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加强,中国社会的备种矛盾日益尖锐。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在金田起义,在他的组织、领导和发动下,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迅速从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并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法令。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反对封建主义压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称誉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著名代表者之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8页。)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中外瞩目的农民革命,在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以后,随着1864年天京的陷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史学界多有探讨,说法不尽完全相同,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共同镇压而失败;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狭隘、自私、落后、保守性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必然崩溃;天国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没有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纲领、制度和政策;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等。这些原因并非没有道理,但只能说是太平天国失败的诸因素之一,它们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论证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的还只是它的外因。《矛盾论》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7页。)其实,在众多的失败原因中,天王洪秀全的失误,在内因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失误主要有:一、在领导集团争夺权力的天京事变中,密诏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给天国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迫使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二、为巩固洪氏集团的统治而逼走翼王石达开,从而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三、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用人唯亲,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太平天国内部上下离心,人心涣散,陷于无法挽救的严重混乱之中。四、洪秀全在军事指挥上专权独断,连连失误,严重丧失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些失误对天国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虽有天国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也无法挽救这些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终于导致天国的败亡。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原来,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封建帝王思想迅速膨胀,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发展,他由一个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逐渐向封建帝王转变。当时,摆在天国领袖面前的任务本应是发展大好形势、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却在按封建帝王的格式铺排一切。特别是天王洪秀全,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逐渐走上封建化的轨道。在政治上,他深居简出,倦理政务。永安封王后,军国大政,交杨秀清执掌。在生活上,到南京后,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修建了豪华的天王宫,“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凿精巧,金壁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三),第164页。)自己则“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以致“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利于声色货利”(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64页。)即使当年金田首义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事面奏,也须请旨指定日期,方可朝见。据张德坚记载:太平军首领上奏,须先禀报石达开和韦昌辉,再送呈杨秀清,经他盖印后才可转奏洪秀全。如无杨秀清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径达”(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见《太平天国》(三),第48页。)韦昌辉当时在天国位居第三,尚且如此,别人就更可以想见了。有时,杨秀清有事“具奏请朝觐”,洪秀全则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见《太平天国》(三),第172页。)洪秀全对政事的勤谨程度,不言自明。由于洪秀全深居简出,“人罕识其面”,以致驻在南京城外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竞闹出“洪秀全实无其人”的误会。(《向荣奏稿》卷四,《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见《太平天国》(七),第175页。)在天京,他进一步破坏了自己颁布的“别男行女行”的军纪,“盛置妾媵”,仅“月宫”就有88人,这与他儿子洪福瑱所说的数字完全一致,甚至给九岁的儿子也赐有妻子四人。(《洪福瑱自述》,见《太平天国》(二),第855。)有的说他有妻妾108人,“宫内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富礼赐:《天京游记》,见《太平天国》(六),第950页。)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天王宫,写些充满封建主义色彩的打油诗、顺口溜之类的东西,宣扬什么“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封建伦理道德。(《太平天国》(二),第515页。)他写的500首“天父诗”,绝大部分都是到天京后为后妃们制订的行为准则和清规戒律,很少再有平等和民主的气息。(《太平天国》(二),第431499页。)他不准臣下见后宫之面,更不准谈及后宫的任何情况,违犯的“杀头不赦”。这些清规戒律,还得要天朝天国万年永世子子孙孙所有臣民一概遵守,企图建立洪姓万世的一统江山。洪秀全的这些作法,不但使他完全脱离了与之共同奋战的天国群众,而且对他的部下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腐蚀了革命队伍,成为天京事变发生的祸根之一。
杨秀清是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他在从金田起义到天京事变发生前的这一时期,为太平天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洪秀全虽是天国的最高领袖,而杨秀清是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定都天京后,由于权势和地位的不断提高,杨秀清逐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居功自傲,专权跋扈,“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生活腐化,大讲排场,竞发展到要与洪秀全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地步。1856年8月,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传洪秀全到东王府,假借天父旨意,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并世袭罔替。事已至此,洪秀全这才看到杨秀清独揽大权所酿成的严重后果,他一面假意答应封杨为“万岁”,一面在天王府积极布防,同时密诏在江西瑞州作战的韦昌辉,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火速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到密诏,率亲军3000人星夜赶回天京,9月1日深夜,冲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和他的全家。接着又用阴谋手段,杀死东王部下官兵20000多人。10月,石达开自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杀人过多,韦又要杀石,石达开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石达开逃到安庆,起兵靖难,要求天王严惩韦昌辉滥杀无辜的暴行,11月2日,(《韦昌辉伏诛时日考》,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合朝同心,杀死韦昌辉及其死党200多人,两月的变乱,方告结束。这就是著名的“天京事变”。(知非子:《金陵杂记·续记》,见《太平天国》(四),第640页;又见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逸经》1936年第17期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江详纪》,《逸经》1937年33期: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见《太平天国》(四),第702页。)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借洪、杨矛盾而滥杀无辜,企图乘机夺权,他们各有自己的责任。而作为天国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对这一事变更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首先,正是由于洪秀全到天京后自己僻处深宫,倦理政务,丧失积极的进取精神,将军国大政,任凭杨秀清裁处,形成自己大权旁落,方造成杨秀清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正是杨秀清的权力高度集中,才使他争权夺利的野心更加膨胀了。而洪秀全到天京后的特权腐化生活,又成为促使杨秀清进一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一种诱发因素。其次,在太平天国创业阶段,发动群众,做艰苦创教工作的是南王冯云山。组织起义,领导军民进行实际战斗的是东王杨秀清。洪秀全自己直接参加实际斗争的机会并不很多,而胜利的迅速到来,反而使他觉得这是天父上帝的恩赐,是天命的安排。随着天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的封建帝王思想也日益膨胀。杨秀清逼封“万岁”,正好是对他封建帝王思想的挑战,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表面应允,以安其心,又暗发密诏,进行布置,用突然袭击的决绝手段对付草莽结盟的首义同伴,其动作的迅速和果断,反映出对杨秀清与他争权的极度愤懑,表明二者之间已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杨秀清死后洪秀全对他的追封和怀念,那也只能是收拢人心,争取别人同情的一种手段。第三,在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利用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以解除杨秀清对自己最高统治权力的危胁,现在虽然没有直接文字资料加以证明,但从客观形势分析,洪秀全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如果没有他的密诏命令,韦昌辉绝不会从前线赶回天京。更兼天京防守严密,没有密令不可能带兵进入;没有密诏,他也不可能以3000人对付一、两万,并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同意,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并不断扩大,他必然有制止的表示。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擅杀罪行;石达开回京,在韦的威胁下逃出天京,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洪秀全不但不予制止,还发出圣诏,对石达开进行通缉,并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格“购其首级”。(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2页。)这都正好证明了洪秀全对韦昌辉的纵恿和支持。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的公私文书中,有不少洪叫韦杀杨的间接资料,也很有助于人们了解洪秀全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情况。
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内讧互斗,使两万多久经革命战争锻炼的革命骨干、两广老战士无辜牺牲,基本力量丧失,革命元气大伤。事变恰恰在天国革命形势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它断送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使天国丧失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给敌人造成了疯狂反扑的机会,迫使天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天京事变的内讧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动摇了人们的革命信仰,人们对象征革命权威的“上帝”和拜上帝会的教义不能不发生了动摇。天京事变后,太平军中流传的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回转故乡仍旧做长工”。这就使“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被戳破,厂大群众失去了精神上的维系力量,人心涣散。同时,天京事变在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把事变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异姓掌权,从此吸取消极教训,专任同姓,不信外臣,宗派主义日益严重。石达开辅政,天国形势刚有转机,洪秀全却赶紧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进行挟制,逼走石达开,使天国力量又一次出现严重分裂。陈玉成、李秀成率太平军浴血苦战,稳定了形势,洪秀全却把自己的兄弟、侄儿、外甥、女婿等封赏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洪仁玕刚到天京一个月,就封为玕王,精忠军师,叫他总理国政,引起许多将领的不满,才不得不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但对他们又很不放心。后来干脆滥封诸王,以分化权力,使他们互不统属,互相牵制,从1862年初开始,两年间竞封了2700余王。大权实际上为洪仁发、洪仁达把持。洪仁发的8个儿子都封为王,其中6人还不满10岁,从而形成洪氏集团裙带王爵网。在洪氏集团的把持下,天国陷于“谗妄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人心冷淡,各有散意”的不利状况。真正为天国忠心实干的将领们,“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太平天国的政治更加腐化了。
综上所述,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影响深远,它成为太平天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事变发生的原因不但直接与洪秀全有关,而且,在事变过程中,他密诏韦昌辉带兵回京,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当韦昌辉乘机扩大事态、进行滥杀时,他没有以天王的身份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加以反对和制止。甚至不分是非,助纣为虐,反而派兵悬赏缉拿反对滥杀的石达开。后来,在石达开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处死韦昌辉,这证明洪秀全还是有制止变乱的力量的。天京事变后,他又吸取消极教训,宗派主义日益严重,专任同姓,疑忌外臣,组织洪氏集团,排斥异己,逼走最受天国军民拥戴的翼王石达开,造成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大分裂,并进而导致天国政治的腐败。因此,天京事变的惨重损失及其对太平天国的深远影响,作为天国最高领导人的洪秀全,首先负有最重要的责任,这应该是他领导天国失误中最严重的失误,他的这一失误对天国的败亡有着直接的影响。
【资料来源:《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