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现正在史学界展开热烈地讨论。本文也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 初期太平天国政权主要是农民政权
太平军在金田起义之后不久，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王，并建国号为太平天国，初具政权轮廓。同年十二月，太平军在永安驻扎时，洪秀全对杨秀清等首义将领实行封王，完善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军事指挥机构。建都南京之后，这个政权才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并更加具体地发挥了政权的作用。那么，刚建立起来的这个天国，到底是体现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呢？这是评价这个天国政权的性质时，必须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洪秀全对天国曾经有过一个解释，他说：“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天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洪秀全：《马太福音批解》。）非常明显，洪秀全的这个“天国”是希望造就人间太平，使天下人过着平等享乐的生活。用洪秀全的话说，就是在政治上人人平等，“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太平诏书》，《太平天国》第一卷，第92页。）
第一，平等和平均思想表达了千百万苦难农民的愿望，正如列宁指出的，农民希望“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80页。）事实上，洪秀全的平等和平均的口号，也确实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进了起义军的行列。太平军在广西□衣渡败后，总数不过五千人左右，但此后太平军在战斗中得到迅速发展。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至长沙，竟得十余万之众；……迨陷武汉，裹胁男妇老幼水陆东下，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至安庆增至七十余万；及至江宁兼掳镇扬男丁，增至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剥开地主阶级的诬蔑之词，便可以看到一个广大农民踊跃参军的热烈场面。可以设想，没有一个使他们想往的理想和前途，广大农民群众是不可能有这样热情加入起义队伍的。史书记载，这些加入太平军的，都是些耕地凿井的农民及“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贼情汇纂》卷六。）等社会最低层的受苦人。毫无疑问，广大的贫苦农民是把太平天国看成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被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所鼓舞，希望在打败清王朝之后，共亨人间天国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从进军到建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革命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盛大节日。
第二，太平天国政权在建都南京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政权的革命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据光绪《溧阳县续志》记载，太平军攻下溧阳时，对地主武装团练及反动地主实行严厉的镇压，“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反动文人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也记载了南京附近地主阶级遭到太平军打击，自缢、投井、服毒而死或逃亡的甚多。因此，地主阶级无不咒骂太平军是“发匪”、“发逆”。与上相反的，大量史料却表明，太平军是十分体护人民群众的。李秀成说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民心佩服”。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杨秀清发布了一个《诰谕南京人民》，他说：“本军师号令森严，约束兵士，□准诛戮妖魔之兵，不妄杀良民一人。”又说，太平军，“从不屠戮无辜。”（《杨秀清诰南京人民论》。）史书还记载：太平军“不但不虏乡民”，而且“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乡民德之。”（《贼情汇纂》卷十。）因此，太平军所到之处，便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一些地主阶级文人，记载了当时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情况，农民听说太平军要来了，“皆谓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吴敏树：《拌湖文集》卷九。）或“贫民多挟贼凌富，而佃风大坏。”（邓文滨：《醉醒录》卷七。）可见，农民是把太平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而太平军自己也认为是保护农民利益的，否则，怎能“挟贼凌富”呢？
第三，前期“照旧交粮纳税”是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把原先的平等、平均思想加以具体化，这个“制度”的可贵之处，就是公然否定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把天下的田地都看成是天下的财产，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个理想蓝图，尽管是乌托邦的空想，但它却体现了千百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愿望，而不可能是反映了地主的意志。
至于说农民政权不可能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土地纲领来，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问题。说到一八五四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鉴于“士兵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贼情汇纂》卷十。）的情况，奏请洪秀全批准“照旧交粮纳税”。在当时为了解决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政策却被许多人用来证明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质。其实，“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行，不仅使革命战争得以继续向前发展，而且恰恰说明杨秀清等人并不坚持空想，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并不都是向地主“照旧交粮纳税”，而主要是指向太平天国政权“交粮纳税”。这当中，有些未及逃亡的地主自然也成了交粮纳税的对象，政府既然向地主征粮，地主也就必然“照旧”向农民收租了，这是承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则是在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地主阶级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大片土地成了无主的土地，许多农民把这些无主的土地占为己有。“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实行以后，土地占有者以“实种作准”被承认是合法的占有者。从这点看，“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在初期，主要是对革命，对广大劳苦农民群众有利。
到目前为止，在一八五六年以前，还没有看到有关正式允许地主收租的明确规定，相反地，在汪士铎《乙丙日记》中，却曾明白地记载着，江苏陈墟桥蔡村，全村千余家都仇恨清地方官吏，原因是他们到村里收钱粮，而对太平天国收钱粮则说：“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说得很清楚，农民是向政府交钱粮，而不是向地主交钱粮。况且当时地主慑于革命形势，一般都不敢和以往一样照旧向农民收租。据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自述，他在安徽芜湖有田产二千一百二十六亩，自咸丰三年后，“籽粒无收。”（见罗尔□：《太平天国史稿》第119页。）
以上事实，说明初期的太平天国政权主要是农民政权，是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
二 太平天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历史必然
太平天国革命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战争，它和以往的农民战争一样，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经过一段颇具革命性的政权之后，就逐步向封建政权转化了。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并没有自觉地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农民战争爆发以后，曾经有如暴风骤雨般地向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进行冲击。但是，诚如翦伯赞同志指出的，农民反对地主，“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历史事实正是这样，早在金田起义的准备阶段，洪秀全、冯云山就千方百计争取花州著名的大地主胡以晃和金田地主韦昌辉加入拜上帝会，他们后来都成为太平天国领导核心成员。杨秀清在起义之后，也纳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李寿春和侯谦芳，这两人后来都成了杨秀清的得力谋士。张德坚说，太平天国“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贼情汇纂》卷六。）在进军途中，杨秀清、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个檄文，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最早的政治纲领，但基本思想仍是打着种族革命的旗帜，动员各阶层的人起来推翻清王朝，却看不到有任何反对地主阶级的言辞。正是因为这样，在太平军占领区里，对那些不持公开对抗的地主分子，不仅是加以保护的，而且有不少被任命为地方官员。石达开一八五三年到安庆抚民，办法之一就是一面“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一面禁止“擅自迁徙”。所谓“有声望者”当然包括一部分地主在内，而“擅自迁徙”的人则多半是慑于革命声势的地主分子，石达开禁止迁徙，把他们留下来“各安其业”，并“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承认了未逃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类似这种记载，其他地区也有。据安徽《建德县志》记载，太平军进占建德后，曾“举绅衿为军帅、旅帅”。而江西《安义县志》则记载，太平军攻克抚州之后，竟“下令捕富绅，充伪职”。凡此等等，都说明太平天国政权，并不是反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农民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捕杀那些民愤极大的地主阶级分子，而对于一般的地主，他们是不可能自觉地把他们划分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的。
其次，农民本身就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贪官，但拥护“好皇帝”。起义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拥立一个“好皇帝”，可以过太平日子。在这方面，洪秀全也不例外，有些论者总喜欢把洪秀全说成是否定“君权神授”的。其实不然，洪秀全本人恰恰是鼓吹“君权神授”的，他说皇上帝封他为“太平天
那么，洪秀全编制这些“君权神授”的根据，是不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而制订的策略呢？当然不是。洪秀全本身就有强烈的取而代之的思想，即想推翻了清朝皇帝后，自己便可以充任“太平天王”。他曾指责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是“草寇”，嘲笑他们“岂能免灾祸”。（洪秀全：《原道救世歌》。）而对刘邦、朱元璋他却极其崇拜，他在一首诗里曾经毫不含糊地说：“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非常明显，他是想走刘邦、朱元璋式的道路，即通过农民起义当皇帝。
第四，太平天国政权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在天京政权建立初期，他们曾经企图通过《天朝田亩制度》，来实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理想。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毕竟是个乌托邦的空想，无法实现的。太平军在湖北时，曾经出过布告：“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这布告立刻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据记载，“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而在安庆推行时，则遭到皖民的“顽抗”。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执行的政策，“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而在第一次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恩格斯：《德意志农民战争》第88页。）那么，对于太平天国政权来说，“有限范围以内”是什么呢？在当时，切实可行的只能是“照旧交粮纳税”。虽然，“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在前期革命作用占主导方面，但后来，这个政策便逐步转化成允许和保护地主收租的根据。可见，农民政权只要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从封建制度派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尽管经过农民战争的改造，使之带有革命的素质，但终归是必然要退回到原来的封建制度的轨道上去的。显然，这种情况与农民阶级的阶级弱点紧密相连。
三 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主要事实
既然农民政权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化成封建政权，那么，这个转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列宁曾经指出过，“历史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倒退回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96页。）列宁这里说“多次动摇”，就是指转化过程。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历程中，这个“倒退”同样是明显的。例如：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开初还是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在生活作风上也是朴素的。据记载洪秀全、杨秀清等在起义初期，“所居无非□门圭窦，所著则短褐草履，日坐卧于蛮烟瘴雨之中。”（《贼情汇纂》卷六。）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是，这种作风在建都以后，就慢慢消失了。张德坚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进入南京之后，便“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这并不完全是诬蔑之词。事实上，他们在南京大建王府，建立各种封建的等级制度，享受着各种封建特权，已经失去了农民阶级的固有品质。
封建特权的产生，必然导致农民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韦昌辉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而杨秀清则“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自述》。）飞扬跋扈，不知自忌。洪秀全自己则“避处深宫，从不出户”，（《贼情汇纂》卷一。）穷奢极欲，后妃更达八十八人之多。这样一个已经严重封建化的领导集团，终于在一八五六年爆发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及其部众两万多人的惨剧。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就决定了这个农民政权逐步封建化。
随着农民领袖的蜕化，地方政权也逐步开始封建化，主要表现在大量任命地主当乡官，公开支持地主收租。虽然，在一八五六年前，太平天国已有许多关于任命地主当乡官的记载，但是，很少有记载这些乡官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中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而到了一八六○年，太平军攻占苏浙地区以后，就不仅是大量任命地主当乡官，而是这些乡官实际上已经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农民实行封建统治。这时，太平军公开允许地主收租的记载大量出现，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明确规定，“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可收租”（龚又村：《自怡日记》。），从法律上承认地主收租的合法性。有的太平军地方政权的官吏，更公然和地主勾结起来，镇压抗租斗争的农民。于是，一些地主分子气焰十分嚣张，公然叫嚷“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赵氏日记》：《又致晓秋表弟》。）这和一八五四年，地主被太平军所逼，“输租以免祸”，“不觉为之泪下”（曹兰田：《拒诸亲友劝输粟书》。）的心情截然不同。更有甚者，有的太平军将领还发布抗租禁令：“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田亩充公。”（龚又村：《自怡日记》。）禁令之严有过于封建王朝对农民的态度。
政权的封建化，必然要极大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情绪，农民逐渐由在太平军的保护下向地主进行斗争，转变为在太平军和地主的联合统治下的情景。这种历史教训对于被压迫阶级来说，无疑是极其深刻的。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后期太平天国封建化已经相当严重，但还不能说这个政权已经是封建政权，这是因为：当时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还在继续，广大太平军下层士兵多是来自农民，他们仍然保持了一定的革命性，而部分地区太平军仍然支持农民的抗租斗争，说明这个政权仍处于转化的过程中。
不过，就整个地方政权来说，坚持早期政策，或比较保护农民利益的已不是多数。而蜕变成封建政权则是历史的趋势，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尤其是到一八六○年之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封建化程度，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历史过程，在政权建立的初期，虽然这个政权就其本质看是带有封建性质的，但它的革命性多于封建性，因此，那个阶段政权是朝气蓬勃的，政策是体现广大农民的利益的。但随着政权的建立和机构的完善，革命性和封建性的比例就逐步变换了位置。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