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追求近代化，这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流。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奋斗终生。可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很少有大发展的机遇。然而，洋务运动时期历史确曾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遇。在历史机遇面前，谁能担当起中国近代化建设的重任？慈禧太后不行，封建顽固派官僚集团更不行，最有可能的是洋务派。本文拟就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带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而又错失机遇，未能成功地进行近代化建设的复杂历史现象，作一次初步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从世界历史来说，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尚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世界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历史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样的时代特征为各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谁把握住机遇，抓紧发展自己，把经济搞上去，综合国力就迅速提高。反之，贻误战机，丧失机遇，在激烈多变的国际竞争中就必然落伍。
美国、德国和日本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典型。
美国1860年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为17％，英国占36％，大大超过美国。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和人才，至80年代，美国工业产量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1913年美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8％，相当于英、德、法、日四国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一号资本主义强国。
德国60年代还在进行三次王朝战争。1871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满足于争夺欧陆霸权，推行“大陆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干预措施，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成就的基础上，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在制度、效率、纪律方面狠下功夫，大力发展经济。至1900—1910年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跃居欧第一、世界第二强国地位。
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情况与同时期的中国类似。国内封建等级森严，对外实行“锁国政策”。1853年美国叩关，其它资本主义踵而至，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1868年日本翻幕府统治，成立明治政府。随后推行富国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发展经和教育事业，并利用邻国积贫，西方列强忙内部事务的时机，乘隙自强。在短短的几十中，国力上升，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发展成为亚洲唯一资本主义强国，东方的江洋大盗。明治维新的这段历史是很值得我们深长以之的。
英国和法国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有迅速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以致落伍的另类型国家。英国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居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迅速调整经济结构不思进取，结果工业霸权地位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法国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贪污舞层出不穷，消费品和奢侈品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两个国家都大输出资本，成为“殖民帝国主义”和“高利贷帝国主义”，在新的一轮世界竞争中，迅速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所超过。资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共享性19世纪60—90年代，历史同样给中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次好的机遇。
从国际环境看，当时世界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先后完成第一次产业命，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顺利进行。各国忙于内部事务。或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加上当时世界领土还未分割完毕，列强为分尚未被分割的领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法在非洲的角逐；英俄在亚洲的争夺；俄奥巴尔干地区的冲突；美国力图排挤老牌殖民家的势力，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后院。而普法战争以后，法德的对峙，英德矛盾上升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日益激化，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样，在甲午战争之前，在资本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斗争的转折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短暂的时间空隙，给洋派的“自强新政”提供了机遇。
从国内环境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同心，满汉地主合流，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挽救了清政府的封统治，出现了所谓“削平伪，绥靖边陲，伟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陈：《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刻本的自叙。）的“同治中兴的局面。尽管这种“中兴”是“可怜而又可耻的”，但从中国近代历史看，应该说这个时期国内较少重大震荡的“相对稳定时期”。另方面，此时中国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门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闭关锁的政策早已瓦解。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先进士大夫最早睁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技以制夷”的救国之路。早期的改良派冯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根据当的形势也提出了广泛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的经济、文化、军事以至政治的要求。至中法争前后，甚至形成了一股改良的社会思潮概而言之，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资本；教育方面主张废八股，办学校；政治上主张实君主立宪，所有这些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都为洋务派的“自强新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由上可见，从世界潮流、中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来看，洋运动时期都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极好时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不失时机地把握机遇，并正确科学地利用这个机遇。
二
在历史机遇面前，晚清政府中唯有洋务派对于当时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有所认识。李鸿章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指出：“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倘若中国仍然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则我国家民族就有“败亡灭族”（《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指导之下，洋务派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近代化纲领，把其前辈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实践，并为此作了艰难的努力。他们创办了近代第一批军用和民用工业；创建了北洋舰队和新式陆军；在传播西学，培养近代人才方面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些无疑都是适应当时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
然而，洋务派官僚仅仅是带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而未能成功地进行近代化建设。在他们主持洋务运动的30多年间，却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出现了许多失误，以致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为什么说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最可以同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相比较的是19世纪60－90年代的日本，而与洋务派可比性最大的则是日本西南诸藩掌握藩政的改革派中下级武士。他们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由于对机遇的识别、把握和对策不同，以致造成同处相似的历史机遇，而得到的是迥然相异的历史结局。
首先是对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明治维新前夕，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已日趋腐朽没落，而且在“开港”以后买办化倾向加速。如何对待这样一个腐朽卖国的反动政府？以萨摩、长州藩为首的西南诸藩掌握藩政的中下级改革派武士，在民族危机面前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改革现状，才能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避免重蹈中国封建王朝的覆辙，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才有希望。于是以长州藩改革派武士高杉晋作为首，首先组织“奇兵队”，随后各藩纷纷响应，组织“诸队”（即各种武装部队），开展“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经过和德川幕府的反复较量，终于在1868－1869年的戊辰国内战争中，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新政权成立以后，又经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明治天皇政府实质上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它在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中起了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可以说它是日本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新的中央政府，日本的近代化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的洋务派官僚按其本质来说，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开始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而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腐朽不堪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与外部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担当起近代化建设重任的。对此，洋务派官僚应该说是有所觉察的。而且他们手中又握有装备精良的湘军和淮军。然而他们对晚清封建政权又持何种态度呢？他们对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而是听任慈禧太后摆布。梁启超在《李鸿章》一书中，曾有下列一段记载：“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似威吓，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吞桥而不能言”。（梁启超：《李鸿章》第28页。）当然戈登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人们在这里也不难看出李鸿章对清室愚忠愚孝的程度。正是由于洋务派官僚对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政权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就完全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慈禧太后一只脚踏在顽固派一边，另一只脚踏在洋务派一边。虽然她有时也故作姿态支持某些洋务举措，但当顽固派活动嚣张时，她又犹豫徘徊，制造矛盾，多方掣肘，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无人能主大计，互相扯皮，相互掣肘的气氛中摇摇摆摆地度过，以致丧失了大好时机，贻误了中国近代化的前途。一位外国学者说：“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第121页。）这个评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中肯的。
其次是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出身于中下级武士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都认识到日本的起点比欧美国家要低得多，因此必须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西方学习，急起直追，实现“富国强兵”。为此明治政府成立后，就大力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这个政策广义地说，就是在全民中开展近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在内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狭义地说，主要是指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首、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数以百人计的“岩仓使节团”，赴欧美十多个国家考察，历时近两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级别之高、考察之深入，亘古未有。结论是，结合日本状况，以俄德为基准，政治上推行君主立宪。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向英国学习，军事建设以德国为榜样，以国民教育为基础，实现日本的“文明开化”，这方面要特别注意美国的经验。足见这次出国考察的成就是很大的。
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过程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们非常重视教育改革。木户孝允在出国考察途中给国内写信称：“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万峰《日本近代史》第78页。）在他们看来，教育是人类传授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抓教育改革是吸收、消化和运用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和各种经验的捷径。没有教育近代化，日本的近代化建设是不可设想的。基于这种认识，1871年后，日本大力抓教育改革这个根本环节。首先是全力以赴抓小学教育。提倡四民平等，把教育看作如同纳税、服兵役一样，是国民的三大义务。务期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以提高劳动后备军的文化科技知识。同时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其次是注重中等学校结构的调整，大力振兴工农商、水产等实业教育，造就科技骨干，为工业的“统帅人物”提供助手，也为日本在实业、技术和贸易等方面在国际竞争中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是在初、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日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1877年建立东京大学。在创建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日本注意引进外国专家，翻译、翻印外国教科书，派遣留学生。全方位的教育改革是日本近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
反观中国，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的态度是很不自觉的。以洋务派的首领李鸿章为例，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中国封建的传统礼教制度是“致治保邦”之“本”。（参见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因此，向西方学习也就仅限于坚船利炮和某些先进技艺，而根本不敢触及儒家的传统原则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既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也很少到国外看看，更缺乏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出国考察“寻师问道”的精神，近不知中国国情，远不查欧美之实，长期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孤傲自大的恶习未除。因而对世界巨变缺乏感性认识。李鸿章直到1896年年届73岁，才第一次踏上访问欧美五国的旅程。回国后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即为欧洲政教，本大臣耳熟能详，徒以道阻且修，心领而未由目击；今则见所见而去，尤胜闻所闻而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267页。）虽感叹良多，但为时已晚矣！特别是对教育改革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后遗症是很大的。洋务运动时期虽然也办了十多所影响较大的洋务学堂，大体上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外国语（兼习西学）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二是军事技术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三是水师、武备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也派了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这对当时风气未开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创举。但是，如果人们把洋务教育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看出，洋务派并没有在普及教育、中等学校教育和高等学校教育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兴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大多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以时文章句取士、弊病丛生的科举制度直到20世纪初年才废除。而且在人才的使用上也有不少失误。时人指出：“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华后皆散处无事，饥寒交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我才弃之彼用。”（《光绪朝东华录》（4）第3823—3824页。）和伊滕博文同为留英学生的严复也说：“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于此。”（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诗话》（上）第21页。）与不能任用德才兼备人才的同时，洋务派却又任人唯亲，“昔共患难，今共功名”，而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这里固然与晚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有关系，但与洋务派未能充分认识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是近代化建设之本也是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洋务派对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以致人才不能辈出，“新政”仍由“旧式老将”把持。可以肯定一个文盲众多，而又缺乏近代化意识的民族是很难踏进近代化门槛的。
第三是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不一样。幕末日本经济落后，技术水平低，生产设备极为简陋。武士出身的当权派大久保利通在考察欧美回国后，在其“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写道：“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奖励之力。”（转引自·刘祚昌等主编：《世界近代史》（下）第28页。）根据大久保的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重大经济改革政策，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废除各处关卡，取消批发行垄断组织，准许买卖自由。随后又统一币制，下令取缔类似于行会组织的“仲株间”，反对工商业垄断。这些措施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日本又通过地税改革和封建武士俸禄制度的改革，把夺之于农民的地税，通过支付华族和士族补偿金的办法，使之转化为资本。并通过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迫使农民破产，这样就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资金、市场与劳动力条件。因而明治政府的政策措施成为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强有力杠杆。其次是大力创办国营企业，由国家投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建立了许多“模范工厂”、农业实验场、国营林场及“模范牧场”，以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仿效。第三，1880年后，鉴于私人资本已经有了发展，国营示范企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且大多官营企业亏损，难以为继，于是明治政府采取了更重大的经济政策，将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特权政商及少数经营近代企业的新型资本家，日本进入了全面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当时的国营企业均按廉价、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这无异于无偿转让。而且政府还给企业以各种优惠，如发放巨额补偿，进口优先，企业税、出口税减免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力量，而且促使日本的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一些原来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资本家也转化为工矿企业主，这对处于“襁褓期”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后，日本开始了早期产业革命，1887—1893年形成高潮。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企业不断增加。据统计，1893年，日本工业企业增加到3344家，而且大部分是近代企业；全国铁路总长2039．6英里，比1872年增加了120倍；蒸汽动力船舶的总吨位达到110205吨；金融机构不断扩充，1873年仅有两家银行，1893年增加到703家；股份公司的资本迅猛增长，1884年末，总资本只有1340万日元，1893年突破两亿日元。产业资本的比重和重工业部门的比重逐年增加。在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进出口贸易，农业生产力都大幅增长。明治维新后，日本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从封建的农业国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工业国，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而中国洋务派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近代化的中心环节的认识是很不足的。他们不但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扶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以种种限制。
首先是洋务派官僚一贯奉行“强兵治国”的路线，“惟兵之为务”，对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0页。）因而使洋务运动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畸形发展的道路。他们创办工业是为了兵务。当军事工业的发展遇到资金不足，能源原材料缺乏，交通运输落后，后勤保障无着等困难时，才办起民用工业。创办民用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军用工业的发展和“饷源”的补给。正如李鸿章说的：“欲自强，必须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如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又说：“外洋以商贾为重，中国以耕读为重，是固人人皆知。然而不重商贾可也，军事亦可不重乎？……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唯力是视，……臣等创办铁路本意，不在效法外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正是在这种“强兵至上”思想指导之下，尽管他们也说了一些“必先富而后强”之类的话，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一个外国学者评论说：“李鸿章耗费金钱于最新武器之购买，而疏于纪律和士气，疏于基本工业之建设。殊不知士气与纪律同武器一样重要，而工业为最基本之武装”。（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1874年10月30日。）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其次是“官督商办”阻碍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特殊发展道路，官督商办是其基本形式，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必经之路。在当时一般商人一怕外商倾轧，二怕官府侵渔的情况下，“官为扶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问题在于当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许多商人都渴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以获取优厚的利润；而官督商办企业已经百弊丛生，难以为继的时候，洋务派却没有改变这种经营形式，反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经李鸿章奏准“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4页。）华盛纺织总厂设立时，李鸿章再次奏准，“全国纱机和布机，即以现办纱机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度，十年之内不准续添”。（《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第11页。）轮船招商局规定“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3（上）第15页。）开平矿务局开办时，“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周叔：《周止庵先生别传》1937年版，第26页。）而且“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愚斋存稿》卷2，第16页。）如此等等，从生产到市场都加以垄断。这种“损华益洋”的短视的经济政策，阻碍了中国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窒息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生机，因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就没有像日本一样，出现过早期产业革命的热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洋务派创办洋务企业缺乏通盘规划。何处应修铁路、何处办厂、何处造船、何处炼钢都缺乏规划。而且企业技术落后，不重效益，甚至权操外国，以致工业化成效甚微。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国人自己办的民用企业仅100多家，资本总额3000余万两银，数量不多，门类不全，管理水平低下，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少，没有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洋务运动30多年间，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与日本同期相比，的确差距甚大。
第四是处理外交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不一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把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作为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来抓。其重点是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独立自主。为了实现这一既定方针，日本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既“改变攘夷锁国之感情”，逐步在法律、甚至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脱亚入欧”与西方国家接轨，而且又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懈地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直至1894年日本和英、美、德、奥等国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基本上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1911年，日本最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明治维新的历史任务最后完成。不平等条约也是外国侵略者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条条绳索，不废除，则中国的近代化将永无时日。可是洋务派官僚在“外须和戎”方针的指导下，为力保中外和局，口口声声“战守皆无可恃”，“各国条约已定，断难修改”。（《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主张在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隐忍徐图”“以柔制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因而始终没有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来抓，行动上也没有大的举措。如果我们把洋务派的这种外交思想和明治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所作的努力相比较，人们就不难看出，洋务派的外交思想是极为软弱的。
日本在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失之西方，取之东方，一面在从属中不断争取摆脱西方列强的民族压迫，一面又对亚洲近邻国家进行侵略与扩张。而中国的洋务派对于外国侵略者却是一昧妥协退让，避战求和。对于日本也采取“畏敌苟安”、“委曲将就”的“羁糜”政策，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随后侵入朝鲜，1894年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掌握北洋舰队的李鸿章战前不认真筹备战守，却寄希望于“以夷制夷”，静待俄援。战争爆发后，指挥失当，致使装备精良的北洋海军不堪一击；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中国海防尽失，门户洞开，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在甲午侵华战争中养肥了自己，发展成为亚洲唯一挤进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暴发户，而中国却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俎上肉。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大体相似，两国面临的机遇大致相同。日本经过20—30年的努力，不仅摆脱了殖民地的危机，完成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三大任务，而且建立起一个有内阁、有宪法、有国会的近代民族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将近200多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历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而中国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30多年间，虽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但是由于没有抓紧时机，发展自己，和日本的差距越拉越大。连李鸿章也说：“中国有贝之才，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
正当洋务派官僚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出现一系列失误的时候，世界的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至1900年，非洲90．4％的地区，亚洲56．6％的地区，美洲27．2％的地区，大洋洲的全部，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标志，帝国主义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列强下一轮争夺的重点目标就是已经衰落的老牌殖民国家如西班牙等原先占有的殖民地，以及土耳其、伊朗、中国、埃塞俄比亚等半殖民地附属国，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主战场之一。此后帝国主义列强再也不允许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短短30多年稍纵即逝，由于洋务派的失误，中国丧失了这一轮近代化的机遇。
三
洋务派之所以错失近代化的机遇，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从客观上看，除外国在华的侵略势力比较大外，主要的还是封建顽固派阻挠和反对中国的近代化。李鸿章说：“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福祸得失久置之度外。”（《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他“尝苦有倡无和”，对盈庭谤议深表寒心。李氏的这番话确实道出了一定实情。再加上清廷中无人能主大计，慈禧本人素质太差，对洋务举措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这无疑是洋务运动极不利的外部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李鸿章》，第2页。）是正确的。
但是，“吾悲李鸿章之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气候来看，如前所述，洋务运动时期确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是后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大好时机。时代呼唤着英雄人物辈出，时势能够造就英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出现了。他们带动了中国近代化起步，很有可能成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期待着他们。然而洋务派官僚“只布新，而不除旧”，当历史给他们提供机遇的时候，却未能成就“英雄造时势”的伟大事业，把中国的近代化继续推向前进，成为“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李鸿章》，第13页。）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洋务派错失中国近代化机遇的主观原因首先是昧于世界形势，缺乏近代化意识。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向垄断阶段过渡，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在这样的年代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只有冲出中世纪，走上近代化，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洋务派官僚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却是认识不足的。尽管他们也看到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要变，但是怎么变？变向何方？他们不清楚。李鸿章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说：“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欲发大难之端，将环刃者不止一自由党矣。”（《李文忠公尺牍》第7册。）也就是说，要变革晚清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官僚是不答应的，将要冒杀头的危险，这是他们不敢做的。而且这种变，也将危及洋务派官僚赖以生存的根基，出于其阶级本性，他们也不愿变。因此，当世界潮流要求中国变向资本主义的时候，由于洋务派官僚没有像日本西南诸藩倒幕派武士那样不断资产阶级化，而是停滞不前，不愿和不敢继续变下去，以致丧失时机，未能完成全方位的近代化任务。
基于上述原因，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处理好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日本的近代化之所以成功，和日本资产阶级化的武士坚持不懈改革政治制度密切相关。1867年，日本“王政复古”时期实行的是三职政府体制，实际上是倒幕派武士、公卿和藩主的松散联盟。公卿、藩主在政府中占主导作用，因此倒幕派武士必须继续斗争下去。1868年成立明治政府，根据《维新政体书》，日本实行太政官制，辅佐天皇。太政官下设行政、议政、司法三个部门，表面上是三权分立，但是藩政仍操在大名手中，因此尚待进一步改革。至1875年，明治政府才完全控制在资产阶级化的武士手中。而后在80年代，明治政府又在农民起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继续变革。1882年派遣伊藤博文等人游历欧洲，费时一年多，从德国那里学到了实行君主立宪的经验，并聘请德国专家赴日指导起草宪法的工作。1885年日本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次年开始实施。1890年日本开设国会，同年7月进行第一次大选，11月正式成立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帝国议会”。尽管日本宪法保存不少封建残余，人民的民主权利大受限制，但日本毕竟在政治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而中国的洋务派，对于政治制度的改革，始终讳莫如深。他们为了维护封建的政治制度，却仍然死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放，企图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体”上，移植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殊不知“体”与“用”是辩证的统一。当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已经载不了新生产力之“用”时，这个“体”就需破裂，代之以新的“体”，维护和发展新生产力之“用”，社会才能进步。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正是由于洋务派拒绝进行政治改革，不愿意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变革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现主权在民，这就不仅不能完成政治近代化的任务，而且累及经济近代化任务。它不可避免地将封建主义的官场恶习、衙门作风带到洋务企业中去，结果使这些企业发生了惊人的贪污、浪费和种种腐败现象，企业频频亏损，难以为继。而且官督商办企业的封建垄断性，官权侵商利，都阻碍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以致30多年的洋务运动，没有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成功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很难进行，反之，政治体制不改革，任何枝枝节节的军事、经济改革都不能使中国富强，即使获得的经济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洋务运动的失败还在于这场运动是由洋务派自上而下发动的“自强新政”。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民群众对运动的进程和结局没有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洋务派官僚一向迷信权力，自视甚高，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而又轻视人民群众，不相信民族的创造力量。在他们看来，只要“官力”与“洋力”的结合，就能使国家富强。“言富强者，视以为国家之本计，与百姓无涉”。（《郭嵩焘诗文集》第39页。）因而不察民情，不相信民力，对于民生问题漠然处之，甚至其举措不时露出“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8。）的反民主本质。心中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和人民的利益，不知人民群众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在人民群众中进行近代化启蒙教育，洋务运动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失去了最强大的推动力，招致了失败的命运。
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其间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也以不同的命运告终。当然，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不能全部归功于明治政府中掌权的资产阶级化的武士；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不能由洋务派负全责。但是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在同等机遇面前，洋务派和日本资产阶级化的武士对机遇的识别、把握，以及所采取的对策不同是有很大关系的。今天，我们在肯定洋务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从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角度，着重探索洋务派错失机遇的教训，对于洋务运动史的深入研究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