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与“江湖” 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显性”与“隐性”。对于江湖或游民社会，李慎之先生在为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所作序言中称之为“另一个中国”。[1]确实，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边缘，存在着一个江湖社会，以及由江湖社会孕育出的江湖文化，进入近代，由于社会转型的原因，江湖社会更是扑朔迷离，江湖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复杂。近二十年来，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对出版界的渗透、侵蚀，出现了大量猎奇江湖的书籍，另一方面，由于江湖社会之波诡云谲，其人其事不登大雅之堂，一般学者很少涉猎其中。
目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若能对江湖文化深入发掘，开展系统研究，势必有助于学术创新，并为人们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提供窗口。本文曲径探幽，以江湖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为线索，以近代江湖文化的基本内容为主要论述对象。期望本文的撰写能有助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江湖文化”诠释
“江湖”、“江湖社会”与“江湖文化”，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流传许多涉及江湖的词语，如流落江湖、浪迹江湖、遁迹江湖、走江湖、闯荡江湖、吃江湖饭、江湖义气、江湖好汉、江湖骗子、江湖生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江湖，心怀魏阙”，等等。要了解“江湖文化”，就得先从“江湖”说起。
“江湖”本意指长江和洞庭湖，后泛指三江五湖，即自然界所有的江河湖海，这不难理解，但从春秋以后，“江湖”一词逐渐抽象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名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就一番事业后，“乘扁舟浮于江湖”。[2]《南史·隐逸列传》云：“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时隐沦之徒钦？”又说：“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3] 唐杜牧《遣怀》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4]清人卓子亭《新刻江湖切要》卷首有诗云：
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
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5]
从上引数条记载来看，“江湖”一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具有多重含义。范蠡携西施“浮于江湖”，此处的江湖一词既有江、湖本义，也含有范蠡主动退隐之意。《南史》所云“遁迹江湖”，杜牧的“落魄江湖”，则是不容于官场、被迫在社会上混迹之意。如此，江湖已从自然地理名词引申为一个具有文化内容的概念。当然，与退隐官僚、落魄文人所寄生的江湖有所不同的是另一个江湖，即所有社会边缘人聚合的地方，一般叫做“江湖社会”。
江湖社会具有独特的江湖文化内涵。曲彦斌说：“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或者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都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伴依存的现象。而且，古往今来，在各种非主流文化层面中，几乎都存在着同主流社会相谬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潜性文化链结。在中国，这种潜性文化链结，我暂称之为‘江湖文化’。”[6]“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划分有助于我们认识江湖社会，至于“潜性文化链结”一词，作者当指“社会边缘或下层”的文化因素，前引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则将“游民文化”的载体称为“隐性社会”。
有人认为“江湖”在其演变中产生了两个引申义。一是指隐士隐居的场所。隐士指隐居江湖的人，他们并不与正统的社会秩序截然对立，故称不上纯粹的江湖人。二是指一种飘忽不定、浪迹四方的生活状态，今天所谓“江湖”的含义，通常都是指的这一点。用“江湖”流动的、湍急的、神秘莫测的水比喻动荡的生活，二者相似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江河湖海遍布神州大地，江湖中人闯荡江湖，就是走江过湖，四处漂泊，像水一样时时流动；二是江湖深浅莫测，比喻出外谋生吉凶难卜，充满艰险；三是江湖中人尝尽辛酸，饱经风霜，正如江河穿山过滩，千回百折，有久经锻炼、阅历丰富的含义。[7]
闰泉认为，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一个江湖人生息于其中的领域。江湖是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8]
江湖社会脱胎于主流社会，又与主流社会（或曰正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下，形成了种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我认为，一言以蔽之，江湖文化就是指存在于江湖人、江湖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江湖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流动性。江湖中人的成分基本上是游民。游民两字包含至广，举凡一切身无恒业之辈均可称为游民，其主体来源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和城市贫民，以及没落的官绅文人及其子弟，也就是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业或曰正当职业中分离出来的分子。因为“身无恒业”，又要谋生，不得不在社会上四处奔走，流动求生。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流动性的职业都属江湖行当，如行商。
二是欺骗性。一般走江湖的，“以江为眼，以湖为口”。所谓眼，要像江水一望无际，眼界要宽，眼光要亮，这样才可通行无阻，到处为家；所谓口，混江湖的凭嘴吃饭，要有口才，要有口艺，而湖水泱泱，深广无穷，在混世门路中，以口艺最难。他们的口号有：“学到老，难学好，一生一世学不巧。”又有“学会口艺，不想手艺。”所以切忌口满，必须谦虚，方能一帆风顺，不至有翻船之虞。认为这是行规上首要的一条。但是，揭开内幕，撕破外衣，他们也不讳言：所谓眼，要有贼眼、千里眼、夜行眼，看啥人用啥货的眼；所谓口，要有说得天花乱坠的流利口齿，要有随时应变的锐利口锋，要有不怕辱骂宗祖的昧心口技，要有天衣无缝的说谎口才，即要有海口、刀口、血口是也——这才是江湖上最本质的东西。[9]所以，无论江湖人面对的是谁，目的都是要获得（主要是骗得）钱财。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江湖行当都带有欺骗性，如大部分江湖艺人；还有，社会上骗术流行，并不限于江湖行当，如官场。
三是秘密性。江湖位于社会的边缘，或者说，江湖是社会的变异。江湖中人被社会所排挤、抛弃，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下层，他们为了在江湖上立足，在社会上生存，往往分门别类，形成一定的行当，或者依照所从事的行当结成一定的团体，其中往往多有江湖规矩，外人难窥就里。其尤有甚者，是产生了种种名目的民间秘密结社，它们都有独特的入会仪式、联络方法和严格的赏罚规章，在团体内部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暗号、活动及传会传教仪式，很难为人识破，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但要注意，不是凡有秘密性的活动都属江湖行当，如很多政治、军事手段。
四是一定的反社会性。江湖中人多为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商贩、运夫、水手，乃至僧道医卜、散兵游勇，即所谓游民，他们从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中游离出来，“既无室家之好，又无生人之乐”（陶成章语），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种种为一般人所轻视、不齿甚至无法容忍的卖艺、乞讨、卖身、欺骗、暴力等活动，这类人良莠杂处，不少人欺骗讹诈，流氓成性，桀骜不驯，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行凶滋事，杀人越货，带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民间秘密结社乃是典型，其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发动反政府的起事起义，对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构成很大威胁。所以江湖中人与社会、政府有着程度不等的对立。但要注意，之所以说“一定”，是指很多江湖行当与社会需要是相适应的，如江湖艺人、江湖术士，他们的大量存在，甚至是城镇码头、农村庙会“繁荣”的标志；而且，不是所有反社会、反政府的活动都属江湖行当。
二、“江湖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近代江湖是一个发育完备的地下社会，或曰“隐性社会”。由于江湖的“发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人们对这一过程尚未进行系统的发掘，所以，这里有必要做一番追源溯流的工作。
从历史上来看，江湖现象最早出现在社会急剧变革而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新旧秩序、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众多文人武士怀着各种才能和技艺，闯荡江湖，周游列国，如孔子、苏秦、毛遂、蔺相如等文人，以及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侠客。
在汉以前，不管是行侠仗义之士，还是鸡鸣狗盗之徒，大都形单影只，独闯江湖，在历史上留下的是其个人的活动和事迹，而未形成江湖团体、江湖社会。最早的江湖团体当属产生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它们是后世“三教九流”中之道教的原始形态。从那以后，江湖团体层出不穷，江湖中人滋生蔓延，及至近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江湖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进程是同步的。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大量人口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市井，步入江湖。作为个体的江湖人，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因此，他们便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形成江湖团体。由江湖人、江湖团体以至江湖社会、江湖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可以说，江湖文化产生的土壤是传统农业社会，其发展演变都离不开这一层背景。
所谓“江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与正统社会相对的另一个“社会”；狭义是指传统的“巾皮李挂”即以星相、医药、杂技、武术等技艺为手段谋生于各地的江湖人。对广义与狭义的江湖，我认为都有必要展开研究。下面先从“巾皮李挂”四行源流说起。
巾行即算命相面之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封闭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小农生产具有分散性和脆弱性两个特征，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乞灵于自然与神灵。在整个社会的信仰领域，都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巫术与宗教迷雾，巫卜星相始终是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在殷周时期，国家设有巫卜职官，后来，巫卜职业下移，与民间巫风混为一体。迨至当代，习俗相沿，这类迷信职业者仍然相当活跃。
皮行即行医卖药之流。殷周时代，巫、医一体，所以在汉字中，医的繁体字有两个，即“毉”和“醫”。前一个字的下面从“巫”，是巫医一体的明证；后一个字的下面从“酉”即“酒”，弃医改用“酒”来麻醉受伤病人。这个繁体“医”字的变化，反映出医脱离巫术，结束了医巫合一的原始性，进入了科学阶段。[10]当然，在江湖上及落后地区，巫与医一直处于亦分亦合的状态。古代宫廷流向民间的巫医，实为后世“江湖郎中”的始祖。而且，传统社会中，除了宫廷太医院外，民间医药放任自流，这就为江湖郎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李、瓜二行属文武二艺，“李行”是变戏法，“瓜行”为耍把式，实际上这二行内容远不止于此，所以古代有“百戏”之称，一般又统称之为“走马卖解”。
魔术、幻术、变戏法、障眼法之类，自古有之，《旧唐书·音乐志》云：“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11]汉武帝时的宫廷百戏，名目繁多，技艺高超。据《晋书·江统传》记载，在晋朝，有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12]在明代，幻术已演至相当水平，据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幻戏……有开顷刻花者，以莲子投温汤中，食顷即生芽舒叶，又食顷生莲花如酒盅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鱼其中，拔剌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儿腹种瓜，顷刻结小瓜，剖之即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许插入口，复抽出。至于舞杆走绳，特其平平者耳。”[13]百戏走向民间，平添了众多跑马卖解之辈。
与“巾皮李挂”平行的是“平团调柳”（说唱类），也是源远流长，当今研究曲艺历史，都少不了从民间说唱的“平团调柳”着手，故此处从略。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业分工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诸般江湖行当兼容并蓄，与时俱进，呈现出“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局面。“五花八门”本指古代兵法中的“五花阵”和“八门阵”。“五花阵”指金木水火土五种阵势，用于江湖上，五花指金菊花（卖花女），木棉花（江湖郎中），水仙花（歌妓），火棘花（杂耍艺人），土牛花（脚夫）。一说江湖上以“五花”指称车船店脚牙五种行当。
“八门阵”指术数家的八门阵势，即奇门遁甲中的“休、生、伤、杜、死、景、惊、开”，配以九宫。以开休生三门为吉，余门为凶。江湖上的“八门”指各种艺人行当，即“巾皮李挂”和“平团调柳”两大类组成的八大门户。八门即巾门（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即上述“李门”），挂门（即瓜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即柳门，梨园戏班）。[14]一说平门指说北方评书的民间艺人；团门指相声艺人；调门指盛行于各地的北方戏曲，也叫草台班或江湖班；柳门指以唱为主的各种地方曲艺。
当然，无论是“巾皮李挂”还是“五花八门”，均未能囊括全部江湖行当，例如匪寇、窃贼、骗子、人贩子、赌徒、娼妓、毒贩、镖师、武侠和民间秘密结社等类。有关江湖内容、门类，我们将在下文具体分析。
进入近代，传统农业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赌博、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匪盗、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于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而且，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江湖组织，往往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了密切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湖文化进入一个蛰伏期（并没有消失），待到改革开放，种种江湖文化现象又一一涌现——尽管其内容、表现有些变形。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不难看出，江湖文化伴随传统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古代的巫、医、百戏实为江湖文化的源头，明清以来，传统江湖社会逐渐成型，演至近代，虽然国门大开，江湖文化有所增益变化，但基本内容没有改变。这种“稳定性”与中国社会所谓的“超稳定结构”是一致的。
如果说“超稳定结构”的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维系纽带的话，那么，江湖社会的信仰基础就是江湖道义。
江湖是社会边缘人即游民的家园，他们四处流浪，孤弱无依，为了与命运抗争，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谋生。但在动荡险恶的江湖上，他们也在模拟传统的家庭结构，结成种种团体，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陌生疏远对立关系变成亲近、熟悉的父子兄弟、朋友、同行关系，从中找到家庭的温暖。江湖诸行以及秘密结社中“虚拟血缘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横向的同门—兄弟姐妹关系为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关系扩展到整个江湖社会。由“家庭”而“社会”，一种信仰，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开始生成，这就是 “义气”二字。“四海一家”，“盗亦有道”，“四海之内皆兄弟”，“忠义堂前无大小”，“士为知己者死”，等等，都是这种信仰的体现。
由于成分复杂，行当繁多，江湖中人及其团体，具有多种活动与多重性格，亦正亦邪、亦善亦恶、亦盗亦侠、亦白亦黑。他们的道义主要通行于其群体或团体的内部。他们无身家之累，生死之虞，游荡成性，无所不为，不安本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不问亲疏，有财均分，患难与共，义胆侠骨，甚至渴求平等，不分贵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水浒传》就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了“义气”这一江湖精神。江湖义气是维系江湖社会人际关系的精神支柱，道德规范，是非准则，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种种江湖规矩。
一个具有信仰的组织，其力量是强大的，历代政府都不喜欢江湖社会，甚至对某些江湖团体加以武力镇压，但盘根错节、触角四张的江湖，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三、“江湖文化”的研究范围
江湖文化以一般社会为背景，以江湖社会为载体，内容包罗万象，至为复杂。而江湖中的人员构成，除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失去生产生活依靠的劳动者外，还有散兵游勇、流氓光棍等游手好闲之辈以及娼优隶卒等操“贱业”之人，他们都是游离于正常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之外的下层人物。
江湖行当光怪陆离，可谓“五花八门”，江湖人物形形色色，总名之曰“三教九流”。拿近世郑州老坟岗一地存在过的江湖行当来说，就有8大类、10小股、128个捻子、256个分支和360个杂巴地（不入流的小寡门）。这些门类，包括了中原地区的全部技艺。[15]在旧时开封相国寺三百六十行中，走江湖的行业，总的系统分为四类，行语称为寸点，即金点（卜筮星相）、汗点（医药）、俐点（幻术、武术）、谈点（卖东西之前先说一套故事或诨话来吸引观众，稳住观众，再招揽生意的均属这一类）。 其中又分九金、十八汗、七十二寡门的派系，九流三溜的支别。九流中按职业的贵贱和手段的高低，又区别为上中下三级，下九流中并有杂巴地的分支，另外还有一些不入流的半江湖和江湖腿，这就不只三百六十行了。[16]南方及沿海地区、东北及口外的江湖技艺与中原有所区别，另当别论。
江湖文化记叙、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复杂的人与事。“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原指儒教、佛教、道教，但也有另有所指者；“九流”的具体内容，众说纷纭。最早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派别的总称，西汉刘歆撰《七略·诸子略》，总括诸子百家而分为儒、墨、道、阴阳、名、法、纵横、杂、农、小说10家，他认为10家中“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不在此数。后世遂有“九流”之称。在元代，民间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传说。无论“九流”还是“十家”，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等级或社会群体的折射，与江湖上的“三教九流”是有区别的。
那么，本文所论述的江湖文化的载体——江湖中人及其行当到底在什么范围以内呢？下面对构成江湖主题的“三教九流”做些直观记叙，以窥本文所述“江湖”的范围。
（一）民间所指的“三教九流”，“九流”中包含“三教”。
上九流是：一流皇王二流圣，三流隐士四流仙，五流文官六流武，七公八卿九庄农；
中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下九流是；一流门皂二流巫，三流牙行四流尼，五流花婆六杂用，七窝八贼九娼妇。[17]
（二）江湖上的“三教九流”也各有所指。
其一：
上九流：一流帝王二圣贤，三流隐逸四童仙，五流文士六流武，七工八商九种田；
中九流：一流举子二流医，三相四金五流皮，丹青僧道九琴棋；
下九流：皂隶、衙役、升秤、女尼、媒婆、杂用、窝家、窃贼、娼鸨。
其二：
上九流：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员外六流客，七烧八当九庄田；
中九流：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画，七僧八道九琴棋；
下九流：一修脚，二剃头，三班四把五抹油，六从七娼八戏九吹手。[18]
（三）在洪门（或称洪帮、红帮）中，“三教”“九流”各有所指。
上三教，指孔教，即儒教，讲的仁义礼智信；佛教，讲的生老病死苦；道教，讲的金木水火土。
中三教，指文教（道情歌曲）；武教（踢脚打拳）；匠教（匠业工人）。
下三教，指须教（花头画相）；绰教（摆场盘猴）；敝教（叉鸡收晒）。
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斗兮六流秤，七工八商九庄田。其中“斗”指牙行，“秤”指摊贩。还有一说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中九流：一流药草二流戏，三流地藏四流推，五流外裸六流勺，七拳八命九长随。其中“二戏”为耍把戏，“地藏”为测字占卦，“推”指推车拉货，“外裸”指拆梢剪绺，即诈骗、劫盗之流，“勺”指上门行骗，“长随”指牵骆驼赶马的脚夫。
下九流：一流王八二流龟，三流戏子四流吹，五流抬轿六抹杠，七修八摸九吹灰。其中“吹”是吹鼓手，“修”指修脚，“摸”指剃头，“吹灰”指卖水烟者。[19]
（四）其他关于“三教九流”的分类。
1、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星四卜五堪舆，惟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20]
2、下九流又称“贱民”，一说即优，娼、皂、卒、批（修脚）、捶（骨）、奴（包括门房）、蛋（艇户）、剃（理发），与上九流之医、卜、星、相等有别。下九流在封建社会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上九流则可应科举。
3、晚清江南乞丐门中的下九流，指“一乱把（设赌摊者），二黑老（贩烟土者），三条子（人口贩子），四哀戳（告地状和假丧家），五硬扒（拦劫者），六软取（街头求讨者），七走江海（流浪乞丐），八装洋（欺骗顾客者），九小窃”。
4、民国时期的四川綦江，其“九流”是指“士农工商”以外的九种人，即举子（落魄文人）、乡医、武艺、星相、堪舆、游僧、巫、道、琴棋等9类人物。[21]
（五）“三教九流”以外的分类。
1、唐再丰《鹅幻汇编》云：“江湖诸技，总分四行，曰巾、皮、李、瓜，行此者名曰相夫。凡做相夫者，不曰做而曰当，故自称当相者。算命、相面、拆字等类，总称曰巾行；医病、卖药、膏药等类，总称曰皮行；戏法四类总称曰李子；打拳头、跑解马，总称曰瓜子。”[22]
2、南北江湖之区别：北方江湖黑帮分为八大将，都称做“将”和“相”，但南方江湖黑帮只分“将”和“相”，同时把“拆白”和“拐子”这两行排出江湖黑帮之外。因为“拆白”骗财又骗色，“拐子”离人骨肉，有坏江湖义气和规矩，所以不把他们列入。但“放白鸽”（即女拆白）不包括在内，因为受骗者贪色而被骗，咎由自取。绿林好汉、捞家把头等大哥，在洪门会内称“将”，江相派人物却称为“相”，取“将相和”的意思，也用此来划清文、武行。[23]
3、南方江湖有所谓“十二相”：京、皮、朵、目、柴、马、离、降、风、火、随、谣，每一行“相”中，又各有几种支流。十二相干些什么呢？有口诀为证：“京”背长庚算八字，“皮”为膏丹妙药医，“朵”磨浓墨写大字，“目”为相法看麻衣。“柴”走天涯和海角，“马”是营生共坚持，“离”相彩门要秘密，“降”桌常常珠泪垂，“风”相无情生枝节，“火”现黄金把衬欺，“随”相做敲称底子，“谣”为湿身假借衣。[24]
4、江湖除“金皮利挂”和“平团调柳”八大类外，还有下四门或野四门之说，也称四大海湖，指的是风、火、池、妖。风门指拐卖人口；火门指用巫术骗钱财；池门也称雀门，指开设赌局；妖门指用色相设局诈骗。
5、从前的江湖有“风”、“马”、“燕”、“雀”四大门，“金”、“皮”、“彩”、“挂”、“平”、“团”、“调”、“柳”八小门。
6、社会上有“三大帮”，即：有钱的财主为一帮，抢钱的绿林为一帮，乞讨者为一帮（即“丐帮”）。 [25]
从上面所引资料中不难看出，“江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结合前文所述，江湖人及其行当大致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狭义的“巾皮李挂”与“平团调柳”，从事者基本上是“合法”的；二是上引资料所述之种种“三教九流”，但其中的“皇帝”、文武官吏、庄田（农民）等不应包含于江湖范围之内；三是由一般三教九流发展而来的、与中国社会演进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江湖团体，如秘密社会、匪股、丐帮等。如果下个定义，江湖中人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生产行列、在城乡之间以不正当、不合法或至少是不被社会主流认可的手段谋生的人群，所谓江湖，就是这样一个人群构成的社会层面。
江湖上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诸行民间技艺职事。其中既包括许多工商行业，也包括了大部分市井行当。当然，不难看出，“江湖社会”确实有其独特的文化内容。曲彦斌说，江湖社会涉及的诸行（门）分类不一，叫法也有分歧。但大体的划分原则均以所操技艺职业为本。几乎各行（门）即为一个跨地域的行业团体，或由多种团体构成。[26]江湖人来源不一，成分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浪迹天涯，居无定所。但是他们也是人，也得穿衣吃饭、养儿育女。所以，他们大多有自己独特的谋生技艺。复杂的分子造就了复杂的行当。由个人而及行业、团体，构成了江湖社会复杂的网络体系。
不仅如此，在江湖人、江湖社会中，还包含了众多的文化因子，如宗教信仰、仪式仪规、禁忌、习俗、隐语暗号，构成了江湖社会多姿多彩的文化内容。江湖中人的行为，又时时处处与主流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对抗，如历朝不绝如缕的流民起义，如近代秘密社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民主革命，等等。所以，乍看之下，江湖文化五彩斑斓，若要仔细探究，实非易易。
四、“江湖文化”的研究意义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江湖作为社会的伴生物，实为万花筒一般的社会的折射。显性的中国与隐性的中国在矛盾中共存、发展。以“江湖文化”为对象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是扩展历史学研究领域。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分为庙堂政治文化和江湖社会文化的话，江湖文化研究的缺失，无疑会屏蔽人们对历史全貌的认识。1980年代初，在历史学领域，社会史研究勃兴，人们开始把目光从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一些机械圈子中移开，开始关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历史，也就是“全面地再现过去”，提出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概念。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有许多内容与江湖文化有关。“江湖文化史”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湖人产生的社会土壤与社会发展、变迁有着直接关系，江湖中的许多现象与历史研究有关，如人口流动、城市化、秘密社会、社会反抗，等等。
二是扩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互相关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页。]社会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总体上来研究社会的，但有时它也会专注于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并且总是力图从这一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上去把握。近年，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将以往人们忽略的社会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如卖淫、毒品、乞丐、邪教、黑社会等。尽管社会学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但它也不排除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近世社会学家对江湖问题也作过不少探讨。所以，社会学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对江湖文化（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加以整理和研究。而且，由于江湖社会混杂而游离不定，其种种行为、隐语、规矩等，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如果借助社会学研究方法，应该更加方便一些。社会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有着血缘关系，相应地，研究江湖文化有助于推动这些学科研究的深化。
三是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人认为，江湖文化作为次生态的文化，主要汲取了儒家文化与墨家文化的营养，此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阴阳术数文化等都对江湖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在江湖中的某些领域或者是某一类江湖人物身上都有所表现。但是儒家文化之忠义、墨家文化之侠义对于江湖文化性格的塑造，起到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红苇：《体验江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76页。]实际上，文化具有多样性，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江湖文化同样充满了多样性。研究江湖文化，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与显性的中国。
四是为当今社会的人们提供借鉴。“以史为鉴”并非一句空话，从近代江湖文化的内涵中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东西至今仍然在顽强地生存蔓延，如“封建迷信”、“卖淫嫖娼”、“流氓团伙”、“黑社会”等。拿巫术这种特殊的江湖文化现象来说，由于这些文化内容似是而非、亦真亦假，很容易迷惑文化水平低下的人们（从布衣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千百年来，流传于社会，不绝如缕，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伦理观念、婚丧嫁娶等活动，形成种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但是，“江湖”本身并非一盆污水，不可触摸，江湖文化中也不乏一些优秀成分，如杂技、武术、相声、评书等，已转化为高雅的表演艺术，成为社会文化财富。江湖上的侠义、互助、反抗强权等内容，是可以批判吸收的。如何剔除糟粕，萃取精华，尤其是如何铲除危害社会的种种丑恶事物，净化社会空气，是每个有良心的学者的责任。另外，历史上对待江湖的态度与处理方法，也值得借鉴。拿“变钱”骗术来说，古今流行，总有人财迷心窍，上当受骗。明唐伯虎诗云：
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说会烧银；
自家何不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至于有些人对风水迷信的观念在科学进步的今天依然痴迷不悟，民间也有诗为证：
地理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
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搜寻葬乃翁？
今天看来，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江湖与江湖文化仍然会顽强地存在下去。所谓“天不灭相” （“相”是从前江湖人的自称，意思是江湖人与江湖行当与天共存），根本原因在于总有人买账。如何研究既往，总结经验，启迪智慧，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所以，研究江湖文化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着现实意义。
注释：
[1]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李慎之序”），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页。按，该书洋洋40万言，主要是从《三国演义》、《水浒》等所谓“游民文学”阐发，对游民社会、游民文化之主旨未能展开，否则，本文或可就此打住。
[2] 《百纳本二十五史》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第292页。
[3] 《百纳本二十五史》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第1067页。
[4]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0-351页。
[5] （清）卓子亭：《新刻江湖切要》，光绪十年苏州银杏山馆。该书又名《江湖切要》、《江湖切》。
[6] 曲彦斌：《试论中国江湖文化》，载《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4辑，第242-254页。
[7] 叶涛、张廷兴：《江湖社会习俗》引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8] 闰泉：《江湖文化》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2页。一般而言，“秘密社会”由秘密教门与秘密帮会构成，也属江湖范围。作者这里所说的秘密社会显然是泛指整个江湖社会。可以比较下文讲到的江湖特征。另外要注意的是，上引《江湖社会习俗》与《江湖文化》，篇幅不大，对江湖文化现象只是作了初步的探讨。
[9] 陈雨门：《旧时开封相国寺的形形色色》，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2页。
[10] 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3页。
[11] 《百纳本二十五史》第四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第77页。
[12] 《百纳本二十五史》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第97页。
[13]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8，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
[14] 曹俊山：《黑白人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56-57页。“巾皮李挂”又叫“巾皮彩卦”、“金批李瓜”。按，江湖行话又叫“春典”，只训读，不训形。也就是说很多江湖语言带有注音性质，字型不一。加上时空差别，更有多种称呼、写法。
[15] 袁培经：《郑州老坟岗江湖行当内幕》，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3页。
[16] 陈雨门：《旧时开封相国寺的形形色色》，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2-573页。
[17] 按，此处及下文有些地方未注明出处，系资料来源过于庞杂，不便注明。
[18] 徐达音：《人间地狱“娱乐巷”》，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
[19] 朱琳：《洪门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111-112页。
[20] 金焕等编：《旧中国黑幕大观》，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21] 潘德潜：《民国时期綦江的三教九流》，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2页。
[22] 唐再丰：《鹅幻汇编》卷12，“江湖通用切口摘要”，清光绪苏州桃花仙馆石印本。
[23] 于城：《“江相派”——一个迷信诈财的集团》，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544页。
[24] 谢敬鸿：《旧社会江湖十二相》，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2页。
[25] 冯荫楼：《古汴乞丐生涯录》，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
[26] 曲彦斌：《行会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页。
（资料来源：本文发表于《文史哲》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