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政潮是清末一次大的政治风波。政潮始于1907年4月，终于同年8月，历时4月有余。在此期间朝廷朝命夕改，枢臣频繁更动，政客暗设机关，言官大加弹劾，使得朝野内外好戏连台，清末政局有声有色。由于这次政潮发生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既与预备立宪必然导致的权力再分配有关，又反过来影响了预备立宪的结果。因此，弄清丁未政潮与预备立宪的关系，对深化清王朝覆没前十余年的历史之研究，对于了解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将有所裨益。
一
庚子国变后，清廷大厦将倾，朝野人士鼓噪立宪。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使立宪呼声更加高涨。1905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归国，载泽上《奏清宣布立宪密折》，指出君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辛亥革命》第4册，第28—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此折一出，朝野震动。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
“预备立宪”一出台，即引起朝野人士广泛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将重新分配。统治阶级中各集团派系都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排斥异己。因此，不过半年就引发了丁未政潮。具体考察政潮的原因，除了权力再分配所具有的极端敏感性之外，以下两层因素似不容忽视：
（一）北洋集团势力的激剧膨胀及朝廷扶植其它集团与之抗衡的倾向。预备立宪初始，清廷就出现政治纷争，且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和奕劻，这不能不使清廷内外为之震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袁世凯，继承曾、李衣钵，建立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央与奕劻“深与接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执朝政。”(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以内阁代君主，可总揽大权”(赵炳麟《松柏丛集》第61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在地方官制改革中，袁与奕策划，把力图在立宪中有所发展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任总督，同时将自己的势力伸向东北，使时任东北的总督、巡抚皆为北洋班底。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自然激起了瞿鸿■、岑春煊等人的反对。
瞿鸿■、岑春煊皆西狩途中受知于慈禧。瞿鸿■入值军机，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相抗衡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此二人本与庆、袁政见不合，他们都主张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应加以裁抑。适值预备立宪，袁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故二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丁未政潮。无怪岑春煊一入京，孙宝瑄就在其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10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盛宣怀更是早有预见，说岑之入京，必有“大举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由此可见，丁未政潮之发生，北洋集团的恶性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矛盾实有以致之。
（二）清末激烈的清、浊流党争。陈寅恪先生曾指出：“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陈先生对清流、浊流的评判，主要是从是否为政清廉、效忠清室这方面加以考察的。而当时无论清流、浊流，其共同点在于都主张立宪，所不同者在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借立宪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第23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他提出责任内阁制及对东北的控制，试图架空清廷，将立宪置于北洋集团的控制之下。清流派提倡立宪，则是从清廷自身考虑，切实兴利除弊，使大清江山永固，故尔北洋集团的所作所为为清流所不容。丁未政潮可说是清末清流与浊流的一次大争锋，它的胜负将直接影响预备立宪，因此在野的立宪派和一些有野心的官僚都参与其间，以便今后在宪政中能占得一席之地。
二
丁未政潮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劻掀起，终以瞿鸿■、岑春煊的开缺而结束。由于政潮发生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因此显示出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丁未政潮中瞿鸿■、岑春煌是以为立宪制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为名对袁世凯、奕劻大加挞伐的。瞿、岑在巧设机关之时，绝不会忘记他们与庆、袁之间的清浊之别，因此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庆、袁的贪污腐败，想借此获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以推翻北洋集团。早在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时，岑就趁机将亲信于式枚派进京，向瞿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使岑、瞿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刘体仁《异辞录》第376—37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其后瞿鸿■又使汪康年在京办《京报》，“京报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撄政府要人之怒。”(汪贻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6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岑还自武汉“迎折北上”，面见太后，参劾奕劻，说什么“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岑春煊《乐斋漫笔》第1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不久，段芝贵行贿奕劻及贝子载振购歌妓杨翠喜一案败露，在瞿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光绪朝东集录》第566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瞿、岑在参劾奕劻、袁世凯一党腐败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在政潮中，瞿力举康、梁，并请解党禁，岑则对江浙立宪党人大力提拔。瞿、岑之用心在于拔除庆、袁一党，以立宪党人为奥援，廓清政治。值得注意的是，瞿、岑以为只要推倒庆、袁，清廷即可政治清明，立宪成功。其实两相比较，清廷比较北洋更为反动，清廷所代表的阶级更为没落，这一点显而易见，因此“清流派”企图廓清政治的愿望与手段实类方枘圆凿，难以楔合。
（二）庆、袁一党抓住慈禧仇视戊戌维新党人的心理，以瞿、岑暗通康、梁加以反击，致使清流派败落。戊戌年间，康、梁拥光绪变法，事后有二人欲发动政变推翻慈禧之传言，对此慈禧痛恨不已。庆、袁知慈禧心理，故5月28日奕劻上朝独对时，便指出瞿、岑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推翻大老（奕劻），排斥北洋（袁世凯），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又将岑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三份奏章拿出(《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并把瞿鸿■与汪康年的关系及汪与康、梁的关系一摆，终于使慈禧放岑出任两广总督。之后端方又授意蔡乃煌在上海的像馆里伪造了岑与康、梁的合影(刘垣《张謇传记》第15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作为攻击瞿、岑的证据。更值得注意的是恽毓鼎对岑的弹章，此奏章的出笼显然与袁、庆二人有关，其内容可从恽8月9日之日记中窥见大概：“七月初一日，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2册，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恽毓鼎用心所在是把岑春煊与日本挂钩。日本自立宪后，国力大增，致使中国甲午惨败。甲午之后，中国一批批革命者、立宪派都一心向日本学习，日本也借此不断干涉中国政局，使太后心怀疑惧。时逢预备立宪，岑与康、梁有往来，那么他与日本有联系也是可能的。更兼7月20日发生的日本强迫朝鲜国王退位事件，更使慈禧有所顾忌，致使庆、袁阴谋得逞。
三
在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之时，海外立宪党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此次政潮。丁未年夏，梁启超与蒋智由、麦孟华等于日本组织政闻社，发行《政论杂志》，发表宣言，主张立宪，并在宣言末段表示“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6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可见其立宪宗旨还在真心保皇，与袁世凯势不两立。所以政潮一起就引起他们的关注。留在国内的徐勤、麦孟华、何天柱等人不时将政潮的动向向康、梁通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政潮的隐秘细节也了如指掌。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其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与岑会晤的计划。他曾告知上海的徐佛苏：“知西林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并指出：“岑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机会殊难，故不得不失彼。”(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6月3日，梁由日抵沪。然而“沪道得端方电，到处访查”(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使二人终未见面。
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更非同一般。岑取道武汉入京的计划麦孟华就十分了解，并打算与岑一同入京，借此增加立宪派影响。岑曾表示“抵力相助”(《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第42—4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只因消息走漏，未能成行。丁未政潮失败，岑到上海，麦孟华与他见了面，商议对策。麦孟华向他提出缓就粤督，滞留上海，静观时局的建议。然而袁世凯指使御史陈庆桂大加参劾，攻击岑春煊以“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依为心腹云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15—4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终于使岑春煊开缺。岑春煊的开缺，使麦孟华痛惜万分，致书梁启超谓“（岑）已陷入全行失败之地位”。其继任张人骏“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康、梁等立宪党人在政潮失败后，对整个政局的估计十分悲观，徐勤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今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占一席，只有于商务、教育大为整顿，候数十年后，以待其变而已。”(《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其实，庆、袁一党也在极力拉拢海外立宪党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启超、熊希龄、杨庆等人将保皇会改组成帝国立宪公会，就得到了袁世凯、端方等人的暗中相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可见袁世凯等人在立宪问题上处理较为灵活。
国内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对政潮亦颇为关注。他们力主立宪，表面上又与海外立宪党人无联系，是一支合法的政治力量，所以无论是袁世凯、端方、周馥，还是瞿鸿■、岑春煊都同张謇、郑孝胥等江浙立宪派人士有较多的联系。在官制改革时，岑春煊就在上海鼓动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副会长，可见关系非同一般(《郑孝胥日记》丙午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年版。)。
在政潮酝酿初始，岑称病逗留上海，就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过从甚密。据刘垣《张謇传记》记载：“是年（1906）九月，岑春煊御两广总督之任到上海后，请假养病旅沪甚久，据我（作者）所知，孝胥与春煊过从频数，两人预约在预备立宪会所秘密谈话办有多次，……（我）偶与孝胥谈及政局，孝胥则痛诋世凯不止一次。”(刘垣《张謇传记》，第14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由此可见江浙立宪派态度。
由政潮期间立宪派与双方的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政治波动中两派都企图寻求立宪派的支持，以此求得发展。另一方面，立宪派企图借朝内官员的权势走上宪政捷径。在两派互相火并之时，由于立宪派与袁世凯历史上的矛盾以及政见上的分歧，因此在政潮中积极支持岑、瞿，反对庆、袁。而这一策略本身却是十分不明智的。立宪派没有联合一切主张立宪的力量，推动立宪的发展，却在政潮中积极赞成二者火并，这显然是不策略和缺乏远见的。这样做的后果，使立宪力量大为削弱，成为立宪失败的重要原因。此外，政潮中立宪派支持岑春煊、瞿鸿■欲推倒北洋，却根本没有从力量对比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袁世凯在内政、外交上都有很大权利，以鼓动政潮的方式，来促成袁世凯倒台，不啻书生之见，岂能成功？退一步说，即使倒袁成功，袁之后谁能支持晚清政局？且政局动荡，立宪也绝不能成。更有甚者，由于政潮中立宪派支持瞿、岑，使庆、袁与立宪派矛盾激化，立宪派的活动袁、庆及端方多有掣肘，“竟奏恳清主下令解散政闻社”(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立宪运动最后之所以失败，袁世凯等人在丁未政潮中与立宪派所结之怨乃是原因之一。
四
慈禧在预备立宪中的基本政策是裁抑袁党，重用满人。早在官制改革中，她就打破了以前满汉堂官平列的旧例，并开去了袁世凯的八项兼差。政潮中又调瞿之亲信林绍年入值军机，与袁相抗。瞿氏开缺后，她又使载沣入军机，以至满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册第2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政潮不过两月，清廷又使袁世凯、张之洞同入军机。袁、张二人此前分别任直隶总督和湖广总督，不但握有一方的军、政、财权，且能办理相当一部分的对外交涉，他们虽在朝外却可遥控中央。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二人调入军机，目的是削弱地方实力派，使之更易驾驭。
然而袁、张联袂入军机，客观上却促进了清末预备立宪之发展。据张一麐记载，清廷为了应付危局，“乃有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同入军机之举。袁、张初入京，深相接纳，南皮与同僚为诗钟，得“断蚊”二字，有‘射虎斩蚊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句，即引为两人同心之庆。但南皮主张缓进，项城主张急进，微有不同。”(张一麐《心太平室集》第474—47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足见二人在立宪问题上达成了默契。在袁、张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在政潮后的一段时间依然搞得有声有色。现将政潮后立宪大事开列如下：
（一）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应亲王奕劻等人之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二）同年初二日，派汪大燮、达寿及于式枚，并赴英、日、德三国考察宪法。
（三）同年八月三十日，派溥伦及孙家鼎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画该院章程及其有关事宜。
（四）同年九月三十日，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谘议局，其各府州县议事会亦一并为筹画。
（五）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发布宪法大纲，议院与选举要领，及九年筹备清单(《德宗景皇帝实录》567卷页4，577卷页4，577卷页17，578卷页14—15，595卷页1—3，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
这些步骤，平心而论，皆为立宪之必备措施。以设谘议局为例，谘议局之设立，使海内外立宪派大为振奋。他们自此便可经选举成为地方议会代表，活跃于地方政坛，并能联合各省的谘议局向中央建言。江苏张謇、四川蒲殿俊、湖南谭延闿、湖北汤化龙等地方立宪精英均任各省会长，使地方立宪活动异常活跃。无怪张一麐以为：“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第15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预备立宪虽在政潮后由于袁、张的入枢而一度有所振作，然而政潮中统治集团内部立宪力量的削弱及满族亲贵的补入，给预备立宪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不久，袁世凯开缺，张之洞病卒，朝内立宪力量顿失砥柱，立宪之领导权落入一群满清皇族手中。他们根本不想放弃权力，这就致使进行了六年之久的清末立宪运动以皇族内阁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人们完全有理由说，清末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丁未政潮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