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建置究竟应该置于何处？一向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所在，比如康有为就曾提出迁都上海的主张，以为戊戌变法之张本。[1]孙中山也说：“与存亡利害有最急切关系的，则是首都问题。”[2]“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头目也。”[3]那么，孙中山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一）
关于中华民国的首都设于何处，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前后有上十处地方，为其所注目。其中，有的城市一提而过，有的则多次强调。
一提而过的城市有：重庆、广州、北京、伊犁、兰州、疏勒、太原等，提及两次的有西安，而开封又在西安之上。
1897年5月，孙中山自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他对前来迎迓的宫崎寅藏谈及建都问题：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该谈话的照片藏台湾中央党史馆，[4]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5]上亦有记载。
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指出：定都若“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6]
1906年，张继说：“民元前六年，本人在新加坡，亲闻总理云：‘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可都兰州；但要扶持亚洲各弱小民族独立，则非都新疆疏勒不可。’”[7]
同月，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谈话，有记者问：“
孙中山之所以多次强调开封建都主张，与其诱惑河南项城人、大总统袁世凯有关。
在所有的都城候选城市中，武昌和南京是孙中山最为看中的所在。
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阐述了武昌建都主张：“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尚宾海之建都者，必逷远武昌。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外鉴诸邻国，柏林无海；江户则曰海ｒｕáｎ尔，内海虽鹹，亦犹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间天草，而日本桥特以为津济。江沔之在上游，其通达等是矣，何必傅海？夫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12]该文在大陆出版的《訄书》第五十三《相宅》、台湾出版的《章氏丛书》检论第七《相宅》中都有记载。都武昌，“内可以挟骆、粤、湘、蜀以自重，外可以临制燕庭，此正得中国本部南北两自然区域势力消长之交点，而求得平衡。”[13]
1910年，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中则强调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因无防于民之反侧，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将来宜于齐齐哈尔、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国防）。”[14]民国刚刚成立的
（二）
在武昌和南京之间，孙中山有时候倾向于前者，有时候则对后者予以强调。
倾向武昌：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演说道：“就南方而论，又有南京、武昌之争，两地相交，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关系非同小可，希大家认真研究。还有人说，国家文明发达，要看海岸线长短，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灵通，跟上世界脉搏，就该建都于辐辏繁华的上海。殊不知孤峙海隅，租界环立，四面受敌，很不可靠。一旦强邻压境，必趋危殆。但溯吴凇，沿长江而上，镇江、南京、芜湖、安庆，叠锁重关，居中驭外的还要推武昌为天府。至于士气民心，素称振奋，武昌起义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现，目前建都北京，局势所迫，不得不权行迁就罢了。”[17]孙中山之所以对“两相比较，本无轩轾”的武昌、南京做出取武昌舍南京的主张，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就现状观察，其十分安全者，厥推武昌。”[18]类似的记载是：“（武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南足以连巴蜀滇黔，北足以控秦晋伊洛，指臂两湖，角犄三镇，则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头目”[19]，“居中驭外，终当目武昌为天府”，“此中关系，诚非小小”。[20]
主张南京：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在孙中山眼里，更多的情况下是：武昌和南京实属各有千秋，互为伯仲，介乎于均可之中。
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中说：“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22]
1921年11月，孙中山为北伐事，于南宁对持反对立场的陈炯明说：“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甚么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你，也不责备你。”[24]
其实，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的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在选择革命地点方面，对武昌、南京也是持一视同仁之态度。
1905年，论及革命地点的选择问题，孙中山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时，程潜于东京面谒孙中山，当孙谈到“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时，程潜问道：“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孙中山成竹在胸道：“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中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在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25]1909年孙中山在《复美国银行家函》中又说：“武昌、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议停妥，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26]于此可知，武汉和南京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平等地位：革命基地，未来首都。
孙中山在民国后之所以主张迁都武昌或南京，是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的考虑。
（三）
显然，孙中山反对北京，力主首都南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的，而他之所以看中武昌，乃其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之交通条件的缘故，而南京则是就建都的历史影响着意的。那么，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迁都主张呢？
如果我们将康有为与孙中山二人的迁都主张放在一起，则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孙反对上海建都，而康则恰恰相反。戊戌中，康有为曾上奏朝廷，提出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的主张，认为“陆争之世”，都城应以“表里河山，中开天府为固”。海通之世，都城“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30]海外流亡后，又以中华宪政会的名誉提出“营新都于江南”的主张，新都的位置大概在上海、苏州一带。认为“宅京图大，必当顾视全球，内之当思收长江万里之精华，外之当思争太平洋海之权利，近之可便全国士夫及工商之走集，远之当争伦敦、柏林、巴黎、纽约之繁荣，如是乃为长治久安计也。”[31]这显然是用一种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定都问题。从中国范围来看，上海是边缘；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诲实为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心，康的识见可谓高远。[32]
其实，在这里笔者无意于来论证康有为（世界视角）与孙中山（中国视角）的孰高孰低问题，因为，当时孙中山处于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当然要以之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且更加趋于现实，而康有为早已在野多年，自然易于站在旁观的地位，超然地冷静审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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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府新论》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