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量流人被遣戍到东北，他们对边区的开发，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其中一些文人，或将中原文化传到边陲，或在自己的著述中，记录下了当地的沿革、民族、风俗与物产，描绘了美丽的风光与传说，从而有助于当地的文化发展与历史的研究。康熙、雍正之际，两次遣戍东北边区的内阁学士杨瑄及其随侍的二子杨锡履、杨锡恒，就是很好的例证。
一、杨碹
杨瑄字玉符，一作玉斧，[1]号楷庵，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洛北村人。其父杨枝起，字扶曦，明祟祯七年(1634年)进士，历任湘阴县令、兵部主事、户科给事中等职。“遇事敢言”，“有直声”，曾经上疏请召用名臣黄道周、褒奖抗清名将卢象升、罢黜权臣杨嗣昌，以此触犯了崇祯帝，几至获罪。[2]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他降附农民军，白成西撤，他返回故里，“家居三十载。势渐式微”，至其子杨瑄中进士，“声势复振”。[3]
杨瑄秉承家学，颇有才华，而且幼年又曾师事同邑“放笔为文，浩瀚莫御”的董而中，[4]因此更加才华横溢。康熙十四年(1675)中举人，[5]次年联捷进士，改庶吉士。[6]十七年七月授翰林院编修之职，[7]同年八月主持过顺天乡试。[8]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声势显赫的康熙帝舅父佟国纲(内大臣、都统)，随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击厄鲁特部噶尔丹时，在乌兰布通战死，杨瑄与其他翰林官员奉令撰文祭祀。由于他在祭文中引用了五代时后梁大将王彦章的典故，触犯康熙帝的忌讳，因此，这年十月康熙帝下诏：“今览杨瑄所撰内大臣、都统、公舅舅佟国纲祭文，引用王彦章事迹，极其悖谬。朕见所撰祭文，每于旗下官员，多隐藏不美之言，于汉人则多铺张粉饰，是何意见?”康熙帝所谓的“悖谬”与“不美”，可能是指王彦章系被俘而死，而佟国纲却未尝被俘，另外，王彦章拥戴的是“昏乱”的梁末帝，而佟国纲的主子康熙则是“圣明”的。凡此种种，均犯清廷之忌。结果，杨瑄被革职．“发奉天八旗当差”，礼部尚书张英也受到牵累而被革职。[9]杨瑄出塞之际，其友人顾桐村赋《送杨夫子出塞》一诗赠别：
分携倾刻泪潸潸，师弟东西苦一般。
未必雁过金佛峡，那从书寄玉门关?
文人命薄思焚砚，圣主恩多必赐环。
他日得陪烟艇去，风波不虑五湖间。[10]
关于杨瑄遣戍的地点，劳之辨谓在辽阳，[11]《江苏诗征》作尚阳堡，而《清圣祖实录》、《松江府志》作奉天。我们认为应以《清实录》奉天(即沈阳)之说为是。
两年之后(1692年)顾桐村也以“党争”失势，遣戍奉天。这样，他们在戍所得以时相唱和，同时与遣戍该处的其他著名文人陈梦雷、戴梓等也过从甚密。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释归本籍”，[12]赦归的原因，已无从考知。次年塞外归来，友人劳之辨曾赋诗相贺；“京洛相逢须痛饮，预将月俸问新刍。”[13]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帝南巡至江南，也许是由于曾经“驻跸”过杨瑄的故乡松江，因此突然记起了“原任编修杨瑄，学问甚优”，于是在四月份下诏“著复原职”。[14]同年九月又“充日讲起居注官”。[15]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主持过顺天武乡试。[16]四十五年二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7]同年五月充经筵讲官，六月又兼任詹事府詹事。[18]这几年是杨瑄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时期。
但也就在这志得意满，一帆风顺之际，一场政治上的打击，突然袭来，使他再次被罢官，重戍塞外。原来，这时由于皇太子胤礽的被废黜，诸皇子均培植党羽，谋夺储位，致使朝内党争十分激烈。四十七年(1708年)冬，杨瑄由于赞同大学士马齐推戴皇八子胤禩为太子之议，违背了康熙帝的意愿，因此在次年(1709年)正月获罪。康熙帝以“知交杂滥”，“人品亦皆不端”为借口，命杨瑄及王鸿绪等四人“原品休致”。同时马齐被革职拘禁，马齐之弟马武也牵累入狱。[19]康熙帝制造这次事件的目的，是借此打击胤禩之党，但是，杨瑄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却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皇四子雍正帝胤禛上台后，为了彻底击败政敌，对于胤禩、胤禟(皇九子)之党附者，更是无情镇压，杀捕放逐，无所不为．甚至连罢职家居的杨瑄，也未能幸免。雍正元年(1723年)胤禛借口杨瑄“不奉召赴阙，擅入乾清门”，[20]把他遣戍到更为遥远的黑龙江城(今爱辉)。杨瑄不奉诏赴阙，并入乾清门的原因，虽然史书无征，但如考虑到康熙大行皇帝的梓宫当时是存放在乾清宫内这一史实，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也就是说，杨瑄的来京，系为“哭临”病逝未久的先帝。然而，孤臣孽子的愚忠，却招来遣戍绝域的大祸，这倒是杨瑄始所未曾料及的。杨瑄这时已是垂暮之年，如果康熙十四年中举之际年在二十左右，那么这时已经年近七十。白发戍边，归期无望，晚境之凄凉，可想而知。
这年仲春，行抵戍所，结识了康熙五十七年来艾浑(即爱辉)省亲的天长人缪士毅，他被缪士毅的孝行所感，写有足补史乘未备的、近七百言的长诗《缪孝子行》。该诗既描写了缪士毅历尽艰辛、两次出塞寻亲的动人事迹，又抒发了作者“穷老投荒尽室迁”的无限感慨。该诗所述的缪士毅之母自沈阳改徙宁古塔、又自宁古塔改徙艾浑的事迹，与清廷所从事的抗俄斗争的战略部署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这首叙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后来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杨瑄卒于戍所。其遗著有《楷庵诗草》(一作《楷庵集》)，又作《楷庵诗略》、《塞外草》。[21]《塞外草》写于塞外，对于边事的考证，大有裨益，可惜“只存近体数章”。其两子杨锡履、杨锡恒也都能够工诗善文，撰有专著。其交游可考者，还有著名诗人吴梅村(见《梅村诗集》卷十)、许志进(见《谨斋诗稿》癸已年稿)、劳之辨(见《静观堂诗集》卷十一)、陈廷敬(见《午亭文编》卷十五)及洪升(见《楷庵诗略》卷一)等。
杨瑄多才艺。首先，他是一位学者。他“湛深经术，精研史学，骈体工丽”。[22] “其所作古文，自谓于尧峰(指清初著名文人汪琬)当逊一头地，余子不多让也”。[23]又有人说他“古文直造宋人堂奧”，[24]可见其经史与古文造诣，都是很深的。其次，他又是一位书法家。“其书法行楷，亦俱人妙”，[25]而且“尤工行楷”。[26]此外，尤其值得提出的，他还是位诗人。时人谓其“诗律稳细”。[27]又有人说他“匪独工台阁体，至古诗歌行，宏肆峻拔，凿阴阳而移高深，昌黎(指唐代著名古文学家与诗人韩愈)以后不多见”，[28]可见他又擅长诗歌。事实正是如此，“萼含珠露绽，叶衬石苔肥”，其咏牡丹诗，不但显示了他雍容华贵、高艳秀丽的台阁体诗的特点，而且还体现了他稳细的诗律与横溢的才华。而《缪孝子行》等古诗歌行，又凝聚着宏肆峻拔的诗风。最后，我们选录其写于塞外、既非稳细又非宏肆的具有另一种风格的《谪居柬友》二律，以反映其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及谪居生活的心理状态。
谪居柬友
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螯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逾好，未觉人间古道沦。
底用浮名挂齿牙? 藜床土锉野人家。
梦回飒飒吟秋籁，醉后呜呜答塞笳。
邻树移阴青满院，莱畦通水碧成洼。
扶竿便入鸡豚社，身作齐民一倍嘉。
二、杨锡履
杨锡履，字葆素，诸生。杨瑄之长子。为人好学，“经史百家，靡不殚究”。杨瑄遣戍瑷珲时，他与其弟锡恒，均曾随侍，“险阻艰难，不离左右”。其父卒于戍所后，兄弟二人以“遇恩赦归”。此后，锡履“杜门著述，至老不衰”。有《自适斋文稿》八卷、《口外山川纪略》六卷。[29]这两部书，尤其是后一种，对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必然是大有裨益的，可惜均已失传，甚至连片麟枝爪，也未曾获见，但愿他日，能够重现人间。
三、杨锡恒
杨锡恒，字涵贞，号查岑，杨瑄之次子。“生平好古博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举人，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30]官内阁中书。杨殖两次遣戍塞外，他都曾侍行，在戍所，“体恤周到，瑄自忘其身在万里外也”。[31]康熙三十三年杨殖自奉天赦归，顾桐村曾赋《杨涵贞世兄还云间》八首绝句为锡恒送行。[32]其三云：
结束征衣发未冠，来回治里一身单。
临行只恐伤亲意，泪咽胸前不忍弹。
该诗点明杨锡恒当时的年少(未冠)及临归时喜极而悲、但又不敢表露出来的细致感情。杨瑄卒于艾浑后，他又“极哀尽礼”，后来与其兄锡履“遇恩赦归”故里。其为人恪守儒家忠孝之道，“母病吁天，愿以己算益母寿”。后来又曾一度出游岭南，这时适值其母又遘病于家，锡恒“忽然心动，急就道，抵家甫五日而母卒”。[33]其著作有《冰天草》、《听雨轩诗文集》、《生还草》等。顾名思义，其《冰天草》必为塞外诗集。
杨锡恒曾经长期居于塞外，对于东北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习俗等，都很熟悉，因此以这一部分内容为题材的诗歌，对于黑龙江、尤其是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实史料。如长诗《纪异》，描写的是雍正年间瑷珲地区一次地震的情景。该诗首先描绘了地震爆发时如风撼，雷鸣，毂击、浪涌的景象。接着推评与论述了地震的成因，又指出地震带来的溪流纵横、积涝成浸、秋收无望的灾害。最后反映了作者典衣易粟、艰于谋生的悲惨处境及渴望赦归的心理。可以断言，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咏黑龙江地震之诗歌，它对黑龙江地方史或科技史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马兰花》、《金连花》两首绝句，对于塞外物产志的研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尤其是《艾河元夕竹枝词》四首绝句，对于当时艾河即艾浑，亦即今爱辉乃至整个黑龙江地区上元灯节风物民情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现在将全诗转录如下。
艾河元夕竹枝词
绝塞寒云冻不开，全凭人事唤春回。
儿童踏臂欢呼处，争看灯官上任来。
(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曰止。)
赫赫前驱清道旗，青红皂隶两边随。
朱标告示当街挂，新署头衔灯政司。
(灯宦称灯政司。)
倾城鼎沸闹秧歌，红粉新妆细马驮。
不信使君真有妇，罗敷过处看人多。
(马上女妆者，称灯官夫人。)
迎虎迎猫载圣经，祈年赛社岂无灵?
由来戏事关农事，前队先迎五谷瓶。
(灯作瓶式，绘五谷而封其口，取五谷丰登之意。)
灯政司是清朝前期黑龙江北部地区人民利用封印机会、结合上元灯节的特点，所创立的一种管理灯务、同时又多少有点行政权威的民间“衙署”。这种风俗，最初在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及方观承的《卜魁风土记》中有所反映，仅仅过了几年，又在杨锡恒的诗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诗中述及的“灯官”、“灯官夫人”、“灯政司”等遗闻掌故，与方式济，方观承及西清等人的有关记载，完全可以互相印证，补充和说明，诚如杨钟羲指出那样：“亦边微之琐闻也”。[34]至于“五谷瓶”灯的记载，反映出雍正年间，当地已由清初的重视游牧，进而改为重视农业了，也就是说，它体现了当地的开发与进步。
（资料来源：《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1]戴梓：《耕烟草堂诗钞》。
[2]光绪《金山县志》卷十五；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
[3]叶梦得：《阅世编》卷五。
[4]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一。
[5]乾隆《娄县志》卷十八(民国刊)。
[6]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
[7]《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七。
[8]《清圣祖实录》卷七十六；福格：《听雨丛谈》卷九。
[9]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五，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10]顾永年：《梅东草堂诗集》卷二。
[11]劳之辨：《静观堂诗集》卷十一、卷十二。
[12] 王渔洋：《居易录》。
[13]《静观堂诗集》卷十一，页五。
[14] 王渔洋：《香祖笔记》；《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二。
[1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三。
[16]《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二。
[1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四。
[18]《清实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1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
[20]王豫：《江苏涛征》卷六十二。
[21]光绪《金山具志》卷十五。
[22]嘉庆《松花府志》卷五十七。
[23]光绪《金山县志》卷二十一。
[24]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
[25]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
[26]光绪《金山县志》卷二十一。
[27]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
[28]《国朝松江诗钞》卷十五。
[29] 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八。
[30]《国朝松江诗钞》卷二十七、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八(陆锡熊《娄县志》卷十八谓锡恒系康熙五卜一年进士，与四十八年之说异，但此说实误)。
[31]《国朝松江诗钞》卷二十二。
[32]《梅东草堂诗集》卷三。
[33] 光绪《金山县志》卷二十二。
[34]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