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研究，作为香港问题综合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内地关于香港史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杜定友（笔名丁又）《香港初期史话》（内部发行，113页）一书，是一本关于英占香港初期（1841—1907年）历史的普及性读物。尽管该书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资料来源及篇幅等的限制而对英占香港初期的历史未能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有些史实也尚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对于香港初期的历史概貌、中国人民在香港被占初期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的反抗、斗争，均有所论述。同一时期，内地学者对于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1899年东宝人民反对英占九龙半岛的斗争以及香港考古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方汉奇：《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李明仁：《1884年香港罢工运动》，见《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沈付：《1899年东莞、宝安人民反对英国侵占九龙半岛的斗争》，见《史学月刊》，1959年，第12期。》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广度均远远不够。
八十年代以来，内地有关香港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开展。据初步统计，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资料集、回忆录等各类文章近百篇。本文仅就近年来内地香港史的研究情况分若干专题作一简略的回顾，以供研究参考。
一、 关于英占前的香港史
香港和内地一样，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香港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无疑对于香港史前史、古代史以至华南地区的史学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1983年，《学术研究》（内部文稿）第6期发表了已故学者何纪生的《香港的考古发掘和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于香港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葬、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刻图像及秦汉以来的历史遗存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探讨了这些古文化遗址的分期、年代，文化类型及其所反映的越人生活等三个问题，并与广东地区的广州、深圳、曲江、增城、西樵山等处考古资料作了比较详细的对比分析。作者认为，尽管香港的史前文化有其本身的某些特征，但从总的方面而言，其新石器中、晚期以至青铜时代的历史遗存与广东内地相应各期的文化明显地具有同一性，并且在史前遗存的分期和断代上也互为补充，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内地学者对于香港的考古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间接的了解上。近年来，内地考古学界与香港同行的学术交流活动有所加强，内地学者得以对香港的史前遗存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1981年10月，广东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赴港考察团一行六人应香港考古学会邀请，赴港访问考察，后发表了有关文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香港所发掘的各个时期的历史遗存清楚而有力地证明香港的史前文化，有别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而与广东沿海以至东南沿海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指出，香港的各个时期的文物古迹表明，它与广东大陆特别是沿海一带，“自古以来在居民、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离的关系。”《参见杨式挺：《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赴港考古印象记》，见《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赴港考察组：《广东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赴港考察的收获和感受》，见《广东文博》，1983年，第1期。》
二、 关于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问题，是内地香港史研究中进行得比较深入、成果较多的课题。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论文、资料约占近年已发表的香港史文章总数的五分之一。
1982年，《世界知识》第15期发表了谭鸣《谈谈香港、澳门问题》的文章，对于香港、澳门被占、被租的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次年，丁名楠、陈胜□、余绳武、杨诗浩、陈周棠等先后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陈胜□：《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见《学术研究》，1983年，第2、3期；余绳武、杨诗浩：《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问题》，见《人民日报》，
《川鼻草约》问题，是中外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
三、 关于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研究在香港史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香港已经从一个转口港发展成为重要的轻工业制造中心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其发展的模式和经验，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香港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984年4月和1985年1月，国内（包括香港）学者先后在佛山和上海举行了香港经济学术讨论会，对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对香港经济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会后，先后由会议的有关主办单位汇集为《当代香港经济问题》（佛山会议，共收入论文41篇）和《今日香港经济》（上海会议，共收入论文40篇）出版。》
1985年初，《广东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了金应熙，刘泽生《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文，对香港经济发展史作了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认为即便是在几度沧桑之后香港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在其被逼割让、租借给英国之前，其经济活动已是颇具规模了。该文把英占香港后的转口港时期一百多年的经济史，按照转口港地位的升降划分为三个阶段：1841年英军强占香港岛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七十年代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二阶段；1920年至五十年代初为第三阶段。该文还着重考察了近三十年来香港经济发展的三个段落，并就近年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香港经济发展经验提出了若干看法，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香港经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后的需要，这种变化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也有利于全国的四化建设，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值得内地一些城市借鉴的。
前年，金应熙、施汉荣在《广东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别了，殖民主义时代》一文，就香港怡和财团的兴衰史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怡和迁册之举并非偶然的“纯商业性”的行动，而是同怡和的历史及其一贯的经营方式密切联系的。文章指出，正如英国同意把香港交还中国表明老殖民主义在远东即将最后终结一样，怡和迁册之举将会宣告殖民垄断资本统治时代的结束。汪敬虞的新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537页）以及其他的有关论文，《如汪敬虞：《汇丰银行的成立及其在中国的初期活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辑，1983年2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232页。》从解剖香港的某一财团（如丽如银行、汇丰银行等）入手，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特点和进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香港的财团史、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史、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成长，以及买办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等提供了条件。
四、 关于革命斗争史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香港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总机关就设在香港，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也与香港有密切的关系；二十年代，在中国工运史上有重大影响、声势浩大的两场罢工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就发生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立了港九大队，在打击日寇、抢救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等斗争中战绩彪炳，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曾是中共华南分局的重要活动基地，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阵地。这方面的史料还有待学者们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关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近年来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并整理、撰写了若干部资料集、论著。《如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876页；蔡洛、卢权：《省港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182页；章洪：《香港海员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80页。》去年省港大罢工六十周年纪念时，又有了一批新的学术论文发表。最近，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金应熙主持下完成的《省港大罢工史料选译》（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发掘新的研究资料上作了可贵的努力。该书选译了英国殖民部档案东方第144号《香港：1925—1926年有关罢工和抵制的通讯》，这是过去内地学者使用得较少的有关省港大罢工的第一手史料，该书的出版对推动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港九地区的革命活动，近年来也整理出版了一些资料集，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回忆录等。1985年纪念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广东省档案馆编辑的《东江纵队史料》和《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写的《东江纵队史》两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许多当年直接参加或领导这些革命斗争的同志也撰写了回忆录，《如曾生：《东江纵队与反法西斯战争》，见《广州日报》，
五、 其他
关于香港知识分子问题，也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过去，内地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1985年《广东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了黄荣辉的《辛亥革命时期香港的知识分子》一文。该文认为，香港虽然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暂时脱离祖国，但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等往来并未中断，政治上的联系性也很密切。正是香港的这种特殊环境和社会，使香港知识分子觉醒得较早，并较快地走上革命道路，而这种爱国主义的表现在辛亥革命时期尤为突出，成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革命道路上走在前面的生力军之一。然而，正是香港的这种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又使得这一时期的香港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局限性。
香港史中的军事题材，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战役”，虽然香港及国外已有若干部专著出版，但内地却一直鲜有人涉及。1985年出版的《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上，马鼎盛《香港战役十八天》一文，就是这一方面的有益探索。作者剖析了该战役前英日双方的军事态势及部署，并就战役的经过，对日军迅速取胜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近年的香港史研究中，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动态，这就是若干史料的整理和一些外文著作的翻译出版。例如由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第2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8月）中的香港苦力贸易；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组织翻译出版的《香港问题丛书》共八部译著（现已出版的有《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香港政务官阶层的构成》等五部）。这些资料和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无疑对香港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香港史的研究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学科。目前，不论从人员配备、资料占有、研究的广度、深度等等方面，与该学科的要求还是不相称的，即便是通俗性的历史读物，至今也寥寥无几；与香港地区或国外同行相比，在不少领域也有较大的差距；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如香港政制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等，都有待进一步开拓、研究。1984年，金应熙、刘泽生在《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也曾提出上述问题，并提出了四点建议，认为研究者必须加强学习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充分认识香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香港的情况进行再学习、再认识；必须尽快有计划地组织力量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必须通力合作，分工配合，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交流各学科的学术成果，希望能够从边缘取得进展和突破；同时，还提议开展香港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把握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便循此线索将香港史中的各方面现象串通起来，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8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