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身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等重要职务，他不仅是中外交涉的具体负责人和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同时，也是清政府统治阶级中最重要的“主和派”代表人物之一。
一、战前的妥协退让与力主议和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以后侵略中国近五十年来的第一次战争。挑起这场战争的直接责任者，是日本帝国主义。起初，朝鲜为镇压“东学党”农民起义，请求清政府出兵助剿，因为当时朝鲜和大清帝国有着宗属关系，所以，提出要清政府出兵协助平定“内乱”。而日本帝国主义则认为这正是它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最好机遇。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促成清政府尽快出兵，以致造成它进军朝鲜进而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因此，就以“我政府必无他意”相诱惑，当清政府出兵后，日本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于一八九四年六月出兵进驻朝鲜首都汉城。事情发生之后，李鸿章得知此信，只是对日本驻津领事说：“如已派，保护商馆，断不可多，且非朝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倭相遇生衅。”（《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显然，对于日本出兵朝鲜，一开始李鸿章就表现出了退让妥协的态度。
在东学党起义平定后，李鸿章指示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与日本谈判，提出了双方共同撤兵的建议，并电嘱在朝鲜的叶志超军缓进，暂扎整理归装。然而，日本却有留兵待议善后之意，即托词“更革朝政”，迟不撤兵，对此，国内有人建议要增兵朝鲜，以防不测。李鸿章则认为：“倭性浮动，若我在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必战，殊非伐谋上计。”（《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战事未起，中日双方刚一接触，李鸿章就表现出首鼠两端之态，如此这般，战争又何以能胜呢？
面临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帝党以光绪帝为首，与翁同和、文廷式等主张对日作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则是主和的，因为是年恰为西太后的六旬大寿，她不希望发生战争，要保全和局。李鸿章秉承其懿旨，在对日的交涉中，一开始也就采取了“保全和局”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对于日本外交上的威胁、讹诈和军事上的进逼，李鸿章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却转而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请求调停，企图依靠别国的干涉，迫使日本撤兵和放弃对朝鲜内政的干涉。
李鸿章先是把和局的赌注压在了俄国人身上，轻信了俄使喀西尼的“俄韩近邻，亦断不容倭妄行干预”之语，（《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频繁与其往来磋商退日之策。光绪帝当即指出：“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提醒他“当沈几审察，勿致坠其术中。”（《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可是，他仍然认为“俄在倭议正紧，略忍耐，必有区处。”（《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俄国虽然与日本有矛盾，但不愿实意相助，致使李鸿章忙了多时而落个“俄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的大失所望的后果。李鸿章求俄不成，又转而乞求于英国。他认为，日本的出兵必然会扰乱东方的正常商务贸易往来，这与英国大有关系，因为英国是远东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故颇想保持现状，所以就寄希望于英水师提督带十余铁甲舰驶赴横滨，勒令撤兵。在他看来，“如英肯出力，以后添一会议，更可牵制俄，以为胜算。”（《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49页，第558页，第562、568、569、571、594、575页。）李鸿章想借以这种所谓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来维持各帝国间的均势，保持中日“和局”。实际上，李鸿章只是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争夺，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互相勾结联合的微妙关系。虽然，“……欧美列强不希望发生妨碍东亚贸易的战争，不希望改变现状。”（〔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但是，它们又都不愿涉足于中日战火之中，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李鸿章乞求英国调停时，英国曾通过它的驻华公使向日本提出了“改革朝鲜内政”和“两国共保朝鲜，不许他国占其土地”（《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614、581、582、635、638、603页。）的中庸之道，来作为中日双方谈判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要牺牲朝鲜，满足日本要求，使李鸿章妥协，促成中日双方的谈判。但是，决意要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政府是并不满意的，仍旧继续增兵。至于其他国家，美、德、法等国，也都不愿出面干涉。
李鸿章一味力主议和之行为，曾多次遭到光绪帝的斥责和反对。电示其：“不宜借助他邦”，“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并严斥其“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614、581、582、635、638、603页。）直到朝鲜来电告以日军将进攻牙山驻军之后，李鸿章仍坚信，“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和局可以保全。总署复电则称：“力固足制倭，然谓非欲收渔利，其谁信之？”“不可倚以为助，致事后别生枝节。”（《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614、581、582、635、638、603页。）可见，迄于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一直是想依赖于列强们的调停来“保全和局”的。对于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外交活动的失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御史张仲炘指出：“迺直隶督臣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夫所谓调停者，不过分为保护，……如越南故事耳，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坠洋人之术中不知悟也！”（《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614、581、582、635、638、603页。）
因为有西太后作为主和派的后台，所以，李鸿章才敢不顾光绪帝的斥责和群臣的非议，只是乞求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调停之中，然而，这对于根本没有诚意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决意要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来说，真可谓是与虎谋皮，最终只能落个一枕黄梁的结果。
二、战中贻误战机与指挥上的失误
由于李鸿章以依靠列强、保全和局来作为其战略的指导思想，所以在日本准备发动战争时，认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264页。）在华驻日大使汪凤藻及在朝鲜的袁世凯“皆请添拨重兵”时，他却认为，“我多兵逼处，易生事。”（《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563页。）还多次电令叶志超要“坚忍约束”、“静守勿动”、“切勿多事”等等。（《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261、260页。）继续推行他那套妥协避战求和的路线，根本不作认真战争准备。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并未能换得日本人的让步，反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侵略气焰，觉得清政府软弱可欺，继续增兵朝鲜，到六月下旬，侵朝日军就达万人之多，超过清军二、三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获悉日军大量增兵朝鲜的报告，通电李鸿章请示机宜，李鸿章仍不相信日本会发动战争。不仅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反而令丁汝昌命令在朝鲜的北洋舰只要严格管束士兵，禁止登岸，以免发生摩擦，引起衅端。清军将领宋宫保来电请示，“韩事势在必争，毋论是否背华。我宜先占义州，早立脚步，免为他族先得。钧见如以为然，乞派商船运全队前往。”（《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261、260页。）而李鸿章却复电声称：“日必不占韩地，义州去汉城千余里，更不必虑。”（《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261、260页。）在日军发动进攻前数日，李鸿章已得到消息，但他仍然迷信所谓的“万国公例”，怀疑“开仗之说似是谣传”。（《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第630页。）直到战争爆发的前一天，李鸿章还指望外国列强们的调停，终日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
日本增兵汉城，派了八艘军舰进驻仁川，作为掩护。战争就要打响，这时李鸿章才在朝廷和主战派的一再催促之下，租了英国的三艘商船，运载二千军队，令由操江小运船载大炮军械，开赴牙山增援叶志超，可是，运送这样大批的军队，到敌人已经有所准备的前线，却只派了三只护航船只。为此，丁汝昌很是担心，一再电请李鸿章出动北洋舰队主力护航，但是都为李鸿章严厉阻止，致使船队到了牙山口外，在丰岛海面遭到日军联合舰队的袭击，北洋舰队一舰被焚毁，一舰被掳，运兵船被击沉，清军伤亡千人，损失重大。
战争第一仗的胜负是十分重要的。胜者可以鼓舞士气，败者则会锐气大减，影响后来战斗力的发挥。丰岛战役后，由于清政府的败北，更加助长了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相反，李鸿章也就更加千方百计地推行妥协避战的方针。他非常害怕北洋舰队同日舰接触，深知他只所以能在清政府中居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手中握有淮军和北洋海军这两张王牌，如果北洋海军毁于一且，那么，他的政治地位也就势必会发生动摇。因此，他是决不会把这张王牌轻于一掷的。为了保住这份家当，从此，他规定了北洋舰队固守大同江口至威海卫之间的海岸线。以舰队游弋其间避免北洋舰队同日舰在海上交锋，嘱咐丁汝昌要“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265页。）对于日本由海上大举向朝鲜派兵，李鸿章则瞠目不见，充耳不闻。由于北洋舰队固守一隅，日舰得以纵横海上，肆意逞凶。不久，又迫使北洋舰队打了一场没有准备的海上战役——黄海海战。
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李鸿章一方面对日本侵略野心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又企图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以致既不能实行迅速派兵以增强牙山驻军实力的上策，又未能实行及时撤退牙山驻军，免致日军以此为增兵口实的中策，而是一味的推诿延宕，迟疑不定，把少数军队置于孤悬海外的牙山，既无险可守，又断绝后援的境地。这样，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终于使清军在成欢战役中，又被优势的日军挫败。
在此后的朝鲜战事中，李鸿章仍然无视光绪帝多次的催战令，执意退守。
当时，李鸿章如果能指挥清军抓住战机，在四大军（淮军原周盛传部、毅字营马玉崑部、奉字营左宝贵部及盛字营练军丰升阿部）云集平壤的有利条件下，长驱直下，进逼汉城，这时不仅在兵力上优于在朝的日军，尤其是朝鲜人民和政府，都欢迎和支持清军的对日作战，清军完全有可能在朝鲜人民的支持和配和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扭转不利战局的。可是，由于在李鸿章消极避战的方针指导下，终于又导致了平壤战役的败局。
平壤战役，实际上是一场放任自流的战役。清军腐败，纪律极差，烧、杀、淫、抢，无所不为，结果商民逃避，甚至连官吏竟也藏匿不见。这样使清军“不但夫驮难觅，且途中饭铺皆无”。（范文澜：《中国近战史》（上册）第253页。）在战斗中，清军诸将各自行动，没有统一的指挥和调度。前方统帅叶志超，谎报战功，置酒高会，根本不作任何战守布置，更谈不上指挥其他各方将领：其他各级将领多数都是不谙军事，缺乏近代战争知识；而指挥战争的主帅李鸿章又远在天津，不了解前方战事，仅凭一纸电文，又怎么能指挥战争取得胜利呢？所以，日方认为平壤战役的胜利，“……与其说是靠实力取得的胜利，不如说是由于清军的欠缺而取得的胜利，才更接近事实。”（〔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06页。）
平壤战役后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又在鸭绿江边及黄海海上挑起了新的战火。黄海海战，打的是一场没有准备的遭遇战。虽然北洋舰队损失大一些，然而，由于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也给了日舰以重创，使其首先退出战场。黄海海战失利后，李鸿章“避战保船”想法日固，因而就故意夸大失败原因，片面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命海战”。（《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实际上，日舰的损失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在战后还仍然派了舰只到我附近海域窥探，并“游弋旅顺、大连湾一带”。（《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敌人故意虚张声势，李鸿章却摄于武力的恫吓，愈加龟缩不出了。
在平壤战役后，李鸿章上奏朝廷，承认自己“调度无方，应请旨严加议处”。（《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光绪帝下谕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力图振作”、“以赎前惩”。（《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李鸿章自请处分，原不过是虚应故事，敷愆塞责，可是，光绪帝却毫不客气地予以不光彩的处置，为此，他大为不满，就以请特简重臣督办相要挟。这时，李鸿章的后台西太后，立即出面，对其加以抚慰说：“办理军务为难情节，早在深宫洞鉴之中。”（《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加意调摄，勿负朝廷委任至志”。（《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这样，就使李鸿章在后来继续坚持避战求和的方针上更加有恃无恐了。直到日军快打到鸭绿江边时，李鸿章才真正认识到形势的危机和其责任的重大。所以，才不得不赶紧上奏折说明战情。同时，也是为了推卸责任，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尤其强调海军装备不如人。此后，也就更加不敢同日军接仗了，一退再退，始终是被动挨打。
在李鸿章错误方针的指挥下，清军是节节败退连连失利，引起了许多人对他的弹劾，清政府为此决定派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此后，李鸿章仍奉旨“专任畿疆”和所有北洋各海口的防务。并饬其“身亲巡历，激励将士，竭力守御，不得临敌退缩，致误事机。”（《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
几次战役之后，清政府的软弱腐朽及清军的腐败无能，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很快就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在向鸭绿江进犯的同时，另派一路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企图从背后袭击旅顺和大连。
旅顺是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同另一基地威海卫夹海相望，控制着渤海的门户。李鸿章在旅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花费了几千万两银子，修建了巨大的船坞与海岸炮台、陆路炮台，还安有许多大炮，真可谓是固若金汤了。但是，事实证明，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在李鸿章的错误战略方针指导下，无论如何坚固的防御工事，都是无济于事的。
日军开始向旅顺、大连后路重镇金州进犯，当时形势十分紧张，但是，李鸿章“每次电报前敌军情，于一切布置防守情形，略无一语”。朝廷屡电要其“速筹布置，勿稍疏虞”。（《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当时日军“登岸处在皮子窝，必有贼舰湾泊及来往接济”。（《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因此，朝廷命李鸿章“即饬丁汝昌、刘步蟾统帅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李鸿章却复电称：“丁汝昌海船现仅修好六只，小雷艇仅两只可出海，力量风单，未便轻进，至有损失。”（《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还是为了避战保船。
这样，在日军进犯金州时，敌众我寡，形势危急，守将徐邦道和连顺屡向赵怀业求援，“彼以初到为辞，不肯分队。”（《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12、119、117、101、114、112、183、167、176、190、192、230页。）由于李鸿章早就电嘱赵怀业：“该处（指大连湾）防务吃紧，只能严督各营，除各守炮台外，如敌由他处登岸，于距营一二十里内相机扼剿。”（《中日战争》，第四册，第286页。）后来再电说：“倭匪倘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中日战争》，第四册，第290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后路被抄，城池又怎能守得住呢？可见，在李鸿章看来，东北的陆路战事这时已由宋庆和钦差大臣刘坤一负责，加之他对朝廷分权的不满，因此，就以自己专任北洋防务为由，对徐、连的求援置若罔闻，见死不救。李鸿章身为大清朝廷的重臣，竟置国家、民族危亡之不顾，不以全局为重，无视金州的失陷将会导致大连、旅顺相继陷落的严重后果，实为人民的罪人。
至于旅顺的防务，李鸿章所任用的龚照玙更是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战斗还没打响，就乘鱼雷艇逃走，虽然后来被截回，但已造成了“人心涣散，士卒解体”的混乱局面。（《中日战争》，第三册，254、431页。）其他清军将领，除了徐邦道与敌人奋力拼杀外，卫汝成、赵怀业、黄仕林等“皆易服而遁”，“竟不能一战委而去之”。（《中日战争》，第三册，254、431页。）对于这样一些“失地丧师，偾军误国”的败类，（《中日战争》，第三册，254、431页。）朝廷予以严办，而李鸿章却说情庇护，主张将他们革职留营效力，或带罪图功。正是由于这种宽容的处置，才使得许多腐败的清军官兵“不畏法而畏敌，是以望风即溃”。（《中日战争》，第三册，254、431页。）旅顺的防御虽然坚固，但是，由于清军的腐败和李鸿章的退守避战思想的影响，还是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就攻破了。旅顺失守后，日本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惨案”。从此，也就构成了对京畿安全的严重威胁。
与旅顺同样重要的威海卫，后路防务也很空虚，况且，驻守在威海卫的清军将领们意见不一，他们各自为战，没有一个统一的战守方案，后来，被日军采取和进攻旅顺、大连同样的办法，既从后路包抄，攻下了南北炮台，使北洋舰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而当时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的命令下，（《中日战争》，第四册，第302、320、321页。）始终坐困于港湾之内，未能有一次主动出击之事。虽然，后来也曾电复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勿被倭全灭，……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中日战争》，第四册，第302、320、321页。）然而，最终也没免遭全军覆没的结局。
三、战后的议和与条约的签订
战争后期，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清政府是应负主要责任的，当然，李鸿章也有其推诿不掉的罪责。
甲午战争后期，清政府的败局已定，如何进行谈判议和的问题就突出起来。握有朝政实权的西太后，本来就不愿意进行战争，是力主保求和局的，只不过是有碍于大清帝国的面子，才不得不同意开战的，战争一但败北，立即回心转意，仍然回到主和的国策上来。
早在黄海战役后，西太后就曾命翁同龢去天津让李鸿章与俄使喀西尼议挽回和局之法，事实表明，在议和问题上，李鸿章与西太后是狼狈为奸的。西太后是议和的决策者，而李鸿章则是积极的执行人。
清政府先是派了张荫桓和邵友濂为使臣，去日谈判，日本侵略者却以他们官爵品位太低，不够资格为借口拒绝谈判。后来，日本首相伊藤流露出了“总愿恭邸与中堂与议，庶能肩任，不致翻覆，有愿赴旅顺就议之说”。（《中日战争》，第三册，第433页。）日本所以指名要李鸿章出任议和谈判的代表，就是因为：他是清政府中有势力、有地位、能肩重任的宠臣；同时，也知道他在已往同西洋人打交道中没有“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訾笑”之事。（《中日战争》，第四册，第348页。）
在威海卫失陷，日本已控制渤海湾，津京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清政府也只好“即召李鸿章星夜来京，即还职以宠其行，复温谕以结其心。”（《中日战争》，第三册，第501、502页。）授其为头等全权大臣头衔，赴日参加议和谈判。
中日谈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割地赔款等事项上。日本侵略者首先开的价码是很高的，为此引起国内哗然不息。此时，李鸿章又重操旧业，奔波回旋于对各国公使的游说之中，以求相助。战争初期，列强们不愿为中国出力，中国战败后，当然也就更不会相助的。非但如此，美日还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国。李鸿章以前任美驻华大使科士达为顾问，在谈判中，科士达勾结充当日本顾问的美国人端迪臣，共同策划了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阴谋。
李鸿章在赴日前，就谈判的关键问题，即割地、赔款等事宜曾多次与朝廷计议过。关于割地问题，“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并且以古今中外事宜来说明割让土地是“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关于赔款问题，虽然已经答应偿还，但是，“多寡悬殊，亦须从容商定数目。”（《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3551页。）由此看来，李鸿章在出使前，已就这两项重大问题，争得了朝廷的允许，只是具体地点、数目未定而已，而且，李鸿章还表示，“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辩争”，“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3552页。）
清政府虽然授予李鸿章为同日谈判的全权代表，但是对其谈判的进展情况也是无时不在注目的。对于日方提出的苛刻条款电旨“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要将“筹定办法及意中所欲言者，切实奏覆”。（《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38、338、349、341、345页。）事实上，李鸿章虽然有了全权代表这枚上方宝剑，但是，对于割让台湾、辽东等大片国土和三万万两的巨额赔款，终是不敢擅行其事的。表示“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38、338、349、341、345页。）“赔费即遵电谕，以一万万应之。”（《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38、338、349、341、345页。）这对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当然是不会允许的。伊藤对日军尚未占据的台湾早已是垂涎欲滴，说：“彼水路云集，无虑终不能得，应请早让。”（《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38、338、349、341、345页。）对于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和无理刁难，李鸿章虽然几经争辩，但都无济于事，自知“力竭计穷”，只好“恳速请旨定夺”。（《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38、338、349、341、345页。）况且，在谈判中，日本还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以配合谈判桌上的威胁、恫吓，特别是李鸿章又在谈判后回寓所的途中，遇刺受伤，就更不愿力争了。在接到谕旨后，“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了。（《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338、338、349、341、345页。）
《中日马关条约》是李鸿章与日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卖国条约。这个条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坏影响，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一步，使中国人民更加坠入苦难的深渊。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条约，对于李鸿章个人的非难指责，长期以来经久不息。对于这个条约的签订，我们应该看到，日本指其名为代表，最后又签订了这个条约，而且条约的恶果也是他一手造成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鸿章奉旨签约也是事实。如果没有朝廷的允许，他也是“未敢擅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应该全面地、历史地去对待，既不能因为他是条约的画押者而把全部罪责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又不能因为他是奉旨签约而开脱他卖国投降的罪责，无论偏废哪一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纵观李鸿章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活动，在他担任指挥对日作战时，清军接连失利，其原因除了清军本身的腐朽、武器装备落后等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李鸿章避战主和的战略方针及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然，在李鸿章失去前线作战指挥地位之后，战争亦有败局，则反映了清政府统治阶级的腐朽。同时我们还不难看出，李鸿章所坚持的“妥协、退让、力主议和”的方针是贯穿于整个战争始终的，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固然好，但是，和平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了这种条件，才会有和平，倘若不具备这种条件，再一味地坚持“和平”，那就不能伸张正义，其结果也只能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角色。
（资料来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社版》19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