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戊戌后的康有为
与会者探讨较多的是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对西方国家和西学的新认识。
有的学者对康有为“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的经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戊戌后康有为对西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无论从时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还是认知的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戊戌以前，并促使他在价值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他对西方物质之学的重视，对西方成功地建设近代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经验的总结和对西方重视教育、奖智倡竞的作法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证明戊戌后康有为仍不失为一个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的学者着重分析了戊戌后康有为通过进一步接触西方哲学，在自然观与方法论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概括起来是：运用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对元气作出新的解释；受哥白尼日心说影响，形成天地是对立统一体的新论断；接受布鲁诺的宇宙无限论，认识到宇宙是物质无限演进的过程；推崇培根偏重物质的理论，重新分析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采纳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对“三世说”作出新的诠释，从而使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增加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内容，进化历史观的力度，辩证方法论的新意。还有的学者就“康有为的德国观”这样范围更为集中的课题作了深入的考察，将康有为的德国观从19世纪90年代至辛亥革命时期逐渐演变的过程分为五个时期，指出康有为对德国的理解、阐释和接受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他对德国历史所采取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对日本、波兰、法国、俄国等国的历史研究，正因为如此，康有为也就成为中国在比较史学与比较文化史学方面最早的一位代表。
在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方面，有的学者对康有为民初的政治主张提出了新的见解。过去论者多认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仍坚持其一贯的君主立宪主张，《不忍》杂志的创办便是明证；他的“不忍”都是针对共和制的，适足表现其封建保守性。新的观点认为，仔细研究《不忍》杂志，不难发现其政治主张是变化的：辛亥至民国元年底是主虚君共和期，民国元年底至民国二年初是附合革命期，民国二年四月开始又猛烈攻击共和直至走上复辟之路；康有为的“不忍”首先是对共和不满，其次也是对军阀统治不满，他对当时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批判，其板子大多是打在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身上，对人们认识袁世凯“假共和”的嘴脸不无积极作用；特别是康有为民初政评中有几篇有相当份量的文章，是专为抨击北洋政府的妥协投降而写的，是康有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这些都不能简单地抹煞。
二、关于戊戌后的梁启超
与会者对梁启超的研讨涉及面颇广，主要着眼于梁启超的现实政治思想及活动、政治理论观念、文化思想和学术贡献等几大方面。
在梁启超的现实政治思想及活动方面，大家发表了这样几种颇具新意的看法：（一）在戊戌政变之后到20世纪初年革命思潮高涨的数年间，梁启超曾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满思想，进行过比较激越的反满宣传，这并不是偶然的，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出于欺骗。梁启超宣传反满革命加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保皇阵垒的分裂，促进了革命思潮的发展。1903年梁启超游美东归之后之所以放弃反满主张而采取大民族主义有多种原因，而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则是最根本的因素。（二）梁启超以民智未开和革命党人能力不够为由反对民主共和纲领，只主
在梁启超的政治理论观念方面，与会者所作的新探讨也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有的论述戊戌后梁启超接受并引进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之后，其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乃至质的变化，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有的则以《新民说》一文中的权利思想为例，剖析了梁启超思想中的折中观点，指出他一方面依据天赋人权说，可以主张当时无权的人民应该保有权利，另一方面站在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可以主张应接受清王朝已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这种“混合折中的思考方法”，是梁启超选择保守立场的原因之一。
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贡献方面，与会者对梁启超与阳明学、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文学界、梁启超与中国方志学及梁启超的两性观等论题发表了不少新的意见。
三、关于戊戌后的维新派
在此方面，与会者比较集中地研讨了维新派的保皇思想和保皇活动，提出了一些具有探索性的新观点。
对维新派保皇的意义，有的学者作了新的阐释，指出戊戌后的两三年间，光绪的安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守旧派要通过废光绪根绝维新，而维新派把光绪当作一线生机，诸多斗争事实上都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保皇会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保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皇，而是保一个具体的无权而又支持改革的皇帝。保皇对后党保持了一种政治压力，符合当时群众政治斗争水平，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和策略都是无可非议的，其作用基本上是进步的。
对维新派保皇的目的，有的学者不同意历来流行的报恩说和护满说，认为应分成三个时期具体分析。第一个时期其目的是要坚决反击慈禧后党集团的政变，通过使光绪复位而重建维新运动的业绩，继续推进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二个时期是决意推翻慈禧后党集团掌权的清朝政府，建立一个完全由维新派主持的新政权；第三个时期是反对革命排满，主张实行立宪。综观维新派的保皇目的，虽然每个时期的中心之点各不相同，但总的来看，是不无积极意义的。
对庚子勤王运动的性质，有的学者指出，这场运动虽以“保皇”、“救上”作标榜，但性质迥异于旧式的勤王，它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为拯救和改造国家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斗争，有着进步和革命的意义。其集中表现，是明确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采取自下而上的暴力途径，从而在目标确定和道路选择两方面，都把维新派为资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斗争推向了他们所能达到的顶峰。
对康梁维新派敌视义和团的态度，有的学者分析着，他们不是因为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了封建主义而加以敌视，而是由于义和团浓厚的反维新色彩和它被后党反动势力所利用这一政治现实。维新派（甚至革命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对之持反对态度，基本立场并没有错。当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后，维新派又较多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
对1990年保皇会与兴中会在广东的竞争，有的学者作了这样的总结，即两派在1990年的军事斗争都失败了，但这个结果对两派的影响大不相同。对兴中会来说，惠州起义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大提高了兴中会、特别是孙中山的威望。康梁一派自此次挫折，完全失去了从事武装斗争的信心，此后十余年，再也不能对广东的绿林、会党发生影响；在武装斗争这个领域，维新派只能让革命派独步，再也无法展开真正的竞争。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横滨保皇会的若干史实、庚子勤王记事与谋划的过程及失败的原因、自立军起义前后容宏与康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析。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