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发动了旨在彻底制服中国，统治并掠夺中国的甲午战争。
开战伊始，日本丝毫不考虑和谈问题，而清政府对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内部态度不一，有的主张一战到底，有的主张和谈。因此，在整个战争中，战与和的问题不断出现，人们的争执也不断激化。清政府始终是“傍徨于备战与求和之间(《赫德致伦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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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前，于1894年6月下旬和7月初，派李鸿章分别祈请俄国和英国出面调停，但均告失败。李鸿章又转而请求美、德、法等国出面调停。可是，美、德、法等国表面同情中国，而背后却鼓动日本给中国以“大打击”。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就说：由于中国“信赖调停”，受骗上当了(《赫德致伦敦函》（
会谈期间，伊藤向中国代表随行人员伍廷芳暗示，清廷只有派“有名望的”恭亲王奕或李鸿章谈判，方属“郑重其事”。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日本外务省顾问美国人端迪臣（Dennison Henry．W）向中国代表顾问美国人科士达（Foster．John Watson）暗示：“假若中国派遣恭亲王或李鸿章带有适当的委任状，他们是可以受到接待的。”(John W．foster：Dlplomatle memolrs，volume 2．P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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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赴日一个月，经过7次会谈，主要围绕停战、割地、赔款与利息等三大问题进行争议。
（1）围绕停战之争。李鸿章体会清廷“求和心殷切”的意愿，谈判的首要目标是“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却以日军战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在该处之城堡，上述各处之武器、军需品交予日军，津榆铁路由日军支配，停战期内日军军费由中国负担等苛刻条件为前提(《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9号，附件2。）。
日本提出占领尚未控制的战略要地的要求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如清廷应允日军占领上述要地，日军可以逼迫清廷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攫取较多的利益；如果清政府不应允，日军将继续进攻。李鸿章清楚地懂得：上述要地“系北京之咽喉，直隶之锁钥”(《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9号，附件2。），尤其天津驻有重兵，且有许多官署，又是通商口岸，如日军占领，如同防御设施“一扫而净”，因此实难应允。李鸿章为使伊藤放弃停战苛刻条件，或提出“可代替之条件”，先后从六方面对日本进行感染和说服。
第一，同文同种。李感慨至深地说中日“系东洋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其关系无异于兄弟”，共同提携，可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9号，附件2。）。
第二，勿忘旧谊。李再三表示“切望阁下（指伊藤——引者）不弃多年旧谊，体谅敝人之处境”(《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9号，附件2。），借以联络感情。
第三，比较年龄。李用73高龄与55岁的伊藤、52岁的陆奥年龄相比，“企图赢得对手（指伊藤、陆奥——引者）心理的优势”(Immanuel C．Y．Hsu：The Rlse of Modem China．）。
第四，照顾脸面。李恳切地说：“敝人现为直隶总督，反而将枢要之地予贵国作为抵押”，希望伊藤“稍加体谅”，“保护我国名誉”(Immanuel C．Y．Hsu：The Rlse of Modem China．）。
第五，宽宏大量。李说中国“于陆海军大败之后乞求议和”，恳请伊藤“放眼大局，以宽宏大量之心。”(Immanuel C．Y．Hsu：The Rlse of Modem China．）
第六，防止种仇。李警告说：如果日本毫不“予以宽容”，“再超过此限度而过分虐待我方”，甚至存有“使我国完全覆灭不仁之心”，“此种恶惑，将深深印于中国人脑海，以至不能涂去”，这就等于种下“永远不忘复仇”(Immanuel C．Y．Hsu：The Rlse of Modem China．）的种子。
尽管李鸿章反复劝导、说服、恳请，伊藤毫不为之所动，表示“决无宽大之道”，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贪婪与横暴之恶劣态度。
恰值此时，李鸿章于第三次会议结束，返回旅邸途中，遭小山丰太郎枪击。此事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惊骇，认为它“损害国家荣誉”，并深怕激起列强干涉和中国代表返国，拒绝谈判。为此，日本采取若干措施：a．前往慰问。伊藤闻讯后，立借陆奥前往李旅邸慰问。b．派遣御医。日皇派御医，皇后亲赐御绷带，以视优礼相加，以缓和欧洲各国对日本之“恶感”(《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28号，1029号文件。）。c．审判罪犯。迅速审判小山丰太郎，以谋杀未遂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以表明刺杀仅是一个暴徒之罪，与日本政府或国民“根本没有丝毫关系”。d．允诺停战。李从外交上争取多次停战要求一直未被允诺，由于刺杀事件之发生，日本为免“蒙受千古难雪之耻”(伊藤博文言论。转引自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一东ァ■ァ近代史转换点——》，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10月第6刷发行，第161页。陆奥宗光说：“李鸿章的灾难也是大清帝国的运气。今后和平条件会更容易地安排，中日战争将结束。”），阁员一致同意无条件停战。
上述四项，最为重要的是允诺停战。
（2）围绕割地之争。
至
日方代表对中方答复充耳不闻，继续威逼，李鸿章既不敢擅专，亦无计可施，只好请旨办理。
日本对条约修改案的再修正，有关割地一项几乎未变丝毫。所以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争论。李鸿章抱定“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4页。）
日本垂诞旅顺口、大连湾、台湾已久，不肯让步，并提出“最终修改”稿，实系最后通牒。
此时，日方又交李一份再修正案之严重声明，其“最终条件”，已是最大限度之让步，“不在可以允许讨论之范围内”，中国再不应允，“日本国全权办理大臣对由此而产生之后果，不负一切责任”。并告知日本已自广岛派运兵船30余艘，由小松亲王督队赴大连湾，“若再商改条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日本以外交通牒和军事增兵双管齐下相威吓，再令李鸿章并请廷就范。
清廷见日本态度强硬，李鸿章又表示了无能为力，如再拖延与事无补，且可能彻底决裂的情况下电李：“如已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之定约”(《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8页。）。围绕割地之争以清廷之失败而告终。
（3）围绕赔款与利息之争。日本提出中国赔偿军费3亿库平银，分5次交清，未交之款“应按年加百分抽五之利息”(《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3号附件，第1087号，第1078号文件附件，第1083号文件附件，第1084。号文件。）。李鸿章在长篇驳论中指出：中国从未占日本土地，不应让中国赔偿军费，纵使中国赔偿军费，也应中止于中国声明承认朝鲜自主之日，而且赔偿也应酌量中国财政能力，“如此巨款，岂中国所能赔偿”，请日本“大加删减”并以日本报刊揭示军费不多，且“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划出扣除。”限年赔款，“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1号文件。）。伊藤称：“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决不能作大量删减”，并伴之以军事威胁。
当李鸿章谈到如还本息，必借外债时，伊藤却以中国“土地富饶，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无比”之词纵容李应允，且再申明“不能再减分毫”。李鸿章又认为款巨又加利，不啻于两次赔款，因而提出“残额要求加息，只有出息不还本”或“中国先出息银，待筹到款项再行还本”的办法。李与伊藤反复辩论达两个小时之久，伊藤坚持原来立场：“丝毫不能减轻”(《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1083号附件，第1087号，第1078号文件附件，第1083号文件附件，第1084。号文件。）。
李鸿章在日31天，身上带着弹头签署了讲和条约、议定专条、另约、展期停战另款。结束了屈辱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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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奉清廷之命多次试探国际调停，均告失败。清廷先后于1894年11月下旬派德璀琳进行和议试探，翌年初遣张荫桓、邵友谦赴日谈判被拒，3月中，李鸿章亲赴日本议和签约。可见，清廷寻求和议途径，最后实现和议结束战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同时，每次谈判均是伴随着军事作战进行的。谈判中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本实行强权政治。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后，整个战争中，始终以军事为后盾，以占地为要挟，以讹诈为手段，迫使中国从军事上、外交上屈服。日军在侵占辽东半岛南部的优势情况下，对外国“联合干涉”和清政府的求和，均不理睬(H．B．Morse．The Internatlonal Relatl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ume3，the Frst chapter l．1918），甚至“以国内的社会舆论为依据而推行强硬政策”，拒绝外国干涉。后来日本接受谈判，其内因是“海陆军备殆已空虚”，士兵疲惫，军需匮乏；其外因是担心继续再战危及他国权益，引起联合武力干涉(陆奥宗光著、中家明校注：《新订蹇蹇录》，日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306页。）。但是日本坐到谈判桌上来是因为具备了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通过谈判可以攫得巨大权益的总前提。谈判期间，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伊藤博文对试探谈判的德国人或“全权证书”不足的张、邵百般刁难，其用意是要中国派奕或李鸿章出任代表。
伊藤与中国谈判，（1）坚持在日本国土上进行，即使签署《威海降约》也要在日本军舰上进行(《威海降约》在日舰“松岛”舰上由牛昶炳与伊东佑亨签署。见蔡而康编《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十》卷5，第40—41页。），以显示日本是胜利者。（2）日本提出之条约底稿极端苛刻，即使极其不合常规的要求也要提出来，以便在谈判过程中经过驳辩削删一些，留下的也还是不会吃亏。（3）日本要求中国割地、赔款、开口岸等，既不考虑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邻邦关系，也不念两国“人种文物相同”，更不顾及中国财力之拮据和民众苦难乃至产生复仇心理，只顾本国扩大领土，掠夺财富。（4）日本代表伊藤等不惜采取诱惑，欺骗、讹诈等手段，迫使李鸿章就范。日本这些做法，过去为人们所忽视，但是却客观存在，只要人们读一读谈判记录就会十分清楚。
其次，清廷为求尽快结束战争，试探了多种途径。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清政府寻求外国斡旋，派遣代表赴日求和，应该说是有诚意的。然而，派德人做代表，不携全权证书的代表则不合国际惯例，既有外交艺术上的失误，亦含有探询和约内容，减少损失的意图。
至于李鸿章对日本政策的基调，战争伊始，即曾有战与和兼而行之的举动，但是总的是以本国之战备不足和日本的军备充实加以衡量，“求助于各国的调停以避免战争和维持现状”(陆奥宗光著、中家明校注：《新订蹇蹇录》，日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91页。）。战争中李鸿章缺乏认真统筹，没能说服清廷迅速调动全国力量应付战争。军事上受挫，即寻求外国干涉，盼望谈判。清廷两次派代表试探和谈失败后，应日本暗示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其实，中国战败赴日谈判、签约，一般情况下，官吏们不会乐于此任，因为它“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咒骂，也许还要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
李鸿章充当战败国的代表赴日谈判，实质是乞降，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田贝说李鸿章“不愿意去日本”，最后接受使命是他（田贝—引者）以“荣誉”和为“国家效劳”等打动了李鸿章的结果。（Charles．Denbv，China and herpeople．Volume 2，Chapter．5．））。但是对已被免职摘去翎顶，递夺黄马褂的李鸿章再次被重用，却既感到为难，又感到荣幸。因此他在谈判中力争使国家少受损失，以改变国人之不良看法，为此虽“颇近傲慢”的李鸿章在伊藤等人面前，不惜放下盛气凌人的架势，低三下四地乞求日本少割地、减赔款。从上述谈判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履行了“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9，第47—48页。）的诺言。少了割地、赔款和开口岸。如果说李鸿章从接受谈判使命时就抱定出卖权益之心，或谓李鸿章与伊藤“素有深交”，“唯命是从”，一切“满口答应”，是不客观的。人们指责和痛恨李鸿章，甚至“欲食李鸿章之肉”，主要是对他在战前不认真备战，战争打起来后不坚持积极抗战，而奉行避战求和方针，致使战争不断失利，可是把整个清廷的责任都加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也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的。
再次，美国的调停偏袒日本。美国不仅纵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争开始后又要操纵和谈。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曾给日本驻美公使栗野出主意：如果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一定引起英、法、德、俄等国的瓜分，应该停战(《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813号。）。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打着“为和平利益与保持中日两国共同名誉尽斡旋之劳”的旗号，抵制各国联合干涉，更反对英国插手其间。日本应允美国驻华驻日两公使“彼此通电办理”。陆奥宗光向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表示：日本政府“当深依赖美国政府之厚谊”(陆奥宗光著、中家明校注：《新订蹇蹇录》，日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218—219页。），美国竭力“劝说”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及赔偿军费为求和条件并派出和谈代表。
其后关于和谈地点，代表姓名、官位，赴日船只悬挂中立国之国旗，谈判进程等无不在美国操纵之下。田贝为达到美国“监督中日和谈”(《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877号。）的目的，千方百计“劝告”清政府聘请美国前国务卿、亲日派人物科士达担任中国议和代表之顾问。作为顾问的科士达又“不希望中国有任何成功”，反之，对日本所怀友谊“一如既往”，与陆奥宗光建立了“亲交之谊”(P．J．Treat．Diplomatie Relations Detween the U．S．and Japan．Stamftord University Press．Volume．2．PP529。）。这些看来似乎是奇特现象，其实不然，科士达是美国政府秘密通过田贝推荐出任中国顾问的。他自然要代表美国利益，为日本攫得更大利益进行周旋。另一美国人端迪臣则担任日本代表之顾问，并为日本“起草约稿，索地索款”(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美国就是靠驻华、驻日公使，靠担任中、日双方代表的顾问，靠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Pethlck，Willlan．N）操纵中日谈判，暗中帮助日本，迫使中国妥协求和签订屈辱条约的。赫德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这出戏（指中日和谈——引者）就由那个口口声声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国家（指美国——引者）在那里摆弄的”(《赫德致伦敦函》（
第四，战败国与战胜国签订屈辱条约的思考。近代战争发生以来，侵略者成为战胜国的总是迫使战败国割地、赔款、划租界、开口岸或取得办厂开矿等特权。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每次被列强打败，无不被迫签订屈辱条约，这几乎成了惯例。甲午战争，国际公认日本是侵略国，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当日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攫取到极大利益。日本利用相当于当时国内4年半财政收入的中国之巨额赔款和掠夺占领地之财富，成为东方的暴发户，“从此愈益增强了勃兴的气势”(和田清：《中国史概说》，日本岩波书店1959年版第24章。），跻身于列强圈中。日本之所以能于1904年到中国挑起日俄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无不与在甲午战争中攫得的各种权益有关。百年后的今天，对甲午战争中的中日谈判进行探讨，汲取经验教训是有益处的。
（资料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