),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矣”。〔30〕这就是说,李鸿章虽握有重兵,但从不准备用于反对列强侵略中国战争上的。加之,他从60年代开始搞的有限改革经常受阻,为了保全自己,便采取因循苟且,“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31〕的不顾民族利益的态度。这样,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就很难看到战胜列强的希望和前途。

李鸿章自1870年移督直隶,取代曾国藩,权势不断扩大,渐揽军国大政。到了80年代,由于他“献媚宫闱”、尽管仕途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因受到西太后倚重,权力愈加膨胀。有人说:“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32〕在中法战争中,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可以四字概括,即“陈兵求和”。他虽组织有限度的防御阵势,不是为了战略决战,也不追求战役的胜利,而是为了和敌军讨价还价,以求达成一个屈辱的和约。为此,他还编造了一套自欺欺人谎言大肆兜售。说什么“如法兵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第念开仗以后,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届时再徐议分界划守。”〔33〕刘铭传不仅用反法保台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李鸿章的谎言,而且还公开批判了李鸿章屈辱求和的可耻言行。为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言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议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34〕。在这里,刘铭传无情揭露出由于清政府和李鸿章,仅在70年代以后因与列强妥协求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李鸿章和刘铭传在反对列强侵略中国问题上,在方针政策和立场、态度上,都是存在着差距的。那么,怎能说刘铭传“在台湾抗法斗争中执行了李鸿章投降主义政策”呢?事实上,在刘铭传反法保台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按照李鸿章的旨意行事的,也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请示李鸿章后才干出来。事实充分说明,从制定战略方针和决策,到每一个战术的运用,都是由刘铭传独立完成的。也正由于此,他才能取得抗法保台的重大胜利,这也是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试想,如果刘铭传真的执行了李鸿章的投降主义政策,可以肯定的说,就不会有抗法保台的胜利出现,而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注释:

1〕〔3〕〔4〕〔5〕〔6〕〔7〕〔8〕〔11〕〔18〕〔20〕〔27〕〔28〕〔29〕〔34〕《刘壮肃公奏议》第2卷,第14-15页;第3卷,第8页;卷首,第1、2、14页;第2卷,第14页;第2卷,第15页;第3卷,第6页;卷首,第1页;第2卷,第8页;第1卷,第4页;第2卷,第7页;第2卷,第1页;第2卷,第1页;第2卷,第7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3卷,第3页。

9〕〔10〕〔12〕〔13〕〔24〕《中法战争》(六)第188页、(五)第468页、(三)第142页、(七)第290页、(七)第297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4卷,第32页。

15〕〔16〕《鸦片战争》(三)第1432页。

17〕《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19〕拙著《薛福成援越抗法方策和在镇海战役中的实践活动》,《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21〕〔22〕〔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7、187—188、1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26〕《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30〕《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5卷,第58页。

31〕〔3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2卷,第14页;第15卷,第8页·

32〕刘体仁《异辞录》第3卷,第1页。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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