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霨是处理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的帮办大臣，也是唯一与日本驻华公使及统兵将领当面交涉的官员。但长期以来，史家对其事迹缺乏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新发现潘氏《致总理衙门函》的阐述与考证，揭示了日本在此事件中强词夺理、出尔反尔的举动，及其要求将交涉过程中“两国一切来往公文撤回注销”的真相。
潘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可惜，坊间对他了解的实在太少。除了其后人潘家晋在苏州地方志所写的《潘霨传略及其帮办台湾海防事宜》外，几乎见不到有关潘霨生平的文章。①以至于贵州一位学者在研究相关课题时感叹：“潘霨此人好生难查，《清史稿》没有为他立传，大概不属于文治武功的清代名臣。贵州近代史上倒也几次提到了他，但似乎因为害怕有宣扬‘资本主义’之嫌把他列入另册。”②
近期，笔者见到了潘霨所写的一通重要书札，对这位从苏州走出的清代官员，开始刮目相看。于是，又对海?{两岸所出版的史料进行了探讨，深感潘霨其人实在不应该被忽视。他的《致总理衙门函》对于揭示历史真相，深入解读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以及了解日本为何在最后签订条约中，要求“撤回注销”事件交涉过程中“一切来往公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一、潘霨的传奇人生
潘霨(1826～1894)，字伟如，号铧园，晚号心岸，江苏吴县人。③潘霨出身于江南富有之家，自幼聪明过人，博智多能，读书甚广。然而，潘霨脚下的科举之路却很不平坦，最后只得到了监生的头衔。④于是，在二十岁出头，潘霨自苏州来到京师，靠捐?{银两而步入仕途。
清季官场不少汉族官员，均是有科举头衔者。他们之中多数是进士，也有像左宗棠那样的举人出身，以军功而柄大政者。至于那些?{藉捐纳而入仕者，在官场上常常被人小看。这大约是《清史稿》未为其立传的重要原因。然而，清代历史上的确有少数靠捐纳而至高位者，很有成就。像名闻晚清政坛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便是其中之佼佼者。潘霨与张荫桓很有类似之处：他们均?成长在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虽然没有进士、举人的头衔，在廉洁方面也常受非议，但却拥有渊博的知识、精明的头脑，擅长交际，善于利用官场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得到掌握实权的满族高官的支持，从而为自己开拓出一片光明的前景。
清代档案中保留了一份引见单，它提供了有关潘霨生平的重要史料。该片称：
潘霨现年四十九岁，系江苏吴县人，由监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在顺天府捐输经费，保奏以从九品分发直隶。咸丰元年补西路同知司狱，旋改捐布政司理。阅四年，署天津县知县，旋捐升知州。十年补昌平州知州，是年因弹压土匪，保护城池，经监管顺天府府尹张祥河等保奏，奉旨赏戴花翎。七年奉旨补授浙江盐运使，奏请回避，奉旨?{山东盐运使。八年补授福建按察使，九年补授福建布政使，十二年九月任满奏请陛见。奉旨着来见。兹于本年二月十二日到京。同治十三年。⑤
此引见单是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1874年4月8日)由吏部向皇帝提供的，应该比坊间流传的潘霨生平可信。它不但厘清了潘霨的实际年龄，而且还记载了他早年的升官历程。潘霨由最早“捐输”开始，接着又“改捐”，四年后署天津知县，而后再“捐升知州”。可见，潘霨在初入官场时，每升一阶，几乎都是通过捐输银两实现的。潘霨的引见单说明，他的确是靠金钱而进入官场的，这与靠科举升官有着质的不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庸懦无能，只会用钱买官。恰恰相反，潘霨与一般捐?{者不同。他为人机敏，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不但熟谙官场，趋利避害，而且还屡次跟随大学士桂良在津沪办理洋务，扩充见闻，增长才干，故能脱颖而出。⑥
此外，由清宫引见单还可以看出，潘霨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报捐从九品分发直隶”，⑦到同治六年，此间长期在天津、昌平一带任职，担任那里的地方官。这两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距离京城近在咫尺，均为繁难冲要之地，能在这里长期担任父母官，的确需要过人的本领与非凡的才能。
由于政绩突出，他在离开天津知府任后，于同治七年(1868)升任山东盐运使。次年，在潘霨署理山东按察使之际，大内太监安德海冒充采办龙衣钦差，“乘坐船只，擅用违禁旗帜，并携带女乐，罗拜龙衣，沿途招摇煽惑”，在山东省境内被拿获。八月初七日，山东巡抚丁宝桢“钦遵谕旨，饬委兼署臬司潘霨”督同府县等，“将安德海即行正法”，⑧同行二十余人一并予以严惩。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太监，故此事曾轰动一时。不久潘霨即转升福建按察使，九年(1870)担任福建布政使。其升擢之迅速，让那些科班出身的官员，亦自叹弗如。
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潘霨任职期满，于次年循例赴北京述职；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74年4月5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引见之后，清廷命潘霨再次返回福建。
潘霨是自福建布政使任上赴京引见的。一般说来，官员在引见之后，或有机会更换别省，职务也会有所变迁。然而，潘霨却在引见之后，重新返回福建，而且，职务像引见之前一样，仍然担任布政使。
清廷的这种安排是含有深意的。盖当时福建局势动荡，非干练之员，难以胜任。特别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强盛，对台湾野心日益暴露，因而，台湾海?{风起云涌，局势紧张。如何处理台湾事务，已成为清廷面对的最紧迫难题。在此局势之下，挑选一个有头脑、有魄力的福建布政使，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清廷决策者认为，潘氏头脑机敏，办事干练，在闽期间钻研台湾事务。在翁同龢家藏文献中，?所刊《治台说》便是明证。据翁同龢自己注明，此文是“从潘伟如处借来”⑨摘录的。该文收录了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以来，福建及台湾地方官员提出的治台方略，内容包括上谕、奏折及禀贴等。其中有《潘伟如治台十则》，略谓：选人才、划疆界、分责成、垦田亩、开水道，辟山林、兴教化、团练兵、严禁令、理财赋。⑩可见，潘霨对治理台湾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而且，潘霨还有与外国人交涉的经验，故而清廷有此决定。
潘霨在奉命之后，便迅速离京南下，在家乡稍作逗留。在没有接到朝廷进一步命令的情况下，他多方?{查研究，试图寻觅解决台湾危机之良策。当时，距离苏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最活跃的重镇。中国派往日本或欧美的使节，多选择从上海放洋，而外国使节来华，也喜欢把上海作为他们到中国的第一站。这里五方杂处，消息灵通。此?种情况，对潘霨开阔眼界十分有益。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874年5月14日)，清廷郑重颁布上谕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兵船现泊厦门，请派人员查看一折。日本国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事，今忽兴兵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李鹤年于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见奏报，殊堪诧异。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李鹤年公事较繁，不能遽离省城，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应如何?{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调拨。钦此。(11)
四月初六日，清廷又颁布上谕称：“福建布政使潘霨，即着驰赴台湾，帮同沈葆桢将一切事宜妥为筹划。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情形，相机办理。潘霨现在行抵何处?并着张树声查明，催令迅速赴闽，兼程前往，不得稍涉迟延。(12)
台海有事，闽浙总督应该是首当其冲，总揽全局的。而此次处理台湾事件，清廷却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与布政使潘霨前往。这显然是两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任命。它与长期以来，福建、台湾地方官员内部存在的畏惧苟安情绪有关。面对日本的张牙舞爪，凶相毕露，清王朝官员认识并不统一。一些官员生怕惹是生非，常常主张退让，以求息事宁人。闽浙总督李鹤年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上引谕旨指责其“于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见奏报，殊堪诧异”，便说明朝廷对李鹤年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总理衙门王大臣于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的奏章中，再度指出：
日本国兵船，于三月下旬，有驶进厦门海口者，有前往台湾者，由琅矫地方登岸，并无阻问之人。……四月初五日，始准闽浙总督李鹤年三月十三日函称：据台湾道禀报，二月初十日云云，至来台打仗等情。并据声称，牡丹社原系属番界，彼自寻衅，在我势难禁止等因。臣等伏查，生番地方，久隶中国版图之内，又与台湾唇齿相依。各国通商以后，觊觎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难保不意图侵占。且各国均有兵船驶往，以巡查为名，未始无因利乘便之意。李鹤年远驻省垣，事难遥制；而台湾道视为番界寻衅，势难禁止，实属意存推诿，不知缓急。臣等已函达李鹤年，严札台湾道，务须统筹全局，毋误事机。(13)
鉴于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人的畏首畏尾做法，总理衙门大臣建议皇帝尽快在人事布局上，采取果断措施。他们提出：应破例给予沈葆桢钦差大臣职衔，即升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遣，并且请“饬下该大臣，不动声色，与潘霨随时酌量情形，慎密筹划。”(14)
总理衙门的奏折递上后，清廷批评闽台地方官畏首畏尾，将日本入侵视作“番界寻衅，势难禁止，寅属不知缓急”，并且采?{总理衙门大臣的建议，确认了对沈、潘二人前往台湾的任命。
接着，四月二十一日与二十五日，焦灼的清廷又接二连三地颁布上谕称：沈葆桢计当启程，着凛遵迭次谕旨，与潘霨慎密筹划。(15)
实践证明，清廷起用潘霨帮办台湾事务这步棋是走对了。因为潘霨的确与一般书生气十足的官僚不同。他出生于风气开通的江浙地区，较长时间在福建任职，尤其重要的是，潘霨遇事能想方设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像一般科班出身的官僚，每每循规蹈矩，缩手缩脚，譬如，潘霨接奉四月初六日朝命之后，并没有像谕旨要求的“迅速赴闽，兼程前往，不得稍涉迟延”，而是在没有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来到上海，想方设法，并通过上海道与柳原等人接触，做到了心中有数，然后再赶往福建。可以说，清廷让潘霨重回福建布政使之任的决定，给了他在晚清风云多变的历史舞台上，展现自己才能的绝佳机会，也使其成了一位近代史上不应被忽略的人物。
二、潘霨《致总理衙门函》的发现
长期以来，对同治甲戌日本侵台事件之研究，所用史料大多局限于同治朝的《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及朝臣奏议等史料。但是，重要当事人信札，则很少予以发掘和研究。近期笔者在整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为《清代人物传稿》(下编)搜集史料时，所发现的潘霨《致总理衙门函》一通，反复阅读，深感其对于引申日本侵台事件的研究至关重要。兹将潘霨原信稍事标点，刊布如下：
敬启者：中秋拜展台函，谨悉一切。柳原到京，迭经各堂宪反复辩论开导，竟无边际。东人狡诈，殊出情理之外。现闻李让礼擒而复纵，竟随大久保一同到京，诚恐别生枝节，能否实时定议，焦盼殊深。
至柳原所谓：不相符，未以职衔照会，内无足见贵人臣头绪分明之句。昨又经沈帅照复柳原，复稿抄录呈览。前次寄与夏筱涛观察赴琅矫与西乡面论各情，前于各堂宪禀中备述梗概，兹将底稿一册，附呈鉴察。又，柳原复信十四纸一并呈览，第三次又名片一纸，即与柳原信亦删节归入一信，原稿抄录附上，计前后两件。惟席间所祝之话，均未载在笔纸，柳原信中亦曾明言矣。再，柳原言：不应去见西乡。查伊第一次来信明言，应与西乡辩论一切，并请会同沈大臣办理，言归两国和好，兼有剖心吐赤之语。
霨自到台，日尚在攻打番社，既奉旨帮办，即代沈大臣前往理论，并未失和。西乡即退扎龟山，按兵不动，似无不合，今已照办。而如此狡赖，柳原实无耻极矣。
霨于前月赴凤山，因淮军甫到，尚有开濠筑垒、借用民田等事，必须督同地方官妥为料理。现在二起不到，均扎凤山境内，去日人尚远，易于约束，藉壮声威。日营尚驻龟山、后漕等处，日有病亡，瘴疫尚盛，先后已故六百余人。又琉球难民尸骸，已据牡丹社于七月内交出四十四具载回本国。西乡并谢给各头人七百元，以酬搜获之劳。
霨所募安抚军五百名，均系土著精勇。昨经沈帅派往内埔驻扎，令郑游击荣管带，以防日人潜入卑南。博郎同去，此系番境，近已陆续向化，帮同开导。
霨又密派本地干弁，查造生熟各番丁口，发给安抚军印牌一纸，俾各社收执，一俟倭兵将退，即来换取龙旗，他日大军进山，谕令薙发来迎，以便保护。该头人等无不乐从，且有欢欣之色，自枋寮以下，均已遵办。惟逼近日营者从缓，恐兹口实耳。
霨将诸事布置停妥，于节后回郡，虽咯血时作，肝气上冲，幸精神尚可支持。方事之殷，未敢以病躯遽思乞假。知关垂廑，以附陈力疾。肃复，敬请勋安。
潘霨谨启。八月二十二日。(16)
潘霨作为“帮办”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亲历者，其信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函叙事清晰，要言不烦，堪称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兹将有关内容考证如下：
其一，谁是受信人?
笔者所见到的只是潘霨原信，并未见信封，故无法确定谁是受信人。不过，由此函所述内容、语气以及作者最后的署名来看，收信人似应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或该署总办章京。
其二，关于潘霨此函书写时间。
潘氏此函仅书月日，未标明何年。然而，由于此信内容涉及潘霨于上海会见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及赴台处理帮办台湾事件等细节，故可以断定，应写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此时距潘霨赴京引见仅仅六个月，距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中日北京专条》还有整整一个月。
其三，关于李让礼其人。
潘函所提到的李让礼(Charles W.Le Gendre)，是日本侵台事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李让礼(1830～1899)，又译作李仙得，原系法国人，在巴黎大学毕业后，二十一岁时赴比利时。1854年10月31日，李让礼在布鲁塞尔与纽约一个非常知名律师的女儿克拉拉·维多利亚·慕洛克结婚。结婚后，李让礼便移居美国，并成为归化公民。适逢南北战争发生，李让礼遂参加北军，以军功擢升少将，后以伤退伍。1866年6月13日，李让礼被任命为美国驻厦门领事，(17)遂取道欧洲来华，是年底抵达厦门。次年，以美国罗妹号(the Rover)商船人员在台湾被琅K3Y707.jpg原住民杀害，李奉美驻华公使之命，多次前往台湾交涉。通过与台湾当地官员之反复商谈，他发现清廷派往台湾的官员多怯懦无能，胆小怕事，(18)遂摸索出了一套对付台湾官员的办法，号称通达台湾事务。同治十二年(1873)，李让礼辞去厦门领事，欲返回美国。回国途中，于东京被日本政府高薪聘请。此后，李让礼便以其在闽台的经历，多方鼓励日本出兵侵台，并成为侵台日军首领西乡从道身边的重要谋士。
李让礼停留日本之际，正是明治维新轰轰烈烈进行，经济飞速发展，军力日渐强盛的时刻。日本以国土狭窄，国力兴盛伊始，便开始向外扩张侵略。他们首先将侵略目标对准台湾。借口琉球船民在台被杀，日本派西乡从道率兵进攻台湾，烧杀抢掠，修建营盘，台海局势骤然紧张。然而，李让礼鼓励西乡从道率兵攻台，完全是个人行动，在清政府反复向驻华公使交涉抗议后，美方曾短期将李让礼拘捕。潘霨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与西乡从道面谈时，曾经询问道：
此举非贵国朝廷之意，前柳原曾告我，系受美国人唆使。有诸?西乡云：亦知为西洋人所欺弄，使伊国与中国不和；惟事已至此，无可如何，总愿及早了结。我又告以西洋英、法两国亦未预闻，惟美国李让礼从中唆使，不可听其说话。西乡不能辩。(19)
在侵台战事结束后，李让礼以功勋卓著，被天皇授予二等勋，而后又被朝鲜聘为外交顾问，直到1899年9月1日在汉城去世。(20)
三、潘霨《致总理衙门函》?{释
潘霨此函是对其跟随沈葆桢，帮办处理日军侵台事件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总述。其动机虽然不无为自己表功之嫌，然综合其他档案文献考察，潘氏所述史实，则是可信的。此函勾画了潘霨在此事件中的主要活动。兹根据清文件与官文书之记载，对潘氏此函略予?{释：
其一，提前与柳原公使通气，摸清日本人出兵台湾之意图。
清廷于四月初六日命潘霨帮办沈葆桢处理台湾事务。奉命之后，他离开苏州来到上海，与刚刚由东京前来中国赴任的柳原前光接头。鉴于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而且，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西乡从道率兵征台要达到的目标，看法也不尽一致，因此，潘霨与柳原的上海会谈就显得格外重要。据柳原前光后来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称：
谨启者，本大臣猥以菲材，简命驻华，阳历五月二十八日(即四月十三日)行抵上海，晤沈道台。……至于本国命将征番一事，会潘藩台奉旨下闽，路经沪渎。本人臣于本月六、七两日，即四月念二三，因沈道台得与邂逅，面谈一切。(21)
由此照会可知，潘霨与柳原前光会谈的时间是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会谈的核心内容，系日本侵台有关事宜。现在看来，柳原的态度与后来相比是比较诚恳的。在会谈之后，彼此尚有书信往还。经此会谈，潘霨大体摸清日本出兵之目的，于是迅速南下，于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74年6月11日)抵达福州马尾，面见钦差办理台湾事务大臣沈葆桢等，并向其禀报与柳原会面的情形。沈、潘二人经过仔细筹划，于五月初一日扬帆出海，直奔台湾而去。为便于交涉，随同前往的还有意大利人日意格等洋员。抵达台湾后，沈葆桢指挥全局，?{度一切。潘霨则想方设法充分发挥其本人的聪明才智，奋力周旋。
潘霨在《致总理衙门函》中声称，作为此函之附件，他还呈递了“柳原复信十四纸”。这十四纸信函中，即包含了上海会谈的核心内容。柳原称：
本大臣亦闻沈船政大臣已奉钦差查办台湾生番事务，应与西乡谈论一切，忽遇阁下奉旨回闽帮办沈钦差大臣，因过沪渎枉顾本大臣，承下问曰：贵国此次台湾之行，今已如此，惟此生番原有三十六社，未知西乡欲向何社生番问罪?究竟作何结局?故本大臣陈以我民被害情由。并据西乡奉敕限办三事答云：第一，捕前杀害我民者诛之；第二，抵抗我兵为敌者杀之；第三，番俗反复难制，须立严约，定使永远誓不剽杀难民之策。
此本大臣专请阁下到闽会同沈钦差大臣办理，言归两国和好，是所切望。本大臣亦获剖心吐赤，惟阁下宏度容?{焉。如有渠教，敢效驽力，和衷酌办，以为两国愈敦和睦之地。谨启。阳历六月七日。(22)
以上内容应是潘霨在《致总理衙门函》中提到的柳原第一函。它反映了柳原刚刚离开东京时，日本政府对清廷比较留有余地的政策。信中所述“剖心吐赤”，“两国和好，是所切望”，也反映了柳原本人刚到中国时的想法。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清政府交涉人员从上到下软弱无能，柳原的心态也急剧发生着变化。由开始时“交涉两国和好辩论事宜”，到潘霨从琅K3Y707.jpg会见西乡从道后，却摇身一变，全不认账。潘霨等奏称，“即函致倭使柳原前光，申明前约。嗣接其来信，以未得联衔印文为词，无非立意刁难，宕延时日。臣等如其所谓，换联衔印文寄给。闻柳原已先由沪入都矣。”(23)显然，柳原改变了刚到沪上与潘霨会见时的承诺，这使潘霨大感惊奇。又掳总理衙门奏报称：
自大久保利通到京以来，该国驻京使臣柳原前光，于议台事则同在座中，旁参其说；遇议台事不合，则必于次日呈递照会，或来署而论，专以觐见为辞。此次大久保利通议论不合之次日，该使臣复诣臣衙门，以不准请觐为拒绝来使，即欲与大久保利通一同回国。嗣又据两使臣各递照会，皆作决裂之辞。其意由前之说，为日本永踞台番境地张本；由后之说，为日后称兵有名，扰我海口张本。臣等一切听之，任其去留。诚以该国贪狡无厌，其欲万不能偿。(24)
柳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之变幻无常。然而，无论后来事态如何发展，潘霨与柳原在上海的主动接触，并获得柳原要其亲自赴台与西乡交涉撤兵的亲笔信函，对于台湾事件的解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其二，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之策略，身入虎穴，与日本领兵官西乡从道直接会谈，据理力争，劝其退兵，收到预定效果。
由于潘霨在上海与柳原会面，做到了胸有成竹，因此，当他跟随沈葆桢抵达台湾后，所帮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代表沈葆桢去到日军营盘，与日军领兵官西乡从道面谈。此事干得也颇为出色。关于与西乡从道会谈的经过，潘霨等奏道：
臣霨于初八日偕台湾道夏献纶，带同随员张斯桂等，并邀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轮船由安平衡涛出海。下午已抵琅K3Y707.jpg，风涛倒卷，舢板不得拢岸。群跃而登，晚宿车城。次早，直叩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臣葆桢照会，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与之反复辩论，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始则一味推诿，继遂理屈词穷。十一日竟托病不见。……臣蔚函谕倭将，既托病不出，即告辞登舟。该倭将转再三婉留，次日接晤，仍坚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词，即将带去台湾府志检出，内载生番各社岁输番饷之数，与各社所具保证，令其阅看。彼反变羞成愤，经臣霨及夏献纶厉声晓譬，旋复婉谢。龂龂以所用兵费无着为言。经再据理驳斥，彼请一面致书柳原，一面由厦门电报，寄信回国，暂不必添兵前来。即派人搭中国轮船，分往厦沪两处等语。臣霨等乃归行馆。(25)
据此可知，潘霨在同西乡会谈前，出示了有关档，包括沈葆桢的照会与柳原前光在上海时给他的亲笔信件。尤其是柳原信件，在没有近代通讯手段的条件下，对于敦促西乡从道后来决定从台湾撤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沈葆桢与潘霨刚刚抵达台湾时，西乡所率日军正进攻台湾番社。面对武器装备先进，又训练有素的入侵者，台湾的生番民众当然不是对手。当时，西乡“已分三路进攻番社，生番逃散，遂将牡丹社等处焚烧，并欲攻龟仔角社，是其乘隙寻仇，意图深入，已可概见。”(26)可是，当潘霨拿出柳原的亲笔函件，白纸黑字地写着西乡离开东京前所“奉敕限办三事”：“捕前杀害我民者”、“抵抗我兵者杀之”、“须立严约，定使永远誓不剽杀难民”。而西乡当时焚掠烧杀，远远超过“奉敕限办”的范围。因此，柳原给潘霨的亲笔信，毫无疑问会使西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况且，柳原信中有“剖心吐肺”“言归两国和好”的言辞，这些都给日军前线领兵之人造成了困惑。
正因为如此，潘霨自会见西乡后，柳原已经不认账了。此时的柳原已经改变来华初期的立场，潘霨在致总理衙门函中，不止一次的指责日本人“狡诈，殊出情理之外”；又谓：“如此狡赖，柳原实无耻极矣。”潘霨见证了柳原前光的两副面孔，故对其出尔反尔的做法非常痛恨。
其三，组织安抚军，查造丁口册，促进番境同化进程。日本此次出兵侵台的借口，是台南生番住民“剽杀”琉球难民。在此之前，西方列强亦多次因类似事件引起外交纠纷。潘霨在跟随沈葆桢赴台后，想方设法在生番聚集的区域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高山族同胞的同化过程。由潘氏致总理衙门函中，可以看出，他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首先，他利用与台湾道夏献纶到琅K3Y707.jpg与西乡会谈的间隙，“派人先传各生番头目，至者百五六十人，服饰诡陋，言语啁啾，译传大意，皆谓日本欺陵(凌)，恳求保护。因谕令具结前来。次早除牡丹、中社、里乃三社以避倭不出外，到者十有五社，均呈不敢劫杀押状。臣霨与夏献纶宣示国家德意，酌加赏犒。番目等欢欣鼓舞，咸求设官经理，永隶编氓。察其情状，实出至诚”。(27)潘霨等人的做法，对当地民族融洽、两岸沟通均有积极作用。
其次，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安抚军，全部由台湾的“土著精勇”组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潜入”。
再次，潘霨在台期间，派本地干弁，深入番区，查造丁口名册，并发给印牌?{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辖与治理。所有这些措施，都为沈葆桢成功处理台湾危机，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四、日本要求“撤回注销”“一切来往公文”之真相
潘霨的《致总理衙门函》，真实地记载了日本外交人员及军事指挥官，在侵略台湾师出无名的情况下，反复无常、矛盾百出的实况。此函对于了解日本侵台事件原委，提供了原始记载。对于全面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打开了新的视野，特别是对于了解中日签订专约的内容，提供了一把钥匙。
由于清廷征?{淮军守台，发动台湾民众编练地方武装，以及采取比较灵活的策略，进行外交周旋，而西乡从道所率领的日本侵略军则遇到了水土不服，天气炎热，伤亡颇众的困境，因此日本长期占领台湾的野心并未能实现。中日两国正式于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签订了《台事北京专条》。该专条略称：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28)
《台事北京专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是清廷步步退让，软弱可欺，缺乏捍卫自己权益的勇气与军事实力。作为两国间签订条约，应该由双方协商而定。然而，这个专条从语言到内容，都似乎是日本外交官所撰写的一纸条令，清政府表示毫无异议，条条遵从。其中，第一、第二条，承认日本师出有名，承诺给日本赔偿，其意非常鲜明。第三条内容则耐人寻味。两国议和签约，为什么要把彼此往来商谈的公文，全部“撤回注销”?日本谈判代表向总理衙门王大臣提出此项要求是非常奇怪的。在国际交往中，这也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然而，读了潘霨的《致总理衙门函》则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所以要求“撤回注销”往来公文，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
盖因日本政府在此次侵台事件中，开始时目标并不确定。他们对西乡从道率兵攻台，究竟要达到何种目标，心中无数，可以说是抱着一种冒险的、试试看的态度。如潘函所揭示，柳原前光在刚到达上海时，即向潘霨明确表示，要潘氏在台湾与西乡商谈，后来却极力加以否认；大久保等人与清廷官员之间往复商谈过程中，经常是前言不符后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如西乡“奉敕限办三事”中并无向清政府索要赔款之事，后来，他们看到清政府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商谈焦点集中在索要赔款的数字上。从开始时在报纸放风，欲索兵费“四百万两”，后来日本驻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宁在总理衙门称：“该使臣之意，需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不能再减。”在总理衙门拒绝后，日本使臣柳原前光与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各递照会，皆作决裂之辞”，以登车归国相威?{。总理衙门曾请各国斡旋，“将与日本来往文信，通行抄录照会各国使臣”，交给他们评理。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亲自到总理衙门恫吓称：“日本所欲二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29)最后，由于总理衙门官员坚决抵制，最终达成了赔款五?十万两的协定。
在整个事件交涉过程中，日本方面发出的照会与公函，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各种截然不同意见的文书，都保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手中。这些交涉公文，本身自相矛盾，出尔反尔，非但不足以自圆其说，反而还暴露了他们在此事件中蛮横无理、以势压人的本来面目。日本由于地势狭小，为了向外扩张领土，往往在外交上不顾及以往的历史及公法，采取出兵侵略以势压人的办法。在最后交涉中，为了攫取最大利益，更是前后矛盾，无理取闹，这在外交上是很失礼的。因此，日本使臣在《中日北京专条》中，提出撤销一切往来公文的奇怪要求。由清档观之，日本提出的“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的愿望，并没有完全付诸实现。
五、正确评价潘霨的历史地位
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清廷采?{了总理衙门提出的启用船政大臣沈葆桢，并以熟悉台湾事务的布政使潘霨配合行动的部署。作为帮办大臣，潘霨在这起外交冲突中，有着重要表现。他的做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肯定。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清帝所颁上谕，凡是提到沈葆桢处，经常会同?时提及帮办潘霨的名字。二人配合默契，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台事北京专条》的内容，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清政府毕竟保住了台湾宝岛，免受日本占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说在此事件中，沈葆桢建立了头等功勋，而潘霨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则说明他是继沈葆桢之后，另一位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而过去对潘氏在处理台湾危机的贡献，或多或少地有些忽略，这对潘霨来说是不公平的。
潘霨在处理台湾危机中的行动，赢得清廷的信任，但是，也引起了福建地区一些官员的嫉妒。闽浙总督李鹤年，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台湾危机刚过，李氏便迫不及待地向清廷递折，对潘霨进行弹劾。李氏此折递上之后，清廷颁旨命沈葆桢予以查核。沈氏于是年十二月初五日呈递《为遵旨据实密陈潘霨被参条款折》。该折称，李鹤年根据匿名揭帖，指责潘霨袒护同乡，扣留科甲人员，不令赴任，经?{查并无其事。至于李氏弹劾潘霨拜文煜为师及对日软弱等事。沈葆桢指出：
查潘霨拜文煜为师，臣亦有所闻，不敢曲加回护。然实系潘霨服官直隶以前之事，并非福建藩司任内之事。臣亦不敢深没其真。又原奏称，该司前赴倭营，卑词下气，求恍倭人，语言大失国体，以致倭奴桀骜不驯，日甚一日。查潘霨之赴琅K3Y707.jpg也，夏献纶与之偕行。其与倭将接谈也，日意格为之翻译。逮倭将不愿日意格在场，改为笔谈。其亲笔交臣阅看，并录呈总理衙门，实系据理辩论，未见所谓失体者。若谓倭奴之桀骜，阶于潘霨之语言，则潘霨未到琅K3Y707.jpg以前，焚社戕番，谁成其咎?
窃谓中国所以外侮者，当自有在，不尽由于舌击之不工。倭奴未受痛惩，无论难惬局外之人情，即当局者清夜扪心，自客何地?然责有专属，臣葆桢罪无可辞，岂能诿过于帮办之潘霨?至其平日居官行事，尚能谨管钥，恤孤贫，余则非臣所敢妄评。谨竭所知，分别其(条)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30)
沈葆桢的议复奏折有理有据，掷地有声。它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呈递，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钦此，沈葆桢通过讲道理，摆事实，比较客观地肯定了潘霨在处理台湾事件中的正确做法，朴实无华，令人信服。对于潘氏居官声望，则予以审慎的肯定，与文煜之保荐折形成鲜明对照。沈折提出，在潘霨与西乡会谈之际，西乡“不愿日意格在场担任翻译”，从一个侧面说明日人理屈词穷，不愿使外人闻知内幕的心态。沈折递上之后，福建巡抚王凯泰亦递有“为遵旨确查藩司潘霨被参各款事折”，同样对李鹤年依据匿名揭帖，弹劾潘霨一事，予以否认，指出“潘霨尚未无故扣留科甲人员，不许赴任。”(31)
李鹤年弹劾潘霨，反映了他本人心胸狭窄，观念陈旧，以及对沈、潘二人成功处理台湾事件的嫉妒与不满。在沈葆桢光绪元年四月被超擢两江总督之后，李鹤年故伎重演，于八月十八日再次向朝廷呈递《南洋关系甚重，用非其人恐误大局折》弹劾沈葆桢，李鹤年声称：
窃以知人之难，非窥之于微，察之已久，未易悉其底蕴。新授南洋人臣、两江总督沈葆桢，臣未入闽之先，闻其前在江西，着有劳绩，始亦以为肝胆之士，干济之才，且爱之重之，久而知其大不可用者有四：曰巧诈，曰残忍，曰庸妄，曰乖谬。请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倭人在琅K3Y707.jpg时，筑兵房九十余间，抚议定后，全数交出，由沈葆桢拨营驻守。倭方登舟，土匪即放火，将兵房毁尽，前福建藩司潘霨来书，言之甚悉。沈葆桢匿不以闻，迨人言藉藉，始以或云风坏，或云火焚，折内含糊叙及，予为诿卸地步。迨奉两江之命，拜疏力辞，折尾吁请陛见。闽人相与窃笑，谓明知朝廷不允所请，故作此辞；又恐竟允所请，故求北上，洵属诛心之论。……此巧诈之明证也。
沈葆桢总理船政，与地方官动辄龃龉，最可异者，则杀藩司属吏陈忠羲一事。臣检阅旧卷，陈忠义实无罪可科。沈葆桢莅事之始，意在示威。适藩司邓廷楠稍拂其意，迁怒该吏，立即正法。自此之后，闽省官吏，无不恶而畏之，一任盛气相浚，隐忍弗较。
而沈葆桢之为人，遂为乡里所羞称矣。……此残忍之明证也。
船局经费，每岁七十余万，冗员浮费，固不待言。即造成各船，非尽可用。上年往返台湾，大雅、安澜，相继失事。万年清、伏波等船，幸未沉没。建炮台浪费工银十倍……甚至购买洋土，运以轮船，一似中国之土似不可用者……此庸妄之明证也。
沈葆桢喜怒任情，爱憎无定，独于洋人深信不疑。船局诸事，归日意格主持，而在台湾训练兵弁，赏罚进退，亦惟洋人之命是听，水师诸将，责有烦言。臣每以中外交涉事件与沈葆桢商榷，绝不闻以国计易穷，民生易蹙为念，一味揣摩洋人意旨，以为如此则彼利，彼利可免违言；不如此则彼不利，不利将生异议。如近日电线一事，买归官办，尽可由我为政，沈葆桢意不谓然，且至悚臣以危词，殊不知溪壑难盈，豺狼无厌，若必事事如愿以偿，又将伊于胡底也。
天下事徇己固非，洵人尤非，洵他族则更非。沈葆桢倒行逆施，执迷不悟，国体在所不顾，人言在所不恤，推其直谓洋人可师可法，中国霓裳礼乐，制度文章，皆洋人之不若也。如此心悦诚服，安望其为自强之计哉?此乖谬之明证也。
南洋大臣责重，若使溃败决裂，天下咸受其祸。……曾国藩前此驻师河南，与臣论及知人之难，谓然太息，以为误荐此人，追悔莫及。时臣疑是太过，今始知其言之不谬，且叹何之以耳为目，知沈葆桢不尽也。臣受恩深重，知而不言，言而不早，皆为负国，用敢不避嫌怨，据实直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32)
李鹤年奏折谓，曾国藩生前曾称，保荐沈葆桢是“误荐此人，追悔莫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李鹤年为否定沈葆桢治台之功，而编造的死无对证的神话。他对沈葆桢在台湾危机解除之后，大张旗鼓地加强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引进西法，兴修炮台，铺设电线，启用洋将，训练兵弁的做法进行弹劾，非但没有劾倒沈葆桢，反而暴露了他的愚昧无知，坚守陈旧的思维方式，最后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命运。李鹤年弹劾潘霨、沈葆桢事件，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抱残守缺的传统思想，只能导致疆土丧失；而采用西法，奋起直追，方可有效抵御外敌之入侵。
在帮办处理台湾危机后，潘霨先后担任了湖北、江西、贵州三省巡抚。所到之处多能锐意开新，诸多建树。光绪十七年因病回籍，直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在苏州病故。江苏巡抚奎俊在代递潘霨遗折时奏称：
潘霨家属潘升呈称：家长潘霨先经请假回籍省墓，到籍后因患病难期速痊，光绪十七年呈请开缺以来，旧恙未愈，今秋忽患痰喘之症，于八月二十日在籍病故，所有口授遗折，恭缮呈请代递。
奴才查潘霨素抱公忠，勇于任事，由牧令洊膺疆寄，所至卓著政声，其历湖北、江西、贵州三省，整饬吏治，培养士林，赈恤孤独，靡不实事求是，故每莅一省，威惠悉孚，讴颂载道。光绪十七年销假回籍，因病呈经前抚刚毅奏请开缺，解组养屙，好善不倦，凡地方义举，必竭力捐助，矜式乡闾，人尤得之。讵一病不起，悼惜同深。易箦时唯以时事多艰，未报圣恩为憾，语不及私。其重爱之忱，老而弥笃，所有遗折一扣，理合恭呈御览。(33)
奎俊此折，对潘霨一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大体属实。缺点是对潘霨在福建任职期间，处理台湾危机的事迹，未有一字提及，实在是一个缺憾。奎俊说，潘霨在故乡“好善不倦，凡地方义举，必竭力捐助，矜式乡间，人尤得之”，应该是没错的。翁同龢在日记中，亦有类似记述。《翁同龢日记》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记曰：“访潘纬如霨，由鄂抚丁尤(忧)被荐来京诊视。长谈，伊欲告病南归，今日由内务府代奏请假十日也。伊好善而顺民情，深于禅理，以各种医书及燕菜见赠。”(34)潘霨与翁同龢系江苏同乡，关系堪称密切。翁氏日记，对潘霨捐?{、升迁以及医术多有记述。此处所记，系指潘霨在家乡守制期间，被荐赴京为慈禧诊病而言。翁氏称潘霨“好善而顺民情”与奎俊折所述略同。
注释：
①潘家晋：《潘府传略及其帮办台湾海防事宜》，见苏州地方志网页：www.dfzb.suzhou.gov.cn/zsbl/361127.htm
②史继忠：《潘霨开启贵州近代化之门》，贵阳：《当代贵州》，2006年第11期。
③坊间关于潘氏生年，均称为1816年，误。清宫朱批奏折档内所存，潘霨同治十三年二月引见单记载称，潘氏当时年四十九岁。如按当时人多以虚一岁上报的习惯来推算，潘氏应生于1826年。
④⑤《呈福建布政使潘霨履历单》，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档号04-01-12-0493-115。
⑥⑦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2～593页。
⑧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594～595页。
⑨⑩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三《内政·宫廷》，上册，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30、185页。
(11)(12)(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1、84～85、154页。
(13)(15)(19)(22)(23)(24)王元稚：《台湾文献丛刊第39种·甲戌公牍钞存》(以下简称《甲戌公牍钞存》)，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36页；第55、58页；第83～84页；第56～57页；第103页；第142～143页。
(14)王元稚：《甲戌公牍钞存》，第36页；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90～91页。
(16)潘霨：《致总理衙门函》，未刊稿本。
(17)(20)GEN·LE GENDRE DEAD, New York Times, Sept. 3, 1899.
(18)闽台地方官胆小怕事，可于以下函件中证实：台湾道等于同治十三年四月致闽浙总督函称：“职道核查档案，六年间合众国罗妹商船遭风被琅K3Y707.jpg生番戕害一案，前台湾镇刘明灯、前台湾道吴大廷，曾有“琅K3Y707.jpg不隶版图、为王化所不及”之奏。前宪台吴、抚宪李亦即据以(入)告，刘前镇、吴前道等并以此言照会合众国领事李让礼及该国水师总兵官费来日。”见王元稚：《甲戌公牍钞存》，第65页。令人不解的是闽台地方官员，将此错误做法于同治六年奏报清廷后，总理衙门并未对此错误言论与做法予以制裁，反而听之任之，遂为日后祸端埋下祸患。
(21)(25)(27)(28)(29)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3～524、527～528、527～528、616、614～615页。
(30)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档号03-5096-012。
(31)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档号03-5097-001。
(32)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录副奏折档，光绪元年，吏治类。
(33)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朱批奏折档，档号04-01-12-0564-055。
(34)陈羲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