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新政改革与社会教育勃兴
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中华民族接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残酷的挑战，最高统治者们终于被迫走上了改革之路。无论新政多么被动，其改革都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扼杀戊戌变法的刽子手，在无可奈何中变成了维新运动思想的执行人，最终导致了晚清帝国的分化瓦解。而新政教育改革不仅首当其冲，也成为分化瓦解的重要原素。
由于戊戌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且时间暂短，不足以改变国民的思想意识与传统习俗。因此戊戌变法时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在推行新政时仍在兴风作浪。首先，是凭藉旧秩序而取得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因恐惧改革导致其地位危机而进行的本能抵制。其次，是“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诚非一二言所能转易。”（注：《请御门誓众折》《戊戌变法》，（二），三九三页。）新政开始时，为改造旧说克服陋习，人们把关注社会的目光从统治阶层转向了普通民众，如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民说》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把培养具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的“特色国民”视为已任，强调造就“为本国之民而非别国之民，为现代之民，而非古代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僻壤之民”是社会转型的关键。这种注重国民性改造的倾向，在社会各阶层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间接作用于新政的实施。
当年敏于时事追求改革的人们，接受了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思想，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他们强调新的章法虽然颁布了，但是人的观念与行为不改变，新政也是徒劳无益的。首先，国民无公民知识不可能纳入新政规范之中。“无知识即不解何者为公益，何者为应尽之义务，倘以此无知识之国民强纳之于新规范，纵不丛刖足适履之弊，将难免夏虫语冰之讥。”（注：《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其次，立宪、发展实业、实施地方自治，都依托国民的教育基础。“今日吾国之策，救亡者莫不改宪法也、兴实业也、立地方自治制度也。故欲改宪法而无国民参政之知识，则法万不能成立，欲兴实业而无普通必须之科学，则实业万不能完善，欲立地方自制而无东西洋公民之资格，则凡百事业决不能担当责任，然则今日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认为新政的实施要求国民具有公民知识、参政知识、普通科学知识，因此新政必需从教育做起。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到统治阶级之外去寻求支持新政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的形成寄托于教育普及，力求摆脱“有治法无治人”的困境。
由此教育普及的问题，已严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短时间内仅通过兴建学堂来普及教育，难解燃眉之急。于是他们把普及教育的目光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指出：“环球之竞争虽烈，愚民之沉梦之酣，顾此岂岂割心沉痛，是知实行新政要在民气新，民气新必自教育发达始，现于近日俄之胜，是可司教育效果，惜财政困难，学生未能遍布，顽固之民反而震撼之，是尤不可无权变开通之法，以辅学堂之不足。”（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清醒的认识表明了两点：其一亲政需要民气新，民气新靠教育；其二在学校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来弥补学校无力解决普及教育问题的不足。从实践上他们找到了权变开通之法即扒行社会教育，其社会教育的开展为推行新政以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晚清新政社会教育的形式与功能
所谓新政社会教育是指由新政需要而引发的，经由官方来推行的社会教育。据史料记载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一）到乡村“宣讲”。新政教育改革兴学初年，山西巡抚奏呈“通筹本计十条”。第一条为“广宣教化以开民智”，（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下。）得到朱批，并要求政务处议准通行全国。湖南省据此责令各府厅州县有科举出身的学者去执行，而且得到各属的禀报，其中半数以上宣称已遵办。湖南抚院在奏呈公文中，并不敢说是滞真有半数以上地方已执行“宣讲”，但却就“宣讲”这一社会教育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写出了具体条文，定为章程。赵抚院认为宣讲的效力恰恰是民俗文化的魅力所在。“夫经传之所载，史册之所登，非不足资记诵也，而感悟之功或不如杂志小说。先正之名言，故老之遗训，非不足垂训，而鼓动之力，决不如俚曲戏文，庄论不及寓言，文词不如俗论，自古然矣。且乡曲之子，圜口之夫,或目不识丁，或胸无文理，尤非当面指陈，剀切开导，无以被教化之泽，而去其愚蒙。”（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下。）正是民俗文化的“感悟之功”、“鼓动之力”，可以改变一纸空文，不符合实事；只读其文，精神不在，照本宣科的旧例。宣讲教习要把民俗文化的这些特点运用到宣讲之中去，而使那些“目不识丁”、“胸无文理”的乡夫俗子，能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确有学力，确有神效”的宣讲中，受到启迪，脱离愚昧。
细翻阅其宣讲的十四条章程，涉及宣讲者的条件、宣讲时间、地域范围、津贴、纪律、奖惩、宣讲的内容与要求等等。其中对宣讲教习的最基本要求是：年富力强，口才敏捷；每月下去宣讲二十天，回署办公十天；下去时不准多带随从，以造成与老百姓的隔阂；不准有需索供应摊派车马等事，即一酒饭之徽，亦不准稍滋扰累，如违准各乡控告究办；不论听讲者是否听或有非议，都须通篇详细讲说，坚持到底。这些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政的不同，如教官不准多带随从，一反封建官员下乡前呼后拥的常态。
据史料记载，天津、庆云等地还建立了宣讲所。尔后，山西省晋报总办程守育对宣讲的作用进行了理性分析。他说：“中国近年举办新政甚多，而收效者鲜，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之奉行不力，甚至各国所已行已效之事，适中国仿行之辄有弊无利，重为世诟。此皆有治法无治人之故，即一、二有心人思有所建树，又不能久于其任，故中国维新之机殆将绝望。”（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程守育的见解触及到了根本，新政就是新政，新政的推行，必然要暴露其改革与清政府自身的多重矛盾，以及触动官史们的思维定势与既得利益，“政府于一切内政外交之事，皆守秘密主义，不肯公示于臣民，而外省大宦贵皆存已恶报馆之心，而不肯实心提倡。居环球大通列强竞进之日，而自塞其聪明，并欲掩尽全国人之耳目，欲以此求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犹南行而北辙也。”因此倡行演说，就是要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改革深入人心。另外就方法而言，“演说则兼为不识字人而设……山西不识字人仨十之九，若能于白话报纸加以演说，不独三晋之愚氓咸蒙乐利，而于我宪台化民成俗之心是弥纶无憾。”（《论政府宜宣传利用报馆推广白话演说》，录乙巳顺天报，同⑦第169页。）
通过演讲进行教育，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成为各地社会教育的追求目标。而宣讲经朝廷的认同和地方的推行，成为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广建简易图书馆。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倡议广建简易图书馆，是一种明确的以社会教育机关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促进教育普及的主张。1903年《教育世界》上发表了《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文章论证了教育与国民资格互为因果、循环无极的关系，指出：“全体国民之间，其教育之效，既极薄弱，则能阻教育之进步，而教育之进步既阻，益不能得资格适宜之国民，两者互为因果，循环无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两者之间良性循环呢？作者提出三策，“曰宜改良教授之法，以期教育之为效确实；曰宜于学校以外，相宜而有所施设，俾其得自教育者，可假他途而坚固之，且助长之；曰欲使学校以外之人不阻学校以内之事，则宜别设机关，以开导之，循是三策庶几使教育之为功，不致虚耗，而且直接以图其增长，又间接以谋其普及焉。”（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1903)。）这里作者阐述了以社会教育巩固学校教育，和建立社会教育机构辅助学校普及教育的思想。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设施最为简便易行呢？作者认为“事之易举，行之无害者，其惟简便图书馆一事乎。”（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1903)。）为什么说简便图书馆最好？“一使在校肄业者，得拓闻见，以补其教育之功效。二即卒业于学校以后，亦能使其得教育者，确实而增长。三导学校附近之人民，趋于嗜好高尚之途，且自然新拓知识，而各具匡助教育之热心。四藉图书馆之力，而学校内教授法得以改良进步。五因是之故令学校附近人民益与学校有亲密之关系，故令学校得大展其教育之力。”（《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这也就是当时简便图书馆的创办者对于其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
但是，在国力贫弱、国库空虚之时，如何建立简易图书馆呢？作者提出充分利用学校的一切有效资源的设想。如：(1)利用校舍，开夜馆，休校时，开馆阅读；(2)利用学校的图书；(3)利用学校教员兼任监督与司书，既节省薪金，又可以使阅读者有疑问时可得教师指点。论者相信，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力提倡和施设，可得到普及教育的效果。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地方（特别是江南一带）开始建立简易图书馆。
（三）成立阅报社。20世纪中国的报业发展迅速，报馆人员认为“报馆乃起衰振懦之猛剂，拯危救亡之良方”。（《论报馆之有益于国》录乙巳二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二十六日新闻报。）他们强调20世纪报纸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于“鼓舞国民之精神，增长国民之见识”，以维系国家的独立存亡。伴随着报馆的大量出现，与之相应地阅报机构也应运而生。
1904年《直隶教育杂志》上刊登了《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请折》。折中详细介绍了其阅报研究所的宗旨、阅报内容及其规则，无处不体现提倡民众教育，倡行民俗文化的倾向，突出了阅报所的社会教育功能。此折开宗明义“凡士庶军民农士商贾人等，每日不拘时间，均准赴所阅报。所有报资愁由官捐备，不取阅者分文，以期广开民智。”（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纪事。）
阅报所还对众多纷繁的报刊进行选择，这个阅报研究所订阅了如下报纸：
湖北商务报、时务报、北洋科学报、蒙学画报、农学报、时事采新报、经济丛编、白话丛书、瀛州观学记、北洋官报、日日新闻报、变法奏议丛钞、圣谕像解、京话日报、徐家汇报。以体现其面向民众的倾向。
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面向民众的目的呢？阅报研究所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措施，如：(1)尚白话，演说务使明白易晓妇孺皆知，不止免却文章习气，即官话亦非愚民所尽知，故须以方言俗语为主。(2)穿便衣，同人到所，宜去衣冠，脱尽官场习气，平民不至生畏避心，不致有局促志，所谓动人以感情也。如家人父子之处于一堂，则天机自有活泼之致。(3)讲应酬，创此盛举，顽固者以为骇人所闻，每日来者，务察其果系热心，即延以上卒座，请其质疑问难，彼若厉声，我总以和容悦色答之，要而言之是劝人非教人也，守此宗旨不患无引人入胜之路。（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这些做法与要求无疑对官僚主义是一种冲击。
阅报所作为社会教育机关，如何提高阅报者的素质？根据此折记载，是采用演讲的方式“籍阅报之名，以行演说之事”。“每日阅报同人可轮日演说，此名小演说，每月宜请官长或朔望日或三八五十日临所，仿学政讲书例，于同人中指定一人出场开演，如平书者，然此名大演说，或曰演说会。”（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阅报所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
这种阅报机构日益普及，1906年深泽县一绅士学生请求建立阅报社立案。在案禀中说：“补教育之不及者惟报纸，中国现在各大都会亦皆以仿照泰西遍设阅报社，如津保等处，而人益开通。生等邑属蕞尔，与大都会不便交通，以是人心多愚昧，于新章新政多所诋誉，此实大有碍于文明进步。生等联合学界诸同志，各自酌量捐资公立一阅报社，期以破除固蔽，增进文明。”（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反映阅报所的建立已从大都市发展到了小县城。
在阅报所大量建立的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推广阅报的方式。《时报》记载广东省有人把报纸内容进行编辑，汇集成册，送到乡下免费送到各户，供女性阅读。为“开通女界之善法”。报上说：“广东省城西璇源桥附近，现有志士潘君等，拟汇辑关于女界之显浅报纸及各报之教员歌谣，并命题随时征撰诗歌讴曲各种，装成册本，顾夫挑往省乡，沿门供给，使闺阁中人，得以购阅，不取分文，俾女界受益。”（注：《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阅报机关从官立到公立到私立，从大都市到小县城，从上流社会，到乡土民间，从男人到女子，成为变通风气、开发民智极为有效的社会教育机关，发挥着报纸的教育功能。“庚子以前，各乡绅学究大半盲于时事，不知何处为商埠，更不知何者为五洲，自官所流行，已稍知中外大势，此成效之昭著人所同睹。”（注：《庆云县请饬官报局增编白话报禀》，《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作用，有识的报界人士热心于发展报业。如北洋官报主持人就提出：“饬下官报局增编白话报一种，附设于北洋官报之后，即可奉为宣讲之资，而官报所销之地咸可藉此开通，水到渠成，收效必普。”（注：《庆云县请饬官报局增编白话报禀》，《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新政中报馆与阅报所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又一重要机构。
三、晚清新政社会教育的影响
（一）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直接影响。前述三种社会教育的形式，创兴于晚清新政改革之中。30多年后，1935年4月10日《教育杂志》发表了社会教育统计，列出中国社会教育机关共12种，其中（五）图书馆，（六）讲演所，（七）民众阅报处，具体统计数字如下：
1935年地区图书馆、讲演所、民众阅报处统计表
地区 图书馆 讲演所 民众阅报处
数量 经费（元） 人员数 数量 经费（元）人员数 数量 经费
四川 156 99945 317 485 41487 652 856 518096
河南 148 69851 221 82 789 84 1950 31379
广东 124 74976 204 21 14280 79 742 44980
湖南 116 95414 213 178 17197 459 3657 29990
河北 104 91430 192 146 5104 161 1411 37498
云南 88 9662 158 214 3019 810 264 5281
山西 83 17830 196 542 4259 770 468 11186
江苏 62 105359 190 115 13690 209 784 37614
陕西 51 20880 94 61 8360 168 121 6101
福建 46 66129 150 14 2182 26 68 9434
上海 43 89320 132 1 1356 13 158 1842
浙江 41 79811 125 12 292 18 2360 16663
甘肃 41 62765 51 64 5454 80 68 2937
广西 36 37358 64 58 1687 106 348 16903
安徽 31 35263 89 17 3874 24 214 7007
江西 25 30068 60 18 6039 27 40 10828
湖北 24 36340 44 10 4818 26 30 2407
察哈尔20 5074 24 27 7103 36 68 590
贵州 12 1860 14 44 3680 88 44 4280
绥远 9 4660 8 6 9742 21
宁夏 2 500 4 12 650 12 10 550
南京 2 9540 9 1 4 12 1400
新疆 1 9771 4
威海卫1 2884 3
青岛 5 11760 20 94
青海 6 290 31 22 475
北平 1 528 1 13 6324
（此表根据1935年2月27日上海晨报，1935年2月26日北平晨报，《教育杂志》第25卷第4期刊登的统计数字整理。作者注。）
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其一晚清社会教育中创兴的几种社会教育形式，在以后的社会教育发展中得以确立。其二清末最初创建这些社会教育形式的省份、地区、如广东、湖南、山西、河北，在其后的发展中保持了它的发展优势。其三从全国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文化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文化落后地区，说明地区文化基础对于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的间接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普通民众，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社会现象。从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三种主形式及其功能发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释放出了社会革命的因子，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产生了间接作用，使教育目标发生了从追求统治人才到培养国民的改变。
新政社会教育作为普及国民教育的补充，立足于立宪政体、发展实业与地方自治的需要。其实施面向全体民众而不仅面向统治阶层，从实践层面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仅注重统治人才培养的着眼点，对求才与求仕主义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批判。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实践，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清末学堂建立的英才主义价值取向。
当年的读书课员韩云梯曾撰文指出，在兴学的过程中，“至今不变者总以不出所谓求才主义与求仕主义。为近是夫上以求才主义兴学，则下必以求仕主义应之。”这是“根本之认识即误”。（注：《论直隶学务进步之次第并视其发达之前途》，《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而对这种失误的纠正来自于民间，决策于中央。
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事书》中，分析了求才主义的偏颇与落伍之处。（注：《教育世界》二十号壬寅年正月下。）1905年2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也明确，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令全国之民众无人不学。”（注：《教育世界》第一百十九号，丙午年二月上旬第三期，文牍。）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从求仕主义到国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官本位的封建政体的教育基础已发生了动摇。
这种否定求才求仕作为教育唯一取向的思想，使教育脱离科学轨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自觉。“科举者，为一般仕宦人而设者也，学校者，陶铸全体国民得实地之生活而设者也。”（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这种改变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吻合，也使教育从上流社会走向下层民众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教育非徒为上等社会而设者，必使负贩之夫，贾竖之子皆系学堂卒业之学生，而后教育可谓普及。”（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对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积极作用。文化变迁是在不同层面依次递进，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是文化传递与文化创造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文化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推行，提倡白话演讲，面向普通民众，导致教育内容发生了从官学文化到民俗文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变迁。
所谓官学文化，是指由官职功能而产生，渐以统治术为主体的文化。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论证儒家学说由司徒官而来，道家学说由史官建立，阴阳学说由义和官分化，法家学说由理官构建，墨家由清庙官、名字由礼官、纵横家由行人官、杂家由议官、小说家由稗官分别建树。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学在官府，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或寺庙文化。孔子讲私学，但是其倡兴的儒家学说经过历史上二次大的改造，被统治阶级奉为天经地义，成了地地道道的官学文化代表，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的科举制为中介，固定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无论处于什么阶层的人，一旦接受到这种教育，即产生通向仕途的强烈愿望。这种教育因其统治阶级数量所限，只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此它只能是一种英才教育。
民俗文化来自于下层生活，其内涵主要有三大要素：一是接近下层生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二是面向全体民众，不受等级的局限，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三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民俗文化只有在普及教育的呼唤中，才走向学校那神圣的殿堂。在中国历史上民俗文化与官学文化出现竞争，形成并轨，发生在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帝反封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契机，而社会教育成为其主要途径之一。在社会教育的推广过程中，白话文作为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宣讲的主要工具，而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正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
如何才能使一向与教育无缘的老百姓听得懂演说？从1903年进行宣讲开始，其宣讲章程就明确要求宣讲教习用白话文演讲，并撰写白话文讲稿以求推广。白话文作为民众文化的载体，在社会教育中首先成为沟通文化与民众的纽带。“今宜力矫其失，仰恳宪台严饬地方官，将白话文认真派阅，并就官之所拟广为演说，庶几民德日进，民智日开，并力一心共图进化。”（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运用白话文进行演讲，对教官本身就是一种形象的改造，更何况阅报所的创建者还明确地提出“免却文章习气”变官话为民言俗语，“脱尽官场习气”与老百姓联络感情，“劝人非教人”与平民打成一片。曾几何时，在儒仁深入乡间的白话演讲中，官话、官气、官架失去了往日的风彩，士风为之一变。
事实上，当时的士风变化不仅停留在语言外壳，也深入到了学术思想的深层。士阶层的思想已开始脱离君主意接受民主思想了。他们认识到专制思想窒息了中国学术的生命力，而西方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则是西方学术繁荣的根本。社会教育追求“开民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报纸为中介，潜移默化到阅报者的头脑中，发挥了报纸的启蒙作用。有的阅报所设置了一种“开化簿”，“凡来阅报之人，如连到三日者，即系关心时局之人，应将其姓名执业列入簿中，月终可核其人数多寡。”（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这种“开化簿”是风俗变化的真实记录。
（四）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主生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改变皇权观念，形成公民意识。一位笔名为白话道人的作者在《论合群》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体没有公共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公字，都是批皇帝一个人说的，那做皇帝的人晓得百姓有这种思想，他就说你们这些小百姓天天办你们的私事，把我们这寡人予一人朕的公事都丢开了，这可不是以私废公么。那百姓自己也承认了这句话，所以共皇帝办事叫做办公事，又叫做替公家办事，自己偶然有集会结社或是来干预地方上的事情就都不能够做了，故老百姓既没公共的事情做，那公共的观念自然越弄越没了。”（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在皇权观念支配下，老百姓根本没有自主的公民意识。清末在列强的环伺与威逼之下，昏庸无能的中国皇帝成了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丧权辱国，皇权由此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老百姓一盘散沙，只供孤家一人驱使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了。“亿万人有亿万的人心，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待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因此社会教育的责任首先在于：“演说者应知现今中国海口尽割，路矿尽失，门户洞开，四百兆人民无立足之地，是因中国不能自强百事废弛之故。今欲使人人知振作大方，必先使人人知危亡之痛，故开民智为第一要著，而演说时尤不可不坚持牺牲一身以振聋聩于汤火之宗旨”。（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是在亡国灭种的强烈刺激下，在社会教育那振聋发聩的呼唤声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其次，弃官本位，士阶层多元化。具体表现：(1)在实业发展中自然改变，“实业振兴则不必营谋官吏，而足以自立，试观世界富强之国，其实业家之养尊处优，皆有笑傲王侯之慨，则求仕主义必轻。”（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2)在历史选择中强制改变，“鄙人窃以一言敬告学生曰，既具健全之身体，普通之知识则任选一业，皆足以自立，又何必争此不足轻重之出身。”（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不必营谋官吏”，“何必争此出身”的观念，严重冲击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反映了士阶层弃“官本位”的多元化思想倾向；实业家优于士大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正在改变“官本位”的历史格局。
作为社会教育的主渠道，报纸上大肆宣传“凡属内政之事，当令全国周知。”“凡属外交之事，不关系于机密者，必当宣示国民，令民咸晓然于我国在世界之位置如何，世界各国对我如何，我国对各国如何，我国人民对异国人民当如何，一以激发其爱国心，一以指示其对外之法，一以启迪其世界知识。”（注：《论政府宜充分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录一乙巳年顺天时报。）这些宣传改变着士阶层的追求。在各种报纸不断产生、报业迅速发展之时，办报成为士阶层介入的重要行业之一。
宣讲中劝修水利、劝广种值、劝讲蚕桑、劝开学堂、劝兴实业等等的大力宣传，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相结合也导致士阶层不再只羡慕仕途。留学归国、学堂毕业或工、或商、或军、或通士，改变了士与仕之间的单项联系。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新兴阶层力量承担了经济社会的职能，而且在于它们成为新文化载体扰乱着传统文化的秩序，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变迁。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辽宁，大连，116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