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性质是什么，作用、影响如何，历来都有不同看法。有人持肯定态度，认为义和团有功；有人抱否定看法，认为义和团不仅无功，而且有罪。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前人研究中有益的成果，摒弃其反科学和不科学的杂质，以利于今天的研究工作，我们有必要对建国前国内史学界研究义和团运动状况作一番回顾。
一
应该说，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辛亥革命以前，那时，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分析政治形势、确定策略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义和团运动。
最早肯定义和团“有功”的是1901年《开智录》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文章。
文章作者首先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是义和团的起因。这些“所谓文明国”“明其眈眈之目，张其逐逐之胆，利其炮，坚其船，下众暴寡强凌弱之方针，施屋人社墟人国之政策”。结果，“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当联络民气，共竭脑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
作者赞扬义和团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作者认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主要表现是：一、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二、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三、义和团的勇敢斗争精神，“未尝不轰全球之耳，电全球之目也。”这就使得那些侵略者，“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作者强调指出，义和团运动后出现的政治形势是从事革命的志士仁人可资利用的大好时机，“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59—62页。)
应着重指出，此文发表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清政府出卖义和团，义和团众惨遭杀害的严重时刻，诽谤、污蔑之词，所在皆是，没有人为义和团讲一句公道话。《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问世，一方面确实表现了民主主义者的无畏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给民主革命家以极大启示和鼓舞，义和团的对于后人的重大影响不是跃然纸上吗？
继《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之后，1903年，著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义和团作了重要评论。
孙中山对义和团既不是笼统赞扬，更不是全盘否定。他一方面批评义和团由“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它“自卫其乡族”的正义性质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既指出义和团的“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又看到义和团的巨大力量，并由此而深受鼓舞，“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自保身家之谋，则支那人同仇敌慨之气，当有不让于杜国人民也。”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障碍，“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据此分析，孙中山主张：“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同上书，第一卷（下册）601—602页。)孙中山对叉和团的分析和所取态度，很有代表性，当时许多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就是这样看待义和团运动的。章太炎以“人心进化”的观点分析义和团，认为农民由“扶清灭洋”而“扫清灭洋”，进而必将发展为“民主之兴。”
有人指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群众运动采取资产阶级老爷式的鄙视态度，也有人说孙中山对义和团从来没说好活，这种批评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孙中山等人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他们指出义和团愚昧、落后的一面，正是表明由近代科学民主思想武装的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封建迷信思想划清了界限：如果划不清这种界限，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另一方面，他们的确看到了义和团的巨大力量，因而后来深入秘密会党之中去“唤起民众”。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后来多次发动会党起义也是很难设想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义和团对辛亥革命的重大影响。
与孙中山等人相反，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则完全否认义和团有积极作用。他们否定义和团是为了攻击革命，攻击革命时又连带攻击义和团。对于革命，梁启超表示，“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同上书，第一卷（下册）812、803页。)改良派反对革命的主要理由有两条，其一，革命必招外人干涉，结果必将是“大地陆沉”、“瓜分吾宇。”正是义和团暴动召来了“联军干涉”。(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同上书，第二卷（上册）289页。)其二，人民大众不可靠，没有资格谈论革命。“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多数之乡民”“不可恃”。(《革命驳议》，同上书，第一卷（下册）695页。)梁启超攻击太平天国、捻军等使“原野厌肉”，“全国糜烂”，而义和团则被说成是“破坏主义”的“极盛”时期。(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同上书，第一卷（下册）812、803页。)
诚然，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于顽固派、洋务派，他们不象顽固派那样迂腐陈旧，也不象洋务派那样，手握大权，杀气腾腾，但在攻击、否定义和团运动这一点上，改良派和顽固派、洋务派有共同之处。
一切事物都是复杂的，同样对义和团的看法也是多样的，介乎孙、梁之间还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似乎是看到“民气”的作用，“各国于此一役，知民气之不可侮。”但却又认为，“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目的”，“以致联军入京”。“以排外为原因，以干涉为结果，固其所也。”“此等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精卫：《驳革命可以瓜分说》，同上书，第二卷（上册）466页。)这种既有作用又“无益”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主导方面仍然是否认义和团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一）辛亥革命以前，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已有分歧。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义和团的作用上，同时也涉及到义和团的起因和性质。这种分歧意见表现在各派政治家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之中。各派政治家为了分析政治形势，决定自己的策略，必然要对刚刚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出估价。
（二）人们只是开始评论义和团运动，既然是起点，就难免是片断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义和团研究的起点上，各方的论点已经摆了出来。这些论点对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
二
辛亥革命后，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新局面，许多思想家、史学家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据初步统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以叙事为主的著述有十余种，其中以罗□□的记述为最早；“史”、“论”并重的论著约十五种，其中以梁启超、王芸生、李鼎声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刊载了罗□□的《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两篇文章，这是最早系统记述义和团的文字。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壬子夏，余为朝野□载，辑庚子拳变事，乃取而联贯之，成传记体，傅以所闻，又有之二、三焉。原录至两宫出都止，西狩以后，则以余所闻足成之，刊北京新中华报中。今
《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是姐妹篇，两文互为补充，反映义和团运动概貌。这两篇文章是以清政府为中心记述义和团的，对清政府内部帝党和后党、“主剿”和“主抚”两方力量对立和消长情况，对“两宫”出都和“回銮”情节记述详尽；对义和团的源起、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在山东、京津两地区发生、发展状况，也有所记载。作者极力表白自己的记述是“所闻较确者。”的确，这两篇著述比那些“上谕”、“奏稿”之类的官样文章更真实，更可靠，为后人所重视，所引用。但这两篇文章也不是在所有问题，即便是重大事件的记载上都是准确的。例如一八○○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至落垡而还。原因在那里，作者的回答是：“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垡而还”。(罗□□：《庚子国变记》，8页。)这就不符合事实，由于义和团的抗抵，侵略者不是“兵少不敢进”，而是“兵败不能进”，被迫退回天津。对此，侵略联军司令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复没。”两篇文章中类似这样的错误记载不止一处。
作者没有专门评论义和团的性质和作用，但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观点表现在字里行间。作者在行文中处处称义和团是“拳匪”、 “拳祸”、“匪党”、“愚民”，说什么“拳匪专杀自如，恣意劫掠”，“拳匪乱时，积尸于道”，对所谓“拳祸”的暴露可谓淋漓尽致了。人们不难看出，这种任意夸张乏具体内容的“记事”，除了说明作者自己的思想立场之外，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作者对清政府内部“主剿派”的失势深表惋惜，说什么“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节气学问著。”作者十分赞赏袁昶的“拳匪宜剿”的政治主张。(见《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仇视。
取材于《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李泰□编成《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中等学校教材，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和罗□□一样，李也污蔑义和团为“拳匪”，说什么“拳匪至京”，“香烟蔽城，结为黑雾”，“纵火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他把签订辛丑条约，外国驻军京师，统统归罪于“拳匪事件”。(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一册，162—178页。)
1922年2月出版了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第六章专门论述义和团运动。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言论不仅代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反映了他的方法论。
梁启超分析义和团所采用的方法，概括地说是四个字：因、缘、果、报。什么是“因”呢？“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其二，则迷信的心理。”“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其二则政纲之废弛。”“此‘因’在境的方面者也”。虽然有“因”，但没有“缘”也不会变成现实。什么是“缘”呢？梁启超把“缘”分为“亲缘”和“间缘”；“亲缘”中又有“主缘”和”助缘”之分。“戊戍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清政府与外国公使间的“积怒”和山东直隶的连年“教案”则是“助缘”，他说：“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那么，什么是义和团的“果”呢？梁启超列举了八项所谓“正果”，主要是：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梁启超称此为“一幕滑稽剧”，“一种极奇特的病态”。“有果必报。”义和团所得到的“报”，“直接”的就有以下几项，如：八国联军入京；俄军占领东三省；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承认种种苛酷条件等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
梁启超的“因”、“缘”、“果”、“报”说是颇为系统的、完整的史学理论，这种理论力图寻找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联系。就二十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界而言，这种理论达到新的高度。梁启超是旧中国享有声誉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在旧史学界影响极大。嗣后，有人就沿用梁的说法，说义和团“之乱”，完全起于“排外心理”，“朝野上下无不发挥其仇外报复之狠心，以从事残杀，而构成亘古未有之奇祸”。(高彦博：《中国近百年史纲要》，2118页。)还有的人层层加码，一贬再贬，说“拳匪”“扰乱”，是“顽固势力的总动员”。(蒋廷□：《中国近代史大纲》，115页。)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没有理性的行动”(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7页。)“其影响之所及，造成无理智表现之可能，成为一种狂癫之暴民，天下之险莫过于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507页。)总之，在旧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否定和攻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一些进步史学家对义和团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孝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8年出版）、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年出版）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都对义和团的起因、性质和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黄孝先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由于外侮之纷乘”，“凡当时外人势力所及之区，几无处不激起华民之反感，而仇外之心，亦因而发生”，特别是散布内地的传教士，“尤欺我积弱不振，多行不义，对平民则一意压迫，对教徒则百方袒护，致平民痛恨传教师、教徒如蛇蝎，民教之间，遂成冰炭。”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所以形成那种恐怖局面，责任在“朝中王公大臣”。因为他们“利用之，鼓□之”，“卒酿成残杀恐怖之局”。他谴责侵略者强迫签订辛丑条约，勒索巨款的罪行，“各当事国竟挟强力迫我举国后世负此巨额之赔款，事之不平，无愈于此矣”。(黄孝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册）。)
王芸生说：“甲午战后，割地赔款，国家人民，交受其辱”。“大者远者，有国家危亡之惧，小者近者，尤深切肤之痛，排外仇教之感情，因而洋溢全国。此为庚子事变之主要原因”。清王朝“聚敛繁苛，吏治败坏，民怨政昏，国势岌岌”，“戾气所播，人心思动，此为庚子事变第二原因”。他认为义和团虽属“愚民的结合”，“实含有革命之成分”。他肯定义和团运动在近代外交史上有重大意义，指出帝国主义所以不能瓜分中国，“此故由于攘夺之事，难于协调，而亦鉴于此广土众民之国家，非可以直接谋之者也。列强从此停止瓜分运动，直至九一八事变以前”，“谓义和团有保全之功，或非无见之论欤”？(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
李鼎声认为，义和团是“一种初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它表现了北方被压迫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中国的真相”。至于“排外”问题，李鼎声说：“义和团幼稚盲动行为首先便表现在对于外人的杀戮中，绝对的排外主义造成义和团的大恐怖”。但是，在后党挟持下的清政府则是“排外主义运动的策动者”。他认为列强所以不能瓜分中国，“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而义和团运动“亦是列强没有实行瓜分中国的一个有力原因。”他批评某些历史家“公然称义和团暴动为‘拳匪之乱’”，“将八国联军之祸归咎于所谓‘拳匪’”，“在客观上是替帝国主义与满清政府辩护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十一章）。)
显然，黄孝先、王芸生、李鼎声等进步史学家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符合客观实际。在全面否定义和团运动的一片喧嚷声中，他们公开站出来，公正地评论了义和团，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义和团的正义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一）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比较辛亥革命前有了重大进展，这表现为观点更加系统，更有条理，当时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观点和以王芸生、李鼎声等人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家的观点。
（二）争论的问题涉及义和团的起因、性质、作用等各个方面。资产阶级史学家全盘否定义和团，甚至把清王朝的卖国和侵略者的入侵也归罪于义和团；进步史学家则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肯定了义和团的正义性质和积极作用，初步回击了全盘否定说。
（三）在旧中国史学界，进步史学家的观点虽然有相当影响，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全盘否定”说。
三
在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包括义和团运动）。到四十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开始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义和团运动，写成专著，建立起创新的论说体系。
从1924到1925年，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都曾发表文章评论义和团，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一、充分肯定义和团的正义性质和革命精神，一致认为“义和团是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指出义和团“带着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二、从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出发，引导人们吸取历史教训。三、批驳流行于舆论界的污蔑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顽固迷信”的错误观念。1928年李大钊指出，“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李大钊：《
毛泽东对义和团的论述是众所周知的。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的分析，关于内因和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著名观点，关于农民运动作用的论断，都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他明确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毛泽东选集》，595页。)他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重大作用，“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同上书，128—129页。)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呢？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毛泽东：《实践论》，同上书，265—266页。)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告诉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义和团运动中的“排外”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上述观点为深入地研究义和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0年5月，杨松、邓力群合著《中国近代史研究大纲》问世。作者说：“这个研究只供读者参考之用，是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研究和分析中国近代史之初步尝试。”
《研究大纲》的义和团部分共讲六点：一义和团暴动的社会经济原因”二，义和团的起源、思想、组织、阶级基础和满清政府对它的态度；三，义和团暴动的经过与八国联军之攻陷天津和北京；四，八国联军蹂躏京津与辛丑条约；五，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攻华战争的性质：六，义和团暴动失败的原因与教训。《研究大纲》的主要论点是：义和团暴动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农民与封建贵族地主之间这一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由于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反而被反动的满清政府所利用。因此，运动很快失败，并且没有表现出它的反封建的本质。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的本质是原始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而八国联军侵华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义和团不仅赶不上后来的辛亥革命，并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因为它本身包含了这么多弱点，所以很快遭到了失败。(见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331—335页。)
继杨松、邓力群《研究大纲》之后，1945年11月，范文澜在延安写成《中国近代史》第一册，1947年秋出版发行。该书第八章论述义和团运动，标题为“对抗瓜分运动的义和团运动”。1948年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其中有“义和团的受骗”一篇，1949年华岗著《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出版，其中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一篇。这些论著都是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著作。
根据范著较早版本，现将范文澜的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如果说鸦片战争后，国际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南中国经济秩序的骤然变化，成为促进太平革命的一个主因。那么，甲午战后，北中国经济也起了骤然的变化，如开海港，造铁路，办邮电，废漕运等等，这也成为促成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主因。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无疑是甲午战后的外国侵略和满清暴政。侵略和暴政，使农民更容易感触到的是外国教士的内地传教。
“扶清灭洋”的问题：义和团的早期目标只是“废除和约”和“驱逐外来宗教”，只有
关于义和团的性质和作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广泛的群众反帝运动，是反帝人民战争。义和团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同时也显示伟大的自我牺牲，这种精神以极深厚的民族仇恨为基础，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运动，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那些横行不法的教士、教民，受了义和团的教训，改变蛮横的态度，从此教案减少，民教逐渐相安。义和团运动也教训了中国人民，抛弃旧式的起义，转向自觉的民主运动。(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第八章。1949年9月上海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义和团运动。这既与资产阶级史学家根本不同，也有别于进步史学家。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选集》第2卷，82页。)恩格斯也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恩选集》，第4卷，477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着重并首先考察义和团时期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揭示了义和团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也论证了义和团的正义性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使义和团史的研究成为科学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义和团时期的农民群众、清王朝及其各个派别、外国侵略者等三种社会力量，透过观象，揭示出本质。例如通过义和团的“迷信愚昧”，“方法陈旧”看出他们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反抗精神”；透过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揭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狡诈、欺骗的实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三）在建国前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我们看到两种历史观，两种方法论的明显分歧。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因果”论，把人们引入迷途。今天，我们在新的基点上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理当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取得的成果，修正某些错误结论，同时也应警惕不要重蹈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覆辙
（资料来源：《安徽师大学报》19820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