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学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 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 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 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注: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郑观应《盛世 危言·考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及 《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分别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原字王加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 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20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注:参见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岭南学报》新第 一期,1999年10月。)。在这其中,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能顺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当推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1865—1954)创办的无锡国专。
这所“书院式的学校”(注:参阅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钱氏乃无锡国专早 期毕业生,1934年回母校任教,其追忆与总结相当精彩。),创建于1920年,初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励精图治十年,终于在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 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锡国专以不同形式分别在桂林、上海两地办学。1946年初春在无锡复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 年间,曾在无锡国专就读的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魏建猷,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 、汤志钧、朱星、王绍曾等。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不同于一般大学的中文或历史系;其筹建及运营,更富有传奇色彩。而这背后,牵涉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 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与转型,值得认真研究。
一、从“救民命”到“正人心”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 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这些校长,就其与所主持的学校的亲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称唐校长乃无锡国专的灵魂,一点也 不过分。不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尽管其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可以这么说,无锡国专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唐文治个人色彩。这自然 是因为学校规模小(顶峰时期学生人数也不过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长有权“说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 须将唐先生本人的社会阅历、政治倾向、文化理念与学术追求考虑进来,方才可能解读这所风格独特的学校。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作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即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筹设的南 洋公学,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辞去现职,跑到无锡创办小小的国学专修馆?这一点,论者大都依据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辞职,因宗旨相近而办学。可这里有几个小问题,牵涉到日后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能不详加辨析。
依《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1920年)五十六岁”则,不顾交通部以及学校同人的再三 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同年十二月间方才应施肇曾邀请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也就是说,辞职与开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经答应出任 私立无锡中学的校长,并为其制定章程(注:据无锡市三中《深切怀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油印本,江苏无锡,1994)称,唐日后还专门为无锡中学撰写校歌:“力拯水火济生民,即为邦国兴太平。”)。此前八年,原籍江苏太仓的唐文治,已经在无锡 购地建屋,奉父徙居。回过头来,不难发现,五十六岁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隐无锡,并非一时 心血来潮。早已将无锡作为终老之乡,这才能理解其宣布讲学宗旨时,突出“预储地方自治之才”。而所谓“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 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5页,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校印,1935年。),除豪杰崛起于乡间的传统想象外,还凸显了清末民初变革的新思路:权力下移,地方自治。
而这,正好对应了精研易经、洞明世事的唐文治一生的运动轨迹:京城为官(1892—1907) ,上海办学(1907—1920),无锡讲道(1920—1950)(注:抗战爆发后,年过七旬的唐文治主要活动在上海,但因仍在从事无锡国专未竟事业,故不加分别。至于同是一校之长,何来“办学”与“讲道”的区别?这涉及对于二校性质及宗 旨之理解。)。对于唐先生来说,真正的“节骨眼” ,不在大清王朝的解体,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抗战中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职,这对于理学家来说,自在预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后又曾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的唐文治,辛亥 革命后不只没有成为遗老,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伍廷芳等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逊位。这显然得益于其尽早离开了污浊的京城,远走上海办学。
1907年的远走上海,并不像自订年谱上说的,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年迈,思乡日切”;在 我看来,主要还是官场失意:一直提携他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被参劾辞职,唐因而前途渺茫。而同样是弃政从教,选择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而不是北京实业学堂或北京贵胄学校,这倒 是很能显示唐文治的见识。四年后,唐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南洋大学事上京,年谱里留下这么一句:“京师气象,腐败已极,余小住数日即回上海。”(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71页。)十几年的京官,不能说对红 顶子毫无留恋——自订年谱里再三出现蒙皇太后召见垂询云云,可见一斑。陈衍批评唐文治 “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注:参见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不无道理。可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告别无可作为的京城与 官场,远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热门事业:“教育救国”。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条陈,订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经费、扩充专科人数,更强调 “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作为“实业学堂”,自是“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 国实业为主”。可监督(校长)唐文治,却还有培养通才以及整顿士风的愿望,于是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注:参阅《条陈本学堂办法》和《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均见刘露茜等编注《唐文治教育 文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讲求实业与保存国粹并重,正是唐先生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一般 的洋务官员或理学名臣之处。
曾两度跟随载振亲王出访英、法、美、日等国,再加上任职外务部和商部,唐文治对西方 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略有了解,当然明白“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二者交叉的分量。出长上海实业学堂后,强调“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崇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正是 由 于这种“尚实”的办学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学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国外教育界的好评,毕业生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无得意地称:“余私 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注:参见刘露茜等《唐文治对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贡献》,《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20~34 2 页。)
作为东南各省大学之翘楚的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举行第三十届毕业典礼,特邀请老校长 前 来训词。唐文治先是表白当初办学之“区区宏愿,尝欲兴办实业”,很快地话锋一转,引述诸多孔孟语录,论证“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当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注:参见《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词》,《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31~234页。)。确是理学家本色,时刻不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此才性,出长“工业专门学堂”,其对于创办铁路 或电机专科,改革土木及机械课程,到底能投入多大的热情,实在值得怀疑。不妨看看唐校长上海十四年间的著述:《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人格》、《国文阴阳刚柔大 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工业专门学校国文课本》等。除了理学,就是文学,作为人文学者的唐文治,无可挑剔;可作为专门学堂的校 长,唐先生明显对电机之类缺乏兴趣。
身为一校之长,唐文治更关心学生的“人格”,而不是具体的“学业”,这完全可以理解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惊讶唐校长著述时之精力充沛。1912年,“因胸中欲言者甚多”,唐校长将制定校训的计划,改成撰写《人格》一书:“是书宗旨,专在发明人道,示以当然之 格。”(注:参见《人格》之“绪言”以及《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12年则。)第二年,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唐校长又强调:“居今世而言教育,惟有先以注重道德为要点。……道德并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而后事事乃归于实。”(注:《致交通部公函商讨教育宗旨》,《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09页。)同年,又将自编 《高等国文讲义》八册函请交通部转送教育部审查,希望“以之饷大学生徒”。大概是意识到可能遭遇“不务正业”之讥,唐文治预先摆明“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的理由:“科学 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注:参见《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国文讲义》,《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17~119页。教育部的复函非常得体:因其只负责审查中学以下教材,“本书不在审定范围之内,应由编者自由出 版,听各学校自由采用”。)
作为“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本该是引进“科学”的先驱,可唐文治却关心起汹涌澎湃 的西学大潮对于本国文化的无情冲刷。这种思考,显然超越了具体校长的职权范围,更像个深谋远虑的教育家兼思想家。假如世道平静,唐校长一边推崇实学,一边讲求人格,二者互 为补充,未尝不是好主意。可迅速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唐校长以“人格”调节“实学”的计划,是个致命打击。原先赖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学说,如今被北大的新秀们扫进了垃 圾堆,这可是唐文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校园里,除了“科学进步”与“本 国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猛烈碰撞。而这,对于唐校长之“决计解职回锡”,我相信有直接的影响。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0年则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职时,还有这么一句:“自上 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虽是寥寥十二字,却不可轻易放过,在我看来,这与唐之由大学 校长转为“讲学家居”颇有关系。对于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唐文治的态度值得玩味:既公 开发表通电,要求政府谅解学生的“爱国热忱”,“勿加苛责”(注:《请顾教育大局电》,《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5页。);同时又对此后校园里难得平静不无忧虑——这其实也是蔡元培等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名流的想法(注: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之“余论”以及有关 蔡元培、章太炎、康有为、胡适等章节,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对于一个希望“ 严定章程”加强管理的校长来说,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辞职之前,感叹“学风愈觉不靖”;辞职之后,当即开办国学专修馆,并宣布讲学宗旨: “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会是纯粹的巧合。考虑到此后唐文治越来越公开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有理由相信唐氏此举乃寄托遥深,是人生关口的一大转折。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1907年的 弃官从教。
在参照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高攀龙《东林会约》等而制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 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故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甩开“振兴实业”的口号,专注“维持人道”与“挽救世风”(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155页。),对于理学家唐文治 来说,显然更为得心应手。从筹办洋务,到讲求实学,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在晚清新派学人中,很有代表性。
经过生光电化、坚船利炮的洗礼,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难再只讲仁义、礼仪,而无视 制度、物质的强大力量。只是有感于西学大潮使得传统中国风雅凋零,有违自己的良知与教养,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补阙。对此,有必要给予“同情之了解”。从早年的提倡洋务(“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呼唤西学(“西学堂之不容不设”)(注:在戊戌政变后一年的《与友人书》中,唐文治专门论证“西学堂之不容不设”,以及“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参见《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页。),到晚年的“振起国学 ,修道立教”,这一转折,有个人安身立命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时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调整。对于积弱贫困的中国来说,“振兴实业”与“挽救世风”何者为重,很可难见仁 见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讲学宗旨,无锡国专无疑着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救民命”。
作为一名别有幽怀的理学家,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或者说由“救民命”转 向“正人心”,自是本色当行,也自有其独立价值。问题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怀的不只唐文治一家,为何无锡国专能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创 办书院,便显得举步维艰?
二、另有渊源的“东南学术”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书院改学堂,目的是使中国教育走上“与国际接轨”的康庄大道 。故论及书院教育,基本上截止于“清末书院改革”,或者“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偶尔顾及“近现代对书院精神的发扬”(注: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二十二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陈谷 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六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也都未能给予认真的清理与公正的评判。反而是思想史家,会对章太炎、马一浮等人的书院讲学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有理想、有信念,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可贵尝试。
二十年代初,有感于“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所向披靡,对“忠信笃行”等传统伦理 道德造成极大冲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借《学衡》杂志奋起反击,与新文化分庭抗礼,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注:胡先@(原字马加肃):《朴学之精神》(《国风》8卷1期,1936年10月)称:“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 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此乃个中人的自我表彰,不足为凭。但《学衡》诸君之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确与五四新文化人态度迥异。 进入九十年代,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不少“了解之同情”。)。撇开当初论战时的激愤之辞,大致而言,北方学者锐意革新,自是容易流于空疏;南方学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过于守旧。张其昀关于“世人多称南高学 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的辩解(注:张其昀:《南高的学风》,《国风》7卷2期,1935年9月。),在我看来,实属多余。因文化理念的“激进”/“保守”与治学态度之“空疏”/“谨严”,不是一个 层面上的问题。而胡适所说的“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注:《胡适的日记》,第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虽是持平之论,却忘了南北学 者治学态度的差异,其实隐含着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的冲突,很难靠学养或方法来调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与《学衡》杂志(1922—1933)文化理念相近的,除散落各地的 专家学者,还包括若干很有特色的私人讲学机构。1918年筹备、1922年正式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虽由沈曾植、陈散原、章太炎代为撰写“缘起”与“简章”,主持人欧阳竟无也 有“须复宋明讲学精神之教育”的说法,但毕竟近于居士道场而不是传统书院(注:参见徐清祥、王国炎:《欧阳竟无传》,第七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倒是唐文治1920年创办于无锡的国学专修馆、康有为1926年创办于上海的天游学院、章太炎1935年创 办于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都以“国学”相号召,对抗其时已经如日中天的“新文化”。有趣的是,这些有影响的私人讲学,均集中在江苏一省(上海旧属江苏,二三十年代江苏省 的教育、文化组织多仍在上海活动)。真应了那句名言:“东南学术,另有渊源。”
据张耀翔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共342 人,其中江苏就有119人,占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5.2%。(注:转引自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27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三者加起来,共218人,占63.7%。虽然科考功名并非人才的唯一指标,但据此可约略看出一地之教育 及文化水准。故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所下的判断:“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上海:中华书 局,1936年。),还是大致可信的。
正因为文化积累深厚,在社会/学术转型中,东南士子自然不甘只是充当配角;更何况旧学 根基深厚者,必定反感新学之“浮躁”,也有能力与之争锋。考虑到民初浙江学人大举进京,占据北大等重要位置,甚至有盘踞把持学界之嫌(注:桑兵的《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化派》(打印稿)收集了不少被排斥者的怨言,值得参考。);而早在晚清,“徽籍学者大量涌入江浙地区,造成了安徽书院的学术真空状态”,难以产生学术大师(注: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478页。)。好不容易涌现出若干新 锐(如陈独秀、胡适),又都跑到北京兴风作浪去了。这样,二十年代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代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确实非江苏学人莫属。这就难怪南京学界自觉扮演主流之外“另一 种声音”的代表。当然,考虑到晚清以降学者们大都四处求学,转益多师,原籍不再是决定性因素,故这里更看重讲学者的居住地。
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 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 。
1926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天游学院,原本准 备办成正规大学,因经费无着,只好改在上海愚园路自家住宅设教。登报招生后,应者寥寥。好在“康圣人”豪气不减当年,做了非常精彩的自我辩解:“上海各大学人数动辄千百, 我院只有二三十人并不为少。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注:参见蒋贵麟《追忆天游学院》和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夏晓虹编 :《追忆康有为》,第459~47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可此一时彼一时,康有为晚年处境,不要说无法比拟耶稣传教,与早年万木草堂讲学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康有为上海讲学之凄清截然相反,章太炎的苏州讲学则显得十分热闹。1935年9月,太炎 先生创办“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注:参见《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章太炎年谱长编》,第9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因有众多政界闻 人与学界名流捧场(注:学会的发起人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马裕藻、潘承弼等,以及赞助人 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陈陶遗、黄炎培、蒋维乔等,均为政界闻人与学界名流,有很大的号召力。),加上诸门人充任讲师协助教学(注:如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潘承弼、沈延国、徐复等。),创办之初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可称得上“盛况空前”(注: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和汤炳正《忆太炎先生》,二文均载陈平原等编《追 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可有一点不应该忘记,这笔数目不小的办学经费,乃蒋介石的“私人馈赠”。此“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不妨用以办学的万金(注:章太炎《与王宏先书》有云:“前月杪,丁君鼎丞又来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医药见惠 ,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亦不复强辞;然无功受贶,终有不安。因去腊已在此间发起讲习会,即以此款移用,庶几人己两适。”),一直支持学校的运转 与《制言》杂志的出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方才“全部用罄”(注:参见《制言》63期所载收支账目。)。
其实,在二十世纪中国,所有“大儒讲学”,都无法回避不太“优雅”的经费问题。独立 于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讲习会”或“专修馆”,没有功名引诱,也不教谋生手艺,可想而知,愿意付费问学者,数量不可能很多;因而,单靠学费,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既不像康有 为那样捉襟见肘,也并非如章太炎依靠当局馈赠,唐文治的无锡讲学,靠的是民间赞助。自施肇曾投入第一笔经费(开办费八千,常年经费每年一万)起,无锡国专主要依靠地方士绅的 捐赠,非但弦歌不辍,且日渐扩大规模,完善设施。关于无锡国专的经济状况,《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颇多记载,总的来说运作良好,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88页、108页等分别记载了大笔的捐赠。而10 2页、118页提及因学校扩充或校董捐款停滞而造成的困难,笔锋一转,又大谈学校如何发展。1933年新校舍落成,同时完工的还有忠义孝悌祠的改建,后者的费用由唐文治和钱基博承 担,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20页。)。
自古富庶的江南,在晚清开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化浪潮中,“近水楼台先得月”。二 十年代的无锡,虽也同样遭受战火蹂躏,毕竟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士绅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热心于赞助教育事业。远在戊戌变法之前,无锡就开始创办 新式学校,而且均为民间私立。钱穆对其家乡人“重名犹过于重利”的习性,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 之发展。”(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师友杂忆》举的例子,还包括无锡巨商荣德生之创办江南大学,以及“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后说不准确:最早动议并出资兴办国 学专修馆的,是钱塘人施肇曾;只是后来跟进的,确以无锡士绅为主(注:据1991年刊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友录》所收《无锡国专校董名录》,28名董事中,浙江3名,上海2名,余者均为江苏人士。而江苏籍董事中,无锡又独占16席。)。正因有此传统,无 锡一县,在教育方面,往往开风气之先。二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江苏是领头羊,而无锡又是“江苏社会教育的策源地”,这也可见当地民众及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注:《无锡教育周刊·社会教育专号》(1934年8月)对其时无锡的人口、职业、识字率(66%) 、社会教育设施及经费等,有认真的统计。若此统计材料属实,则臧佛根为此专号所作《序 言》以及华晋吉《无锡社会教育史略》所说的无锡为江苏乃至全国社会教育的策源地,大致可信。另据同专号转载的《全国民教馆统计》,其时全国共有民众教育馆728处,而江苏一 省占了225处,将近三分之一。)。
除了无锡地方乡绅的教育理念,还必须考虑唐文治的文化理想与个人魅力。应该说是二者 一拍即合,天衣无缝,否则,无锡人何必恭请原籍太仓的唐文治?曾为京官的唐文治,自190 7年激流勇退,赴上海办学以后,便十分热心江苏的地方事业。先后出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 1908)、江苏地方自治总理(1910)以及各种同乡会、赈灾会的会长。当会长不只是满足虚荣心,还要出钱出力——尤其是赈灾的时候。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及各种回忆文章,不难 发现唐文治对于地方教育及慈善事业的投入。这与早年之坚信“天下惟能爱其乡土者,然后能爱其国家”,故“欲上下数千年”、“纵横亿万里”者,“当自乡土始”(注:《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序》,《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3~25页。),可说是一脉 相传。而这,其实正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35页。)只是由于现代都市的兴起,使得城乡之间的物质、文化 水平以及医疗条件迅速拉开距离,以后的“名宦大臣”,“退老”但不“居乡”,更别说服务桑梓,于地方有所贡献了。
三、“东林”抑或“南菁”
虽曾随使出访日本及英、法、比、美诸国,参观过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协助撰写“欧美 风教,沿途景物,详载靡遗”的《英轺日记》(注: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刊行的载振《英轺日记》,唐文治到底起多大作用,是代笔,还是编纂,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尽管有载振儿子溥铨关于其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的回忆(参 见《无锡国专在广西》第46页),我还是倾向于维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的说法:“公务之暇为载大臣编《英轺日记》成”,而不为唐争“著作权”。),再加上执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达十四年之 久,唐文治对西学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也缺乏起码的兴趣。故其主持无锡国专,所倚赖的,只能是本土的学术资源。
早年就读清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南菁书院,先后受业于黄以周、王先谦等经学大师;独立办 学时,选择的又是有东林书院“光荣传统”的无锡。依常理推测,唐文治办学的主要灵感,应来自这两所同样声名显赫但风格迥异的书院。既然是风格迥异,就很难简单叠加,而必须 有所选择。对于东林、南菁的褒贬,涉及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可掉以轻心。
主张“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南菁书院,“其自修与研究之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至 于“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更是令胡适等后世学人感慨不已。顾宪成、高攀龙诸君之 讲学,本来自有主张,可后人大都只记得其关心国事,无意中遗忘了其理学方面的思考与著述。从黄宗羲之赞叹“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注:《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727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1992年。),到张君劢之表彰其“不但讲学,而且论政”(注: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新民月刊》1卷7~8期,1935年12月 。),虽然时世迁移,读书人对东林书院的想象没有改变。
既然在无锡讲学,很自然地,人们会以历史上曾名满天下且至今仍有流风余韵的东林书院 作 为尺度,对之比照衡量。1933年3月14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作题为《国学之统宗》的演讲,称“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具体的榜样就是“无锡乡 贤,首推顾、高”。同年10月22日,章又再次莅临演讲,这回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无锡本东林学派发源之地”,并叹惜“东林之学,至清中叶而阒焉无闻”(注:参见章太炎的《国学之统宗》和《适宜于今日之理学》,载《制言》54期、57期。)。推崇顾、高二君之气节,这与唐文治没有差异;可要说无锡国专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东林书院传统,则非唐先 生所能认同。
1920年作《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提及高攀龙的《东林会约》,注重的是“检束身心, 砥砺品行”(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页。);1930撰《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称“惟相与考德问业,砥砺修名,如高景逸之《东林会约》”(注:唐文治:《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再加上1926年出资刻印《高忠宪公别集》,1933年新校舍落成,“布置膳堂,悬王文成、高忠宪、顾亭林、陆桴亭四先生遗像”,应该说唐文治对高攀龙 是推崇备至的。可到具体评论时,或称赏“论学精粹处极多”,或表彰高风亮节,就是从不直接提及“东林党人”的政治抗争(注:参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100页、第120页以及第26页。)。
为《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作序,应该说是建立自家学术传统的最佳时机,唐先生 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近在咫尺的东林书院:“则夫开鹿洞、表鹅湖、绍龙场之心传,与夫正人心、救民命之事业,当吾校三十周年纪念,必有发扬光大之者。”(注:《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序》,《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71页。)为什么?不妨先看看 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对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和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解说:“谓学者当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务,非谓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 ,各勤其职业,斯天下治。”(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5页。)如此立说,与唐先生曾立朝为官有关,即深知此中厉害,不愿引起当局的猜忌。这很容易招来“巴结权贵”、“奴颜媚骨”之类的讥讽。可批评新文化 ,提倡儒家学说,不见得就是有意附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党化教育,代之以儒家伦理,讲气节,求忠义,也不见得一无是处。
无锡国专的校友津津乐道于唐先生处理危机时之灵活机动(注: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关于“验印风波”的描述,最为精彩,见《无锡国专在广西》,第76~77页,苏州大学(原无锡国专)广西校友会主编,非卖品,1993年。),这一点,显然不同于章太炎 、 马一浮的名士派头:一言不合,指袖而去。章、马保持了学者的尊严,值得称道;可真要办教育,无法不跟官僚打交道,也不能不有所妥协。“识时务”的唐先生,极力表彰高攀龙的 气节,但却不愿意给人追摹东林书院的印象。因为,执政者永远不希望书院成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当然,还必须考虑南菁书院的传统。世人之称道“清代四大书院”,注重的是其学术上的 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抗争。甚至可以这么说,清代办得好的书院,都在抵制科考制艺的同时 ,刻意回避东林书院的议政传统。作为南菁书院的主讲,黄以周强调“专肄经史辞赋,一洗 旧习”,选编课艺时,看重的是“深训诂、精考据、明义理之作”(注:黄以周:《南菁讲舍文集序》,《南菁讲舍文集》,光绪十五年刊本。)。而弟子缪荃孙为黄以周撰墓志铭,更是如此着墨:“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常语门弟 子曰:前代之党祸可鉴也。”(注: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前代之党祸”,指的正是东林党人之“讲学兼议政”。办教育不同于立学说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但无法意气用事,有时还不免委曲求全。作为前朝高官,唐文治深知世道艰难;为保存学校而小心翼翼,其实无可厚非。可这么一来,出现一有趣的局面: 饭厅里悬挂杨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但落实到具体的办学方向,无锡国专追摹的,其实是唐先生早年就读的南菁书院。
四、“国学”作为专科
传统中国推崇的是“通人之学”。历代书院中,也有侧重专科训练的(如医学、术数、军事 、 工艺等),但此乃“边缘性知识”,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途。读书人钻研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实现“治国平天 下”的理想。
晚清开始出现专攻西学的书院(从“方言”到“格致”)。而废除科举考试后,西式学堂成 为大势所趋。张之洞之创建“存古学堂”(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收有一辑关于各地“存古学堂”的文章,其中包括《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可见当年清政府及士大夫为 “保存国粹”所做的努力。),将“国学”作为“专门”来修习,预示着世人 政治立场及文化心态的大转移。已经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大踏步后退为“保国粹,存书种”。即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1907)所说的:“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 ,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注: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折》,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503页。)
曾经是读书人命脉的孔门学说,如今成了专修课程。强调“客观研究”的同时,实际上已 经将其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新文化人之从“文学革命”迅速转为“整理国故”,并没有使“国粹”摆脱日渐边缘化的窘迫境地。1918年北京大学筹设研究所(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 方才有效运作)(注:参见拙著《老北大的故事》,第85~9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925年清华学校创建研究院国学门,再加上从二十年代中期起,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也都先后设立了研究国学的 专门机构(注:参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六章“三十年代教会大学的国学热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时间,谈论国学成为风尚,大有将其作为评判大学研究水准的意味。实际上 ,只要在中国办学,就必须贴近本土的文化学术与社会生活;而且,比起根基尚浅的“西学 ”来,二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国学”明显容易出成绩。
就学校规模、研究经费、社会知名度而言,在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中,无锡国专毫无优 势可言。但有一点,师生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即依旧生活在“传统”之中,这是其它大学的师生所不具备的。接受教育部考察并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后,办学宗旨略有改变 ,不再提“正人心,救民命”,而是:“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即便如此,无锡国专的师生依旧是“别有幽怀”,不希望只是从事卓有 成效的“客观研究”。
唐文治特别喜欢引证1931年国联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无锡国专后所发的感慨:“ 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注:参见《文教资料》1982年7~8期上“唐文治与无锡国专资料”所收金易占、杨廷福等二 文。另外,黄汉文《缅怀唐文治先生》(《文教资料》1985年2期)提到一趣事:“学校检查听讲笔记,我因‘横行、用钢笔写,不记分’(陆先生的批语如此)。”所谓“不记分”,即 “作零分计”。如此规定,可见主事者眼中“毛笔”之地位。)在1933年出版的《国专季刊》上,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培根除谈及国学之重要性,更宣称:“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 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注:健实:《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国专季刊》,1933年5月。)这话肯定说到了无锡国专师生的心坎上—— 尽管北大等名校的学者们不见得认可。
在无锡国专,无论讲学的“大儒”,还是莘莘学子,都有一共识:以“继绝学”自命。这 种精神状态,相当感人。老师“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注: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卷4号,1935年6月。);学生则谴责新学之士“见异思迁,抛荒古训”,接下来就是:“于戏!学 之不讲,先圣有忧,继绝振微,当仁不让!”(注:《发刊词》,《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1930年12月。)而所有这些论说,都直接针对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 是学术方法之争(注:魏建猷:《中国古史研究之将来》,《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高君仁引申发挥钱基博的《今日之国学论》,着力驳斥胡适“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国学研究三大主张,认定此乃 文献之路,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在恢复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与精神”,而这种德性之路,需要体贴与领悟,更需要同情与信仰。结论是:“当此 时也,奋臂一呼,振起绝学,岂非吾辈之责乎!”(注:高君仁:《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
值得注意的是,无锡国专师生的这种文化追求,得到了东南诸多学界名流的大力支持。《 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上,刊有章太炎、蒋维乔、陈三立、柳诒徵、李根源、陈衍、吴梅、姚永朴、胡朴安、陈钟凡、陈柱等人的贺词(注:《无锡国专第十届毕业刊》(非卖品),1933年5月。)。至于具体内容,不外乎“含英咀华”、“ 温故知新”、“修己治人”等,虽说不出更高明的理论,可这毕竟表明了一种情绪与倾向:即对抗新文化,反对割裂传统,强调“国学”研究还包含“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以及“ 正人心,救民命”的特殊功能。
五、以“文章”为中心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虽然著述甚多,且曾经声名显赫,其实缺乏独立的理论思考,只能 说是“躬行君子”;因而,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远不及章太炎、马一浮重要。所谓“其治经 汉、宋兼采,合考据、义理而一之”(注:陈衍:《茹经室文集三编序》,《茹经室文集三编》,1938年刊本。),基本上是客套话;倒是晚年的讲学实践,更值得称 道。
没有多少精彩理论表述的唐文治,极为关注学生的人格培养与道德熏陶,因“学问之道, 首重品行”。据唐先生称,其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为讲学宗旨,并非始于无锡国专;出长上海工业专门学堂时,便“每于星期日集诸生讲经并修身立品大要”(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行奠基礼记》,《唐文治教育文选》,第297~299页。)。如此以孔门学说为根基,以宋明大儒为榜样,几十年“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应该大有成效,可令人困惑 的是:千余学生中,“文史方面有成就的固然不少,但竟举不出一位研究宋学而有成就的校友”(注: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无锡国专在广西》。)。跟这直接相关的,还有另外一段话:“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 ,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注: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文教资料》,1982年7~8期。)换句话说,一个修养很深的理学家,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史专才。
如此局面,除了时世迁移,理学之接受与传播大受限制,还与唐文治的教学宗旨与方法大 有关联。《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有云:“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如何实现“性情教育”?唐先生的思路颇为奇特,即借助于文章的阅读与写作,完成 学生的人格塑造:“居今之世,教授国学,必须选择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发人之性情者,方有益于世道也。”(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98页。)
几乎所有的老校友,回忆起无锡国专来,都会集中在如下四点:修心养性;专书教学;书 声朗朗;作文比赛。以“文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为中心,借助“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的“十六字诀”,既实现“性情教育”,又完成学业训练。 这与现代大学分门别类的课堂讲授,自是大有差异。
所谓“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注:《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自叙》,《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88页。);或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注:《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词》,《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13页。),单是追究其与程朱理学的离合,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因唐文 治如此立说的深层原因,乃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写作。无锡国专要求学生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诵读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文气的阴阳清浊,长久地沉浸于诗 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学,从内容到方式,都与桐城文派大有关联。实际上,唐文治的诵读与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吴汝纶的影响很深,这一点,《茹经先生 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表述。
无锡国专的教授,颇有以能文著称的(如陈衍);至于唐文治本人的文章,倒不见得十分精 彩。钱基博为唐文治《茹经堂外集》作序,称自从参加无锡国专事业,“乃得时时亲接其言论,然后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沾词章记诵之末”(注:钱基博:《茹经堂外集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930页,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以“躬行君子”相许,自然是极高的评价;可其中似乎还蕴涵着另一层意思,即对唐文评价不高。1932年无锡国专学生集资铅 印钱基博的讲稿《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增订本时“材料增十之四,改窜及十之五”(注: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可二书均只字未提唐文治的文章。这与同在无锡国专任教的陈柱撰 写《中国散文史》时,专门表彰“吾师唐蔚芝先生”之“以古文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欧阳修”(注:陈柱:《中国散文史》,第3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与钱基博态度相近的,还可举出被唐文治奉为上宾、高价聘请的陈衍。在《茹经室文集三 编 序》中,陈衍大力称许唐文治“晚讲学乡邦,于举世不悦学之日,独以通经致用为根本要图 ”,并提及“其作为文章,于平日读书见事所得力,遇题而左右逢源”。不说才情与学识 ,而突出“益以数十年宦海世途之阅历”(注:陈衍:《茹经室文集三编序》。),其实也是对唐的文章不太以为然。钱钟书《石语》中记录下陈衍这么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人的真实想法:“唐蔚芝学问文章,皆 有纱帽气,须人为之打锣喝道。余作《茹经堂》三集序驳姚惜抱考订义理词章三分之说,而别出事功一类,即不以文学归之也。”(注: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就连文章也都不被陈衍等文坛宿将看好的唐文治,其 主要贡献在教育。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其独力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 明的私人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注:《一九五○年向领导党建议研究中国文化,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之草案》,《梁漱溟全 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注:参见熊十力《论六经》之“结语”,上海:大众书局,1951年。)。如此低调的申辩, 仍未能获得谅解。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私学被彻底取缔,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僵硬。
进入八十年代后,私人办学逐渐放开,可步履十分艰难。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至今未能正 规办学,筹划已久的无锡国专复校,看来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种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学生数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当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退一步说,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无法“救民命”,若能在“继绝学”方面有所贡献 ,也都值得尝试与鼓励。
2000年6月27日于北京西三旗
(资料来源:《现代中国》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