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当我们欢庆人民共和国50岁生日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纪正悄然向我们走来；当我们翘首眺望21世纪黎明曙光的时候，我们对过去的岁月充满了一种复杂的眷恋之情：50年物换星移，一路风霜，我们的共和国在艰难困苦中诞生，在惊涛骇浪中壮大，几多生聚，几多教训，降至今日，终于走向富强；50年人事代谢，风流散聚，我们的历史学始终与祖国命运与共，在阳光中成长，在劫难中坚强，几经开拓，几经耕耘，历经数十载，终于迎来了今日之繁荣。……

历史学是一门以反思为特征的实证学问。它通过对往事的探寻与追忆，通过对过去历程的理性分析，探索人类命运之奥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¹。历史学对现在的分析，对未来的推测，从来都建立在对已逝岁月的理性总结基础之上，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²。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的考察也是如此。今人的探索不能不基于前人劳动之成果，而学科的未来，又取决于今天的研究状况，取决于我们对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所谓“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反观20世纪历史学，我们不能不对清史——这门属于我们自己的学科予以格外的关注。我们有必要以严肃的态度，探索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便我们的清史学在新的时代以更加稳健的步伐，走向科学，走向完善。

毋庸讳言，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尽管孟森、梁启超、钱穆、萧一山等学术前辈在清史的处女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为近代清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宝贵的基础，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清史园地仍榛莽密布。清史学，其真正成熟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方获得长足进步。因此，本文主要是对建国以来的清史研究状况作一粗略回顾，至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研究，我们将在今后另作专文分析。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声明：一是本文不是清史学科发展史，我们要论述的，只是50年来清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要讨论的，只是清史研究中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故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待条件成熟，我们将努力完成一部能相对全面、准确反映清史研究发展历程的专著——《20世纪清史研究之回顾》；二是从原则上讲，清史应该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70余年，但学术界一般根据社会性质的变化，将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纳入近代史范畴，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庞大学科体系，故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论述，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学术界对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的研究。

学术的命运从来都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和共和国的历史一样，50年来，清史学科的发展，也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17年(1949年——1966年)；“文革”10年(1966年——1976年)；改革开放新时代(1976年——1999年，包括两年调整徘徊期)。每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都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尽管屡遭政治风雨冲刷，尽管科研条件好坏不同，研究重点转移不定，尽管学风嬗替，观念变迁，然“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总的说来，清史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成长，渐趋成熟。让我们首先看看建国初年17年清史研究之状况。

一、开辟清史研究的新局面：建国初期17年

要准确衡量新中国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建国初期17年清史研究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民国时期的研究状况作一粗略分析。

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学与西学互动，诸家之说，蜂出并作，各执一端，崇其所善。处于这种特殊文化氛围中的清史学，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编纂体例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革倾向。例如，进化论的观点，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重视工商业的观点，以及章节体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引入清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根据时代的需要，以比较严肃的态度审视有清一代之盛衰隆替。其中，陈怀著《清史要略》(1910年北京大学印行)、吴曾祺等著《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汪荣宝、许国英合编的《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刘法曾著《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版)等著作，大概可以算是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批断代史清史。当然，就研究水平而言，民国清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应该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孟森的《明清史讲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以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这几部著作资料翔实，论述严密，条理贯通，其学术价值经受住了数十年历史之检验，就是今天，仍为许多学者所推崇。说民国时期的清史研究，初步奠定了近代清史学的基础，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

学术研究，大凡在开创时期，往往观点尖锐多于深刻，体系粗疏而论证不精。尽管民国时期的清史学家，大多国学涵养深厚，其中不乏学贯中西之人；尽管三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开始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考察明清社会变迁，但以现代方法研究清史，毕竟是一门新学问，加之时代条件之限制，故民国清史研究之局限性和它取得的成就一样明显。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和其他断代史比起来，清史研究仍不发达，从业者少，成果相对薄弱。这种局面之出现，原因十分复杂：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从古之风，使清史研究极易遭到冷落，而清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也使部分学者产生了畏难情绪。此外，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本来对清史感兴趣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近百年史上面。这一转变诚然反映了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密切关系，具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客观上，却使本来研究力量就很薄弱的清史古代部分，遭到进一步削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加稀少。

二是在基本学术理论上，唯心史观限制了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民国时期是实证史学盛行的时代。在历史上，实证史学系近代唯心史观和实证方法的统一，它的出现，曾有力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变革。但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使研究者不可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受实证史学的影响，民国清史学高度重视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注意科学的推理和考证，而理论的局限却束缚了不少学者的视野，使学术研究往往过分集中于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考述，而对隐藏于历史表象后面的时代动因涉猎不多，对历史规律探究不深。一些早期清史著作，取材较窄，考证欠精，缺乏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此外，这个时期的清史学受清末民初反清排满口号的影响仍很明显。一些学术著作将满族视为“异族”，将清朝视为“满清”，对其近300年历史肆口攻击，臧否失当，不能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些清朝遗老则站在清朝统治的立场，攻击革命，反对共和。传统的天命观、气数观，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也冲击和影响着人们对许多历史事实的正确判断。

三是在研究领域上，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在历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农民问题、市民问题、民族问题等，很少涉猎，相关专题研究仍很薄弱。研究范围的偏而不全，必然影响学术的全面发展，影响人们对清朝历史的正确认识。

中国学术要突破，要进步，需要有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被抛弃，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史学界全面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清史学随之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新时代。“文革”前17年清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者们高度重视从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学术界关于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清代阶级斗争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史研究的面貌，将新中国的清史学和民国清史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认识，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到深层，从上层建筑深入到经济基础。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但扩大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且加强了清史研究的科学性。建国初期的清史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入关前满族社会形态。这是建国初年清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对此曾展开过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阶段；满族的封建制开始于何时。有的学者主张满族封建制出现较早，认为努尔哈赤政权一建立就是农奴制，而不是奴隶制³。莫东寅是满族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重要论证者。他在《满族史论丛》中提出，明清之际“女真族社会的发展与若干已被证明的部族一样，他们从原始社会，通过家长奴役制，而径真飞跃到封建社会”⁴。尚钺、张维华等人也持相同看法。尚钺认为：在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于氏族社会的末期，后金政权建立起以后，在明朝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从氏族社会向封建制飞跃⁵。不过，莫东寅等人的观点在当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数学者认为满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而后进入封建制。但对满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及其具体特点，却存在较大分歧。李燕光认为，15、16世纪满族先世的女真人是家庭奴隶制占支配地位，满族的封建制是在家庭奴隶制迅速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开始于1616年，完成于1693年。赵展和杨孟雄不同意这咱观点。他们认为从14世纪末到努尔哈赤兴起前，建州女真是处于向前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努尔哈赤兼并各部落，建立的是奴隶制国家，而不是封建国家。傅乐焕也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是奴隶社会，只是在进入辽沈地区，实行“计丁授田”以后，才开始向封建制转化⁶。

王钟翰是最早论证满族经历过奴隶制历史阶段的学者之一。在《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篇文章中，他认为：后金政权建立前后50年间，约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仍属于奴隶制社会。这个时期，铁器被广泛用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以颁布“计丁授田”为标志，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并主要在皇太极时期得以完成⁷。和王钟翰一样，郑云挺也认为满族经历过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一历史阶段存在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以前。郑天挺是当代清入关前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在民国时代，他就对满族礼俗、满汉关系作过研究。1962年，在有关学术报告，特别是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中，郑天挺对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他认为：满族的社会发展和其他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致的，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时期。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前，满族处于奴隶社会阶段，而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前后，满族进入封建社会。郑天挺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一是满族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制政权的金代，封建制对满族并不陌生；二是满族介于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必然受其影响；三是努尔哈赤本人曾三次到北京朝贡，和明朝的关系很深，接受汉族文化的程度很高，对封建制度有所了解。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四是从满族的生产力看，它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使用了铁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郑天挺强调：“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⁸

台湾学者刘家驹对清初生产关系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太祖、太宗朝庄屯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和奴隶的增加有密切关系，当时从事农耕的奴隶以汉人和朝鲜人居多。刘家驹特别指出：庄头就是诸王府的奴隶，举凡主人需用之物，均由彼等筹办。在法律上，庄头是奴隶。在经济上，庄头壮丁又是主人的佃农，这是清初奴隶制的特色，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有所不同⁹。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对满族之形成、后金国家之形成、八旗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李旭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的《论八旗制度》。该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八旗制度之起源，以及它和辽、金、元兵制之间“因袭变革”的关系。文中一些观点，系首次提出，能给人以启迪¹⁰。

二、清初主要社会矛盾。1644年清军入关，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抗清斗争，始终是受到清史学界高度重视的学术问题。这是因为，不论治清史者专长在何种领域，不论他目前的兴趣集中在哪一个具体问题上，对明清鼎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他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原因很简单，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所谓“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300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研究者回避这场变革，或对这场变革缺乏起码的常识，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清代历史。

建国初期对清初社会矛盾作过系统阐述的是刘大年。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中提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满清入关，许多中小地主转向拥护这个新政权，形成地主阶级中反明拥满的一派。清朝的统治就是受到这些中小地主的支持而稳定下来的”。“拥明反满地主则在很长一个时间里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抗。若干地主知识分子利用儒家学说，特别是发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宣传仇满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武装起事，‘反清复明’成为天地会的口号就是源于此”¹¹。在《论康熙》一文中，他说：“清政权入关，使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反满派地主与拥满地主的争夺成为非常突出的矛盾。地主阶级中的一派勾结满族势力，打败农民起义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陡然一变，地主阶级两派间的战争代替了全国范围内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反满派地主斗争的特点是它在表面上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一致的。这个斗争从清初入关进入高潮到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趋向低落，但是反满派地主的反抗未从此停止。”¹²刘大年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杨树森在《关于清政权入关后战争性质问题的商榷——兼说康熙个人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刘大年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清政权入关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作是当时主要的矛盾。杨树森认为：清入关后，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矛盾，但不能代替清前期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也不能够代替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矛盾和反清民族压迫的特点。清政权入关后，阶级矛盾仍在激化，满汉地主阶级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是极其鲜明的，这个时期战争的主流仍然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当然，随着清廷民族压迫政策的实施，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反清民族压迫的斗争逐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而“反满派”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杨树森指出：刘大年对“反满运动”、“拥满派”“反满派”三个概念的使用是不恰当的。“反满运动”确切的说应是反清运动，“拥满派”应是投降派，“反满派”应是抵抗派，三个概念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是非问题¹³。

关于清初社会矛盾，除了上述观点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意见，那就是认为：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反抗民族压迫成为战争的主要内容。沈嘉荣认为，不能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立起来，但是，也不能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完全等同起来。民族斗争中，参加成员较阶级斗争更加广泛，“不同阶级虽然怀着不同目的，但在反对民族压迫这一点上，却有暂时的共同利益。明末社会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因清兵入关，使民族矛盾上升、突出成为主要矛盾，这时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暂时退居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因而，以汉族农民为主体的有城市市民、商贩、手工业者乃至地主阶级中某些成员参加的‘抗清’斗争是当时的主要斗争”¹⁴。李燕光指出：清初“民族矛盾的内容是：满族贵族对汉族农民实行封建统治，进行封建剥削的矛盾，并且也包含与汉族地主争夺政权的矛盾。民族矛盾的形式是：清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满汉民族的不平等。从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是与明末汉族内部阶级矛盾有区别的；但是，它的实质仍是属于阶级矛盾性质的。因为满族贵族夺取中央政权，侵犯汉族利益，是要扩大封建剥削范围，所以定都北京以后，还是极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¹⁵。

还有的学者认为不宜笼统分析清初社会矛盾，而应按历史演变的具体情况，分阶段进行讨论。像郑天挺在1962年提出：清军入关，民族矛盾立刻发展为主要矛盾，1654年至1658年，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1659年至1663年，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¹⁶。也有人主张：1644年至1664年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1664年至1840年民族矛盾趋于缓和，阶级矛盾上升，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和我国各族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还有人主张民族矛盾至18世纪中叶才下降，但也有人认为顺治时期阶级矛盾就已经开始上升。

关于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条件，一些学者指出：必须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被统治阶级之间在利益上取得一致，同时触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时候，民族矛盾才会向阶级矛盾转化。满族贵族在全国的统治稳定后，转入处理生产关系，就要触及土地问题，这时就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对民族矛盾中地主阶级的态度，有的学者提出：不能因为清军入关后汉族地主多数投降，就笼统地把汉族地主阶级划为矛盾的一方，或者简单地划分为大地主投清，中小地主反清，应作具体分析，地主阶级各阶层中都有投清的和反清的。对清军入关之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无论哪个民族建立了国家政权，都是内部关系，不能认为只有汉族才算正统。满族是祖国的成员之一，不是外国人，因此清军入关是国内问题，不能叫作“入侵”¹⁷。

在研究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一些学者还探讨了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尚钺比较强调清朝入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认为它的消极作用“甚至使中国社会发生停滞现象”。而商鸿逵和郑天挺比较重视清朝的独特历史贡献。如商鸿逵指出，清军入关尽管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但清廷恢复经济的时间并不很长，仅用半个多世纪就达到最盛的“百年之治”，经济繁荣超过了前代。郑云挺在《清史简述》(该书虽出版于1980年，但实际上是作者1962年在中央高级党校时讲课的记录稿)特别指出，满族进入中原，使中国增加了新的活力，使腐朽的社会振作起来，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¹⁸。

现在看来，建国初期关于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在一些问题上显然失之简单。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学者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矛盾的论述。在考察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时，用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因重视阶级斗争而忽视、否认民族对立和民族斗争。其实，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和资本，并不等于就否认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的存在，在任何时候，反抗民族压迫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对清初历史我们不妨也作如是观。

三、抗清斗争。在对抗清斗争的研究中，谢国桢的《南明史略》是一部关于南明史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该书依据大量材料，对南明政权及其抗清斗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以往的史书叙述明清鼎革，大多着重于对明朝残余力量的考察，对农民军的作用重视不够，而且过分偏重南方，对北方抗清斗争语焉不详。《南明史略》力纠此弊，对农民军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予以充分估计，并辟出专门篇幅叙述北方民众的抗清斗争，在研究思路上有了明显突破。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该书在对南明政权性质的判断上，在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分析上，在史料的运用及校勘上，还存在着明显缺陷¹⁹。

在抗清斗争研究中，几个主要的抗清领袖人物，史可法、李定国、郑成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建国以来的清史研究中，史可法一直是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有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50年代初；60年代中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历次争论的话题都是：史可法究竟是不是民族英雄。

史可法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52年。当时，丁正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题为《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的文章。文章开篇就说：旧历史学家都称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真是民族英雄?我要求人民的历史家回答这个问题”。丁正华说：史可法不是岳飞那样的爱国主义者，他反人民反了17年，他的主张始终是“安内攘外”主义，只是最后联外失败，才不得不勉强抗清，而且是内外并抗，以内为主。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已经和“安内攘外”结合起来了²⁰。

丁正华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其中，持赞同和反对的观点都有。在今天看来当时争论的双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都不能说服对方，那就是，在史可法的政治生涯中，抗清斗争究竟占了多大的分量。对史可法持否定意见的章冠英认为：在史可法的一生中，抵抗清朝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和农民起义军作战上，并且指责史可法没有“坚决地好好地”把守扬州，对奸佞处处妥协，“打起内战来精神百倍，抵抗异族则垂头丧气”²¹。而持肯定意见的人则指责丁正华等人对史可法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具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强调史可法的抗清适应了主要矛盾的转变。魏宏运指出：“满族的入侵是一重大历史事变，那末为什么拒抗满清就不是他政治历史的主要部分?难道政治生活单纯以时间来计算?”²²有人还特别提醒论者要注意史可法精神的历史影响。漆侠认为：“史可法是作为保全民族气节而死的，他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丰富遗产的总宝库中增添了一粒新的珍宝。”像史可法这样“竭尽自己的所以，以至自己的生命，企图使自己的祖国从危难中获得解救”的人，应当称为民族英雄²³。

1966年的史可法问题讨论，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影响。当时，正在批判《海瑞罢官》，由于吴晗对史可法持肯定态度，因此，否定史可法的意见在讨论中占了上风。和1952年相比，这次讨论已不局限于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争论他是否是民族叛徒。有的文章观点相当激烈，认为史可法的死，是他顽固推行“安内乃攘外之本”政策，不抗清只打农民军的结果，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建国初年，李定国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60年代初。1960年，郭影秋辑录有关李定国的资料，编成《李定国纪年》。该书鉴别史料比较细致，并提出了明确见解。它通过对晚明时期农民起义军的历史托出李定国一生之事迹，对研究这个人物和这段历史很有帮助。1962—1963年，为纪念李定国逝世300周年，一些地方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举办学术报告会，派人赴贵州、湖南、广西及云南边境等李定国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关于李定国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1．关于联明抗清问题。在当时不少学者看来，李定国一生“最艰苦的转折，是由覆明自主到联明抗清”，如何理解李定国这一战略转变，是评价李定国之关键，因此有关论述甚多。许多学者认为：李定国的联明抗清，不是降明，他未将一兵一卒交给明朝，“保持大西军独立自主，只把桂王当作傀儡，要打败清兵之后，再来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²⁴。谢国桢在分析联明抗清问题时特别指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是出于主动，具有积极意义。农民军与明朝腐朽的政府合作以后，其朴素坚强的作风并未改变。李定国参加永历王朝，当其到达云南，奠都昆明以后，可能政治上有些同化，但其军事组织仍然坚强，他们内部的“掌家”制度，优良的传统，一直遗留到李定国余部，在滇边所建立的“桂家”都还保留着这种作风²⁵。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李定国的种种失误：如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无力摆脱南明小朝廷，使西南军事斗争受到影响；对入云南后的永历朝政，未加干预，以致马吉翔得以继续把持等²⁶。

2．李定国和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李定国和郑成功的约期会师一直没有实现，但郑成功对李定国的抗清活动起过配合作用，而李定国的联明抗清思想对郑成功影响很深，坚定了他的抗清决心。至于李定国和夔东十三家的关系，则具有互相支援性质。吕作燮指出：虽然抗清斗争没有形成统一的核心，但是，当时长江以南的几支主要抗清武装，已经逐渐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相互配合作战，虽然这种配合还远远不理想，但是它是走向团结和统一的，并且显示了巨大的力量²⁷。

3．李定国的历史地位。不少学者认为，与同时期其他抗清将领相比，李定国是杰出的，其抗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至于抗清斗争失败的原因，洪焕椿认为：决不能说完全是他们军事上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洪焕椿指出：“顺治末康熙初是社会矛盾的转化时期。那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巩固，大规模的反民族压迫的战争已经停止，国民经济得到有效恢复并有所发展，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正在走向缓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拥戴失去人心的明桂王朱由榔，以永历为抗清的旗帜，与清朝的新政权相对抗，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²⁸

对李定国，台湾学者李光涛有不同理解。他认为李定国扶明是真诚的，即所谓李定国“自表示誓扶明室之后，即以恢复为己任”，“一腔忠义，努力攻战”。李光涛感慨说：“假使当崇祯全盛之世，罗致李定国以为国家的长城，则内靖诸贼，外却强敌，何患天下不会太平哉？”²⁹

建国以来，郑成功研究可谓常盛不衰。1954年，《新建设》第10期上发表了朱苏的文章——《我国第一次解放台湾之役——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解放台湾的经过》，介绍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过程。第二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朱杰勤题为《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的论文，这两篇文章可以算建国后关于郑成功的较早的学术成果。降至60年代，史学界开展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各种活动，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逐渐涌现出来，推动着郑成功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个时期，郑成功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原因。胡允恭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抗清驱荷是其素志；第二，为继续抗清，有必要肃清后方障碍(时清荷两方，时有联合可能)，将台湾作为厦门的大后方，军事补给站，加强抗清力量；第三，台湾人民的请求³⁰。

2．郑成功的军事建树。钱海岳在《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郑成功军事建设的特点，他指出：郑军具有组织健全的特点，编制采用五五制，并设总督五军戎政，主持作战计划，还设监纪饷司主持各提督军法军需，但不受提督镇控制，大小相维，分层节制，使军队指挥集中，力量强大。郑成功注重军队训练，军令森严，意志坚强，并能团结群众，是其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钱海岳也指出：郑成功军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宜在中原广阔地带进行正规作战，由于立法过严，导致一部分将领畏罪投敌，使清朝得以利用他们瓦解人心，削弱斗志³¹。

3．郑成功的历史地位。对此，学术界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应当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他收复台湾的斗争，结束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开发台湾的历史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统一大家庭；第二，对台湾人民，特别是高山族人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沉重打击了早期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鼓舞并加强了全世界同一切外国侵略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³²。

在评价郑成功时，也有一些学者比较强调郑成功驱荷抗清的经济背景。他们认为，郑氏集团主要依靠海上商业活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首先侵犯了郑氏集团和沿海人民的利益，这是他积极驱荷的重要原因，其抗清活动也是为了维护海上商业资本的利益，其斗争初期是正义的，但后来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国内出现统一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再继续抗清就不一定正义了³³。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郑成功研究成绩也非常突出。台湾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不仅论著多，而且研究范围广，学者们对郑成功的生平事迹、郑清议和、三征长江及其失败原因、收复台湾、治台政策、海外贸易等方方面面都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一些台湾学者研究郑成功，比较重视将其置于世界范围考察，并高度重视利用海外文献，特别是荷兰文献。曹永和指出：“关于郑成功的事迹，不但从国史的观点应加以研究以外，我们也有对他在世界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加以探讨考究的必要。”“荷兰文献中，有关郑氏资料实甚丰富，颇多可为中文资料的印证，补其缺略，并且也可发掘许多新事实。”³⁴然而，在郑成功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站在朱明的立场，评说历史，纵论是非，特别强调台湾郑氏“延明历20余年”之功，以致其论述脱离史实，有失偏颇。如《清史》编纂后记云：“郑氏一生，以抗清复明为职志。初期闽粤沿海地区之经略，以及浙海舟山地区之攻防，即在取粮裕兵，安内攘外；而欲先下七闽，以图北复中原也。及其战力充实，粤桂同心，始有永历十二三年全力北伐之举。不意政略未周，军事失利，然犹能于漳海一战，大败清师，保全两岛。其入台湾，开国立家，盖非志效扶余，而系视驱逐荷人为抗清运动之一环焉。夫政略允当，军事自克发皇。故永历十五年后，能系天下之望于一隅者，尚达22年之久，其间郑经继之，颇有作为，而克爽幼弱，遂为清人所乘。”³⁵

附带提一句，关于李自成牺牲地点，史料记载歧异迭出，或谓其死于黔阳县罗公山，或谓死于通城县，或谓死于通山县。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曾组织一些学者及湖北有关学术单位进行调查、考证，基本断定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这一结论获得了郭沫若的赞同。郭沫若表示：“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注销并改正”³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国初陈寅恪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研究重点转到明末清初的历史。他特别关注“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柳如是及其夫钱谦益的反清活动，并因此而顺着历史轨迹往前探索柳如是早、中期历史真相，用10年功夫写成《柳如是别传》三厚册。陈寅恪用整整一册的篇幅，研究了钱柳借著述反清，以及策划、资助反清活动的情况，首次将这种在清朝严酷统治下的地下反清活动概括为“复明运动”。这一概括为清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为挖掘清初许多被掩盖和深埋的史实指明了方向，使抗清斗争的完整性和错综复杂性进一步暴露出来。陈寅恪对柳如是早、中期历史的研究，也为人物研究树立了典范。《柳如是别传》说明，深刻的思维和治史方法，能对史学发展起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是建国初期清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毋庸讳言，近年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人少了，部门经济、区域经济等逐渐成为人们新的研究热点。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人们的学术兴趣总是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研究视野的转换而发生改变。如果学术界数十年如一日地围绕着一个问题争吵不休，那只能意味着思维的僵化和学术的死亡。故清人谓：“天地之气，一废一兴，一盛一衰，学术之变迁亦若斯而已矣。”³⁷然而我们也不同意因今天的进步而对当年的讨论全盘否定，或不屑一顾的做法。事实上，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曾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明清特殊历史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如果说今天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有所前进的话，那么这种前进本身就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前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三四十年代，吕振羽关于“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论述，侯外庐对明清之际城市平民反对派及异端思想的分析，大概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学术阐述。1955年出版的由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明确提出明代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存在，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1955年学术界展开了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许多文章都接触到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一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巨大兴趣和广泛注意。此后，资本主义萌芽就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研究涉及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和商业、生产关系状况及其变化、阶级斗争等诸多方面³⁸。

对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尚钺研究较早，且对其发展水平估计较高，自成体系(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他认为，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降至明末清初，中国社会性质已经出现一些变化。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³⁹。基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较高估计，尚钺主张划分中国近代的标志不在19世纪中叶，而在16世纪中叶，他指出：

“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零年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⁴⁰

在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估计上，邓拓和尚钺的看法大体相似。他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邓拓提出：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⁴¹。

尚钺和邓拓关于原始积累的观点，特别是尚钺反对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在当时的条件下，当然会遭到严厉批评。有的学者指责他“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的历史的根本观点”，“违反事实，牵强附会”⁴²。尚钺在答辩中虽然承认自己对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的怀疑，主要是因为偏重从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情形的方面看，“显然是对由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起来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步开始的重大政治形势的变革重视的不足”，但在基本学术思路上，仍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强调我国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诸阶段”，“正因此，我国社会才能在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在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政治运动中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⁴³。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问题，黄逸峰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前者是一个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缓慢分解的过程，它不能摇撼封建经济结构而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后者是一个激剧的分解过程，它在前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发生，即在这一过程中积聚起大量资本和大量供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从而使封建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变过程。鸦片战争前中国还不具备走上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政治条件⁴⁴。吴大琨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他方就把直接生产者转变为工资劳动者”，这一过程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前并没有发生⁴⁵。吴大琨认为：尚钺所犯的最大毛病是没有严格把作为封建社会固有生产力之一的手工业作坊及手工业工场与作为封建社会中的新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加以区别，以致将许多封建的工场手工业都看成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并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估计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⁴⁶。黎澎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中，通过对一些历史材料的再分析，认为尚钺等人对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批评一些论文分析明清历史采用贴标签的方法，“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混淆起来，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工业资本主义，表现了显著的片面性，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牢固。”⁴⁷经过这场讨论，明清资本原始积累的提法在学术界很少出现。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吴大琨等人对明清社会之新变化认识不足。李之勤认为在估计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时，不能以私人经营的手工制造业的数目及其在整个手工业中的比重为根据，而且在事实上，当时在整个手工业中占绝大多数的并不是官营手工业，而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封建统治者对工场手工业采取敌对态度，经常用政治特权甚至武力来限制和制止它的发展，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正动摇着封建社会的基础，危及了封建政权的统治。陈湛若在分析了乾嘉时代商业资本的发展、土地的集中、庞大的农业失业群的形成以及农民地主间阶级斗争的激化后，认为说当时是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并不过火⁴⁸。

在具体研究中，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学者们考察的重点，而且歧见叠出。彭面新认为清代苏州丝织业已经形成了以小作坊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⁴⁹。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通过对江南丝织业、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清朝著名手工业的考察，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手工业中已经逐步出现了相当多的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中不但有了很多资本主义作坊，而且在有些部门还出现了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一部分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变。鉴于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属于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所以当时的中国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⁵⁰。傅筑夫、李竞能认为：明清两代，在苏杭一带的丝织业、松江一带的棉纺业，以及铁冶业、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和发展，在这些手工业部门中，“一方面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和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因素在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的萌芽，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亦有反映，主要表现为官手工业中徭役制已经过渡到代役租制，农业中农作物商品化的过程迅速发展以及雇佣劳动日渐广泛出现，商业资本迅速增长并与商品生产日益结合，货币财富大量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重要的经济中心地区。如此种种，都与当时重要工业部门中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相联系、相适应”⁵¹。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轻易认定清代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像黎澍就断言景德镇瓷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在明朝和清朝是不存在的⁵²。彭泽益认为，苏州的丝织业长期以来受制于当地织造官局，采取机匠向机户“揽织”的方式，而且又处于行会的控制和监督下，不能摆脱各种形式的封建劳役义务的束缚，机匠和织工并没有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构不成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因此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⁵³。李景林和刘耀也对苏松地区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提出怀疑，认为并没有发现当地存在着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事实⁵⁴。一些学者认为工场手工业并未出现，孔经纬指出：“直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还是处于萌芽期，并没有经历过工场手工业的特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之在全社会成长并构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与盛行着的‘原始积累’相伴随才有可能。”⁵⁵关于行会制度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黎澍认为二者是对立的。他说：“行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经营相反对的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可能被突破，并使得在它控制下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主义的。”⁵⁶刘永成则认为因行会存在而否认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以苏州数家手工业行会的碑文证明：“行会的存在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相反，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则是行会崩溃的条件。”⁵⁷

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55年，翦伯赞发表了《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较大篇幅分析了18世纪中国农业经济的情况，明确提出清代中国农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翦伯赞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证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是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农民无产者；二是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变成商品，从封建的租佃制转向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一部分农民无产者转化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农业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走向城市或边疆，参加工匠队伍或寻找新的自由土地；三是农业经营的商业化和专门化，扩大了商品交换的关系，替国内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四是实物地租正在向货币地租过渡，有些地方出现了货币地租。“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翦伯赞同时也承认：“在当时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只是萌芽，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地主经济。”⁵⁸此后，傅衣凌通过大量社会调查，认为明末清初江南蚕桑区、东南沿海经济作物区及一些城市郊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原始富农。景苏、罗仑调查了山东经营地主的经济活动，认为它和封建租佃地主不同，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体⁵⁹。

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黎澍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有关论述，强调：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在一定时限内，任买者支配它，使用它，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黎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雇”和“佣”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不一样。劳动力的所有者在出卖劳动力以前，是自由的，能够处理他的劳动力，“同时他还可以按最小的比例分取实物或得到雇价。”“但是他所卖掉的不仅是他的劳动力，而且包括他的整个人身和人格，所以他一经受雇佣便在野蛮的封建管理制度之下丧失了他的全部自由，只能从事农奴式的劳动”，这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显然具有质的区别⁶⁰。刘永成的《论清代雇佣劳动——兼与欧阳凡修同志商榷》是建国初期关于清代雇佣劳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刘永成根据大量资料，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清代不同生产领域雇佣劳动的不同性质，刘永成认为：清代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在某些生产比较发达和先进的行业中，比如在丝织业和造纸业中，雇佣劳动者基本上解除了封建性的人身束缚，他们出卖的仅仅是一定时期内的劳动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体现的，因此劳动者的“自由”性要大些，可以说劳动者基本上具备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而在一些生产不很发展的较为落后的行业中，如像采矿业，雇佣劳动者在受雇期间，不仅全部劳动属于雇主，而且他们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因而劳动者的封建人身束缚就显得强些。即是说，矿场主购买的不仅是矿工在受雇期间的全部劳动，而且包括了矿工的人身在内。所以采矿业具有较为浓厚的封建性。对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刘永成认为：在劳动力方面，虽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人身初步获得了“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但是，就农业经营方式而言，由于当时农村尚缺乏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条件，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商品市场的有限和劳动力市场的狭窄，农业经营地主还没有，也不可能积累起相当数量的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变成资本家。所以，农业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很难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刘永成认为，“从接触的史料来看，在1840年以前的清代农业生产者，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露出头角”⁶¹。不过，70年代以后，刘永成改变了自己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他认为，地租形态的变化，货币地租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历史前提，“清代前期，随着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佃农个体经济的成长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农村中带有资本主义萌芽色彩的佃富农经济关系也就应运而生。”⁶²

建国初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学者们还考察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城镇兴起等诸多领域。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企图“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对与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市民经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雇佣劳动、原始积累等，多有探讨，为建国初期研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著作⁶³。

从总的情况看，建国初年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手工业领域中新的生产关系的考察，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明清阶级关系、分析清代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例如，当时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使江南市镇从此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80年代后进而成为国内外清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当然，也必须指出，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基本理论研究欠缺，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判断资本主义萌芽，史学界始终缺乏一个获得公认的明确标准；二是专题研究还很欠缺，一些论著失之空泛，对资料的取舍、使用也不够严谨，甚至存在着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的现象；三是由于讨论主要集中在手工业领域，而对农业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就影响到了人们对清朝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认识。无论是这次讨论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存在的问题，都对以后清史研究，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阶级斗争。建国初期，清史学界高度重视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的考察，对有清一代发生的主要农民战争，这个时期几乎都有文章作专题研究。如：1953年《历史教学》第7期发表了王竹楼的文章《1795年的苗民大起义》，对乾隆末年苗民事变的原因、清政府的镇压措施进行了初步分析。此后，《历史教学》又发表了段丛光的《赣西棚民的抗清斗争》(1955年第1期)、马少侨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苗民大起义》(1956年第6期)、《新史学通讯》发表了贾天农的《一七九六年的白莲教的反清斗争》(1955年第11期)、《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陈诗启的《试论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1956年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等，农民战争逐渐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清代农民战争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不少起义由秘密结社所发动和领导，故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往往和对秘密结社的考察结合起来。对清代秘密会社，特别是天地会的研究，笔者将在本文第3部分作专门叙述，这里仅仅对与农民战争有关的文章作简要评述。白莲教是建国初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董蔡时的《试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川楚白莲教起义时代背景和发展经过，特别探讨了起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因缺乏革命纲领，故起义军很难进一步发动群众，对未起义地区的农民也缺乏号召力，而白莲教内部流派众多，也加剧了起义军的离心力。在分析白莲教起义的意义时，作者认为：“这次大起义是清代史上的一大变局，是清代由盛转衰点的开端。”⁶⁴方庆瑛的《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一文，基本上否定了白莲教源于摩尼教的说法，对白莲教的起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摩尼教杂揉佛教，而白莲教又导源于佛教，就它们的来源来说，是有相同之处。”⁶⁵这篇文章的重点虽然不是清史，但对清史学界了解白莲教之形成与发展，深入理解其教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来新夏的《反清的秘密结社》一文，对清代主要反清秘密结社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的形成、教义及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反清的秘密结社，在清朝二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在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历史上，在民主民族革命的历史上都起了一定的革命作用。但是这些秘密结社，由于成分不纯和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有的还受迷信限制和组织散漫的影响，因而，许多次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甚至也有叛变或被流氓利用去进行一些不利于人民革命活动的事情，这一点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⁶⁶。

1955年，《文史哲》在第9期上发表了赵俪生的文章《试略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的加重》，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篇文章未必十分成熟，但却显示出十分可贵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和当时一般学者强调农民战争的革命意义不同，赵俪生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神秘主义问题，探讨了清代农民起义跟宗教结社和神秘主义关系趋于密切的原因。赵俪生认为：“清朝农民(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主要是十八世纪)在阶级关系中的地位，的确是更加孤立了。过去在明朝曾经一度参与过农民起义并贡献过才智的那许多缙绅士大夫知识分子，而今由于整个汉人地主阶级对满清贵族统治者之依附性的加强，这种起义军可能争取到的同盟力量减少了。从清代许多次起义事迹中检查，查不到这种同盟者参与并贡献才智的显著迹象，相反，在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中，倒是出现了曾国藩式的四川东乡地主分子罗思举、桂涵等镇压起义的‘乡勇’力量(人称‘丐兵’)。同时。由于缙绅士大夫知识分子充当起义军同盟军可能的减退，那么本来跟农民起义就有一定距离的隔阂的市民阶层，其充当农民起义同盟军的可能就更小了。剩下来的，只有农民和城乡贫民而已。而单独是农民和城乡贫民的反抗运动，其单独提出明朗政治号召的可能性就自然减小，其感染并借用宗教结社和神秘主义的可能性就自然而然地加多了。”⁶⁷应该说，赵俪生指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增加是正确的，他注意到清代知识阶层对农民起义态度的转变，也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四十余年后，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仍不能不钦佩作者当年大胆进行理论探索的勇气。

关于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郑天挺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秘密宗教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但如果把秘密宗教的教义说成能够培养革命意识，鼓舞农民革命热情，加强其革命信心和勇气，估价就未免过高了。秘密宗教对农民起义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但不是所有农民起义都是秘密宗教组织领导的。秘密宗教不是某一地方或某一事件的临时性的组织，而是在民间广泛地长期存在的组织，并非“乌合之众”。秘密宗教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不能只说它是迷信团体，其教义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不是某一政治主张和理想领导的，它没有一贯彻底的政治纲领，虽然其教义可能反映人民的部分愿望，但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因此它不能成功，有时还往往表现为个人名利的斗争；它在潜伏时期是秘密组织，有宗教活动，并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在行动起来之后，由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频繁和紧迫，就只有革命活动而没有宗教活动了⁶⁸。

建国初期，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考察清代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新特征。尚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他指出：从1723年到1734年，苏州无产者阶级的组织不仅有很大的发展进步，而且能组织大规模的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这就明显反映出中国社会上已出现了新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所表现的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者集团，另一方面是丧失了生产资料，摆脱了被保护者关系或农奴和封建义务关系的自由的、出卖自己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无产者集团，并且这两大集团还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展开斗争。这是充满在近代史上新形式的阶级斗争，因此，这种斗争的本质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中世纪帮工、学徒反对行东的斗争，苏州机匠所组织的“帮行”，也不是中世纪的行会，而是无产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秘密结社的关系，尚钺指出，清代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以市民为主体的反满组织的建立。他认为南方许多秘密结社，如天地会、哥老会等，其主要成员是市民，“其中包括的分子很复杂，与恩格斯分析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时的市民几乎是一致的”。“这些秘密结社的组织，贯彻着一定自觉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增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运动有直接关系”。“江南地区在明末是市民运动，特别是以织工为首的市民斗争运动激烈的地区，到清代便产生了三合会、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结社的市民运动新的组织”。尚钺认为，秘密结社反映的社会关系，是萌芽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行会。“这些秘密结社的组织不同于一般农民的组织，而是披着封建的外衣来进行反对封建的，所以它的内容和组织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因此，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进步的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的市民的组织”⁶⁹。尚钺这一观点显然和他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较高估计是一致的，因而难免不遭到持不同观点者的尖锐批评。有的学者指责他对市民阶层和近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界线混淆不清，“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市民斗争，甚至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都叫着近代资产阶级和近代无产阶级的斗争”，强调“这种美化古代历史，夸大当时市民运动的观点，必然会搅乱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模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面目，降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伟大作用”⁷⁰。

李华的《试论清代前期的市民斗争》，对清前期市民斗争的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清前期市民斗争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从新兴市民的组织看，几乎在每一个事件当中，从开始策划暴动到领导斗争，都有市民自己的组织来组织和领导群众；二是由于出现了劳资关系的初步对立，手工业工人已经担负起斗争的领导使命；三是斗争的锋芒针对一切压迫、剥削和阻挠工商业发展的敌人；四是在市民斗争的方式上，与明末比较有显著进步。李华认为，这些特点的产生，是与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市民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分不开的，是与清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民族牢狱政策，存在着严重的种族矛盾分不开的。李华同时指出：清前期市民斗争也存在着很多缺点：首先是各个市民组织以及在市民中各个阶层之间，除个别而外，彼此纵横之间的联系很少，因此不能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反封建浪潮；其次在市民斗争和农民起义之间的联系上，同样也不能形成为彼此支援和遥相呼应的革命风暴。“在清代前期的新兴市民阶级，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壮大，还远不能负担起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任务来，它不过仅仅是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萌芽，而且也只能如此”⁷¹。

总的说来，建国初期对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虽然较民国时期有所进步，但和对其他朝代农民战争的研究，以及和对经济史的研究比起来，则显得相对薄弱。就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清代农民战争和秘密结社相联系，这就使问题复杂化，涉及到不少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历史资料虽然十分丰富，但很分散，在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以前，有关基础研究一般不容易有大的突破。

六、关于康熙帝评价问题。在清代人物研究中，康熙帝是建国初期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961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刘大年的文章《论康熙》⁷²，这是建国以来研究康熙帝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单位组织了关于康熙帝评价问题的学术座谈会和讨论会，研究论文也大量出现，围绕康熙帝历史地位的讨论，推动了学术界对清初社会矛盾、康乾盛世、清代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知人论世的研究目的。建国初年学术界对康熙帝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康熙之治产生的时代背景。大多数学者认为，清初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相当复杂，这一客观历史状况迫切需要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一个杰出人物，以缓和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加强和巩固国家统一，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康熙帝正是这样一个顺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英雄人物。就康熙之治的出现，平心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康熙比顺治更深刻地觉察到前朝君臣的腐败怎样加速了明朝的崩溃，他不得不对各族实行有限让步，而明末清初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蒙受浩劫，给清政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也迫使康熙实施有利于缓和矛盾，发展生产的政策，并收到了显著效果；二是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推动着清朝政策的调整；三是阶级关系的局部变化和由此引起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内涵的相对转变，使清政府不能再依靠军事力量作为继续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必须制定一套既能保持剥削压迫特权，又能松弛社会紧张气氛的制度和政策⁷³。然而，在对康熙亲政前后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具体估计上，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如在阶级关系上，刘大年在《论康熙》中强调地主阶级内部反满派与拥满派的斗争，袁良义则认为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复杂，刘大年只抓住这一点，忽略了其他的面，并批评他对封建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在中外关系上，刘大年认为“封建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碰到了资本主义这个素不相识的对手，能不能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敢不敢和这种势力作斗争，成了对地主阶级的严重考验”。袁良义不同意这种估计，他认为这种论断和当时的实际有一定距离。他指出，制止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在明清之际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应该充分重视它，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中国的极大威胁了，敢不敢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作斗争，应该是近代史上中国地主阶级面临的课题⁷⁴。杨宽则强调历史上的康熙之治，产生于清初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下，“主要是明末农民起义。清初抗清斗争以及这时农民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以康熙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从中汲取了深刻教训的结果”⁷⁵。

关于康熙帝的经济政策，刘大年认为“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平心也认为“明清皇帝总是支持贵族地主，百般压抑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康熙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袁良义对此则有不同见解，他说：“传统的重农抑末政策在清初虽然被保持下来，但康熙同时又提出‘恤商’、‘利商便民’的口号，来适当照顾商人、手工业者的利益。因此，这一时期‘抑末’问题事实上比前代已多少具有某种不同的内容”。

关于闭关政策。刘大年认为，对闭关政策，不能笼统地讲它是否有利于中国前进，通常讲闭关自守，主要是指清政府对西方采取了排斥态度，其实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具有积极意义。清朝统治初期，中国并不是对外闭关的国家，当时对外通商口岸是开放的，也准许外人进入内地，后来一反从前，显然是欧洲殖民势力在海上活动，并日渐增加的结果。刘大年指出，有人认为闭关政策妨害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那是想当然的说法。康熙以后的传教士没有带来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没有带来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思想。对外闭关并不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原因，相反的，对于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入，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平心则认为，康熙的闭关政策，除了有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入的一面，还有限制中国人民向沿海和海外发展的一面。康熙朝继承并加强了顺治朝的迁界、禁海和封锁政策，主要是防止反清势力与海外取得联系，危及清政府统治，而不完全是为了防止外国侵略。对于明末清初西洋科学文化的输入，也必须作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分析。康熙帝对西洋早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知识接受得太少，对文化交流和科学发展限制太多，这是一大历史遗憾。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学者们探讨了康熙帝在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的成就，并探讨了他的历史地位。总的看来，意见大体一致，那就是，对康熙帝这样一个曾对历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封建皇帝，应当充分肯定。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研究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其观点也就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七、清代思想与学术。思想研究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纯粹的认知领域，因为人的思想意识从来都建筑于客观社会利益基础之上，并受到历史传统、时代风气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思想研究的基本使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展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而要真正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地将思想置于特定时代范围来考察，并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国初期清代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成就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界逐渐形成了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注意从社会存在考察思想文化变迁的新的研究方法。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原名《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经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反映了当时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文，在系统分析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基础上，研究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特征。侯外庐指出，17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潮具有强烈仇视农奴制度以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同情人民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的特点，“基础之反映于思想，是通过政治、法律等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启蒙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侯外庐所说的启蒙思想家主要指何心隐、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与此同时，侯外庐强调，启蒙思想家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质”⁷⁶。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64年版)，以较大篇幅对明清时代贵族地主。以及程朱理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建国初期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身上。对顾炎武，学术界高度重视其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并对其在清代汉学发展史上的“开山”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傅衣凌《顾炎武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一文，认为顾炎武的思想，强烈反映出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产生于17世纪时代矛盾的冲击之下，具有反对投降，反对专制，主张开明统治，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等特点，但其思想“虽含有市民要求的某些成分，但还不可能代表完整的市民思想，而只是反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⁷⁷。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康熙时，顾炎武仍持反清复明政治态度，就暴露出他的思想的顽固性和落后性，属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⁷⁸。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深受学者们的重视，侯外庐认为其《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此书“在清初是近代思维方式的伟著”⁷⁹。嵇文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得称为启蒙思想家，虽然主要在于他的政治思想中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的色彩，但其民主思想，反映出的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和缙绅士大夫反抗大地主专政的民主要求，和近代意义上的民权政治距离甚远⁸⁰。关于王夫之的思想，不少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思想家，但往往“讲得过于带自由色彩，过于近代化。”嵇文甫通过考察王船山对另一个激进思想家李卓吾的批评，指出：船山思想的进步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反对卓吾，完全持一种‘卫道’态度，以‘正学’反对‘异端’。卓吾根本反对宋明道学，船山却是在宋明道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是根本对立的两个学派，决不容混淆。如果说卓吾代表那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市民的思想，那么船山就另是一回事”⁸¹。曹道衡的《试论王船山思想的几个问题》，对王夫之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了专门分析。他认为，虽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但仍存在着唯心主义因素，他虽对精神不灭的观点进行了精致的改造，但却不能改变它的本质。这一局限性使他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难免陷入唯心主义，进而使其政治见解趋向保守和反动。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十分复杂，既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又顽固地反对农民起义，基本上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说王船山代表市民思想未必合于事实⁸²。汪毅的《王船山的社会思想》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王夫之社会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他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一个发展的历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必然的道路，从而破除了神秘主义对于历史科学的影响；二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述古代社会，打破了儒家传统中所渲染的三王盛世的观念，推翻了复古主义的理论根据；三是提出了人性发展的学说，结束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四是大胆指出了“理”与“欲”的重要性，使他成为清代思想中反道学运动的先锋⁸³。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章外，关于顾、黄、王还有大量研究成果，涉及其学术思想的许多方面。从当时的研究情况看，尽管学者们对这三位杰出思想大家的评价较高，但理解各异，比较典型的如：他们三人的基本主张究竟代表哪一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其基本学术倾向及理论构架和传统理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准确衡量顾、黄、王的社会思想对清初的历史影响及其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都没有达成基本共识，或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这个时期在对清初学术和思想的考察上，还存在着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少数重要人物，而对普通士人、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重视不够的弊端。

建国初期，学术界发掘出了一些以往被忽视的思想家，特别是方以智。侯外庐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经过侯外庐的研究，方以智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被称为“中国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成为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人物⁸⁴。此外，学术界还对方苞、全祖望、戴震、纪昀等清代思想名家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及对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考察，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和大陆学者比起来，建国初期台湾学者似乎更重视学术史的研究，而且范围略广。他们不但注意对清初诸儒的考察，而且也重视汉学的发展。比较重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彭国栋著《重修清史艺文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林明波著《清代许学考》(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年版)，杜维运著《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2年版)等。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这个时期，学者们还对清朝文学、历史地理、少数民族、中外贸易等诸多方面进行广泛探讨。总的说来，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视野逐渐开阔，探索问题更加深入是建国初期清史研究的重要特点。由于现代清史学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一些领域尚待开辟，加之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故建国初期没有出现一部专门的清代断代史。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洵的《明清史》，该书虽非专门的清朝通史，“分析少，现象多”，且存在基本史实错误等不足⁸⁵，但毕竟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有清一代的盛衰历程，在清史学科发展中自应占有独特地位。这个时期，台湾对清代通史的研究，成绩也不突出，有分量的成果也不多见。比较重要的是1961年由台湾国防研究院正式出版的《清史》，该书以赵尔巽《清史稿》为蓝本，共872万余字，550卷，分本纪、列传、志、表、补编五部分。该书“没有对历史史料进行根本性的研究，基本上是《清史稿》的原形，除《清实录》之外，其他史料采用较少”，故被一些学者视为《清史稿》的台湾版，因此它不能算是一部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清代通史专著。另一部有影响的清代通史著作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此书本是萧一山在20年代初期撰写的一部三卷本著作，五六十年代，萧一山又对其进行修订，于1962年至196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分五册出版。这部书增补的部分，主要是1840年以后的内容，对鸦片战争之前各卷章节改动较少，基本上还是四十年前的内容⁸⁶。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建国初年，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高度重视清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一批掌握唯物史观，又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青年史学家开始活跃在清史研究领域。正是17年人才培养，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清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建国初期的清史研究尽管成绩突出，但也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教条化倾向。比较典型的如，一些学者机械照搬阶级分析方法，用贴标签的方式，对明清之际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简单概括，与之相适应，人物研究中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模式化、脸谱化，只注意分析其阶级属性，而忽略了对其复杂个性的探讨，简单地以好与坏，进步与反动相划分。思想史研究中则将人类复杂的观念形态简单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就影响到了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全面的准确的认识，妨碍了清史学的深入发展。事实证明，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学术研究中，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真理，将科学的理论变为公式和教条，都会导致学术研究走进死胡同。学术的繁荣，需要的是思想的解放、大胆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恩格斯曾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今天，我们反观清史学在建国初期的发展；就更加深刻体会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态度对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二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清史研究，都受到了政治斗争等因素的干扰，以致这个时期研究领域仍不够宽广，视野仍不够开阔，出现了一些学术禁区。在选择研究课题上，存在着赶潮现象，一两个人带头写出某篇文章，其他人群起效尤，以致一些课题十分热闹，而更多的课题遭到冷落，影响了清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发展。

三是学风不够严谨。《历史教学》1952年曾批评一些学者研究史可法，“只是凭主观的想法，缺少史料的根据，有的往往把史料割裂，断章取义，有的虽然也引些史料根据，但却不顾及当时历史条件而加以论断”⁸⁷。这一情况也存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思想研究、农民战争研究等许多领域。个别文章为简单地迎合一时政治之需要，信口空谈，歪曲史实，以致其科学性受到严重影响，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四是在讨论中存在着无限上纲、打棍子的情况。有的文章对不同意见不是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就学术论学术，而是曲意将学术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将学术是非上纲为政治是非，任意附会，曲加发挥，这就毒化了学术空气，影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对尚钺的错误批判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没有学术的宽容，就没有学术的繁荣。学术讨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平等与民主。在自己发言的时候，也要允许别人发言，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要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没有宽容的精神，没有平等和自由的讨论，学术就会走向死亡。当然，就这一问题之出现，主要责任不在史学研究者，而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学术发展。

建国初期的清史研究，无论是其成绩，还是其不足，都是我国清史发展的极其宝贵的财富。遗憾的是，清史学界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清史研究随之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二、“文革时期的清史研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整整十年，中国社会陷于动乱状态，学术自由被践踏，学术规范被破坏，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清史研究也出现停滞，甚至退步。然而，学术环境的恶化并不能阻止学术思考。在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仍在进行严肃的学术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尽管这些成绩或多或少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文革”时期清史研究的重点是对中俄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

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领土争端的加剧，边疆冲突的出现，史学界为服务现实，适应形势的需要，大大加强了对中俄关系的考察，尤其重视对中俄边界等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发表的署名群哲的文章——《雅克萨战争是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驳苏修歪曲雅克萨战争性质的谬论》，针对苏联官员所谓雅克萨战争是中国“入侵俄国领土”，“目的是把俄国人从自古以来就是他们所开拓的地区排挤出去”等观点，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中俄雅克萨之战的原因、战争经过，明确指出，雅克萨战争系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引起的，清廷是被迫进行，而且得到了中国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援。纪实的文章《柳条边的历史和苏修的谬论》，则根据大量历史资料，详细分析了柳条边出现的原因，考察其建置、变迁、性质和作用，否定了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关于柳条边是中国东北“国界”的荒谬说法⁸⁸。《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驳苏修篡改中俄东段边界史的谎言》一文，集中驳斥了一些苏联学者散布的如下谬论：满族不是中国人，满族居住的地方是独立国家，黑龙江流域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甚至宁古塔、吉林及其毗邻的大片土地都不是中国领土，早在遥远的时代，就属于俄国了，等等。该文以比较翔实的材料证明，满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该族首领努尔哈赤及其几辈祖先，都是明朝在东北的地方官。在1643年沙皇派遣第一批所谓的“新土地的发现者”侵入黑龙江流域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及其领导的清政权，已经统一了整个东北，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疆土。因此，说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清政权对黑龙江流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⁸⁹。鞠德源的《清初的貂皮贡赋——驳苏修历史伪造者》一文，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及有关文献资料，证明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清初就由清政府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即使在清朝接替明朝的激烈战争年代，也从未中断。这篇文章分析了清朝贡貂制度的几个特点：定期定点缴纳；举行仪式；区别情况实行奖惩；任免贡貂首领。这就比较充分地证明了贡貂各部在政治上对清朝的隶属关系，驳斥了苏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荒谬观点⁹⁰。

“文革”期间关于中俄关系的重要成果是《沙俄侵华史》第1卷，以及《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沙俄侵华史》第1卷，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该书以较大篇幅分析了清前期中俄关系，对清初沙俄的武装入侵、清政府的反击、中俄谈判、以及清政府和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俄国东正教在华的活动等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填补了清代中俄关系史的一项空白。《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主要戴逸执笔撰写，该书于1977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重要著作。该书详细介绍了17世纪沙俄向东扩张，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以及中国各族反抗沙俄侵略的历史，叙述了1689年中俄两国政府的代表在尼布楚谈判，划定两国东段边界的具体过程。该书以大量事实证明，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在近300年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作者认为《中俄范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并对该条约的八种主要文本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几个基本意见：1．尽管《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存在着差异，但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交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2．《尼布楚条约》各种文本中的内容及规定的边界线走向是明确的，并且也是一致的。差异仅存在于个别细节及条约的分条、顺序、译名、措辞问题上，这些差异不会对条约的基本内容和边界线走向产生任何误解；3．条约的八种主要文本是在谈判前后各个不同阶段上用五种文字写定的文件，我们可以把各种文本作为研究谈判过程的历史资料，但决不能用任何一种文本来代替正式的拉丁文本作为解释条约的根据；4．由于当时中俄双方代表都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文字，条约最后修改、写定的时间又很仓促。因此，中俄双方没有用正式的拉丁文本来仔细校改各自起草的满文本和俄文本，特别是对缺乏谈判经验、第一次和欧洲国家签订正式边界条约的清政府代表团来说，他们没有认识到文字核对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细微的文字核对工作到了近代的国际谈判中是不可缺少和必须做到的⁹¹。

与中俄关系密切相关的国家统一问题是“文革”期间清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史棣祖的《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及其意义——从新疆昭苏县格登善石碑谈起》。作者针对苏联学者将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说成是“侵略战争”，将统一后的新疆说成“陷入经济停滞和文化落后的局面”等观点指出，从民族渊源看，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从地域看，准噶尔等厄鲁特蒙古所活动的地区，自汉朝以来，就在中国各王朝政府的管辖之下；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看，厄鲁特蒙古及其先世瓦剌，在元、明、清三朝都臣属于各王朝的中央政府，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将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作者还指出，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巩固国防，遏制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有着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统一是在封建制度下的统一，有其局限性，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它消灭了叛乱分子的分裂割据，打击了沙俄的侵略野心，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⁹²。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章《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对东北的统一》，从盛京宫殿的布局、建筑风格、文物等角度，分析了清初对东北的统一进程及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盛京宫殿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我国是一个统一在多民族国家，“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东北的过程中，民族之间固然存在矛盾，但总的趋势是汉、满、蒙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密切，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⁹³。

“文革”期间，为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清史学界完成了一些关于清代农民战争的专著和论文。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夏家馂的《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一书，该书比较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起义发生的背景、经过及历史意义等。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王聪儿等起义领袖人物作了初步研究。

“文革”期间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左倾”思想，特别是“评法批儒”运动的严重干扰。一些文章简单地将学术人物进行儒、法划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仍是谈论的重点，但均被戴上了“法家”的头衔。学术界关于这三人的著述，往往片面强调其反民族压迫、反唯心主义、主张政治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而忽视对其思想、学术全面、深入的考察，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失之偏颇。

“文革”时期的清史研究和建国初期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教条化，将阶级分析简单化、庸俗化，史学界出现将农民战争的作用片面夸大，将农民起义领袖无节制拔高的倾向；二是研究范围更加狭窄，研究禁区大量存在，清史学实际上已经萎缩为农民战争史、反抗外国侵略史以及反科学的儒法斗争史。这些领域到处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流毒，严肃的历史研究已经被极“左”思想糟踏得面目全非；三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遭到严重削弱，清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恶劣的政治条件下，有的文章脱离历史实际，以迎合政治需要，如宣称康熙帝有“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将王夫之等人称作“法家”等。影射史学泛滥成灾。比较典型的如梁效的文章《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竟然将“对内能不能消除国家的分裂和混乱，对外能不能抵御殖民者的入侵”，当作康熙时期“儒法斗争的中心内容”。并别有用心地说：“在我们国家维护统一和独立的道路上，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总是力图在我国内部制造分裂和寻找代理人。”⁹⁴清史研究在事实上陷于瘫痪。

在大陆清史研究遭到严重浩劫的时候，台湾清史研究在70年代以后出现发展势头。50年代初期，台湾报刊一年发表的清史文章不及四五十篇，而1975年以后，则超过150篇。在台湾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出版的100余种清史专著中，约有50种是在1969年以后成书的。这个时期成果比较突出的研究领域主要有：清代中外文化交流。代表性成果是方豪的《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三册，该书以传记形式描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所收入的天主教教士，绝大多数属于清朝，为研究清代中西文化关系的一部权威性著作⁹⁵；台湾史研究。这是台湾清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学者们对清代台湾的历史研究得细致而深入，涉及到清郑关系、清朝治台政策、台湾行政体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转型等诸多方面。1968年台湾国防研究院同中华学术院的地方自治研究所与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辑的《台湾丛书》，全面而系统地收集了有关台湾史的重要资料，一些学者还举办各种有关台湾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以推动台湾史研究的发展；三是清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70年代初，由广禄、李学智译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清太祖老满文原档》问世。此外，《台湾文献丛刊》从1957年起持续出版，其中主要为有关清代台湾地方史的史籍资料，特别是台湾地方志，“各志无不收入，详加标点，细分段落，阙脱伪误，往往径为订正，贡献甚巨”。台湾清史学界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的成绩，应该说是十分突出的⁹⁶。

三、走向繁荣：改革年代清史学的全面发展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此后，经过两年的调整和徘徊，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获得贯彻和执行。经过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确立，社会科学随之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国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视大大加强。“文革”以前，曾成立过由董必武任主任的《清史》编委会，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并未真正展开。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规划中，第一次将社会科学列入发展规划，清史，作为断代史正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项目。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采取措施支持清史研究的发展。1996年，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清史确立为重点学科，予以扶持，在科研经费、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改革开放20年，我国清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大，研究水平在提高，清史学逐渐形成充满朝气，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20年来，清史学科在下面几个方面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

断代史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且水平逐渐提高。在建国以后的前30年，基本上没有出现专门的清史断代史著作。改革开放以后，断代史专著大量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清史简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史简编》上编(鄂世镛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版)、《清史编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起陆续出版)、《明清史》(李洵、薛虹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清史》上编(郑天挺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这些著作尽管风格不一，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学风严谨、勇于创新是其共同特点。其中，由王戎笙组织编写的《清代全史》10卷本，资料翔实，论证谨严，为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大型断代史清史著作，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庄吉发指出，《清代全史》10卷，“网罗了大陆清代史各领域的学者专家，群策群力，集体完成了洋洋大观的巨著。各卷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所创新，亦有所突破，确实是一部足以反映现阶段大陆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⁹⁷，王钟翰认为，该书超过了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⁹⁸。一些中国通史的清史部分，资料翔实，结构完整，也可以说是高水平的清史断代史专著。如蔡美彪主持撰写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中国史稿》第7册(何龄修、郭松义等撰写)，等等。断代史清史专著的大量撰写和出版，不但促使学术界站在理论的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而且它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终于有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清史教材和参考书，对于清史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史学界有了自己的丛书和刊物。如两套清史研究丛书，即将出版的《明清史研究丛书》，定期刊物《清史研究通讯》(后改名为《清史研究》)，清史研究集刊《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集》等；清史研究基础建设取得明显进步。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大量清史档案被公布，文集、笔记、方志材料被整理出版，一些重要外文及少数民族文献史料被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史资料》，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辑的《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上谕档》以及《清实录》、《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巴县档案、徽州契约文书、方志资料(如《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等)、家谱资料、灾荒史料、八旗兵志等综合性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都极大地方便了史学界对清史各个领域的研究和考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汇集了清朝重要笔记史料40余种。由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列传》、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碑传集》、《年谱丛刊》，系清代人物研究的综合性基础史料。由陈谷佳、邓洪波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和下册，汇集了大量有关清代书院建设的资料，对研究清代学术史、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钱谦益、戴震、袁枚、章学诚、赵翼、纪昀、魏象枢、钱大昕等一大批清代重要人物文集的出版，为清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二是服务于清史研究的工具书不断问世。如《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对有关清史的主要辞条，都尽可能作了准确而全面的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清史论文索引》，收录了从20世纪初到1981年6月约80年间我国报刊、论文集上发表的有关清史的论文、书评、通讯报导、史料等篇目约两万条，其中包括1949年10月以后台湾、香港发表的有关论文篇目，迄今为止，在关于80年代以前清史研究的诸论文索引中，该书仍以信息含量最大，资料最为齐备、准确而受到人们的重视。由李鹏年、刘子扬、陈锵仪编著的《清代六部成语辞典》，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新疆人民出版社锡文编辑室整理的《满汉合璧六部成语》，商鸿奎、刘景宪、季永海、徐凯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关克笑、王佩环、沈微、关嘉录合编的《新编清语摘抄》，从不同的角度，对清代，特别是官场流行的一些基本术语，以及满汉名字音译的衙署、职官、封爵、赐号等专门术语，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诠释，对清史研究以及清代档案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是对前沿研究状况的总结和分析。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我们不注意随时掌握前沿研究状况，不及时总结和分析研究中形成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实现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所谓学科管理，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精神，一直将及时、准确总结、分析清史研究前沿状况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基本上做到每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有关清史研究动态的专论或综述文章，并在有关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此外，由王戎笙编写的《台港清史研究文摘》，摘录台港学者在80年代中期以前35年中发表的论文1000余篇，专著200余部，涉及作者100余人，该书在附录部分，还对台港一些重要学者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作了简要介绍，系全面反映台港清史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由陈生玺、杜家骥编著的《清史研究概说》，对1911年至1986年的清史研究状况作了简要回顾，并对清史研究的各主要领域、主要清史研究专著、基本史料作了介绍，并汇集了从1981年6月至1986年底的论述索引；由戴逸、罗明编著的《清代人物研究》是一部关于清代人物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该书对建国30余年(从1949到1986年)清代人物研究的状况作了简要分析，并汇集了有关研究论文，编辑了论文索引。这两部著作对年轻学者了解清史研究的历史，帮助他们尽快进入清史领域，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专门性清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等人员配置比较齐备的专门性科研机构外，许多省级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也设有专门性的清史教研机构。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也拥有一批学有所长的专业研究人员，并形成了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优势。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作为满族的故乡，20年来，我国东北地区集中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清史研究人员，他们对清入关前史、清代政治吏、清代民族史、清代东北地区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是与东北地区清史研究者的辛勤劳动和推动分不开的。在我国南方，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也集中了不少清史研究人才，他们对清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为学术界全面、准确认识30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清史研究人才培养机制基本健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建立和健全了学位制度，在清史领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清史研究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可以独立自主地培养从硕士到博士后的专业化的清史研究高级人才。20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化的清史研究队伍。就这一成就之取得，是与老一辈专家、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对年轻学子因材施教，精心指点，热情扶植分不开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清史研究队伍中，清史研究后继有人。

国内外学术交流大大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与外界隔绝的情况得到根本纠正，1980年在天津召开了首次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1年在北戴河举行了首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此后，全国性清史学术讨论会基本上做到了定期召开，有关清史的各种专题性学术讨论会也经常举行，中国科研机构和欧美、韩国、日本等国学术界在清史人才培训、图书交换、信息交流等方面，存在着经常性的合作关系，作为国际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史已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在微观与宏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运动中获得发展，走向完善。在清史研究中，20年来，无论是对传统领域的考察，还是新领域的开辟，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全局性的理论探讨，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对宏观问题的考察上，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地位、对康乾盛世、对清初社会矛盾、对18世纪中国与世界、对清代的统一与分裂等重大历史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思想。而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上，我们对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秘密结社、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宗族制度、中外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研究，获得了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要成果。下面我们对20年来人们研究过的一些重要问题作简要回顾。

关于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的讨论。如何衡量清前期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对清军入关、康乾盛世、清代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对此，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讨论大大深化，其中，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种评价较高，认为应将清史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强调清朝统治对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的重要意义。王思治对此曾作过系统阐述。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前不同，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到来，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与此有关)，如果殖民势力的侵略阴谋得逞，其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中国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尽管当时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他们就一定会接踵而至。在18、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猖獗的时期。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是我们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也需指出，在康雍乾时期，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落后的差距更加扩大了，其差距是整整一个时代，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⁹⁹。

袁良义对清朝统治也予以较高评价。他认为，清军入关，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的统一，制止了外来侵略者的进犯，实施了以废除明代类似农奴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清军入关的消极面除闭关政策影响较大外，其他都是局部的，暂时性的问题，不能同关系全局的、具有长远意义的积极面相比，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清军入关的历史功绩¹⁰⁰。庄吉发指出：“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弥，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满汉蒙回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限的历史地位及先民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¹⁰¹

另一种观点对清前期历史地位的估计较低。郑昌淦认为，清朝统治政策在某些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从主要的方面来说，其政策起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这突出表现为对资本主义萌芽、反封建斗争以及反理学等进步思潮的破坏、阻碍、和压制。赵轶峰认为满族社会及国家形态的落后性，满族贵族阶级统治的反动性与民族统治的狭隘性，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制度在清代发展到极点，其性质不是社会政治形态的进步，而是腐朽制度的逆转¹⁰²。焦润明也认为，清朝应对中国近代化的滞后负责，他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基于本民族利己主义和落后性而实行的对内摧残科学文化，对外闭关锁国的加固延续已走向衰亡的封建制度的反动政策，不能不说是最主要的原因”¹⁰³。

也有学者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完全赞成。赵德贵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至少比西方先进地区晚200至300年，至于中国封建制的解体，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更是遥遥无期。中国封建制的解体落后于西方，并非从清军入关开始，明清战争只是多少加剧了这一过程。至于清初统一问题，首先应该肯定，统一并非清廷攻明的目的，而是结果；其次，清初的统一是有局限性的，并非乾隆时期为今天奠定了版图的大统一，至于统一有利于抵御外侮的作用，并不尽然，应作具体分析；再次，清初国内统一的实现不单纯是军事力量使然，而有其不可忽视的物质基础。当然“清廷在镇压义军及抗清势力的基础上，将统一的必然性变为现实性，其客观上的某些积极作用也应予以肯定”¹⁰⁴。

1997年以来，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地位问题又展开了新的讨论。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¹⁰⁵。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张玉兴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¹⁰⁶。

顾诚的《南明史》199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认为它“代表着南明史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¹⁰⁷。《南明史》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引发了人们对清朝历史地位的新思考。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¹⁰⁸。

二是否定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顾诚认为学术界将既成事实当成历史必然性，就本质而言和封建史学家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在他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¹⁰⁹。

三是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¹¹⁰

清史学界对顾诚上述观点的看法不尽相同。陈梧桐对顾诚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十分欣赏，认为坚持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观点”，改变了那种把既成事实当着历史必然性的做法¹¹¹。纪程认为顾诚关于明清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是人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南明史的研究从‘天命论’、‘宿命论’的阴影之下摆脱出来，真正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¹¹²。但也有些学者对顾诚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一文，对顾诚《南明史》的基本体系和观点提出质疑。李治亭认为：顾诚的《南明史》有意抬高农民军余部在南明诸政权中的作用，甚至将他们取代南明诸政权的主导地位，变为南明历史的一条主线，是不恰当的。所谓《南明史》，实际上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李治亭指出，顾诚站在南明与农民军余部的立场看待明清兴亡，歪曲了南明史的真相，将研究引向歧途。李治亭指出，明清之际的动荡，其实质绝不是汉族各派与各民族抗清排满问题，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无论哪一方统一中国都不是一件坏事，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的情况下，结束动乱，实现国家统一乃是当务之急。《南明史》的失误，就在于它非要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统一与分裂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按照民族矛盾的模式，改成以南明、农民军余部，进而扩大到满族以外的各民族为一方，以满族贵族为一方的民族斗争，并以此为政治分野，降南明者可以，降清不可以，必受谴责。顾诚虽然也承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员，但全书是把满族置于外来的异民族地位的。此外，李治亭还对《南明史》的“民族征用论”“窃取论”、“破坏论”、“打断社会进程论”进行了全面批驳，认为《南明史》“是为明朝覆亡唱出的一首挽歌，是对‘汉族各派’联合‘抗清’斗争写的长篇赞美诗，是对清朝统一中国发出的一道声讨的檄文。《南明史》除了肯定农民战争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反清排满’思潮的集中反映”¹¹³。

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顾诚对明清之际历史转变的基本理论具有明显的商榷余地。例如，在正视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廷从顺治年间就已开始，特别是在康熙帝亲政后大力实施的政策调整，《南明史》对清廷民族压迫的论述十分充分，但对其政策调整的论述却异常薄弱，就连陈梧桐也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遗憾”¹¹⁴。然而，忽视清廷的政策调整，就不可能回答为什么清初民族矛盾最终走向缓和，清朝政权终能获得巩固，也不可能充分估计抗清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研究历史必然性问题，似乎也不宜简单化。确实，既成事实不等于历史必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从来都是，而且只能通过既成事实体现出来，它绝不可能通过后人的种种假设，或未成事实的种种可能性体现出来。17世纪中叶，在明朝政权已经极其腐败，张献忠滥杀于西南，李自成战略决策频频失误，抗清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充满朝气的清朝取代明朝恐怕不是简单的历史偶然。承认清朝取代明朝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不等于肯定清廷民族压迫，相反，从历史的辩证与曲折运动中，人们会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新著《清康乾盛世》正好对顾诚的质疑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李治亭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作者通过对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指出：在这100余年中，清朝具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的鲜明特征，而盛世局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光辉的顶点¹¹⁵。

就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地位产生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源于研究者对明清之际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清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估计。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衡量清前期历史地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正视历史的是非。在清军入关的17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势力确实正在到来，并威胁到了中国局部边疆，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安全，但治史者不能夸大这种威胁，更不应因殖民势力的东来而改变清军入关的性质，将其争夺与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简单化为国家统一战争，更不能因清朝在康乾时期有统一之功而忽视其入关初年的民族征服与屠杀。应该说，至少在顺治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满汉民族矛盾，有清一代，“首崇满洲”始终是清朝的基本统治方针，满汉之间，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畛域始终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清朝毕竟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兴政权，在确立和维护满族(主要是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从顺治初年起，它就开始了政策调整，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家统一，并最终促成了持续百余年，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康乾盛世的出现，创造了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之奇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康乾时期的清朝称为“盛世”，并不是后人的发明，而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繁荣景象的普遍认可。毋庸讳言，清朝的盛世，只是相对以前各代而言，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就落后局面之形成，必须承认，清朝统治者所厉行的专制统治，所推行的一系列保守政策，无疑加快了落后的进程，加深了落后的程度。但也应该看到，历史责任绝不应当仅仅由一代人承担。事实上，中国的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的拉大，不过是对数百年落后历史的一次总结罢了。如果我们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康雍乾三帝，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否定清朝繁荣局面的出现与存在，进而否定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当然，学术界对一些重大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虽然在相当时期内各种意见不可能达成一致，但讨论本身却推动着人们对清朝历史认识的深化。并促进了有关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

清入关前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对清入关前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一梳理不但促进了人们对清朝历史的完整了解，而且加深了人们对清朝历史特殊性的认识。清入关前史是以清朝开国为主线，以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八旗制度、明清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清史基础研究领域。80年代，是清入关前史研究发展最快的黄金时代，各类专题研究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两部著作，从清入关前社会性质，八旗贵族势力的形成和发展，后金内部政治斗争，满汉关系，满蒙联盟等角度，分析了清入关前的社会政治状况。刘小萌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姚念慈的《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燕山出版社l996年版)对清朝早期历史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由张晋藩、郭成康合著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早期满族国家的建立、中央官制、八旗制度、入关前的立法、行政管理规范、刑法、诉讼制度等方面，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述。孙文良的《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满族之形成、辽东得失与明朝之兴亡、明清战争诸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藤绍箴的《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通过对清代创业之君努尔哈赤、皇太极的研究，探索了清朝开国历程，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鸿彬的《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依据档案、实录、文集等多种资料，对满族兴起和后金的建立，满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明清战争，后金(清)和朝鲜、蒙古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下面，对有关研究状况作简要叙述：

1．满族社会性质的讨论。这可以说是建国初期有关讨论的继续。关于满族社会经历了奴隶制阶段的观点在这个时期得到进一步论证。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的文章，提出，16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到1587年，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进入辽沈地区，开始向封建制过渡¹¹⁶。李鸿彬认为，16世纪70年代以前，女真社会已进入早期奴隶制，奴隶已成为直接的生产者，建州女真的奴隶制则是种族奴隶制。16世纪80年代以后，满族社会处于庄园奴隶制发展时期，其特点是生产力以农业为主，生产关系以“拖克索”土地所有者为基础，社会组织形式以八旗制度为特征。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后，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过渡¹¹⁷。在清前史研究中，薛虹比较强调女真氏族制度的影响，他认为入关前的女真社会经历了由穆昆塔坦氏族制度向固山牛录制度转变的过程，在固山牛录下，女真存在着三种基本社会关系：汗和伊尔根的对立，贝勒和诸申的对立，额真和阿哈的对立，其中最基本的是贝勒和诸申的关系，它决定着女真的社会性质。薛虹指出，“贝勒占有诸申，诸申依附贝勒，是女真氏族军事制度的产物。在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圈占土地，计丁授田，出现了旗地，才使这种氏族军事制度以战争和狩猎所获的分配形成的剥削关系，改变为封建依附的阶级关系。”¹¹⁸

2．八旗制度研究。关于八旗创建年代，有辛丑说(1601年)，乙卯说(1615年)和甲寅说(1614年)，李鸿彬和郭成康经过考证，基本上否定了辛丑和甲寅两说，将八旗创设时间确定为1615年。李鸿彬认为：八旗制度是因袭满族先世金人的兵民合一猛安谋克的部族组织形式，同时又结合当时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制度而建立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加以整顿、改造和规范化，始定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这年共编了40个牛录，由努尔哈赤、其弟速儿哈赤、其子褚英、代善分别统领，出行时打着各色旗号。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牛录大约增加到200个左右，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创设了八旗制，把全部所属满族官民，包括所有掠夺、被俘、投降、归顺、买卖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皆编入八旗组织。不久，设黄、红、蓝、白正色旗和四正色旗上施以红或白边的四镶旗，称之八旗¹¹⁹。白新良认为，努尔哈赤时期在创造八旗以前，曾有一固山、二固山、三固山、四固山等阶段，并对四旗的旗色、地位和作用作了阐述¹²⁰。此外，还由一些学者对牛录的类别、性质、地位和作用等进行了考辨。关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学者对其创设时间、发展沿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李新达和陈佳华、傅克东等认为，天聪五年五月，皇太极令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诸政，为汉军一旗创建之始¹²¹。

3．明清战争。明清战争一直是清前期研究的重点之一，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如萨尔浒之战、辽沈战役、宁远大战、松锦大战等)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明清之际政治军事形势，一些学者仔细分析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明朝、农民军和清朝三大力量的相互关系。朱诚如认为，清入关前，辽沈地区满汉人口大量交流，杂居共处，最终使辽东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根据地。否则，就没有对明战争的胜利¹²²。对明清战争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著《明清战争史略》是国内研究明清战争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认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包括入关后)，从根本上讲是双方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的全面斗争，而不能说是民族战争，尤不能说成是民族征服战争¹²³。李鸿彬也比较强调明清战争中清朝夺取政权，明朝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张玉兴则以萨尔浒之战为例，证明此役为明朝中央政府对后金“地方叛乱”的征战。薛虹则提出八旗满洲对明朝的战争是“民族征服”战争¹²⁴。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学术界还对清入关前政治体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经济文化之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对此，笔者将在下面有关专题中予以评述。

清军入关与抗清斗争。这是改革开放20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山海关之战及清初统治政策，抗清斗争与复明运动。

吴三桂降清与山海关之战在明清鼎革历史上是十分关键的事件。刘凤云在《清代三藩研究》中对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她认为“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实行了追赃助饷的政策，这一有别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策，体现了农民政权的阶级本质，因而它与吴三桂的阶级利益格格不入，这是他降李复叛的根本原因”¹²⁵。刘风云认为吴三桂降清，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清军入关，二是清朝击败农民军，占领北京。“山海关之战，是清朝定都燕京，完成一统基业的关键一战，尽管其中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可忽视吴三桂降清的重要作用，而山海关战后十天，清军便进入了北京”¹²⁶。李光涛着重考察了山海关之战中的力量对比，他提出：山海关之战，尤其是4月21日之战，即清人尚未合战之日，有关上数万乡勇之众，以及吴三桂所率关宁的精兵，亦足以制“贼”。再由此推之，则4月22日之役。多尔衮即不出一兵，似亦不足为轻重。李光涛特别指出，4月21日，关内外同时并急，而多尔衮之“乘虚直捣”更是势所必至，真所谓“东呼西应”“请亦来不请亦来”。吴三桂于此，“顾东不能顾西，御贼不能御虏”，于是乎世所谓之“吴三桂请清兵”，也就在这种委屈求全之下而实现了¹²⁷。对山海关之战的意义，顾诚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是清廷统治者向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¹²⁸。

关于入关初年清廷的政策措施，不少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评述。王戎笙指出：清军入关后，战火从长城内外延烧到大江南北以至全国，满洲贵族所进行的战争，完全丧失了正义性，入关后的战争，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与此同时，王戎笙也指出，在军事征服取得明显效果时，清廷随即采取措施，医治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主要是用怀柔政策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些措施在当时收到一定成效，到乾隆年间，满汉民族的差异缩小了，当年那种激烈的对抗消失了，虽然矛盾还存在，但民族间的和睦无疑是大大促进了¹²⁹。清初的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虽系长期研究的老问题，但仍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新的探讨。李洵在《论清初圈地、投充、逃人三事》指出，圈地是满洲贵族建立其初级封建制庄园的一种土地掠夺过程，它不但给内地社会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而且对于满洲各种势力本身，也并未得到什么实在好处，因为农奴制生产方式和内地的传统方式相距甚远，互不适应。而投充的大量实行，严重影响到国家赋役的征收，势必引起皇帝和贵族之间的权益冲突。投充和逃人两者都是清朝入关后圈占大量土地之后引起的劳动力争夺问题，是农奴制生产关系和内地发达的封建制生产关系间冲突的表现¹³⁰。

对抗清斗争和复明运动，顾诚、何龄修、张玉兴、南炳文做了不少工作。何龄修的《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作者旁征博引，对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100名幕府人物的姓名、籍贯、生平事迹进行详尽考辨，基本理清了扬州幕府的组成和素质¹³¹。虽作者自称该文尚有种种不足，但它毕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史可法及其抗清斗争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顾诚的《南明史》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郑成功武装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比较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清初历时20年的抗清过程，对一些长期记载混乱而影响巨大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史可法和马士英定策继统、监国鲁王诸部在浙江的起义、隆武亲征和何腾蛟迎驾、郑成功和二张在沿海的抗清活动、郑成功与李定国会师广东之役、吴楚党争、孙李内讧、四川军阀内争等，《南明吏》均作了细致的清理，深入的考证¹³²。对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顾诚在《论清初社会矛盾》一文中指出，联明抗清之后，一部分农民军将领确实在地主阶级影响下滋长了忠君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南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情况毕竟是有限的，就实质而言，农民军在抗清联合阵营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正是他们支撑并推动了南明朝廷的坚持抗清。顾诚认为，在抗清联合阵营中，农民军不仅是抗清斗争的主力而且保持了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至于农民军始终没有放下“扶明”的旗帜，只是因为自己的享有盛名、曾经称帝建号的领袖业已牺牲，而南明隆武以后的几个小朝廷在群众中既有一定影响又表示愿意共同抗清的缘故¹³³。张玉兴的《南明诸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对南明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诸帝的生平事迹，做了较详细的研究，是南明史的一项有价值的成果。南炳文的《南明史》就南明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陈生玺的《明清易代史独见》是一部扎实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一些关于南明史的重要论述。

如前所述，复明运动的开创者是陈寅恪，一些学者认为复明运动实际上是《柳如是别传》的主旨所在¹³⁴。何龄修沿陈寅恪开辟之路径，继续探讨，发表了《山海关石河之战后的复明运动》(《清军入关与中国社会——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69～180页)、《李之春案与复明运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虞胤、韩昭宣起义与傅山》(《明史研究》第2辑，第165～170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湖南的抗清复明运动与陶汝鼐案》(《明史论丛》第333～3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复明运动的性质和社会影响。何龄修认为，复明运动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地、辑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它的政治性质是明确的，它和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抗清战争，东南沿海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等的海上起义，历次南明政权对清朝的抗争共同构成清初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是清初整个民族斗争的一部分。何龄修提出，复明运动具有明显的特点：一、复明运动的基本活动方式是地下活动；二、复明运动与武装斗争最终结合起来，地下活动与战争最终结合起来；三、复明运动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参加；四、分散性。分散性虽有助于复明运动在一段时间里的存在，却削弱了运动的力量，以致最终被清政府各个击破。至于复明运动失败的原因，何龄修指出，复明运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因此一当民族矛盾相对缓和以后，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而它不能在民族矛盾仍然激烈的时候实现自己的目标，则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力量对比对明朝一方不利。复明运动所拥戴和依靠的南明，是孱弱而又充满内争的分裂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不能复兴，不能赖以复兴¹³⁵。现在看来，复明运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改变了人们研究抗清斗争只重视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传统做法，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明清鼎革，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巨大社会震荡，研究者除了要高度重视战死沙场的将士，以及少数众所周知的慷慨就戮的节义之士外，还有必要对当时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政治心态、行为方式、思想情感予以深入考察，通过典型事件的解剖，对历史人物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时代精神的变迁，探寻当时历史发展之途径。复明运动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带启迪性的尝试。

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是王宏志的《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李新达的《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两部著作各有特色，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均以明末清初复杂时代为背景，以洪承畴政治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对其一生，既作全面叙述，又作深入分析，通过具体的人物研究，揭示出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特点。

近年来，明清之际历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课题的结项。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由王戎笙主持完成。李自成结局如何，近十余年来史学界争论激烈，主要有两派。一派主张李自成兵败后在湖北通山遇害；另一派主张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转移至湖南，后来禅隐石门夹山寺，秘密指挥联明抗清20年。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这两种说法的源流、演变进行了深入考辨，对湖南石门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文物作了颇为详尽的辨析，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禅隐说。该课题研究成果《李自成结局研究》已于1998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对李自成结局，学术界一些同志仍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秘密社会研究¹³⁶。在清代，存在着一种独立于现存社会行政系统之外，不受封建宗法组织和行会组织约束的庞大社会势力。它们既寄生于清代中国社会之中，又同正统的封建秩序相悖逆，这就是由秘密教门和会党构成的秘密结社或称秘密社会，也就是本世纪初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所说的“教”与“会”。秘密宗教结社在清代以前就存在。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干，并包括青帮在内的秘密会党则是清代新产生的。

建国以来关于清代秘密教门的研究，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总体上看，“文革”前研究的重点与当时史学研究的主流是一致的，即将秘密宗教结社纳入农民战争史的范畴，研究课题主要有乾隆三十九年王伦清水教起义、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道光十五年先天教起义、义和团源流等，并就秘密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问题集中展开了讨论。李世瑜的研究在当时无疑属于非主流，但却代表了未来的主流。他在建国以前完成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可以说是中国秘密宗教史的开拓之作。“文革”十年，秘密宗教结社研究几乎陷于停顿，自1976年才开始逐渐恢复，但研究内容仍主要局限在秘密宗教所组织发动的农民起义方面。80年代初以来，国内关于秘密宗教的研究逐渐跨出了农民战争史的块垒，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喻松青于1980年发表了关于罗教和清茶门教方面的研究成果；李尚英于次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天理教方面的研究心得。此后，学者们开始发掘并利用清代档案，研究课题也转向了潜藏于广大乡土社会中的诸多教派，探讨各种教派的内部传承、组织结构、行为模式及教义教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程啸、路遥对民间宗教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马西沙对八卦教、黄天教、收圆教等教派的研究；韩秉方对红阳教、罗教的研究；周育民对衣冠道、青莲教的研究。8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一些专著先后问世：《明清白莲教研究》(喻松青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清代八卦教》(马西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濮文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韩秉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白莲教探奥》(王兆祥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相会道门》(邵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源同流分——民间宗教与结社》(李尚英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90年代中期以来，秘密会社研究领域相对沉寂，但新的曙光已然显现。学者们力图以秘密宗教为窗口，揭示清代乡土社会的运作、结构和基层民众的生活等社会实态，动态、立体地把握秘密宗教的生存状况及其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在这一方面，程啸的《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宋军的《清代红阳教与乡土社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集市、庙会与红阳教的传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2期)做了初步的尝试。其次，田野调查的展开也给研究带来新的希望。路遥的《关于八卦教内部的一个传说》(《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濮文起的《天地门教调查与研究》(《民间宗教》2)都是近期出现的佳作。宋军《明清民间宗教结社〈护道榜文〉考析》(台湾《民间宗教》1998年第4辑)一文，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珍贵传本，参照档案、官书记载，对比各版本之异同，论述其源流，考察其传播和刊印，力图揭示这一沉寂多年的宗教结社文献之原貌。

在对秘密教门性质的探讨上，秦宝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秘密教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它貌似宗教，而实质上却是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对兄弟，共同组成了中国秘密社会，两者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有所不同：秘密教门是以师徒传承的方式所结成，以与正统社会相悖的神学思想为纽带；秘密会党是以异姓结拜兄弟的方式所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为纽带。但二者都是下层群众的组织，都具有反传统反社会的特质，故都为历代统治阶级所不容，只能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从其发展趋势和历史命运看，也颇相近：当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迈进时，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都逐渐消失、落后，以致反动性日渐凸现，秘密教门后来演变为会道门，秘密会党大多成了帮会以致黑社会，因而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¹³⁷。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分析了罗教与漕运的密切关系。作者指出：在封建社会后期，漕运中出现了民间秘密组织，最初是颇具宗教色彩的罗教，然后发展成为具有宗教色彩和权力体系的水手行帮，最后演变为社会的寄生集团——青帮。这一过程伴随着漕运的由盛至衰，即反映了运河生活圈中人们的风风雨雨。不同阶段的这些民间组织，由于社会现实力量的塑造，各具不同的特质与品格，但都是影响当时社会的重要力量¹³⁸。李尚英《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主要根据档案资料，对目前史学界研究较少的灯郎教、牛八教、清水教、天理教之形成、活动及影响，进行考辨，否定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天理教创立后，“八卦教再次得到统一”的观点¹³⁹。

从秘密教门研究趋势看，一个不容忽视的热点将属于秘密宗教的经卷——宝卷研究，其基本前提是近年来诸多宝卷的重现于世。

清代秘密会党的研究，相对秘密教门的研究要充分一些，起步也更早。其中，有关天地会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成绩最为突出。早在本世纪初，欧榘甲就对天地会起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首倡郑成功创立说。陶成章在1908年至1910年间发表的《洪门历史》、《教会源流考》以及本世纪20年代出版的连横的《台湾通史》，均沿其说。1929年出版的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一方面否定郑成功创立说，另一方面又将陈近南“继述而修整”的说法加以深化，提出新的康熙甲寅说。

严格说来，天地会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开始于30年代。当时，一系列天地会秘密文件被发掘、整理出版，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起源、思想、历史渊源、结拜仪式、联络暗号等进行专题研究。关于天地会起源，这个时期众说纷纭，有康熙甲寅说(罗尔纲)、雍正十二年甲寅说(萧一山)、明季说(王重民)以及天地会正式成立于乾隆四十八年的说法(周贻白)，这一局面既开阔了天地会研究的视野，也为后来的学术争论埋下了伏笔。萧一山、罗尔纲是当时成绩最为突出者。他们的研究实践，开创了天地会起源研究的一代新风。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和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成为清代秘密会党史的奠基之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地会被纳入农民战争史范畴。荣孟源、来新夏等曾撰文，强调天地会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创立于福建，是具有“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结社组织。50年代，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尚钺认为南方许多秘密结社，如天地会、哥老会等，其主要成员是市民，反映的社会关系是萌芽的资本主义关系¹⁴⁰。1958年，戴逸在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中，研究了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明确指出：天地会是“十七世纪末新兴的秘密组织”，“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¹⁴¹。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导致了60年代初关于天地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的秘密团体，不能将它和资本主义萌芽简单联系。1964年，《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1期发表了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这是建国以来有关秘密会党研究的杰出成果。作者通过发掘天地会档案史料，提出天地会由洪二和尚即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在福建漳浦县创立，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乾隆说的崭新体系。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标志着我国有关天地会起源的研究，开始从主要依据天地会内部传说立论，转入主要依据档案史料进行研究的新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蔡文发表四年以后，戴玄之也提出了乾隆说主张，不过他认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戴氏是台湾史学界力倡天地会起源于乾隆说的第一人，他在天地会名称演变、天地会与道教关系等问题上，发表了不少佳作。

改革开放以后，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天地会研究空前繁荣。大批天地会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天地会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天地会》资料丛刊7册，在80年代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刘如仲、苗学孟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等。20年来，有关会党史的研究成果辈出。据不完全统计，论文不少于300篇，专著20余部。其中，影响较大的专著包括蔡少卿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秦宝琦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珠生著《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赫治清著《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帮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以及我国第一部会党史研究工具书《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等等。

思想解放，百家争鸣是新时期会党史研究的重要特点。在天地会起源研究领域，学术观点更是歧间迭出，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争论尤烈，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乾隆说和康熙说。乾隆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蔡少卿、戴玄之和秦宝琦。秦宝琦是继蔡少卿之后将档案资料大量运用于天地会研究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由于蔡少卿自80年代后将主要精力转到对整个秘密结社，尤其是近现代的研究，秦宝琦就成为力倡乾隆说的主将。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他率先发现的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审明会匪陈彪等切实根由定拟具奏折》，进一步完善了乾隆说体系。他断言天地会是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创立，他强调天地会虽然带有不少“反清复明”内容的诗句、歌诀，但这些文件都是后来形成的，“从洪门天地会的全部历史及其活动看，乃是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群体。它是以我国传统的歃血结盟焚香结拜弟兄的方式组成的，因此，只是一种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¹⁴²。二是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其代表人物是胡珠生、翁同文、赫治清。早在建国之初，胡珠生就有《哥老会起源初探》问世。1979年，他在《历史学》季刊第3、4期上，连续发表了《青帮史初探》、《天地会起源初探》，构成了揭开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探讨中国帮会史的重要内容。胡珠生在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方面，有其独特贡献，他把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马朝柱案定为典型的早期天地会大案，论证充分，填补了乾隆二十六以前天地会活动历史的某些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天地会根由之谜”。翁同文系台湾著名学者，70年代和80年代，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天地会的论文，深入考察了万姓集团与天地会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赫治清自70年代以来，一直将天地会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是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主将。和秦宝琦的观点相对立，赫治清认为：天地会是清初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作用的产物，它是作为“反清复明”的政治工具而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它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由长林寺开山住持僧万五道宗即达宗和尚等人创立，其诞生地点是福建彰溥县云霄高溪乡高溪庙，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它之所以起源于清初闽南彰州地区，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及历史渊源。天地会创立之初，是由部分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派和部分劳动人民组成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后来，随着清朝中央政权的牢固确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现，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相继退出了人民革命斗争历史舞台，它就逐渐变成了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商贩、挑夫和其他下层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借以进行反清阶级斗争的秘密结社。将天地会说成是乾隆年间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增长而出现的“互济互助”团体，显然脱离了历史实际¹⁴³。赫治清所著《天地会起源研究》是一部高屋建瓴地研究天地会历史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创见颇多，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罗尔纲称该书“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开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¹⁴⁴。

学术讨论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天地会起源的两大学术观点，在起源地点上达成了共识。田野调查、会书、碑刻等资料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1994年10月到1995年5月《中国工商时报》连载罗炤《天地会探源》，可以说是将田野调查引入天地会研究的力作。

天地会起源及其性质，虽是这个时期的研究热点，但人们并不局限于此。学者们对青帮、哥老会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传统观点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出一源，随着档案史料的开发，这种观点基本上退出了学术舞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哥老会起源是多元的，而非一元。对青帮的起源、性质的考察，也取得了明显进步。

近20年来，清代秘密会党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还表现在一大批中青年会党史研究者的脱颖而出，以及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积极开展对外和海峡两岸民间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在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研究中，做出了显著成绩。除翁同文、戴玄之外，还有庄吉发、王尔敏等。庄吉发是台湾学术界把档案史料大量运用于会党研究的第一人，人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窥见台湾收藏的天地会重要档案。所著《天地会源流考》(台湾故宫博物院1981年版)、《清代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均堪称清代会党史研究的佳作。

经济史研究。清代经济史是清史研究中十分活跃而且成果辈出的领域。20年来，经济史研究在继承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束缚，逐渐形成了以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为特色的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所谓部门经济史，包括农业史、商业史、财政史、手工业史、人口史、城市史等诸多领域，所谓区域经济史则是指学者对清代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专门研究。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有关讨论的继续，然而，视角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表现形式，讨论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探讨了发展迟缓的原因，为近20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一文，认为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和商人资本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地租形态的变化、货币地租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三个重要历史前提。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晚期，即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时期才可能出现的历史现象，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¹⁴⁵。具体说来，改革开放时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取得了三大明显进步：一是改变了建国初期将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过多集中在手工业领域的状况，将讨论大幅度推进到农业领域。由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合著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是关于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标志、农业雇工的类型、人身关系、雇佣劳动之性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之原因，作了非常深入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罗伦、景苏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年版)是作者《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性质》一书的增订本，该书注意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的统一，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发展状况，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二是行会研究取得了明显进步。刘永成、赫治清的《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将我国行会制度分为两个重要时期，唐宋时代是行会的形成时期，其主要职能是为封建官府对城市工商业者实施统治和征敛的工具，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商品经济更加活跃，行会的性质与欧洲行会相类似，只是缺少欧洲似的政治上的行会特权而已。清代工商业行会的职能，一方面在于限制同业间自由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于调和行会内部的阶级矛盾，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刘永成、赫治清指出，各行行规的基本精神都是为了维护本行同业的根本利益，行会制度与资本主义萌芽二者并行不悖，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行会制度从发展逐步走向分解的过程¹⁴⁶。一些学者在考察行会制度时，高度重视清代工商业领域阶级关系状况，对帮工所组织的“行”、“帮”、“会馆”、“西家行”的活动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三是开始注意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考察。严格说来，资本主义萌芽并非单纯的经济史研究范畴，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研课题，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包含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萌芽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尝试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韦伯的理论)，考察清代特定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当然也需注意，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建筑在西方特定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中国学者在借鉴其理论的同时，要切忌生搬硬套，切忌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盲目“从外”，否则很可能得出脱离中国历史实际的结论。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的学者提出：这是典型的韦伯提问方式，其实，我们不应当问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应当问：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欧洲产生了。但一些西方学者针对这一观点，指出：确实应当重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产生，然而，西方史学界对此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资本主义未在中国产生，这是历史事实，对此，中国学术界不应回避，应当进行深入研究。

进入90年代，清代经济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美籍学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以及他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上的文章《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曾引起了经济史学界的热烈讨论，黄氏认为清代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这一观点受到了不少清史学者的关注，促使人们对清代人口问题、小农问题、商品经济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是人们高度重视清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研究，就清代中国是停滞还是发展问题，清史学界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对一些基本经济问题，特别是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郭松义在《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口的大体匡测》一文中，对清代劳动力在各行业的分布状况作了推测¹⁴⁷。姜涛的《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以城乡居民社会职业的分野作为考察的主要依据，探讨了传统人口城乡结构的稳定性问题¹⁴⁸。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一文，对清代江南地区种桑养蚕、纺丝织布以及湖南、四川产粮区农民在种植粮食上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作了全面探讨¹⁴⁹。郭松义《清前期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以大量统计数据，研究了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亩产、总产和人均拥有量¹⁵⁰。郑正、马力、王兴平《清朝的真实耕地》，利用清朝官方和当代的统计数据，对清代的实际耕地面积作了推算，提出：清朝官方耕地统计数只是赋税征收单位，这个数字大大低于真实的耕地面积；清朝人口在道光年间达到饱和，其耕地面积也基本达到最大值，大约为20亿亩，而清朝收税地亩数只约等于真实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多一点，故当时实际赋税负担大大低于历来所认为的数字，这是构成“盛世”繁荣景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郑正等人指出，清朝人均耕地四亩多，可以基本保证温饱，这就是清朝从乾隆起人口大规模增长乃至道光时达到4亿多，相当于明以前官方统计人口峰值近7倍的物质支撑¹⁵¹。叶显恩《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历史地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点¹⁵²。由于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章对这段时期经济史研究状况作了详尽评述，故下面仅对清史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作简要回顾：

1．清朝经济政策。清初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课题。郭松义的《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一文，比较全面考察了清初社会经济状况、清朝垦荒政策的主要内容、垦荒成效及其阶级实质。作者认为清初垦荒政策，就其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顺治时期和康熙时期。顺治时期，尽管统治者对于垦荒高度重视，但由于连年战争以及清朝财政之困难，使得它颁布的政策、法令往往无法兑现。康熙年间，随着条件改善，清廷对过去的政策作了比较切实的调整，垦荒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获得了恢复和发展¹⁵³。对清朝摊丁入亩政策之实施，郭松义在《论“摊丁入亩”》一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考察，并对匠班银、屯丁银摊入地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¹⁵⁴。关于清代赋役制度，袁良义的《清一条鞭法》，通过对明清赋役制度的对比，认为明一条鞭尚处于试行阶段，最后以失败告终，说是一条鞭，实为多条鞭。清一条鞭处于完成阶段，各地发展的情况趋于一致，它将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袁良义指出：一条鞭法改革的是赋役制度，但它反映的问题超越了赋役制度的界限，改变了当时社会状况。“明一条鞭法主要照顾的是一般地主阶层的利益，涉及下层人民的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面比较有限。清一条鞭法关系到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和一般地主多种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反映社会现实的面就广阔得多了。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一般改革发展成为一场变革社会的革命，改变了农民、手工业者类似农奴的地位”¹⁵⁵。何平的《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清代赋税政策目标、定额化赋税制度及其缺陷、赋税调整及赋额变动趋势、赋税政策的传导途径及其制约因素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高王凌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问题和对策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政策；粮政问题和政府之干预，工业政策和经济前景。作者认为，清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全域性的开发和大规模的耕地开垦，但其最大成就却不在这里，而表现在经济的高层次发展，如农业种植业及其他生产经营的拓广，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各种生产的开展，商品性经济的发展以至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发挥，这些才是更值得重视的。李文治、江太新合著的《清代漕运》一书(中华书局1995年版)，对清代漕粮赋税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漕粮运道、道光后漕运改制政策等诸多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为近年来研究清代漕运问题的重要成果。除了上述领域外，对清代蠲免政策、矿冶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学术界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2．清代商业与手工业。这是经济史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对商业的研究，不但注意了商业发展本身，而且对商人集团、商品经济和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生产轻流通的倾向获得了纠正。新时期的商业史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往往能从整个商品经济或社会再生产的背景分析商品流通和商人资本活动。有关清史的重要成果主要有：郭蕴静的《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人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等¹⁵⁶。李华对清代广东、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广西、河南等省地方商人作了比较深入而系统的考察¹⁵⁷。晋商、徽商、行商是学术界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领域。对清代市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黄冕堂《清代粮价问题探轨》，根据方志、档案等材料，对清前期粮价变动情况，作了定量分析，并探讨了粮价上涨之原因¹⁵⁸。手工业研究方面，矿业、棉纺织业、陶瓷业等部门是学术界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彭泽益的《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清朝手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他认为：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是战争破坏和恢复期；康熙二十三年到五十一年是经济基本恢复期；康熙五十二年到乾隆四十八年为繁荣和高度发展期；乾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是由盛而衰，进入发展停滞期¹⁵⁹。刘永成、赫治清的《清代前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一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清代前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指出，清代前期，商业资本已经从不同渠道渗入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并向产业资本转化。清代商业资本加速了小生产者分化，促进了各地区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繁荣了城乡经济，推动了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创造了条件¹⁶⁰。关于清代手工业发展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朱新序《中国丝绸史》(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等。与工商业研究相适应的是城市研究的兴起，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城镇发展状况，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对明清时期山东城镇发展状况、城镇人口数量、职业构成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¹⁶¹。

3．区域经济研究¹⁶²。对清代区域经济的研究，傅衣凌是较早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对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湖南等地商品生产的探讨，对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综合性的成果有叶显恩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桦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江南和徽州地区是清代区域经济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两个地区。对东南地区的研究，重点是手工业、商业、城镇发展等领域。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根据有关地方志材料，特别是市镇志资料，对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其专业化机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以明清两代商业市镇作为指标，可以清楚的观察近代江南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特征。”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明清市镇的兴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镇网络、各专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发展状况、江南市镇文化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有代表性的典型市镇作了专门解剖。作者认为，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市镇一经兴起，迅速繁荣，它作为一个手工业、商业中心，经济力量是巨大的，其作用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县城、府城望尘莫及的。因此，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市镇研究¹⁶³。改革20年来，徽学逐渐成为以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专门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从事徽州文书整理和研究工作，出版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等一系列重要成果¹⁶⁴，其徽学研究中心与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国际徽学讨论会”。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编纂了《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包括徽州商人集团的形成、资本积聚、活动领域、经营范围以及徽州商人与教育、医学、美术诸方面的研究¹⁶⁵。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对徽商与两淮盐政、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徽商与东南文化变迁，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¹⁶⁶。此外，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典仆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著作，对徽州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作了深入考察。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步。林成西的《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的东移》，分析了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由成都及其所在的川西地区向重庆及其所在的川东地区转移的原因、表现及其后果¹⁶⁷。姜守鹏的《明清时期的北方劳动力市场》一文，提出清代北方劳动力市场发展比较广泛，在某些行业出现了大量雇工，反映出北方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该文还对北方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南北方劳动力价格基本一致¹⁶⁸。对东北及其他边疆地区的研究，史学界比较注重流民和开发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农耕的推进对边疆环境生态的影响，以及流民群体的文化状况、社会关系及其对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经济史范畴，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有关清代经济史方面的成果还有很多，像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李中清、郭松义主编的以利用玉牒为特色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值得注意的是，20年来，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个案分析逐渐增多。如元廷植的《清中期北京的煤炭不足和清朝的对策》一文，分析了清中期北京因人口增加、工商业发展而导致的煤炭不足，以及清廷之对策¹⁶⁹；刘秀生《清代发展县域商品经济的思想》探讨了清代发展县级商品经济的基本思路，认为时人有关思想比历代都要活跃，为清代经济思想史的一大特色¹⁷⁰。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则将研究推进到县级行政区，考察了山东运河沿线、沿海和内陆商业城镇发展状况¹⁷¹。这类比较微观的具体研究，为经济史在理论上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关于清代经济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了清代经济恢复发展之过程，以及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资本主义萌芽等主要情况，并讨论了清代社会经济走向衰败之原因。但因成书较早，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将清朝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混为一谈等。张研的《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系作者“清代经济史”教学之总结，全书主要包括清代经济发展的前提和背景、清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清代经济发展状况、清前期财政、清中后期经济等主要内容，吸收了当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对清代经济史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治史研究。应该说，政治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内容，原因很简单，在以人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条件下，政治的好坏、政权的状况、统治者的思想与政策直接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主要方面，影响着朝代的盛衰隆替。不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实际。

清代政治历来是清史研究的重点，成果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清代政治史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对政治制度、国家机关、政治斗争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下面，笔者对有关清代政治的研究成果择要评价。

1．政治制度。由郭松义、李新达、杨珍合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0卷(即清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和一般史书单纯按时间先后叙述政治制度之演变不同，该书采取纵横结合、编年与纪事结合的方式，比较完整地描绘了清朝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皇帝与中央决策系统、行政体制、监察制度、军事制度、学校及考选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杨树藩的《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简要叙述了清代中央行政状况，对皇权的行使、议政制度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清朝独有的奏折制度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吴秀良认为奏折系由满洲请安折传统发展而来，清圣祖为了解地方情况，将其转变为秘密通讯方法，后扩大使用于官僚政治中而形成¹⁷²。庄吉发的《清代奏折制度》(台湾故宫博物院1979年印行)，以档案资料为主，对清代文书制度之演变，特别是奏折制度之起源、发展、历史作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奏折制系圣祖“因鉴于传统的本章制度积习相沿，臣工进言，非壅则泄，下情不能上达，为欲周知施政得失，地方利弊及民情风俗等，于是命文武大员于露章题本之外，另准缮折具奏，直达御前，机密简便”¹⁷³。这一观点虽颇具启发性，但也有商榷余地。从有关材料看，恐怕不能简单否认奏折在顺治年间的存在，将奏折制说成是某个人的发明，也未必符合历史实际。此外，杨启樵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雍正时期奏折的广泛推行，特别是其重要政治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官僚制度是学术界所关注的课题。郑天挺的《清代的幕府》和《清代幕府制的变迁》两篇文章，对清代幕府制度的由来、发展以及历史作用作了深入论述¹⁷⁴。朱金甫的《清代胥吏制度略论》，根据官书、档案，对清代胥吏的分类，全国经制之吏人数、胥吏的录用与考补、胥吏之作用、政府对胥吏之稽察等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清代胥吏制度之概貌¹⁷⁵。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清朝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书对清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次的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为近年来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收获。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一些学者对清代捐纳制度、政治风气等问题，也作了专门探讨。

2．政治机构。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清代政治机构的成果十分丰富。由张德泽编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对清朝中央、地方主要机构之建置、职能、兴废沿革等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内容翔实，行文简练，对治清史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李鹏年、朱先华、刘子扬、秦国经等人合著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有清中央机构之演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官制、文书制度作了详细介绍，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按时间顺序追述清朝中央机关之建设与发展；下编叙述各机关之性质、职掌、设官及所属机构之职能。唐进、郑川水主编的《中国国家机构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清代国家机关也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介绍。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清代地方官制的学术专著，该书对武职、州县设官的考察十分详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有关工具书之不足。在清朝诸机构中，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和军机处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几个关键性机构。杜家骥的《对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某些考察》一文，探讨了这一机构从产生到消亡各个阶段的人员组成、职掌、作用及其特征和性质。他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以满族宗室贵族与旗、部(院)旗人要员联合组成的带有贵族政治性、民族性的非正规的议处国家机要重务的权力机构¹⁷⁶。南书房是康熙朝重要政治机构，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在康熙朝皇权强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南书房设立时间，学者们见解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年前后，其主要理由是：《清史稿》卷二六六《沈荃传》载沈荃在“康熙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另外，《满汉名臣传》卷一О《励杜讷传》载励杜讷在康熙初年受命缮写《清世祖实录》，告成，“命留南书房行走，食六品俸。”《清世祖实录》在康熙十一年完成，因此，南书房的出现当不晚于此时¹⁷⁷。然而，这两条材料未必可靠。沈荃入直南书房一事在时人王熙所撰墓志铭(该墓志铭非常详尽地记述了沈荃生平事迹)中并未提及，而《清史稿》所载沈荃事多不准确，如谓沈荃在康熙十六年擢詹事府詹事，实际上是在康熙十七年二月，对沈荃卒谥“文恪”一事竟未言及等。至于励杜讷入直，仅见其传记，未有其他材料相佐，故难取信。朱金甫在《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一文中提出：沈荃虽早在康熙十六年以前就入召内廷，但其时的正式官职是詹事府詹事，兼充日讲起居注官，并非常年在内廷侍直，这与以后的南书房翰林有明显区别，南书房的设立时间，应为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对南书房之作用，朱金甫认为不宜估计过高，虽然“南书房很可能负有一些笼络朝中儒臣及偶尔为皇帝充当监视京中官民动静、提供秘密情报的特殊任务，但由此也不能得出南书房曾起过中枢机构作用的结论，因为特务人员与决策官员之间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¹⁷⁸。确实，对南书房在康熙朝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不应拔高，但估计应该充分。将南书房视为清廷决策一个非正规的或非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像明珠之落职，实际上就是康熙帝和其南书房亲信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¹⁷⁹。时人称长期担任南书房“总督”的张英，“在密勿论思之地，昼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谋，同列不闻；伏蒲之语，外庭不知。推贤与能，庆流朝著；横经讲艺，择及民生；弥历岁年，延登受策”。即生动反映了南书房在朝廷用人行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¹⁸⁰。

军机处是机构研究的重点。和南书房一样，对军机处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创设时间及其演变；二是性质和作用。对军机处设立之时间，历来众说纷纭，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等多种说法；至于其演变，有人认为经历了军需房、军机房和军机处三个阶段，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军需房不是军机处前身。四年说的较早提出者是台湾学者李宗侗，季士家则持雍正七年说，吴秀良则主八年说¹⁸¹。大陆学术著作中，过去持七年说的较多，然随着研究的深入，雍正八年说的影响逐渐扩大。赵志强《军机处设立时间考》，根据清朝档案，否定了户部军需房为军机处前身的说法，证明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八年十二月¹⁸²。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七年说既不切近情理，又不符合事实；八年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确切；四年说则比较合乎实际”¹⁸³。笔者认为，从总的情况看，说雍正八年正式创设军机处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曾在雍正晚年参与办理苗疆军务的乾隆帝对此有明确的说法，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十月，他在论及国史纂修时说：“至该馆采录事实，向俱恭照实录、红本，核实记载，第自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以来五十余年，所有谕旨、批奏事件，未经发抄者尚多，著先将乾隆四十年以前军机处所存档案，令该馆总裁纂修等详悉查阅衰集，以昭典核。”¹⁸⁴，但应注意的是，对军机处的研究，不宜就事论事，而应将其置于清朝决策体制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选拔亲信参与决策是清廷从皇太极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传统，是皇帝强化和行使皇权的基本手段。雍正帝一继位，就创立了直属自己的决策集团，军机处的出现，只是将这种决策体制制度化，使其拥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进行规范化的行政运作。筹备对准噶尔的战争以及七八年间雍正帝身体的不适，不过是军机处形成的加速剂而已。如果忽视清廷决策传统，一定执意要寻找军机处的前身，或过分夸大军机处创设的意义，未必能反映清朝政治的实际。

关于军机处的性质和作用，从晚清以来，人们一直高度重视它对强化皇权的重要意义，比较典型的是清末筹备立宪运动中御史张瑞荫的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说：“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不过遇事请旨耳，视前明之内阁票拟何异?”¹⁸⁵近现代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认为“军机处设立后，逐步取代满族贵族议政的制度，削弱了内阁承旨出政的权力，它实际上成了凌驾于内阁、部院之上的中枢机构，是清朝维护君主专制体制的有力工具”¹⁸⁶。甚至认为：军机处的设立使“君权得到极大提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空前阶段”¹⁸⁷。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庄吉发认为：“世宗设立军需房的原因是为了用兵西北而密办军需，并非为了贯彻中央集权，削减议政王大臣的职权。就雍正年间而言，军机处的设立，与独裁政治的背景及发展，不宜过分强调。”¹⁸⁸近年来，笔者也发表文章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清初内阁和皇权并不对立，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也非针对内阁，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非但如此，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独裁方式，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¹⁸⁹。

3．政治斗争与统治政策。在清朝政治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围绕皇(汗)位而展开的激烈权力争夺。由于皇位继承直接关系到清朝政治之演变与国家之前途，故一直是中外学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

对皇太极继位，过去一些学者比较倾向于夺立说，即认为其汗位系夺取于多尔衮手中。但近十余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其汗位系合法继承。孙文良、李治亭合著的《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即认为，皇太极系“受拥戴继位”。李洵认为，由于当时不存在汗位指定继承人制度，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指定继承人，继承人也不是按兄弟行辈选出的，皇太极之继位是合乎女真贵族共议国政制度的¹⁹⁰。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政治》一文，对顺治末年清朝政治斗争状况作了考察。他认为王熙对撰拟遗诏的描述，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王戎笙根据天花病情的特征，断定顺治帝患的是极重的天花，非一般天花可比，必定卧床不起，持续高烧，神志昏迷或谵妄，“所谓的顺治遗诏，既不是顺治帝的口述，也未经他过目，是在他不省人事的情况下，由王熙根据皇太后和辅政大臣的旨意起草的，以遗诏的形式‘布告中外，成与闻知’。”因此，顺治遗诏是清初权力斗争的结果，又是斗争的工具¹⁹¹。

雍正继位之谜是深受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是夺位说。早在民国时期，孟森曾作《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王钟翰后来又有多篇文章论证雍正帝位系纂夺而来。许增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一文中，通过对允禵所处的地位、玄烨建嗣的变化、《圣祖实录》纂修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康熙帝是将允禵作为皇位继承人，而雍正帝的上台则系矫诏夺杀¹⁹²。杨珍在考察大量满文档案的基础上，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后期储位斗争的大致情形，她认为，康熙帝在第二次废除太子以后，即开始实行秘密建储计划，在康熙五十七年出兵西藏前，已秘密确立允禵为储君。皇四子胤禛之最后继位，是与隆科多勾结，由隆科多假造遗诏而来¹⁹³。在《雍正杀子辨疑》一文中，她否定了雍正帝杀子的说法，但同时指出：雍正帝之子弘时之被惩处，实因其站在雍正帝的对立面、八叔允祀一边，雍正在清除政敌的斗争中，“株连甚众，打击面过宽，以致遭到众多皇室、贵族成员以及朝臣们的抵触与暗中指责。这一不满情绪与舆论势头之大，甚至冲击到雍正本人家庭，连其亲生儿子也加入反对营垒，站到了他的对立面”¹⁹⁴。

二是合法继位说。这一说法的重要代表是冯尔康。1982年，冯尔康在考察了现存档案以后，认定康熙帝十四子原名允禵，更名胤祯，后经雍正复名允禵。而雍正帝本名就叫胤禛，没有伪造名讳，所传篡改“皇位传十四子胤祯”遗诏，书写方法不合清朝制度，极不可信，从而否定了雍正帝夺嫡说的一个重要证据，即篡改遗诏，盗名窃位¹⁹⁵。对康熙帝系胤禛用人参汤毒死的说法，冯尔康认为，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康熙生前认为人参有害而北人尤不适宜。对雍正帝如何继位，冯尔康指出：“康熙原本要在允禵和胤禛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如果这种说法证据不足，也可以说康熙临终时所指定的皇储，胤禛比乃弟的可能性要大。”¹⁹⁶史松在《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中提出，康熙晚年派允禵西征，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意传位于他，相反，是要把允祀同伙分开，转移其注意力，缓和其咄咄逼人之势，暂时消除“兴兵逼位”的危险，以争得从容安排后事的时间。史松指出，康熙最后两年，曾多次予胤禛以重任，他的最后决定，也可以从他对胤稹之子弘历的，态度上看出端倪，他说弘历“福将过予”是要把帝位传至弘历并相信弘历能光大祖业的明白表示。因此，康熙传位胤禛是顺理成章的事¹⁹⁷。

现在看来，关于雍正帝继位的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在发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谁也无法驳倒对方，斧声烛影，历来是千古难断之疑案。不过，对雍正继位之谜的考察，有助于人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康雍乾时期清朝政治内幕，更加准确地把握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之演变。

对清朝统治政策和统治思想的研究是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其中，康熙帝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康熙帝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特别是其平藩策略，史学界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吴伯娅却认为，三藩乱起，康熙帝不过20岁刚出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在八年平藩战争中趋于成熟的。以往，人们忽略了对这一过程的具体探讨，而对其政策措施简单颂扬，以至一些重要历史事实不得其详。吴伯娅举例说，康熙帝最初对形势估计不足，急于求成，贸然下令三藩并撤，对主撤派的合理建议予以否定，就是一个决策失误。他对尚之信的处理，则玩弄权术，蓄意夸大其罪恶。三藩之乱的平定，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从历史实际出发，不能对历史人物随意拔高¹⁹⁸。

乾隆初年政治状况，也是许多学者所关注的课题。戴逸的《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一文，从乾隆家庭生活的角度，讨论了乾隆时期的政治转变。他认为，乾隆初年的宽大政策在具体政治实践中产生了不少流弊，官僚机器越来越不适应统治的需要，以致乾隆对现职官僚失去了信心。乾隆十三年，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刺激乾隆加强对官场的整顿，促进和加速了政策从宽变严的趋势。与此同时，加快了廷臣的换班和两代人的权力交替，一批新进官僚逐渐取代了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乾隆依靠这批年轻人，完成了平准平惠的业绩，开拓了中期统治的格局¹⁹⁹。笔者所著《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通过对三位皇帝政治思想形成原因、前后嬗变、历史影响的考察，对清初民族矛盾、政治腐败、康乾盛世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学者们还对清代基层政治、清代俸禄制度、官僚政风等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应该说，我们对清代政治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成功的，这不仅表现为基本理清了清朝政治之发展线索，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如关于顺治帝遗诏、军机处创设、专制皇权强化，等等)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而且也表现在研究视野扩大，研究方法的更新。当然，目前的清代政治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突出表现是对武治思想、政治文化的研究比较薄弱。由于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完成的，因此，对政治观念、政治心态、政治行为模式的研究就成为准确认识一个时代政治本质，从精神生活角度了解其盛衰成败根源的重要途径。

社会史研究。严格说来，社会史研究并不是近20年的新发明，早在民国时代，就已经有学者对婚姻、家庭、风俗习尚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只是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基本分支学科，才真正获得重视。新时期的社会史，因大量引进一些相关学科的方法，从而活跃了思维，开阔了视野。在这20年中，研究领域大幅度拓展：从日常生活深入到社会心态；从婚姻家庭扩展到生活方式；从上层社会深入到基层社区；从社会控制延伸到社会流动，社会史研究改变了过去对中国古代社会刻板狭隘的描绘和解释，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动态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场景。

由于人类社会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也就异常广泛，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确定社会史研究重点和形成自己学科特色的问题。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的界定及研究理论还存在不同看法，但社会史不可能取代通史和断代史，这恐怕是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看法，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将社会史变成无所不包的“万花筒”。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生活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改革开放以来，清代社会史研究的最大成绩是：以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为中心，学术界完成了对清代社会的初步考察，基本揭示出清代社会的大体面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社会运行和变迁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于清代社会结构，比较重要的成果是由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不但对国内外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进行了评介，而且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并对这个时期的社会身份(如皇族、士人、兵士、民间宗教等)作了专题研究。作者认为等级结构的松动和阶级结构的强化是明清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清代雇工人从短工到长工的解放，佃农平民地位的确立，绅士特权的削弱等，均表现出等级结构的某些松动。而机户、机工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的资产者和无产者，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在明清得到缓慢的发展。明清社会结构中阶级因素的增长及与等级的进一步分离，表明这时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它预示出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前景。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元素，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清代家族制度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是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和陈支平的《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两部专著。它们对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制度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深入考察，虽重点为福建，但对全面了解清代家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宗族法的基本内容、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宗族法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宗族法的社会作用等问题，作了全面考察。张研的《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对清代族田的发展、分布、经营、作用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考察了清代基层社会结构的源与流，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基层社会实体对于上层政权结构的正逆效应，清朝统治者对于宗族族田的态度和政策。定宜庄的《满族早期的一夫多妻制及其在清代的遗存》，博采文献、档案资料，对满族一夫多妻制的形态及其在入关后的演变进行探析，对满族早期婚姻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²⁰⁰。

在清代基层社会中，乡绅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郝秉键的《试论绅权》一文，主要依据清朝的历史资料，从对绅权的生成及其社会构成的角度，探讨了绅士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郝秉键认为，绅权的建立，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其次，绅权的建立将家族关系引向新的阶段，绅士可以凭借血缘和地缘关系对农民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于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所掩盖，绅士与农民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与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被血缘地缘情感所抵消。再次，绅士的形成将国家、城市与乡村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缓冲，绅士是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且双方均各有所求的特殊阶层，这一角色减少了国家与社会的摩擦力，增强了传统社会的弹性，为封建大一统社会带来了“安全”²⁰¹。此外，一些学者还对清代义田及慈善活动作了专门分析。

关于清代阶级结构，学术界大多只注意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状况，以及清廷除豁贱民等政策，而对当时大量存在的奴婢问题重视不够。由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编著的《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依据档案、文集、笔记等资料，对清代蓄奴风气、奴婢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奴婢来源、奴婢反抗斗争和身份地位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考察了清代各类贱民的来源、身份特征、法律地位以及法律身份的解放过程，并对清代等级制度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清代社会史，目前的研究还涉及到宗教、会馆、流民等诸多方面。冯尔康、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一部清代社会史专著，对推动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由赵云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对清代疆域、环境和生产力，人口和民族，社会调控，社会保障，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信仰与社会思潮，社会变革等诸多方面作了初步考察。杜家骥《满汉命名习俗、观念及其与社会生活》一文，通过对满汉两个民族的一些取名习俗的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尤其是满族方面的特点，并通过名字的取用，揭示当时的某些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内容²⁰²。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呈深入之势。阎崇年的《清代京师旗人社会生活探微》，利用满文《镶红旗档》等档案资料，对清代京师八旗社会生活实态(如佐领承袭、宗族组织、满员外任、人口买卖、社会保障，等等)做了深入探讨²⁰³。

边疆民族问题。边疆民族问题始终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因为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主要围绕国家统一、清朝统治政策、边疆开发等问题展开：

1．国家统一问题。一般地说，清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已经获得初步公认。而就国家统一的最后完成，则发生于18世纪中叶，这就是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的历史性事件，以此为标志，大清帝国进入了繁荣昌盛的“全盛”状态。

然而，近几年来，学术界因对统一和分裂的界定或认识不同，对清朝统一的作用随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对历史研究尚未产生较大影响，但仍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葛剑雄的新著《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虽不是专门的清史著作，但它涉及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一些清史学者的重视：一是它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占的时间，其结果令人瞠目。”葛剑雄的统计结果是：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时间仅为81年，即从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就时间长短而言，远远低于分裂年代。这里姑且不谈葛氏统计标准是否科学(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他所说的开始于乾隆中期的清朝大统一无论是在质上和量上都远逾明代，为历朝所仅有。既然分裂时间远远长于统一时间，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清朝短暂大统一问题：即清朝81年的大统一是中国历史(主要是清朝历史)出现的偶然现象，抑或它本身正是古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结果?二是如何看待葛剑雄在书中就统一与分裂问题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端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²⁰⁴如果将这一观点用于考察清朝的中国历史，只能得出与传统看法相反的结论，即：国家统一不但是清朝全盛最重要的标志，而且也是促成社会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康雍乾时期)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清代社会出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力强盛，国防巩固，清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从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资本殖民势力。”²⁰⁵应该说，统一和分裂确实是政治演变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构成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政府运作模式，正是基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既定事实，正是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才对统一与分裂产生了好坏褒贬之分。在这个问题上，治史者似乎不宜走向极端。

如果说《统一与分裂》向学术界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那么，清史研究本身也不断提醒人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概念我们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例如：历来被奉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大一统”是传统政治家们潜心追求的重要目标，而当今学者们对它的使用似乎已远远超出《春秋》的界定(好像越来越变成国家高度统一的同义词了)，而且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秦汉时期已经实现了“大一统”，也有人认为唐朝就是“大一统”王朝，还有人认为元朝是重要的“大一统”朝代，而许多研究清史的学者们(包括18世纪的历史当时者们)则认为只有乾嘉时代才能算是真正的“大一统”，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一统”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含义?需不需要为它寻找一个共同的标准?

对统一和分裂的理解现在也出现了“多元”趋势。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准噶尔是典型的分裂势力，清朝对它的平定是正当的，“是一场维护统一战争，是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战争的结果，巩固了西北边疆，有力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²⁰⁶近年来出版的《清代全史》也认为：准噶尔系分裂势力，清朝对它的平定，“终于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统一使清朝“用民族团结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抵御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²⁰⁷尽管上述观点已经获得大多数清史学者的认可，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成崇德认为对统一和分裂的标准必须进行严格界定，“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了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成崇德举例说：清初三藩之乱应当定性为分裂，所建立的政权应称为分裂政权，因为它是从清朝分裂出去的，破坏了清朝的统一局面，而清代一些边疆民族政权，“并未出现分裂清朝的军事政治行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并不是从清朝政权中分裂出来的，而是早于清朝或与其同时建立的。准噶尔汗国虽然出现较晚，但它是在卫拉特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清朝的统一势力并没有到达这个地区，因此对清王朝来说，并不存在分裂或分裂政权”。成崇德认为：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边疆所形成的几个政权，其建立、发展“都是在完成对本民族的统一后，再进行对本地区的局部统一”，而全国的大统一“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大统一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为局部地区的发展和统一提供了条件，而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又可以成为全局大统一的重要步骤”²⁰⁸。成崇德这种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他们认为：分裂不单是对政权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国家而言。准噶尔自古就系中国的一部分，尽管清初它没有宣布脱离中国，但是，国家毕竟是一个具有实在内涵的政治范畴，需要有一个中央政府作为其代表。清王朝作为中国合法的中央政府，从康熙中期以后即已获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少数民族)的承认，降至18世纪，清朝已经处于全盛，统一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准噶尔仍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割据一方，不时挑起战乱，危及邻近部落以及内地百姓的安宁生活，当然应该被视为严重的分裂行为，至于局部统一和全国统一的关系，学者也应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尤其要注意实现局部统一的地方势力的政治表现，如果它是拥护全国统一的，那么局部统一就为全国统一作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反之，不但不利于全国统一，反而会壮大地方分裂势力，危及全局。总之，对局部统一和全国统一的关系，不宜一概而论。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外，对清朝统一战争开始时间、清朝统一政策等问题，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一些学者根据后来清朝取代明朝的既定事实，将统一战争的起点从清军入关算起，这就将顺治年间清朝带民族征服性质的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变为了国家统一战争。如果我们以这一观点研究清军入关，很可能会对鼎革之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产生误判，甚至将洪承畴等降清将领视为统一的功臣，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是非问题。应该说，至少在顺治年间，清朝政权主要是建筑在野蛮的军事征服和民族压迫基础之上，其统治是不得人心的，它所进行的战争和合法中央政府进行的以制止分裂割据局面为目的的统一战争具有本质的区别；对清朝国家统一政策，也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准确评价，既不要拔高，也不要苛求古人。清朝统一事业的完成，是追求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中原和边疆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趋势，以及清廷巩固统治的利益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一宏伟事业的完成，完全归功于两三个君主的雄才大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尽管清朝的国家统一政策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其统一战争具有明显的民族征服色彩，战争中的滥杀行为，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形象，其恶劣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长期存在；二是它与国家统一密切相关的民族政策具有明显失误，如在“从俗从宜”，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同时，忽视了对一些宗教活动的正当管理，限制各族之间自然自愿的民族融合，等等；三是在边疆经营上，特别是在制定边疆防卫战略上，具有明显的重陆疆轻海防的特色，这一战略失误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今天，我们总结清朝国家统一政策的成败得失，仍会获得重要的历史教益。

2．边疆民族政策。加强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清史学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20年来，我们建立了专门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发表了许多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论著，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华、功力、研究热情和敬业精神的专家。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实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国民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的意识和观察力，另一方面表现出全国人民心中所蕴含的关于加速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具体说来，关于清朝边疆民族政策，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该书对清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统治蒙藏的宗教政策、治理边疆民族的专门机构、清朝海疆政策，以及盟旗制度、满蒙联姻、东北的军政制度、新疆的军府制度、土司制度、对西藏的治理等主要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叙述，对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边疆民族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但对其民族政策的评价却不尽一致，主要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偏高，只强调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合理一面，成功的一面，而忽略了它本身具有的民族征服性质，忽略了它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另一种又失之苛刻，有人甚至将清廷的治边策略斥责为欲使一些边疆民族“亡族灭种”。如何科学衡量清朝民族政策及边疆经营之成败得失，成为许多学者所关心的课题。马汝珩、马大正《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政策》，通过对清政府安置土尔扈特的种种措施的分析，指出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内容为：“众建以分其势”；“兴黄教而安蒙古”；“因其俗而驾驭之”²⁰⁹。赵希鼎《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制度》一文，在分析了清代西南、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台湾诸省政权建置和统治措施后指出，清朝，特别是在统治前期，“在辽阔的边疆地区，制定了就当时封建社会条件来说，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如在祖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强化了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使少数民族脱离落后状态，走向进步，对民族融合起着促进作用。加强对东北地区、外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的行政体制，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央的联系，得到各族的拥护，由中央紧握军事和外交大权，收到了统一的实效”²¹⁰。何瑜在《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中，对清廷海疆政策的目标及基本内容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整个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既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保卫海疆的宁静；也没有积极地开发海疆，广泛地发展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其对外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限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住资本主义野蛮侵华的步伐，反而限制和封闭了自己，扩大了中国与当时先进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何瑜认为清廷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二是清代前期历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地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三是因对洋人和汉人的疑惧心理而愈加突出“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清廷以禁、防为主的闭关自守政策，只能抵制和延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于一时，但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滚滚大潮²¹¹。

学术界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研究的重点是台湾、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少数民族。关于清廷和台湾的关系，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是康熙统一台湾的斗争。1979年，王政尧在《光明日报》(12月30日)发表了题为《从康熙统一台湾的一道谕旨谈起》的文章，这大概是新时期关于有关这一课题的第一篇专论。此后，有关论文增加，研究也趋于深入。陈在正《论康熙统一台湾》一文，从决策、用人、统一、宁疆诸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清朝统一台湾的过程，认为统一台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边疆的巩固，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²¹²。孔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则不同意一些学者将清郑之争视为“台湾要不要统一于中国，抑或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说法，提出，当时台湾的地位并不像后世这么重要，康熙进取台湾主要是为了消灭政敌，而不是出于统一祖国的美好愿望；清郑斗争的性质，仍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一切和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²¹³。

关于清朝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和统治方针，陈孔立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清朝在台湾的行政机构和统治政策。严章炮的《论康熙朝对台湾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对康熙朝的垦荒政策和措施、水利措施、禁垦“番地”政策、田赋制度、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康熙朝对台湾的农业政策和措施，有利有弊，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有促进，亦有阻碍。原因是各项政策措施之间，存在着矛盾、脱节的现象。它一方面鼓励垦荒，大力兴修水利，目的在于发展台湾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却封禁山区，禁垦“番地”，限制农业劳动力入台，甚至重科田赋。这种矛盾和脱节，导致积极的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受限制，甚至被抵消，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²¹⁴。杨熙《清代台湾：政策与社会变迁》(天工书局1983年版)，比较深入地考察了清廷对移民台湾的态度以及治台政策之转变，并分析了清廷治台政策和台湾地方社会变迁之关系，为研究台湾地方史的重要著作。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是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当时的《禹贡》、《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事研究》、《新亚细亚》等关于边疆民族研究的专业性刊物，曾发表过一大批开拓性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余贻泽的《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第5卷第5期)、凌纯声的《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1、2期)。建国以后。边疆民族问题被一些人视为敏感问题，研究较少。在建国后30年中，仅有嘉弘的《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江应梁的《略论云南土司制度》(《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杜玉亭的《试论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见教于江应梁先生》(《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张永国的《也谈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向杜玉亭同志请教》(《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等很少几篇文章。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研究成果丰富，而且有许多新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雍正改土归流的评价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有的认为改土归流，加重了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认为改土归流取消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有的认为改土归流是一种强迫民族同化，不仅具有封建性，而且具有极大的反动性。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观点逐渐不为研究者所认同。198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具有代表性。一是张捷夫的《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2辑)。该文从改土归流消除了土司割据状况和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等方面，详细论述了雍正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并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二是王钟翰的《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文史》第10期)。该文在叙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具体过程和得失之后，总结性地指出：鄂尔泰对西南三省的改流，在削弱西南土司之割据和加强王权方面，起了一定进步作用。从长远历史效果看，从祖国统一民族大家庭角度看，改土归流具有进步意义或即在此。为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分区研究。如钟诚的《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吴永章的《清代广西土司制度》(《学术论坛》1984年第4期)、侯绍庄的《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程昭鑫的《贵州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等文章，从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的论述，肯定了改土归流的作用。新近出版的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论述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时说：其作用一是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二是促进了西南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三是促进了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西藏、蒙古、新疆的经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有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贺文宣的《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清朝从康熙四十八年到宣统三年的200余年驻藏大臣的事迹，以纪年的形式，详加辨析，理出清晰的眉目，突出其政治影响和作用，“实际上就是一部清朝治理西藏的历史”²¹⁵。张羽新将清前期对西藏的治理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统治政策和目标。张羽新认为，清代治藏政策的核心是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最根本的是由驻藏大臣总揽西藏地方政权，“清朝的主观目的，虽是为了维护、加强其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和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对于保持西藏地方的社会安定，防御外来侵略，都是有积极作用的”²¹⁶。关于清廷对蒙古的治理，研究较多的是满蒙联姻、盟旗制。华立的《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该文分析了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认为这一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努尔哈赤时期为发生阶段，皇太极至福临初为发展阶段，康熙至乾隆是趋于完善的阶段，嘉庆以后至清末是因循保持阶段。华立认为这一政策的特点有三：一是清代满蒙联姻“其出发点与归宿，始终落在建立和巩固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政治联盟上，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二是联姻是“大规模、多层次的，持续的互通婚姻”；三是“通婚手段与其他手段并用，互为补充”。因此，“这种政策使蒙古王公，不仅从心理和血统上，又从经济利益上与清朝统治集团结成牢固的联系”²¹⁷。赵云田在《清代的边疆政策·盟旗制度》中，探讨了盟旗制度的渊源、形成过程、性质和作用。他认为，盟旗制度实质上是封建农奴制度的表现形式，清政府在蒙古各部推行这种制度，目的是要加强对蒙古族各部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特别是划旗定界，用札萨克管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争夺牧场而造成的混乱局面，有利于蒙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抵御外来侵略势力，也有着积极影响²¹⁸。对清廷经营新疆，潘志平将其政策概括为“振威为上，羁縻次之”，强调清朝以暴力维护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²¹⁹。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一书，比较深入地考察了乾隆帝经营新疆的政策和措施，作者认为军府制度本身虽然有所缺失，“然以当时而论，为一有效弹压巩边之制度”，“由于地缘上、人文上、历史上的因素，在东路采行州县制度，提升内地汉人出关至新疆的兴趣，从而带动新疆人文活动，从而使北疆在社会上、文化上的内地化，并促进新疆的经济繁荣。而值得一提者，即州县制度的行政区隶辖陕甘，但军事首长都统却为此区最高长官，因而使此区成为具有新疆军政体制与内地州县体制的双重特质，而使此区巧妙地变作新疆与内地之交集区。从权责的归属而言，实予人一种拖泥带水而无法发挥高度效率的行政运作感觉。然以相互牵制、监视的直接控制而言，则实为防止将在外专断，甚而尾大不掉，脱离掌握的巧妙运用。新疆始终不脱离中国本土而孤悬于西陲，此实为主因之一”²²⁰。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学者们还对清朝的“年班”制度、“围班”制度、承德避暑山庄与清廷民族政策、清朝与喇嘛教之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关于清代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赵云田的《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理藩院的沿革、内部机构、理藩院和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互关系，并介绍了有关理藩院的基本史料，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的主要研究状况，为研究清代理藩院的有价值的参考读物。关于清廷和喇嘛教的关系，张羽新的《清政府与喇嘛教》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清朝喇嘛教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清政府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原因，清政府对喇嘛教的尊崇、扶植及管理与限制，作了全面评述，该书附有《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汇集了一批与喇嘛教有关的清代碑刻史料，对研究清代蒙藏地区宗教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边疆民族与边疆开发。这是一个范围十分宽广的课题，有关成果不但丰富，而且分散，这里仅略作评述。20年来，学术界对清代民族史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成就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在清代政治社会发展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民族，特别是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作了专门研究，初步理清了这些民族的发展历史。这些研究包括对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考察。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主办的《满学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清代满族历史的文章。由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撰写的《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叙述了清代蒙古和清廷的关系，研究了清代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蒙古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二是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作了专题研究。如对清代蒙古科技文化研究，对满族社会风俗的研究，对新疆伯克制度的研究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刘志霄的《维吾尔族史》对伯克制度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指出：伯克制度是“构成清朝在天山南北的主要行政建制”，“伯克制度既避免了扎萨克制过分的封建色彩，同时，也顺应了当地维吾尔居民的习惯”²²¹。潘向明的《清代新疆和卓家族研究》，在说明新疆和卓涵义的基础上，分析该家族兴起的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阐述了和卓家族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过程，对和卓家族用以证明其“圣裔”身份的系谱进行考证，指出其伪造实质，探讨了和卓家族及其信徒所组成的两大教派，即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来龙去脉，揭示其斗争形式演变的阶段性²²²。专题研究的深入，为准确认识清朝民族发展历史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和眼光，转向了一向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海疆，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发展。中国海洋人文科学建设的先锋型学者是杨国桢。他的《闽在海中》是这方面的先行著作。此书广泛勾稽文献、调查史迹，全面描述了明清福建海洋发展史，表现了福建人悠久深远的海洋传统。此外，国外某些人肆意篡改中国一些岛屿历史活动的加剧，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极大愤慨，有关研究也大为加强。举例说，关于钓鱼岛的历史，大陆、台湾学者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吴天颖发表了具有总结性的专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奧厚敏雄诸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有力地论证了钓鱼等岛屿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之上，属于中国台湾附属岛屿，驳斥了国外一些学者别有用心的妄说谬论。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等编《南沙群岛历史地理研究专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论文集，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清史研究成果，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打击了国外一些侵略势力妄图染指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

清代边疆开发是80年代以后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学者们对清代的开发政策、汉民向边疆的迁徙、边疆开发的成就与不足都作了颇为全面的探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有关边疆开发的成果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关于清代边疆开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是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对清代边疆开发政策、对东北、蒙古、新疆、西南、台湾、海南等地的开发情况作了专题研究，并有《清代边疆开发研究概述》一文，对90年代以前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评述。此外，林永匡和王熹合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依据档案材料，对清代西北茶马贸易，清代前期的准噶尔贸易，清代中期的哈萨克贸易、土尔扈特贸易，清代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清代西北地区的民族民间贸易，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并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陈孔立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清代台湾移民社会历史、人口与人口结构、农民起义、游民暴动与械斗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李兴盛等研究的流人史，既是从一个之独特的视角切入的边疆开发史，又是与政治史、司法史、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密切相关的专门史，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李兴盛著《中国流人史》、《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1991年版)，都以清代为重点，深入论述了流人在开发和保卫边疆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从总的情况看，清代边疆民族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研究边疆社会，既要重视对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民族的考察，也要重视那些相对弱小的、不太引人注目的民族的研究，清朝历史，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所有成员，只有全面、准确考察清朝境内各民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经济发展、相互关系，我们才可能对清代国家统一、边疆开发、民族融合诸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清朝文化。清代文化史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化一词，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本文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学术发展等诸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清朝文化研究取得较大发展，系统的综合性的专著有南炳文等的《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陈祖武、汪学群的《清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科举、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宗教、科技等各种专门史，其下一级门类，如文学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散文、诗词、小说、戏剧等，艺术下如艺术思想、戏曲、曲艺、音乐、杂技、书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科技下如天文历算、水利、农学、医药、器械、制造史等，更下一级门类如小说下通俗小说、文言小说等，小说《红楼梦》发展出的红学和曹学，戏剧下如昆剧、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以及与戏曲相联系的剧场等等专门史，都有撰著出版。其中既有专门的关于清代的专著，也有通史所含清代部分，还有大量论文。不管怎样，这是一大批极其宝贵的研究成果。治这些专门史，需要专业知识。这些专业史由有关专门家进行研究、撰写，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史学工作者主要研究清代学术和思想，逐渐形成了以学术发展为主线，以思想变迁为中心，兼及其他精神领域的多元化研究格局。

清代学术始终是文化研究的重点。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清朝学术的集大成趋势，更使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占有理所当然的显赫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清代学术史，学术界完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主要由杨向奎主持撰写的《清儒学案新编》8卷，近400万字，包括学案正文和资料选集，基本上网罗了清代主要学术流派，尤其是“典型训诂、考据那部分和今文经学那部分源流分明，解释清楚，可无愧于前人”²²³。陈祖武的《清初学术思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关于清初学术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将清初学术的演变置于鼎革之际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予以考察，对17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作者提出，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从而规定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以经世思潮为主干，从对明亡的沉痛教训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去虚就实，尔后又逐渐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方向过渡，最终走向经学的复学和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对清初学术的历史属性，作者认为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学术，也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是中国古代封建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表明，要在陈旧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较理学更为完善的学术形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清初知识界为历史局限障蔽视野，无从看到学术发展的前景，只好回过头去，到传统的经学中寻找依据。这样，在向儒家经典回归的大趋势中，中国古代学术步入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乾嘉汉学时代。尔后，又以之为基础，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潮中，跨进近代学术的门槛²²⁴。卢钟锋著《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该书对学术史的考察，坚持从社会历史、学术文化思潮切入，重点放在历代学术史思想内容的分析上，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作者对清初社会思潮的分析，对清初总结性理学史编修的考察，对清中后期学风转变以及汉宋学史编修的研究，都颇为深刻，资料翔实，结构谨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明清之际的中国学术，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群体，一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另一个是以河北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陈祖武《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一文，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蕺山南学北传之途径，特别探讨了南学对孙奇峰学术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该文对夏峰北学之南传，也进行了考辩，并探讨了《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二者间先后相承的学术关系，从不同学术流派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展示了明清学术演进的脉络²²⁵。汪学群的《王船山占学试探》通过对王夫之占学观的考察，分析王夫之研究《周易》的学术特点，即：在指出汉易宋易占学偏颇的同时，吸收各家之长，汉宋兼采；治《易》主占学一理，经传兼顾；以学释占，援占入学；重视运用，体现出通经致用的精神²²⁶。

对18世纪中国知识界思想状况与学术发展的研究，首先涉及到一个如何估计清朝文化政策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个时期评价很低，就其原因在于比较强调清朝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影响，如黄见德等人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一书中说：18世纪“从中国来说，其间虽然出现过所谓乾嘉盛世，但是，它不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木乃伊。大家知道，由于雍正以来，对外闭关封锁，强化封建文化专制，恢复宋明理学权威，不允许民间有任何一点思想自由，前一个世纪启蒙思想的火花，到这个时期几乎都熄灭了，整个18世纪，中国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中”²²⁷。不少学者认为，文字狱是导致思想沉闷的重要原因，如赵秉忠、白新良就认为文字狱的蔓延，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两三代人的思想和精神，“广大士人为求避祸，除了盲目颂扬天子圣明之外，就是钻在少得可怜的几部经史书籍中讨生活，搞考证，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思想也十分闭塞，大大落后于当时的世界潮流。”²²⁸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看法。1996年，喻大华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清代文字狱新论》一文，认为过去对文字狱的危害估计过高，他认为：一、文字狱的认定不宜过于宽泛，以文字作品号召推翻清政府而获罪等情况就不应划入文字狱范畴；二、不宜高估文字狱的影响，它既没有使封建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自由，对受害者来说，它是暴政，对统治者来说，它是“败政”；三、文字狱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专制制度，它不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其产生需要可能性——相对安定的“盛世”和必然性——此时的帝王具有刻薄的个性和自卑心态。笔者认为，喻大华这一观点值得重视。研究清朝文化政策，无疑应该高度重视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但不宜片面夸大，要给文字狱做出明确而科学的界定，不但要将文字狱和反清政治事件区别开来，而且要将文字狱和一般刑事案件区别开来。应该看到，清廷的文字狱以及禁毁图书政策是有针对性的，其打击范围也有明确的界限，忽视这一历史事实，将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描写得一团漆黑，就不可能对当时不断出现的社会新思想，以及走向繁荣的学术文化予以合理解释。

对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评估也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中国知识界并不像一般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沉闷而无新意，正是在清朝“全盛”的特殊环境中，知识界出现了新的具有多元价值特色的思想倾向，批判传统是其鲜明特征：在生活方式上，主张人性自由，鼓吹妇女解放；在学术上，反对理学和汉学的垄断地位，推崇独立思考，重视西学的价值；在政治上，否定君主专制，强调臣僚独立政治人格，甚至要求废除君权世袭，实现真正的“公天下”。18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观念与同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预示着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为这种变迁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

乾嘉学派是18世纪思想文化研究的重点。建国以来，对乾嘉学派的评价曾多次出现反复，建国初，一些学者曾将考据视为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学术方法而加以贬低和批判，郭沫若等人则认为乾嘉学派不能否定；“文革”期间更出现对考据学全盘否定的倾向。最近20年，学术界对乾嘉学派的研究趋于客观，对乾嘉学派在整理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对其严谨求是的学术作风，一般都予以高度评价。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二是乾嘉学派的主要学术流派及其学术成就。就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过去一般归结为两点，一是清廷统治的稳定和繁荣局面的出现，二是严酷频繁的文字狱。陈祖武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顺康之际批判理学思潮是乾嘉汉学的先导，该思潮一方面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特色，另一方面，它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正是这种法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到乾隆中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²²⁹。此外，戴逸的《汉学探析》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清代汉学从形成到衰落的历史，并对一些重要学术人物的学术贡献和思想倾向作了专门研究²³⁰。

乾嘉学派以惠栋、戴震为其主要代表，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论者往往沿袭近代章太炎和梁启超的说法，以地望名学术而有吴派和皖派之分。有的学者认为吴派的出现标志着汉学的形成，而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王茂则提出，乾嘉间学术只有汉宋之别，而无惠戴之派别名目，但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学风，即所谓求古与求是，“古”指材料的原初性，是经验性东西，“是”指真理的客观性，有更多的理性精神。“从理论的系统性、当时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看，自以戴学为长”²³¹。陈祖武则提出不能用吴皖二派或惠戴两家来概括整个乾嘉学派，他认为无论是从治学领域还是从学者地理分布看，都有一些学者乃至学术团体不属于吴皖二派范畴，更重要的是，吴皖分派，忽略了对乾嘉学派作动态的、历史的研究，因而在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的轨迹。由惠学到戴学乃一发展过程，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缩影。而戴震之后，乾嘉学术还在发展，直至嘉庆、道光间，始由扬州诸儒对之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²³²。王俊义则认为吴、皖分派说有其存在的必要，分派“并非是说二者根本对立，而是肯定二者都是乾嘉学派，都宗奉汉学，都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王俊义认为不必死守吴、皖分派的成规，“如果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还可从中分出其他派别，如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但要改变和推翻前人的论断，必须要有充分的根据和道理。”²³³

目前对乾嘉学派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一些具体人物的考察上，如对惠栋、戴震、钱大听、纪昀等人的研究等，如何将乾嘉学派作为一个整体，从综合性的角度研究其源流，考察其学风，总结其成败，分析其思想倾向及历史影响，学术界尚缺乏有影响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该书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治学方法，惠栋、戴震、钱大昕的学术，乾嘉考据学之思想、得失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对乾嘉时期学术发展与社会环境，特别是乾嘉学派与当时中国学术文化基本走向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不足，对乾嘉学派的考察，也过分拘泥于惠、戴、钱三人，而对当时学术界总的发展状况涉猎不多，对学术方法研究较多，对学术思想注重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可以理解。乾嘉时期的社会历史十分复杂，乾嘉学术博大精深，不但学者一人之力难以胜任，即以课题组形式，联合攻关，非积年累月之功，也难深入其堂奥。然而，乾嘉汉学毕竟是清学最显著之特征，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集大成之独特历史地位，清史学界有必要对其作一系统研究。

在研究18世纪学术文化中，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该书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结合清朝有关官书文件，以及时人记述，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背景、机构组成、书籍征采、编纂校勘、禁毁删改、分类编目、提要撰写等内容，分析了它的历史影响，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学术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²³⁴。

嘉道学术，历来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陈其泰在《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以较大篇幅分析了清代公羊学的兴起及其影响，对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学术思想作了比较详细的辨析。他认为今文经学以公羊学说为代表，在政治上有力地抨击封建专制的罪恶，冲击旧制度的根基，推动社会的变革。在思想学术上，冲破正统思想禁锢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为迎接西方进步思想的输入和创立“新学”推波助澜，因此嘉庆以后公羊学说的复兴和盛行，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一幕，“预示着新世纪的到来”²³⁵。

关于清代学术与文学的关系，马积高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从学术变迁的角度，揭示了清代文学演进的基本途径。这一研究从方法上讲是可取的。因为在任何时代，重要的文学家必定属于知识阶层，不能不受到当时学术风气、思想观念的影响，并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自己的基本态度。从这一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文学发展，不能脱离当时社会总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学术氛围。而要全面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人们对当时学术发展的基本态度，文学作品则能提供非常生动、形象的历史资料。

清代士林风气是不少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课题，杨国强的《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以清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为考察重点，认为明清易代以后，接踵而起的“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种族矛盾相伴而生的学术变趋，经康、雍、乾、嘉四朝衍化而一世主流。这个过程以实证精神为中国文化营造过一片静静的灿烂，也使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气和志趣在实证中变得沉寂细碎”。到19世纪初，“经过一百五十多年岁月流逝之后，士林中的慷慨激越，苍凉深沉已经消散殆尽”。“人物、学术、世风都在沉寂细碎之中趋而日益萎靡”²³⁶。王俊义和高翔所著《清代学术思潮与士林风气》一文，对清前期学术变迁与士林风气的关系做了专门论述，指出：17世纪中后期的士人队伍因对清廷的态度不同而发生分化，其学术观念、政治思想、行为方式也因此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总的说来，经世致用是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程朱理学复兴是这个时期学术发展的主流，清朝社会正是在存理去欲的道德说教中走向稳定，走向繁荣的。但到18世纪，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在这“太和景运日方中”的100年中，虽然士人队伍对清朝的统治已基本认同，但时代的变迁却推动着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不断出现，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促成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它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表明大清帝国的知识精英们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的追求。当19世纪到来以后，中衰局面降临丁，昔日的繁荣正在黯然褪色，民众的反抗，国际形势的巨变，无不促使知识精英们开始将自己探寻的眼光对准清朝的现实，和18世纪的知识精英比起来，人们对个人价值的强调似乎少了一些，但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感却大大增强了，虽然其经世思想未必达到经世目的，但它经世的热情，经世的探索，在未来的lOO年中仍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²³⁷。此外，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明清之际士人的经验反省、文化现象，特别是遗民问题作了比较广泛的考察，然该书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似乎过分集中在表象上面，对明清鼎革特殊历史背景对士人队伍的影响，以及士人价值趋向、知识结构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现在看来，研究清代学术文化，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要将学术发展置于特定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而不能就学术论学术。在任何时候，人们的学术倾向、社会思想，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受到利益关系、政治条件、历史传统、社会心态、个人素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脱离社会存在研究学术发展，脱离时代背景探寻学术规律，人们所发现的实际上只是学术的皮毛，而不是文化的“底蕴”。二是应该明确学术史研究和社会观念研究一样，其根本目的是探索时代精神的变迁。时代精神不是个人的专利，它既不是统治思想，也不是异端邪说，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形态中最活跃的、最具支配性的观念因素，它表现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是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考察时代精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独有的深层文化景观，而从时代精神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其价值取向中，我们可以预测或解释即将到来的未来。目前的学术史研究，其最大的弊端是我们将清代(乃至古代中国)的学术史，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名家(实际上有的名家在当时并不著名，也没有多大影响，如王夫之、崔述即为典型)的学术研究史，用名家的学术代替一个时代的学术，用名家的思想代替当时的时代精神，而对全局性的学术状况，尤其是文化观念与价值趋向语焉不详。杰出人物确实是时代的精英，其观念和思想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却未必能反映普通士人和民众的道德情感、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由于普遍社会观念直接决定着社会总的精神面貌，规定着当前文化的发展前景，故它应该成为我们衡量时代精神的基本坐标。过分将注意力集中到少数精英人物身上，忽视对普遍社会观念的考察，很可能会使我们对社会性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作出误判。三是应该高度重视学术发展和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术发展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但它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又能动地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存在。清初理学思想的传播，不但影响到了朝廷的用人行政，而且也影响到了官僚政风，为清廷重建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8世纪反理学思潮的流行，反传统观念的传播，则和当时带纵欲倾向的士林风气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系。嘉道时期的经世之风，既源于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但其传播又影响了当时官僚士人，促使清朝政府对危机的认识，并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挽救其没落命运。总之，学术史研究应该是深刻的，充满活力的，它从系统化的思想意识的角度，揭示着社会演变之途径。

除了学术文化外，也有一些学者因工作需要或个人兴趣，涉足学术以外文化史领域。如陈金陵对清代绘画的研究，即取得了一定成绩。王政尧结合学术史、民族史和外国文献资料，对实学思潮与清代戏剧改革、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等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何龄修对柳敬亭的研究，以及《明清的隔壁戏》一文，对作为口技的一种表演形式的隔壁戏的产生、兴盛及消亡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辨²³⁸。

目前对清代文化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除了学术史、思想史有必要加强和深化外，对社会心态、家族文化、阶层文化、教育发展、区域文化、商业文化、观念变迁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宗教结社的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需要深入和加强。只有对有清一代文化特质和演变的主要方面有一个全面和清楚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对清朝文明发展水平，乃至清代历史地位作出比较准确的衡量。

中外关系。和以前各代相比，清朝历史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西方殖民势力正在东来，中国传统的以“贡”“赏”为特征的外交体制逐渐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对外交往中许多不为时人注意的新现象、新变化，正预示着未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迁。因此，清代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在清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谓清代中外关系，主要包括外交、文化和贸易三个方面。在外交关系中，中俄关系过去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清朝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英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中，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衡量清廷对英政策，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机会”说，即清朝推行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丧失了走向世界，获得发展的机会。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戴逸，他在《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一文中说：“环观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丧失。”戴逸特别指出；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这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²³⁹。周积明也认为：马戛尔尼的来华带来了欧洲大陆现代文明的若干信息，“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属能对马戛尔尼传递过来的信息作出敏锐的应变反应，中国完全可能也有条件在世界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进取发展的机会，但是马戛尔尼带来的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所有信息却被乾隆帝和朝野士大夫们所忽略，人民仅仅把这位‘英吉利贡使’拒绝行跪拜礼的行为视为远方夷狄不开化的表现，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历史进取的机遇，而一个国际化的竞争时代迫在眉睫地来临”²⁴⁰。

认为18世纪中国固步自封，实行闭关，丧失发展机会的不仅有中国学者，不少外国学者也持如是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认为18世纪“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²⁴¹。然而，也有学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18世纪的中国对世界奉献的比它从世界得到的要多得多。这个时期的中外交流实际上是不等价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光是清朝的闭关，西方本身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有的学者对机会说表示怀疑，提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对中国来说难道真的是发展的机会？西方真能容忍中国获得这个机会？

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明清之际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热点。对传教士，史学界的评价曾发生过多次变化。过去，传教士往往被视为西方殖民侵略的先遣队，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估计较高，有人甚至将传教士东来，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西学东渐视为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如何全面、客观估计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准确衡量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理论色彩很强，而且对研究者素质要求甚高的学术课题。何兆武在“明末清初的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历史上，西学的实质有中世纪和近代之分，担任第一波西学东渐传播者的天主教传教士，所要传播的是中世纪的神学观和科学体系，以抗衡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科学，而中国要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所不可或缺的是近代科学和思想。“所谓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学说为体系，所谓近代思想是以培根和笛卡儿的学说为体系。由于这些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神学权威，天主教传教士因此存心抗拒，也就没有将这些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何兆武指出：近代西学传入中国并非是通过西方传教士，而是中国学者，“如果中国不是迟至19世纪末，而是提早两个世纪就接触到近代科学的经典体系和思想方法论，中国历史步入近代的历史和面貌必定大为不同”²⁴²。

沈定平《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一文(《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对马国贤在绘画领域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作为最早正式进入清朝宫廷的西洋画师，马国贤通过倡导、传扬和艺术实践，特别是“西洋画房”的设立，为使西洋画艺术在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了首要作用；马国贤是将西洋铜版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在将西洋艺术引进中国宫廷的过程中，他也是为适应中国欣赏习惯和运用本地原材料进行创作，将西洋画法跟中国画风相结合的最早推动者。此外，沈定平还对马国贤在礼仪之争中的表现，以及他同康熙、雍正皇帝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²⁴³。

除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外，也有学者对中朝、中日、中俄等国文化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

关于18世纪中国的世界形象及其意义，是研究中外文化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18世纪的西欧(主要是法国)，曾出现过影响较大的中国热，当时，一些鼓吹“开明专制主义”的改革者，视中国为一个理想化国度，通过宣扬、赞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来对抗教士阶级、佩剑贵族和共和派，波维尔1769年在《哲学家游记》中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然而，1789年以后，法国对中国的崇拜几乎完全消失，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影响并没有给予客观积极评价，甚至一笔勾销了这种影响，认为“它只是一种反常的风尚，或者只是借中国之名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但与真正的中国或者它的文化毫无关系”。许多学者(包括中国学者)认为17、18世纪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是“神话”而非当时的中国现实。即“伏尔泰大谈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神话，……启蒙思想在法国、欧洲创造的神话，……不是真正的中国”²⁴⁴。近年来，许明龙、盂华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公开批评，许明龙曾列举大量材料反驳“神话”说，他指出：神话指的是虚妄荒诞的故事，用它来概括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是不确切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面貌，而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了解也并非局限于耶稣会提供的材料。18世纪的中国对法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尽管在文化交流中会出现一些变形现象，但不应“用来作为‘中国神话’论的依据，更不能借口‘中国神话’而否认中国曾经在法国产生的影响”²⁴⁵。许苏明在《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也高度重视18世纪中国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历史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份礼物赐给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表明，任何形态的文化，不仅相对于它的世代来说，有其存在的利诱和价值，而且相对于比其先进的异质文化形态来说，也不失其历史的存在价值，——这种特殊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的民族性方面”。但与此同时，许苏民也承认：启蒙者们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精华的同时，也极力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其中不少观点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的²⁴⁶。

清代中外贸易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传统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清朝外贸政策，中国和欧洲经济，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关系、南洋贸易，对外贸易对清朝财政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量化研究。对鸦片输入历史及其影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限于语言和资料等原因，清代中外贸易的研究仍有较大拓展和深化的余地。

人物研究。人物研究从来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是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史学家要真正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其首要前提是对该时代的一切重要方面，特别是对所有关键人物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认识，通过人物研究认识时代变迁，这大概就是所谓“知人论世”吧。在改革开放前30年，受“左”的思想影响，人物研究范围狭窄，往往集中在少数农民起义领袖和杰出人物身上，而且机械照搬阶级分析的理论，用贴标签的方法，衡量历史人物的是非得失，从而使人物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人物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研究范围大幅度扩展，研究理论和方法获得突破，人们从历史人物自身的社会活动出发，根据他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予以公正评价。在人物研究的具体操作中，既注意历史人物在社会利益关系中的独特地位，也注意他的知识结构、家庭关系、道德情操和心理状况，随之而来，我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从而有助于达到知人论世的研究目的。因大量人物研究的成果已在本文前面各专题作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80年代以来，清代人物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和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已出版的10卷系鸦片战争以前人物传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持完成，何龄修、张捷夫、王思治、李鸿彬分任各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清代人物传记著作，根据正史、档案、笔记、文集等多种资料，对800余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历史影响作了全面评述，虽然各篇之间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有些重要人物的传记，在研究上仍取得了某些进展，其中一些被官方史书忽略不载的历史人物(如妇女、工匠、艺人等)，在该书得到了反映，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目前清前期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重要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身上。皇帝研究是清史研究的重要热点。有清一代，共有皇帝12人，清史学者给他们每人都写了厚厚的传记，有的皇帝传记多达八九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掀起了一股皇帝热。这种情况既导源于市场的客观需求，也源于长期在理论上忽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皇帝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对全面深入了解有清一代政治演变、制度兴废、盛衰隆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量皇帝传记在清史研究中理所当然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宝贵的学术财富。当然，皇帝传记中写得最好的当属出版较早的冯尔康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平心而论，皇帝传记的写作有它的难度，一是皇帝个人传记与他在位时的国家历史结合在一起，既有联系，又须区别，二者的关系不易处理妥帖；二是皇帝传记资料，特别是生活史资料既少记录，又多虚妄，仅有的一些记载往往难以肯定，又不能否定，专题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举例说，当顺治帝问诸皇子志向时，福全“以愿为贤王”对，未来的康熙帝则以“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²⁴⁷。这很像史臣的创作，能相信吗？若不相信，能否定吗？皇帝在史臣笔下，大多生有异禀，“圣神天纵”。史学家不能不根据这样的和类似的资料为皇帝作传，其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史学研究要求我们尽量克服难关。炸平暗礁。杨珍的《康熙皇帝一家》通过对康熙帝家庭生活的探讨，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在肯定皇帝研究的成果时，也需指出：目前对政治人物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就是过多关注皇帝而很少注意到对辅政诸臣的深入考察。这种局面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明显弊端：一是限制了皇帝研究的深入性和全面性。虽然在清代，皇权高度发展，所谓“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²⁴⁸，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专制皇帝所期望的理想化君权在历史上从未出现，皇权强化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并出现各种异化现象。原因很简单：权力越集中，皇权越扩张，受皇帝亲信的极少数大臣的权力也会随之加重，进而出现新的专擅行为，而这往往是专制君主始料不及的。像明代废除丞相，但权阉之弊却愈演愈烈，清雍正帝躬亲庶政，“日理万机”，但及其晚年，鄂张门户已悄然而成，不久，即酿成新的党争。乾隆皇帝将君主独裁奉为“家法”，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²⁴⁹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难如愿，其统治中期有于敏中的“金坛秉政”，后期更有和珅之“蒙蔽专擅”。可见，皇权加强并不意味着学者对臣僚之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相反，皇权愈是高度集中，学者愈应重视对其亲信大臣，尤其是所谓“首辅”的重视和研究。否则，单就皇帝论皇帝，不但有可能被一些历史假象所迷惑，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到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准确地解释皇帝的许多政策和决策，以及有关的思想、性格和爱好，也不利于人们弄清皇帝在清廷行政运作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二是皇帝研究，特别是一些皇帝传记著作，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皇帝生平事迹的描述反映一个时代，但由于相关专题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不够深入，往往容易产生偏而不全之毛病。在历史上，皇帝确实代表着一个时代，但并不等于一个时代。人物研究的片面性，必然影响到人们对时代性质判断的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和珅评传》(冯佐哲著，1998年出版)可以说及时而很好地填补了一个空白。

除皇帝以外，政治人物研究的重点是清初一些重要政治家，如范文程、洪承畴、史可法、吴三桂等，由于人们对明清鼎革的基本看法不尽一致，因此，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也就存在着种种差异，在短期内，这种局面恐怕很难改变。

对学术人物的研究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加强了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戴震、钱大听、纪昀、龚自珍、魏源等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有关成果大量出版。和政治人物研究一样，学术人物研究也存在着过分集中，重复劳动的问题。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研究者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将我们对清代学术人物的考察，大胆地推向知识发展史的每一重要方面。

纵观改革开放20年来的清史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20世纪清史研究最为繁荣，成果最为突出的时期，是清史学界开拓、创新、推动学术全面进步的辉煌时代，它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必将而且理所当然地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一成就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为学术研究所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应该归功于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应该归功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学术研究的关心与支持。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看到，清史研究和一般史学基础研究不同，它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它的许多研究成果、研究结论和当前国际国内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清史，绝非“超尘脱俗”的“纯学问”，更不是人们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清史研究，必须，而且也应该实现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清史研究者要将自己对科学的责任感和对国家、对民族的义务感有机地统一起来。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历史研究强调公正、客观、秉笔直书，并不意味着史学家不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是非好恶。从事清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旗帜鲜明地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外来侵略。

二是坚持维护国家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

三是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既要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民族文化保守主义。

严格说来，这三个原则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但它对清史研究具有特殊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当代中国清史学要健康发展，要走向新的繁荣，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慎重地处理和现实密切相关的各个重大学术课题，必须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否则，学术研究就会出现倒退，甚至反动。

在充分肯定20年来清史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不良的学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应该承认，在鼓励学术创新，提倡方法多元的同时，忽视学风建设是我们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一些历史教学和研究机构，能坐冷板凳的人少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少了，浮躁风气盛行，个别人甚至以杜撰“体系”为能，游谈无根，空疏不学。表现在学术成果上，就是粗制滥造，片面追求成果的大而全，甚至不顾学术规范和道德，出现抄袭、剽窃等丑恶现象。正常的学术批评很难展开。一些书评、序言，只认人情，不认真理，不顾事实，对平庸成果肉麻吹捧。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正常的学术批评不能容忍，对自己的学术失误百般辩解，甚至对批评者反相攻击，缺乏必要的谦逊精神和学术气度。所有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学风好坏，是关系到史学研究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史学工作者应该以对历史、对文明负责的精神，坚决和不良学风作斗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治学，为净化学术空气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四、展望明天：新世纪的清史学

再过几个月，我们的共和国将迈进新的世纪，我们也将伴随着新年的钟声，进入新的世纪，进入新的千年。历史学家关注过去目的，与其说是出于对往事的兴趣，毋宁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我们回顾清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为了将我们新世纪的清史学建立在对学科历史的理性总结基础之上，使之在未来的岁月拥有一个更加辉煌的前程。

学术发展的前途，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21世纪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综合国力的增强，必将为清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本身，又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近300年来的中国历史。准确认识中国国情，是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首要前提。而要准确认识国情，就不能只看眼前，就必须对问题的来龙去脉，对历史的传承与变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清代早已打下了伏笔，像人口问题、民族问题、城市化问题、物价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外关系问题，等等，都直接导源于清代，深入研究有清一代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对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有清近300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期，同时，又是一个蕴含进而开始实现历史性变革的时代。在这近300年的历史中，君主专制由极盛走向解体，儒家学术由繁荣走向衰微，中西文化交融撞击，近代科学、近代教育、近代工业在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艰难地成长。有清近300年，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就其实质，超过了秦汉以降2000年历史变革的总和，真可谓沧海桑田，人间巨变！深入研究这近300年的中国历史，不但能为人们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且，它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历史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世纪的清史研究将在继承20世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其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想，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将清史学推向一个新的研究阶段。我们不是预言家，但从当前学术发展的基本走向中，我们能窥测到新世纪清史学的初步轮廓：

清史研究队伍的人员构成将出现明显变化。一代人物，一代风流。学术的嬗变从来都和人事代谢紧密相联．研究者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学术的面貌。应该承认，20世纪最后20年，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主力，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一般出生在20世纪的前半叶，亲身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改天换地的时代变革，经历了反右、“四清”、“文革”等疾风暴雨的严酷冲刷。这一代人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具有比较扎实的国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然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耗费了他们宝贵的年华和大量的精力，尤其是“文革”十年，更中断了他们正常的学术研究。以其荒废太多，故深知时光之短暂。为此，这一代研究者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科研环境，他们中许多人为新时期学术的发展呕心沥血，发愤工作。如果说近20年中国清史学以其空前的发展创造了学术研究的奇迹，那么，他们就是创造奇迹最主要的功臣，是新时期清史研究最重要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培养学术新人的辛勤园丁。

从9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于20世纪前半期的清史研究者开始逐渐退出科研第一线，到2010年前后，清史学界的新老交替将最终完成。退休的学者，虽不会放弃自己的研究，但限于精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其工作重点，将很自然地转向关心和支持学术发展上面。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青年学者，将接过前辈的火炬，成为新世纪清史研究的主力。和上一辈学者比起来，中青年学者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外语基础较好，大多能熟练使用计算机，这些特点决定了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理论上有可能出现新的突破，在方法上将更加多元，清史学将加快其融入国际史学的步伐。然而，清史学界未来的主力们在看到自己学术优势的同时，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这里有两点值得格外重视：一是在接过前辈科研重担的同时，要继承他们优良的学风，尤其是要继承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在推动清史研究向前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总结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尤其不能刻意追赶和制造学术“时髦”。

清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将大大加强。历史学之所以被视为一门实证科学，主要在于它“言必有据”，始终将自己的研究建筑于扎实的资料基础上。游谈无根，信口雌黄是史学研究之大忌。20世纪清史研究在资料上的最大成就是历史档案的发掘和使用，但这一过程并未结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仍有大量馆藏档案需要整理和利用。此外，一些分散于地方和国外的档案需要我们去收集和研究。在新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和科研条件的逐步改善，清史档案的发掘整理工作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除档案外，下面几个方面的工作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清人文集的系统整理和出版，方志、族谱资料的收集和利用；口述资料、田野调查等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外文史料的翻译和出版。应该承认，20世纪的清史研究在资料利用上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片面性，大量基本史料未被使用，在新世纪，这一研究局限有可能被逐渐克服。

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学术课题将成为影响新世纪清史研究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历史研究不能回避重大学术课题。应该看到，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月的，不是对社会表象的简单复述，不是对枝叶末节的繁琐考据，而是探寻历史演进的规律，通过对过去岁月的理性认识，把握人类自身发展的命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在新世纪，清史学界对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将大大加强，有关讨论也会进一步深入。这些课题主要有：

明清易代研究。要研究这一课题，必须确立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系统考察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要回答清朝取代明朝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清军入关是否打乱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或在多大程度上打乱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清代社会发展水平较明代是进步还是落后等重要问题。

国际形势巨变与清朝对策。这一课题包括：如何衡量清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清代中国综合国力究竟如何？清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互动；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在多大程度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还是限关？清朝对外政策形成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清前期中国是否曾经有过在科技等方面赶上西方发展水平的机遇?

国家统一研究。清朝统一战争开始于何时？如何评价清朝统一政策，特别是其民族政策？清代边疆经营之得失，中华民族在清代之发展。

清代社会发展研究。清代中国社会发展独特道路是什么？什么是近代化？能否用落后或停滞衡量清代中国社会？近代化在欧洲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例外？类似的社会变化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中国近代史开始于何时，是开始明清之际还是开始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清代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或在多大程度上出现和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清代有没有启蒙思想，或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带近代意识的新观念，其社会影响如何？清代中国的历史遗产及其价值。

上述课题，从根本上都是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有清一代的历史。理论突破的前提是基础研究的深入。要圆满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从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文化的、世界的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研究有清一代的盛衰成败，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扎扎实实的专题研究，并要开阔视野，扩大研究领域。

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专题研究将更加具体和深入。可以断言：清史学界现存的研究领域，在21世纪都将继续存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也将持续下去。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领域很可能被开辟出来，一些过去不太为人注意的领域，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清人社会心态、清人生活方式、清朝文化传播及舆论导向、清朝公益事业、清代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等等。在新世纪，专题研究仍是清史研究的主体，而且很可能将更加具体和深入。例如，现在对清代行政管理和财政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中央和省级，将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州县政权建设，通过对资料齐备，而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定州县行政管理和财政状况的解剖，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朝地方政权状况。再如，现在对清朝中央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机处和各部院，今后的研究可能会具体到司、厅，并高度重视其行政运转．目前的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皇帝和极少数著名学者、官僚身上，今后，清代人物研究很可能会扩大到对一些普通士人、官僚，甚至乡民的考察，对清朝家族文化，基层社会结构的研究也会更加具体和深入。华侨史、海外移民史会得到进一步重视。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今后不但要重视对一些影响较大的民族的考察，对一些人数相对较少，影响相对较小的民族的研究也会加强，将更加重视清朝海疆状况。科研视野的扩大，研究的深入与具体，将为我们准确、全面衡量清代社会状况与发展水平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批直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应用性研究课题，将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清史独特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在人文科学中，它不但是基础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应用性，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完全可能，而且也应该发挥比现在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新世纪，随着国家对社会科学的进一步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清史学界要承担起一批和现代化建设直接相关的研究课题，努力使自己的研究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从当前发展趋势看，下面几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清代官僚体制(包括官僚培养、选拔、监察、退休一整套制度)及其运转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区域性发展不平衡的加强及其历史影响；清代中国的疆域及其与邻国的关系；清代秘密社会的信仰、组织、活动及清廷对策；清代社会治安；清代交通史；清代城市发展；清代中国的家族与家族文化；清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清代慈善事业及政府政策；清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清代中国的宗教发展与宗教政策。此外，因地方建设需要，学术界可能还会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如特定州县，甚至村落在清代的发展；工商业老字号在清代的经营状况；清代饮食文化；清代著名园林，等等。应用性研究课题的增加，不但会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扩大清史研究的社会影响。

研究方法将趋向多元，研究视角将更加多样。经改革开放20余年的持续发展，清史研究的方法已经呈明显多元化趋势，在新世纪，这一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得到加强。政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计量统计的方法已经被引入清史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年鉴学派的方法和思想已经被引入中国史研究。今后，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化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很有可能被更广泛地运用于对清代历史的考察，一些现代哲学观念、社会思想，将会更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解析。对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所准备。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引进新的理论，学习新的方法，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从清朝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盲目追赶学术时髦，否则，我们的研究很可能会走上歧途。

研究学风将更加严谨，学术界将更加重视和推崇科研精品。在世纪之交，清史学界要形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不能将浮躁的学风带入新世纪．在21世纪，清史研究者有必要形成一套适应本学科实际，且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学术规范。随着写作条件和科研环境的改善，在重视成果数量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成果质量。要高度重视专题研究，鼓励研究人员完成高质量的学术专论。在学术发展中，哪怕是解决一个细小的问题，也比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鸿篇巨制”有用得多。

先进科研工具的使用，将成为推动清史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的中前期，卡片的应用曾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后期，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快步向我们走来，计算机的应用在清史研究者中逐渐普及，剪刀加糨糊的写作方式正在成为过去。但也要看到，对大多数清史研究者来说，计算机还只是一种打字工具，计算机在统计、分析、信息交流、资料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潜能尚未开发。在新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文科学研究手段必将出现革命性的飞跃，计算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将逐渐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由于清史学科具有资料丰富、数据相对齐备等特征，计算机对科研的影响将尤其突出，在研究手段现代化方面，清史有可能走在史学的前列。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将开发出专门服务于历史研究的应用软件，日常资料统计分析(如清代人口结构与变化、政府收支、物价指数方面的统计分析，重要历史人物心理、生理状况分析，自然灾害统计分析，史料真伪的初步鉴别，历史语言风格分析，等等)将由计算机承担，史学家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高层次的理论思辨。

2．学术交流将更多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互联网正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在新世纪，各清史研究机构将建立自己的专门站点，发布学术信息，建立网上清史论坛，出版电子刊物。学者之间将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加强学术联系。

3．信息技术在清史研究的基础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大大加快清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提高清史资料的利用率。为方便研究者的购买、收藏和使用，大型清史资料将尽可能多地推出高质量的电子图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建立清史资料网上图书馆，将努力在世界各地清史研究者之间实现资源共享。

环顾目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技术，将为清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说明：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张捷夫、赫治清、陈祖武、李世愉、杨珍等先生的热情支持，《清史论丛》编委会曾进行过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2]《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

[3]参见《有关满族历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

[4]莫东寅：《满族史论丛》，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参见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中国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张维华：《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54年第10期。

[6]参见《辽宁举行满族史学术讨论会》，《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7]参见王钟翰：《清史杂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

[8]参见倪明近整理《清代入关前满洲族社会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9]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第18-19页，第73-74页。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4年版。转引自王戎笙《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89、9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参见李治亭：《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一文，该文连载于《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1996年第1期。另见陈生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第79-80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1]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12]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13]杨树森：《关于清政权入关后战争性质问题的商榷——兼说康熙个人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民族团结》1962年第6期。

[14]沈嘉荣：《试论清初的反满斗争》，《江海学刊》1962年3月号。

[15]李燕光：《清代的满汉民族关系与满族的阶级关系》，《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

[16]郑天挺：《清史简述》，第2l-24页，转引自《清史研究概说》第96-97页。

[17]参见《有关满族历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

[18]参见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7期；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郑天挺：《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南明史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参见柳义南：《评谢国桢著(南明史略>》，《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20]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

[21]章冠英：《略论史可法》，《历史教学》1952年第8期。

[22]魏宏运：《民族英雄史可法》，《历史教学》1952年第8期。

[23]漆侠：《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52年12月号。

[24]方国瑜：《晚明时期云南的反明斗争到反清运动》，《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9期。

[25]谢国祯：《试论李定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江海学刊》1962年第7期。

[26]参见郭影秋：《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吕作燮：《李定国的联明抗清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27]参见吕作燮：《李定国的联明抗清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俞海蓝：《李定国和夔东十三家的战斗友谊》，《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28]洪焕椿：《李定国和郑成功三百年祭》，《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29]李光涛：《李定国与南明》，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6册。

[30]胡允恭：《郑成功抗清驱荷的英雄业绩》，《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31]钱海岳：《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32]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33]《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厦门举行学术讨论会》，《民族团结》1962年第2期。

[34]曹永和：《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之研究》，载《台湾文献》第12卷第1期，第2、10、11页。转引自《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140、152页。

[35]张其昀监修：《清史》编纂后记。转引自《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140页。

[36]《关于大顺军领袖李自成被害地点的考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37]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辨学》。

[38]杜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39]参见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7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40]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386-39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1]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论证》。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1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42]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3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43]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3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44]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

[45]参见《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46]吴大琨：《评明清之际中国市民运动的特征及其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2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47]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48]《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49]彭雨新：《从清代前期苏松地区丝棉手工业的生产来看资本主义萌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

[50]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2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1]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2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2]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53]彭泽益：《鸦片战争前清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经济研究》1963年第10期。

[54]李景林、刘耀：《对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业中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

[55]孔经纬：《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4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6]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57]刘永成：《解释几个有关行会的碑文》，《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58]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3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9]参见《清史研究概说》第220页。

[60]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61]刘永成：《论清代雇佣劳动——兼与欧阳凡修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62]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l版。

[63]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4]董蔡时：《试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文史哲》1958年第7期。

[65]方庆瑛：《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

[66]来新夏：《反清的秘密结社》，《历史教学》1956年第10期。

[67]赵俪生：《试略论清代农民起义中神秘主义的加重》，《文史哲》1955年第9期。

[68]《郑天挺谈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9日。据《清史研究概说》第266～267页缩写。

[69]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上册，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70]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近代现代史组：《评尚钺同志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若干观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33l页。

[71]李华：《试论清代前期的市民斗争》，《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72]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73]平心：《论康熙帝的历史地位》，《文汇报》1961年12月12日。

[74]袁良义：《论康熙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75]杨宽：《论“康熙之治”》，《文汇报》1961年9月28日。

[76]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7]傅衣凌：《顾炎武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江海学刊》1963年第12期。

[78]参见洪焕椿：《对顾炎武政治思想的重新评价》，《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沈佳荣：《论顾炎武的爱国思想——与华山、王赓唐两先生商榷》，《文史哲》1964年第1期。

[79]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55、156页。

[80]嵇文甫：《黄梨州思想的分析》。《新建设》1959年第12期。

[81]嵇文甫：《王船山与李卓吾》，《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82]曹道衡：《试论王船山思想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83]汪毅：《王船山的社会思想》，《文史哲》1955年第2期。

[84]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历史研究》1957年第6、7期。后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改题为《方以智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5]参见谷衣、杨谟：《对李洵〈明清史〉的几点意见》，《史学月刊》1958年6月号。

[86]关于台湾通史研究情况，这里主要据赫治清、冯佐哲、林永匡：《台湾省三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改写，该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

[87]《历史教学》编者按，1952年8月号。

[88]纪实：《柳条边的历史和苏修的谬论》，《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

[89]纪实：《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驳苏修篡改中俄东段边界史的谎言》，《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

[90]鞠德源：《清初的貂皮贡赋——驳苏修历史伪造者》，《文物》1976年第9期。

[91]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380-38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92]史棣祖：《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及其意义——从新疆昭苏县格登善石碑谈起》，《文物》1976年第12期。

[93]沈阳故宫博物院：《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对东北的统一》，《文物》1976年第9期。

[94]梁效：《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6期。

[95]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由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67、1970、1973年出版

[96]这里主要参考了赫治清等著《台湾省三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

[97]庄吉发：《〈清代全史〉与清史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研究第四届讨论会——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

[98]参见王钟翰：《王钟翰学述》，第47-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原话是：“但就大规模而言，可以超过萧著《通史》的，国内恐怕只有前几年才出版的《清代全史》一部。可以说在萧著出版六七十年之后，没有产生与之抗衡的著作。”

[99]参见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100]袁良义：《清军入关的历史功绩——为纪念清军入关350周年而作》，《史学集刊》1994年第4期。

[101]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2]参见郑昌淦：《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赵轶峰：《论清统一的局限性》，《史学集刊》1986年第l期。这两条材料据《清史研究概说》第101～102页改写。

[103]焦润明：《论满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对中国近代化的滞后影响》。孙文良主编《清军入关与中国社会——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版。

[104]赵德贵：《再论明清战争之研究》，《清军入关与中国社会——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91页。

[105]陈梧桐：《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学术动态》版。

[106]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7]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08]顾诚：《南明史·序论》，第3页。

[109]《南明史·序论》，第5页。

[110]《南明史·序论》，第3-4页。

[111]参见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l期。

[112]纪程：《南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顾诚〈南明史〉读后》，《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113]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114]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读顾诚著〈南明史〉》，《历史研究》l998年第1期。

[115]参见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6]见李治亭：《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下》，《历史教学》1996年第l期。

[117]参见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91～106页。

[118]《清代全史》，第1卷，第9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9]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99～100页。参见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146～159页。[120]白新良：《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这一资料据《清史研究概说》第80～81页缩写。

[121]李新达：《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参见《清史研究概说》第84页。

[122]朱诚如：《清入关前辽沈地区满汉人口交流》。载《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3]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叛社1986年版。

[124]据李治亭：《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下》，《历史教学》1996年第1期。

[125]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第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6]刘凤云：《一次决定历史命运的抉择：论吴三桂降清》，《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27]参见李光涛：《明清之际的战争》，第335～400页。转引自《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l25页。

[128]顾诚：《南明史》，第28页。

[129]《清代全史》，第2卷，绪论。

[130]李洵：《论清初圈地、投充、逃人三事》，《清军入关与中国社会——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58页。

[131]何龄修：《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燕京学报》新3、4期。

[132]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33]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4]据胡晓明《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的归纳，王钟翰、何龄修、王永兴等人持此观点，标志着对于《柳如是别传》理解的深入。”

[135]何龄修：《李之春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韩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136]本部分秘密宗教方面的内容由宋军提供初稿，赫治清作修订；秘密会党方面的内容由赫治清提供初稿。笔者根据文章需要作了统一删定。

[137]秦宝琦：《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8]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39]李尚英：《乾嘉时期几个秘密教门的再探讨》，《清史论从》1995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40]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上册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41]参见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l卷，第42-4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42]秦宝琦：《洪门真史》，前言，第3页。

[143]参见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320页。

[144]参见《天地会起源研究》何龄修、罗尔纲序。

[145]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146]刘永成、赫治清：《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第136-1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7]郭松义：《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口的大体匡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第520-52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8]姜涛：《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49]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0]郭松义：《清前期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

[151]郑正、马力、王兴平：《清朝的真实耕地》，《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

[152]叶显恩：《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53]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清史论丛》第2辑。

[154]郭松义：《论“摊丁入亩”》，《清史论丛》第3辑。

[155]参见袁良义：《清一条鞭法》，第l页、第4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6]这里主要参照了叶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增刊。

[157]关于李华对清代地方商人之研究，可以参考李华：《清代河南商品经济与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十一》。《清史论丛》1994年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8]黄冕堂：《清代粮价问题探轨》，《清史论丛》1994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59]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60]刘永成、赫治清：《清代前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组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第227-26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清史论丛》1996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62]叶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对清代区域经济研究状况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主要参考该文。并根据清史研究的具体情况，补充有关材料，作概括性介绍。

[163]参见《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绪论。

[16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已出两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90年版。

[165]伍越：《徽学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崛起——明清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

[166]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7]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重心的东移》，《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68]姜守鹏：《明清时期的北方劳动力市场》，《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169]元廷植：《清中期北京的煤炭不足和清朝的对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70]刘秀生：《清代发展县域商品经济的思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7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燕京学报》新3期。

[172]庄吉发：《评介吴著〈清初奏折制度之发展〉》，台湾《大陆杂志》4l卷8期。转引自《清史研究概说》第111页。

[173]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第3、4页。

[174]参见《清史研究概说》第127-129页。

[175]朱金甫：《清代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号。

[176]据《清史研究概说》第107-108页改写。

[177]参见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第56-5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178]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册第362-38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179]赵翼：《檐曝杂记》，卷二，《徐健庵》。

[180]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三七，《存诚堂集序》。

[181]参见《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287-291页。

[182]赵志强：《军机处设立时间考》，《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册，第386-408页。

[183]俞炳坤：《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兼与七年说和八年说商榷》，《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册，第409-436页。

[18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二，乾隆四十八年十月癸未。

[185]佚名：《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9-430页，《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关系君权不可裁并折》。中华书局1979年版。

[186]唐进、郑川水主编：《中国国家机构史》第40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7]郑天挺主编：《清史》。第3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8]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第67页。

[189]参见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90]《清代全史》，第1卷，第235页。

[191]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政治》，《清史论丛》1994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92]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满学研究会编《清代帝王后妃传》(上)，第189～235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版。

[193]关于杨珍对康熙后期储位斗争的研究，主要参见《满文档案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2年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6辑。

[194]杨珍。《雍正杀子辨疑》，《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95]冯尔康：《清世宗本名胤禛，并未盗名》，《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96]冯尔康：《雍正传》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7]参见《清代人物研究》第60-61页。

[198]参见吴伯娅；《试论康熙平藩致胜的经济原因》，《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关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1992年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傅弘烈与尚之信——兼论康熙的平藩策略》，《清史论丛》1993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99]戴逸；《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200]定宜庄：《满族早期的一夫多妻制及其在清代的遗存》，《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01]郝秉键：《试论绅权》，《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02]杜家骥：《满汉命名习俗、观念及其与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第2辑，第127～146页。台湾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

[203]阎崇年：《燕史集》，第172~18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204]参见《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79、243页。

[205]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206]郑天廷主编：《清史》，第39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7]王戎笙；《清代全史》，第4卷绪论。第9页。

[208]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清史研究》96年第3期。

[209]马汝珩、马大正；《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210]赵希鼎：《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4期。以上两条资料源于马大政、刘逖著《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科学的演进历程》第21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11]何瑜：《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12]陈在正：《论康熙统一台湾》，陈在正、孔立、邓孔昭等著《清代台湾史研究》第53-9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13]孔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清代台湾史研究》第91-108页。

[214]严章炮：《论康熙朝对台湾的农业政策和措施》，《清代台湾史研究》第250-271页。

[215]参见王辅仁：《清朝驻藏大事记》序。[216]张羽新：《清代的边疆政策·清前期对西藏的治理》，第427页。

[217]华立：《清代的满盟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据《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第226页。

[218]赵云田：《清代的边疆政策·蒙旗制度》，第275页。

[219]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220]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第476-477页，里仁书局1983年。转引自《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440-441页。

[221]据《清代的边疆政策》第33页。

[222]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家族研究》，《清史研究集》第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223]据李尚英：《杨向奎先生著作和论文提要及编年》，载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第766-768页。

[224]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288-302页。

[225]陈祖武：《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226]汪学群：《王船山占学试探》，《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3期。

[227]黄见德等著《西方哲学东渐史》，第10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228]赵秉忠、白新良：《清史新论》，第11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29]陈祖武：《清代全史》，第6卷，第368-370页。

[230]戴逸：《汉学探析》，《履霜集》第72-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31]王茂等著：《清代哲学》。第592-60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32]陈祖武：《清代文化志》，第166-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3]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中国哲学》总第18期，1998年。

[234]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404页。

[235]参见《清代公羊学》第3页。

[236]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l期。

[237]王俊义、高翔：《清代学术思潮与士林风气》。《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第147-228页。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

[238]何龄修：《明清的隔壁戏》，《清史论丛》1994年号。

[239]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7-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40]关于中英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可以参考高翔；《“盛世”的思虑：中国是十八世纪研究中的对话与争鸣》，《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

[241]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译本第610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

[242]《重新审视西学东传的历史——明末清初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侧记》，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27日。

[243]沈定平：《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44]丁一凡：《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中国神话》，《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

[245]许明龙：《并非神话：简论17、18世纪中国在法国的形象及其影响》，《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

[246]参见《比较文化研究史》第3、第4章。

[24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

[248]《清代三朝史案》下册，《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

[249]《《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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