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
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我
和
先生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了几十年，但由于不在一个编辑室，正如先生所说：“我同
王宏志
女士来往不多”。先生在楼上的中学语文编辑室，我在楼下的历史编辑室。我们历史室的书多，外室来借书的人很多。记得我初来不久，有一次先生来借书，室内的同事在他走后，告诉我这就是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并谈及他与杨沫的关系。提起《青春之歌》，我们那辈人几乎在大学读书时都看过，而且激发了进步热情，因此对先生的印象不是很好。不过，同事也告诉我他很有学问。文革”中，听说杨沫受批判，外调的人来找先生揭发杨沫的问题，他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倒说了杨沫的好话。这倒使我改变了对先生的看法。先生在“文革”中也是挨整对象，据说是历史上有点“问题”，分在“劳改队”，上班时在大院内扫院子和厕所。下干校后，先生干的是重活，那时我们住的草房经常要修补，
常见
先生挑水、挑土、挑沙；后来盖房，先生又被派去搬运大石头。他总是默默地干活，很少说话，大约与当时的身份有关，以免招徕无谓的批判；但他也交了几个知心的“问题”朋友，相互关心、帮助，其中就有我们历史室的王芝九老先生。他们逢假日可以结伴到附近的黄泥铺镇上或更远的集市上买东西、取包裹，我想
那是
先生最自由的时候了。“文革”后，80年代初，他又常到历史室借书，查资料，由于看法的转变，我对先生做学问认真的精神很佩服，但我们交谈仍不多。90年代初期，我写了《洪承畴传》，先生来历史室借书时问起，我送了他一本。后来又送他一本洪承畴研讨会的论文集《洪承畴研究》，先生很高兴，对我说，他正准备写篇文章谈谈历史人物的气节问题。我表示希望尽快拜读这篇文章。不久，先生就将文章的复印稿赠给了我，题为《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后来，他告诉我文章发在杂志上，我那时整天忙于编写历史教材，而且认为反正已经看到先生的文章了，也没再去找杂志。尔后，先生又赠了我和双碧这本他的自选集《南郭竿声》，书中收录了这篇《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先生主要是从事文学、语言研究的，著述颇多，尤其是晚年，他有了施展才华的境遇，一本接着一本的新著，不断展现在读者面前，有散文、有诗词，有关于文学与语言研究的，还有哲学与宗教的论述等等，驰骋天地之广，实属罕见。而这篇《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又属于史论文章，很有见地。据说这是先生很看重的一篇文章。它从《洪承畴传》谈起：
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
王宏志
女士写了一本（（洪承畴传》（1991年红旗出版社出版），问世后送我一本，我大致翻翻。因为其中说洪承畴其人以及行事还多有可取，听说颇招来一些非议。非者，不以为然也。也许措辞还不很客气吧？我心里想而未出口，竟也不温文尔雅，是天地间有不少容易事，奉旨（对而无条件之义）骂贼即其一也，盖既不会有闪失，又可以得“我独清”的美名。我同
王宏志
女士来往不多，以其为“女”也，就推测必退缩，至少足变多言为沉默。想不到又送来一本《洪承畴研究》（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看方知，受非议之后并未退缩，而是扩大为在福建泉州开“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的学术讨论会（1996年！月），会后把较重要的论文集为一册，主旨仍是说洪承畴其人未可因其降清而就一言（汉奸）骂倒。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对“传统”、对“气节”等加以分析，启迪了我，促使我写这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传承下来的东西很多，有值得国人自豪的灿烂文明，也有阻碍历史前进的污秽、糟粕。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本应有批判，有继承，摒弃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但许多人谈及传统文化，却往往不加分析、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里想就传统气节观的批判继承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气节，气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准则之一，但对气节含义的认识并不尽相同。有的把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理解为具有崇高的气节；也有的把愚忠君主、守旧落后、笼统反对外来文化，也说成是“崇高的气节”。历史人物由于受时代局限，受阶级利益支配，崇尚的气节观同样存在诸多歧义。对此，我想作如下说明：
多数人理解的气节观是指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立志为国、为民做一番有益的事业。当国家、人民遇到危难时，勇于舍身相救。这个“国”当然是指中华民族的国家，即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狭指哪一个民族的国家。不言而喻，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是指各行各业的老百姓，而不限于某个阶级、阶层。从古到今，我们国家像上述所说的这类人很多，如周武王联合西方、南方的各部落，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消灭了暴虐的商纣王；陈胜、昊广率领戍卒起义，反抗暴秦的统治；明朝的清官海瑞，冒死上书皇帝，为民请命；清朝初年，勇于反抗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统一台湾的施琅。又如近代反抗外来侵略的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吉鸿昌、杨靖宇；现代的雷锋、焦裕禄等等。他们的信仰和追求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都具有高尚的气节。
为追求正义、公正，追求真理，不怕权贵压制，不计个人得失乃至失去性命，这也是人们祟尚的一种气节。这类的人也很多。如古代的一些史官，为了如实记载当时的历史，敢冒杀头危险，将
权臣弑
君等恶迹秉笔直书，终于遭到权臣报复，以身殉道；东汉的太学生和士大夫联合反对宦官专权为非作歹，遭到宦官报复，诬告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领袖人物被捕，在狱中受到轮番拷打，但他们不为淫威所屈，不少人惨死狱中。近代的“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愿逃走，甘为变法流血牺牲。现代的社会学家马寅初，早在1957年就提出有计划地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新人口论，但当时正逢国家领导人提倡“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好办事”，他为此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经多方劝说，他仍然不畏权势，坚持真理，不认错，不检讨，不怕丢官。还有老一辈革命家、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在从上到下举国揭发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之际，她坚持正义，不怕孤立，在通过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没有举手。上述人的气节也很高尚。
有的人为追求一种信仰、事业，艰苦奋斗，不怕权贵威胁利诱，不怕艰难险阻和牺牲个人生命。如古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曾想自杀，但为完成《史记》，而忍受了屈辱和痛苦；南朝齐、梁间的无神论者范缜，发表《神灭论》，齐朝的权贵以官位为诱饵，劝他放弃神灭论，他断然拒绝，执着地坚持无神论思想；北魏孝文帝为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不顾贵族大臣的多方反对，迁都洛阳，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鲜卑人旧习俗的措施。还有的是追求一种宗教信仰，如玄状追求佛法的正确解释，不顾艰难险阻，远游天竺，终于实现了自己愿望；又如鉴真为宣扬佛法，出生人死，六次冒险东渡，双眼失明终于到达日本。这种追求信仰、事业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崇高的气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历史人物的信仰、追求却是荒谬的；是逆历史潮流的。如，近代军阀袁世凯的追求就是想做皇帝，为实现这一野心，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当上临时大总统，继而又准备登基做皇帝，终因逆历史潮流而失败；又如，抗日战争中的汪精卫，一心想当委员长，竟投靠日本侵略军，甘当“汉奸儿皇帝”，结果落得身败名裂。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现象就更多了，如二战时的许多日本军人，盲目信仰武士道精神，以忠节等要求自己，也就是要绝对忠于天皇、服从天皇，为天皇尽节成仁；所以，当日本侵略者遭到失败时，不少将领剖腹自杀，以赢得“杀身成仁”的“美名”。希特勒的纳粹党，信仰法西斯主义，它促使众多的党徒，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卖命。在这些人里，有的没有气节；有的“气节”是完全不值得肯定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古代的“节妇”“烈女”，由于受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影响，她们把做“节妇”“烈女”当成崇高的氯蒸。几千年来，这种社会舆论不知摧残了多少妇女的性命。仅在二十四史上有记载的，就有不少“节妇”“烈女”写在《列女传》里。不过，周秦以前，是屈指可数；汉唐时期，也不算多；宋以后，却多到不可计数，其中以《明史》里的《列女传》最多，共有三卷，二三百人，“节妇”“烈女”占首位。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许多“节妇”“烈女”的守节、殉节是封建势力强加给她们的，并非出于她们所愿。以明末皇后等为例，崇祯皇帝在自尽之前，逼迫皇后周氏自缢，又挥剑砍伤袁妃，砍断长女乐安公主的右臂，使其昏死过去，还杀死幼女昭仁公主。
张中行
先生也讲过一个例子，即元末割据势力张士诚自称吴王，据守平江（今苏州），后来朱元璋围攻平江，城将破，张士诚手下的潘元绍，有七个小妾，同时上吊死节，最小的只有18岁。志文中称赞她们知礼，是自愿的；实际上是潘元绍将她们叫在一起，对她们说：“若等xx引决，毋为人耻也。”这明明是逼迫她们自尽，怎么是自愿呢！
最后着重谈谈最容易与气节混淆的“忠君”，忠君思想是儒家气节观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我在《论“贰臣”》一文中写过一段文字：
儒家的“气节观”是以“忠君”为核心的，这个“君”不管是有能、无能，天才还是蠢才，甚至荒淫无耻，作为臣下都要绝对忠诚，否则就是大奸不忠。这种气节观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牢固的基础上的，君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仆关系。因此，
历代
君主总要大肆宣扬忠于主子的气节观。今天看来，这种气节观当然是错误的，是应当批判的。而封建社会的史书几乎完全是按照“忠君”这个道德规范来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很大的变革。但是，儒家这种传统的气节观，却仍然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不少“贰臣”一类的历史人物，至今仍在受到不加分析的吱视。（8—9页）
张中行
先生对这段文字基本上同意的，但也提出对儒家的“忠君”要加以分析。他认为，孔子说的“君君，臣臣”是有条件的，是指君要像君，“要走为君的正路”。到了孟子，就更明确为“君为轻”，并指出像封这样的君，是可诛的。后来随着“君主权势日增”，忠君就成为无条件的，成为“无上美德”。先生的分析启发了我，我想到孟子在谈到人民、
国家和
君主三者的位置时，是这样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人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国家，君主只居第三位，而且还有个“轻”字。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思想，用舟比作君，用水比作民，提出了“水则载舟，水亦覆舟”，也就是说，百姓可以
支持
君主，君主危害百姓，百姓也可以推翻他。荀子在《政论篇》说：“诛
暴国之
君，若诛独夫。”但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改变了这个次序，他认为：“君人者国之本也”：到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进一步说：“天下之众，本在一人”。他们颠倒了人民、
国家和
君主三者的位置，把“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第一位，国家、人民
都以
君主为根本，而且把君与国混为一谈，“朕即国家”，君就不再分好坏，不再分像不像君，走不走正路，都要忠于他。这样一来，忠君也就成了道德的最高规范。他们大肆
宣扬忠
君，臣下
都是受
君恩的，怎能事二主，否则就是不忠，就是背主、叛主。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为“锅
国之
君”效忠、为“亡
国之
君”死节的大臣。他们“安肯事二主”，认为“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而“民”在这时候没了地位，且“民”字前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民”。东汉的一首民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吏不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因为是民歌，尽管自称“小民”，但还是提醒统治者不要轻视小民。当然，宋以后也有不同的看法。先生举的金朝的文人、学者王若虚就是一个。他谈的是安史之乱时张巡守唯阳的事。这件事自古至今受到称赞，唐朝文学家兼理学的先驱韩愈，为之写《张中丞传后序》，赞扬张巡的忠君、守臣节，得到历代文人的响应，甚至新中国的语文教科书里还一度选了这篇文章。但是，王若虚不以为然，他认为：
守城事小，食人之事大，三万口之命，而谓之小事，何邪？……义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胜数哉！
在这里，王若虚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士大夫的名节高，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的孟子，虽然也提倡“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但是遇到“礼”和人的性命发生矛盾时，孟子还是认为人的性命更重要，不能因为守“礼”而放弃生命。这就是先生在文中引的《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
淳于 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个例子说明在某些问题上，孔孟的儒学与
后来
君主专制加强以后诞生的宋明理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提倡仁，主张“仁者爱人”，想他如果得知张巡为维护自己的气节而吃掉三万百姓，也不会赞成的。吃掉三万百姓与二战时法西斯的杀人工厂不相上下，但凡有点人性的人，都不会去颂扬这种“气节”！
到了近代，忠君仍然主宰了许多人的思想。像戊戌变法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为了忠君，千方百计地复辟帝制。他竟支持军阀张勋发动政变复辟清室，但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很快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在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也有头脑逐步清醒的人，那就是梁启超。他在袁世凯手下目睹了袁的专制独裁，撰文反对帝制，袁世凯令人以高价收买此文，被梁启超回绝；又派人威胁，遭梁严词相拒，文章终于发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梁启超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是很有气节的。
从上述有关气节的阐述来看，中国古代赞扬的气节观在今天来看，有不少内容是不值得肯定的，甚至是需要批判的。但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大旗下，竟然也掩盖了一些应当否定的东西。如忠君思想，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以此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戒尺，把已经冤屈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人物，仍然继续冤枉下去，说什么他们是“事二主”的“贰臣”，“大节有亏”，是“汉奸”等等。在冤屈的人之中，洪承畴是突出的一个。他从腐朽的明朝转入蓬勃兴起的清朝，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转到为清朝的统一、缓和民族矛盾、安定民生，做了大量工作。洪承畴的这一转变，对清朝，属于开国功臣；对中国，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中华民族，减少了生灵涂炭。对这样的转变，难道还不应当肯定吗，为什么一定要洪承畴只能事没落的明朝皇帝一主，守“忠君的气节”为腐朽的明王朝殉葬，才值得肯定呢？
张
先生是肯定洪承畴的，肯定他的由明人清，并不认为洪承畴在气节上有什么问题。
前两年，我与同事去看望
张
先生，那时他已病得不轻，他女儿告诉我们，来看他的熟人，不见得都能认识。我心想，我与先生交往不多，不认识我也在情理之中。当我们走到他的床边，
张
先生慢慢地端详我们，一会儿对我说了“洪承畴”三个字，旁边的同事忙对他说：“对了，这就是写《洪承畴传》的王宏志。’，他高兴地又说了几遍“洪承畴”。这是我与先生最后的一次见面，虽然那时他的话已很少，但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痕，我感受到先生在评价历史人物中对洪承畴的印象多么深刻。
（资料来源：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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