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没有建立过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这是我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对于进一步探索农民战争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下面仅就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供参考，请指正。
一
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吗？多数同志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也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有一个转化过程，它初期是农民政权，后来转化为地主政权了；我们则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反封建，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里，“谁有地，谁就有权有势”（《列宁全集》第6卷第337页。），“地主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土地。”（《列宁全集》第24卷第113页。）“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使农民受压迫和落后的主要原因。”（《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2页。）可见，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千百万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立即颁发了农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试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暖”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理想。但是，试图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回事，能不能、即实际上是否真正触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又是一回事。我们评判历史的功过是非，不应当以方案的设想为依据，而应以这个方案实行没有，实践的客观效果如何为依据。查考史料，《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这个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方案颁布不到一年，东王杨秀清等就奏请天王放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精神，转而采取“照旧交粮纳税”（《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204页。）的政策。这个“照旧”，就是基本上沿袭清朝政府的赋税制度。据记载，“是时（按：1855年）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镜山野史》，《丛刊》第3册第10页。）在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地区，还出现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公开支持地主向农民收租甚至镇压农民抗租斗争的事件。石门守将邓光明发给大地主护凭，作为“永为保家之实据”（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199—200页。）便是一例。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政权所辖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这表明，太平天国政权并没有真正维护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怎样认识这个现象呢？许多太平天国史论者认为，从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到“照旧交粮纳税”是一种倒退行动，或叫做政策上的向右转，等等。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从空想回到现实的符合历史规律性的转变。因为平分土地的方案，是超越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极左举措，是一种行不通的空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行得通的只能是“照旧交粮纳税”。如果说，金田起义前后，在太平军内部实行过体现财产公有和消费平等的圣库制度，那仅仅是在特定的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局部范围内短期实行的措施，它不可能广泛而持久地贯彻下去。
其次，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反封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平天国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提出了“普天之下皆兄弟”、“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革命理想。但是，提出口号是一回事，是否实践了这个口号又是一会事。太平天国起义军、特别是在建都天京以后，搞的是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甚至是少数人享受特权的封建家长制统治。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从来就不是十分平等的，进入天京以后，就更为严重了。洪秀全以“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李秀成自述》。）的姿态，声称“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洪仁□自述》，《丛刊》第2册第848页。），“天下万国朕无二”（《天王诏旨》，《丛刊》第1册第283页。）。洪秀全同其他开国元勋则以君臣相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父下凡诏书》，《丛刊》第1册第34页。），君臣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丛刊》第1册第232、233页。），“王独操权柄”（《幼学诗》，《丛刊》第1册第232、233页。），“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49页。），“无心逆旨还有救，有心逆旨要斩头”（《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92页。）。洪秀全与各王商量问题，“杨逆白事称弟称启，冯、韦以下各逆均称臣称跪奏；各逆向杨逆白事称禀奏”（《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393页。）。太平天国实行的这一套上尊下卑、等级森严的繁琐礼仪，不仅只是“称王称帝”的形式问题，而实质上依旧推行了以封建王权为核心的等级制、父传子的王位世袭制。天王自称朕，办公处曰殿，住宿处曰宫，其兄曰国兄，其嫂曰国嫂，其岳丈日国丈，其岳母曰国岳母，一般官兵名字与诸王名字有相同者得避讳，李来芳“本名开芳，因避石贼讳，故改之”（《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53页。），黄再兴“初名天申，因避天字，改名再兴”（《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57页。）。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农民的自私性所决定的，它导致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
再说官兵之间的关系，尽管提出了“为上者不可以贵凌贱，不可以大压小；为下者不可以少凌长，以卑逾尊”（《天情道理书》，《丛刊》第1册第385页。）的要求，但实际上同样是不平等的。上尊下卑森严之极，下级官兵动辄冒犯，往往就有杀头的危险。天朝明文规定：“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候、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230—231页。）至于军民关系，本来是鱼水关系。太平天国英雄们反帝反封建，代表了当时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革命初期形势发展之快，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自金田起义以来，由湖南、湖北、安徽诸省直抵金陵，战胜攻克，马到成功。且闾阎安堵，若忘锋镝之惊；士女归心，共效壶浆之献。”（《行军总要》，《丛刊》第2册第415页。）但是，进入南京以后，首先是领导集团，政治上封建帝王化，思想上宗教迷信化，生活上讲究排场，铺张浪费，享乐腐化，逐渐由农民群众的代表，转化为脱离人民、甚至变为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权贵、新老爷。如果说出自清方的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因有所诋毁而失实的话，那么，让我们听一听太平天国领导人自己的表白吧：“谚云：‘不历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人生在世，先苦后甘，乃为贵也。乃我们弟妹动谓我等未曾享福，然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畀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天情道理书》，《丛刊》第1册第390页。）坚持“苦中苦”，终于爬上了“人上人”，这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局限和悲剧所在。正因为他们把自己作为“人上人”，因此，在戎马倥偬，人民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竟破费巨资，大兴土木，建宫造殿，盛置妃嫔，享乐腐化起来。据记载，杨秀清的东王府，“土木冠绝天京”（《天京录》，金陵秘芨征献楼刊，第9页，藏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贮珠玉宝器，价不可以数计，陈设纵横，天王宫迥不及也”（《太平天国轶闻》，上海进步书局版，第1卷第21页。），“杨逆用玻璃片镶嵌巨床，中可贮水养金鱼，又用珍珠结成一帐，杂以五色宝石，奇光璀璨，其余器物，概用珠玉。”（《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400页。）东王出行，仪仗队多达千余人。那么，洪秀全是否节俭些呢？并不见得。“癸丑（1853年）四月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置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毁于火后，“四年（1854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壁辉煌，……诸门外，朱笔大书，字径五尺，其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规雪云中’。”（《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164页。）雪云中即杀头，无诏进入就得杀头。洪秀全深居宫中，享乐腐化。很难设想，当他沉湎于宫廷生活的时候，还会时时想到人民的疾苦。据记载，“洪逆耽于酒色，终日卧床”（《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398页。），蒙得恩“搜取良家女子千余人送入伪府，洪逆极喜之”（《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399页。），“洪逆朝晚两食，掌疱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馔，杯筋亦用金镶，后更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403页。）“贼取十三四岁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盾鼻随闻录》，《丛刊》第4册第424页。）试问，洪秀全等人这派排场，同封建王朝宫廷有何本质区别？我们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到，太平天国政权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和维护了封建秩序。
再次，太平天国英雄们虽然冲击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无力砸碎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枷锁，最终地挣脱封建主义思想的奴役和支配。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英雄们敢于向封建时代的大圣人孔丘及其“经典”挑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革命创举。但是对于洪秀全反孔的指导思想及其通过政治实践所达到的后果，则要进行具体分析。太平天国批孔，是在“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天国英雄们看来，除上帝这个独一真神外，任何偶象都不是神，都不应该对之顶礼膜拜。金田起义时，革命宣言书就明确提出：“皇上帝之外无神也，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象皆后起也，人为也，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原道觉世训》。）正因为是这种指导思想，所以，他们一面打倒孔老二的木石泥团画象之类，而实质上仍然受到儒家思想的支配和奴役，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洪秀全亲自审定的《福音敬录》，就公开主张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那一套儒家的伦理关系，规定了“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幼学诗》，《丛刊》第1册第232、233页。），“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84页。）洪秀全对宫中妇女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规定了“十该打”，宫女若“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讲话不悠然”，都属于该打之列（《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35—436页。）；又有所谓“四不准”：“一不准多喙争骂，二不准响气喧哗，三不准讲及男人，四不准讲及谎邪。”（《天父诗》，《丛刊》第2册第495页。）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尽管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某些光辉思想，但实际上依然把妇女捆绑在三从四德的封建囚车上。又如天命论。太平天国许多文献中都反映了这一观点：“富贵功名天分定”（《十全大吉诗》，《丛刊》第1册第4页。），“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天情道理书》，《丛刊》第1册第392页。）等等。太平天国对于儒家经典，本来主张尽行废止，但后来采取了妥协办法，略作文字上、形式上的改动（如把“诗云”、“子曰”改为“古语云”，把“诗经”改为“诗韵”），照样诵读了。“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癸丑（1853年）四月（按：也就是刚进入南京个把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末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偏出伪示，云俟删定颁行，方准诵习。”（《贼情汇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凡引该书，简称《丛刊》）第3册第327页。）其实，太平天国早期革命文献中，还吸取了儒家思想资料，甚至援引孔丘的言论。如《原道醒世训》中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按：是否为孔丘所言，又当别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洪秀全在《太平天日》里还编撰了一个鞭打孔丘的神话故事，但其鞭打并不是彻底的，因为洪秀全认为孔丘“功可补过”，所以故事结尾是让孔丘留在天宫享福。可见，太平天国反孔，并没有把孔老二当作封建主义的象征来反对；抬出西方的皇上帝是打不倒东方的孔老二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农民阶级在封建主义残酷压榨下，本能地要反抗，要斗争，要革命，但是，农民仅仅依靠本阶级的力量，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解决土地问题，从而有效地打击地主阶级，有效地保卫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农民革命，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摧毁封建王朝的局部地方政权甚至全国政权，冲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农民阶级凭其本阶级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层层包围之中，不可能砸碎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另建非封建的、反封建的国家机器；也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奴役和支配。太平天国政权尽管是农民起义中建立的，而且自始至终掌握在洪秀全等农民革命领导者手中，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建立起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农民领袖成为新的封建帝王，昔日“苦力王”（《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5页。），变成“新老爷”。这就是农民革命的不是随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
二
太平天国史实再次证明，农民起义建立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因为：
一是，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出现之前，不可能实现旧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时代，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敲开了古老的封建中国的大门，从而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于萌芽状态，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依然是地主与农民两大对抗阶级，还没有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不具备变革整个生产关系的条件。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反复阐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太平天国英雄们反对清王朝，但始终没有把清王朝当作一个腐朽的封建制度来反对，他们偏重于满汉民族矛盾，从而冲淡了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在许多讨清檄文中，称清王朝是“满洲妖魔”（《颁行诏书》，《丛刊》第1册第162页。）、“胡虏”，“今满妖咸丰原属胡奴”（《颁行诏书》，《丛刊》第1册第160页。），“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夫“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颁行诏书》，《丛刊》第1册第161—162页。）因此，太平天国幻想争取汉族地主，甚至希图联合清王朝中“帮妖胡”的汉族官吏，共同反清。天朝公开号召：“殷实之家，务要投诚纳贡，以助军饷，贫寒之民，出力报效，共同剿灭胡奴，同扶真主。”（《太平天国文书》（未刊稿）。）太平天国所斥之“妖”，是一个广泛含混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明确的阶级概念。
单纯的农民革命，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武器指导的条件下，不可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作为劳动者，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作为小私有者，又有向上爬的思想。陈涉少时与人庸耕就说过：“苟富贵，毋相忘”；项羽和刘邦见到秦始皇出巡的威武排场，各自吐露抱负，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一个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一心想作“人上人”的思想。农民领袖与封建帝王，并不相隔一道万里长城，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转化。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过：“农奴的状况对于农民说来是不会愉快的。可是，在俄国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下，没有一个农民能够在这个状态中看到不正常之处。积蓄了一些钱的‘田夫’自然而然地想到购买农奴，正如罗马的自由民企图获得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之起义的奴隶曾与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可是没有和奴隶制进行战争，假如他们能够得到胜利，他们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会泰然自若地做成奴隶占有者。”（《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85页。）有人觉得，农民领袖走向封建帝王化，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政权，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历史早有先例。刘邦、朱元璋就是这种转化的典型代表。农民起义取得政权之日，也正是建立封建王朝之时。有些史学家认为，刘邦、朱元璋之所以登上封建帝王宝座，是因为起义军内部混进了地主阶级分子，他们出了些坏主意，便使刘邦、朱元璋蜕化变质了。这种观点，我们不能苟同。我们要反问一句，假定没有地主阶级分子的混入，刘邦、朱元璋能走上别的什么道路吗？历史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农民起义有两种结局：一是起义过程中被镇压下去或收买改编，二是在顺利的条件下，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洪秀全走的是刘邦、朱元璋走过的路，也就是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所以，斯大林指出：“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3页。）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两个“总是”：“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19页。）我们体会这两个“总是”，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民革命要么是失败，要么就成为地主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要建立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权是不可能的。
二是，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非封建的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问题。但当接触到农民战争史问题，有些同志竟把这个常识问题遗忘了，搞丢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奴隶制国家政权是建立在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这样一个奴隶占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国家政权是建立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的五种经济形态，各有其相应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历史上的四种政权性质时，从未谈到另有一个独立的农民政权。正如在沙滩上不可能建造高楼大厦一样，在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建立农民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不立即剥夺剥夺者，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么，这个政权也会变质。难道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能够建立非封建或反封建的政权么？在人类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能够创建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奴隶阶级身受压榨很重，但奴隶起义没有创建过奴隶政权，在封建社会里，单纯的农民起义也不可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只有无产阶级，在有了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又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武器的时候，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
有人认为，农民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他们说，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多元的（如地主经济，小农经济，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上层建筑也可以多元，个体小农经济是农民政权赖以树立的“经济条件”。这种说法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大家知道，小农经济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是依附于地主土地占有制经济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正是由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主体的几方面（当然包括小农经济）的总和构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封建经济。“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934页。）马克思也明确说过：“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国家政权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既然，太平天国政权承认并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实际上没有保护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就不是非封建或超封建的政权，而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权。
有些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湖南各区域成立的农民协会称作农民政权为根据，因而认为农民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其实，这些同志把不同的时代背景混淆起来了。湖南农民运动是在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条件下爆发的，它同单纯的农民起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持农民政权论的同志还常常援引列宁的一段语录为根据，论证农民政权确有其事。列宁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第496页。）怎样理解列宁这段话的原意呢？只要我们把列宁这段话的前言后语乃至全篇文章读一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这篇文章，中心思想恰恰是讲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指出农民阶级“不能进行联合，不能实行团结”、“不能自己领导自己”、“不能独立地表现自己”，“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政治、经济和历史都在驳斥他们。”而且强调指出：“政权是不会以别的方式存在的。”（《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第492—495页。）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关于政权问题的基本原理，把握住列宁这篇文章的精神实质，不能作孤立的字面上的了解。
三
我们否定农民政权，但决不是贬低或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超过了前代；这场规模壮阔的农民起义，确实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历史的前进；太平天国政权尽管是个封建性的政权，但其内外政策同已经腐朽了的封建的清王朝还有着一定的区别。（这个问题不是本文主题所在，在此不作细论。）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以往的农民起义一样，不可能建立真正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政权。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人提出过。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在多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翦老的结论是：“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原载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影响下，有些同志对农民起义及其首领人物，只说好的，不敢指出其不足的或过错的一面；甚至采取了“为尊者讳”的办法，在史料应用上，取其所需，对于反映农民起义及其首领人物的阴暗面的材料，不加研究，不敢触及。这样就不可能对农民起义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从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们对农民革命的本来面貌得到一个完整的认识。例如，有人说洪秀全进入天京以后，始终保持了农民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质。事实是，洪秀全进入天京以后，生活上的享乐腐化是够严重的。洪秀全的儿子就说过：“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5——246页。也有说天王有“一百零八妻”（富礼赐：《天京游记》，《丛刊》第6册第950页。的。他深居不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宗教迷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历史是过去的既成的事实，我们史学工作者无权抹煞或更动任何一个史实，而只有承认、正视这些事实，分析并研究这些事实，这才能从中引出必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影响下，有些同志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不是以实践为标准，而是以人们的主观动机为标准。例如，有人用《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农民政权的根据。《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并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这是太平天国史研究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我们以一张“空头支票”（郭沫若：《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页。）为根据，还是以实际上承认和维护那一种土地制度为依据呢？显然应当是后者，不应当是前者。
简言之，这种极左思潮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干扰，突出地表现为：把农民起义领袖神圣化，偶象化，无产阶级领袖化：把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化；把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化。所有这些，都是让古人穿上现代化的服装，把古人不可能办到的事，不可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强加给古人。这种拔高、拔高、再拔高的做法，似乎是对农民革命的歌颂，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器的否定。因为按照这类说法，似乎单纯的农民革命，不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不要马列主义科学思想武器，也能照样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实现农民阶级的解放。这难道是历史的事实吗？不，这是虚构。此类观点，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当前，只有继续清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影响，才能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
（资料来源：《群众论丛》1979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