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开化府志》，为清代西南边境地方史志中唯一专门书写安南国历史的官修志书。该志附录的《安南国纪略》，与安南学者黎崱的《安南志略》，中国清代四川学者李仙根所著的《安南使事纪要》，清代广西学者高熊徴所著的《安南志纪要》，以及据考证认为应是高熊徴所增补而成的《安南志》及其衍生版本《安南志原》，成为近代以来国内学者研究中越关系史或者安南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文献。诚然，《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按照历史线条框架而言，其内容的复杂性比不上《安南志略》《安南志原》等著作，但其在关注中越关系史，特别是明清云南地方和安南关系史，乃至云南边疆涉外治边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史料价值，《安南志略》《安南志原》等著作则无法比拟。《安南国纪略》，不仅强调了开化府的地理重要性，还突出了当时清朝云南开化府和安南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和中方立场，特别是开化府的地方立场问题，地方性表述特征明显。然而，国内研究者对于《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却未予以重视。基于此，本文对《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展开讨论，旨在揭示其书写邻国历史的地方性和涉外护边特征，进而从文献史料和护边思想层面审视其学术价值。
一、《开化府志》的版本类型及编纂者
清代云南乾隆《开化府志》，为云南开化地区（相当于现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马关县、麻栗坡县、西畴县、砚山县大部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屏边县东部和金平县东部）的第一部地方史志，亦是清代云南沿边府县留存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清代乾隆《开化府志》、道光《开化府志》和当代点注本《开化府志点注》，均保留了对邻国历史书写的手法，即在卷八《兵防》中以附录的形式，专门附上了《安南国纪略》，在清代云南沿边府县史志中，具有独特性。
（一）《开化府志》的版本类型
清代云南《开化府志》的版本类型，就查询可知，目前常见的主要有乾隆、道光两种和当代点注本。两种分别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编纂本和道光八年（1828）编纂的续修本。其中，乾隆《开化府志》版本，据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整理出版的《江苏艺文志·常州卷》介绍，目前还可以追溯到三个版本，即（1）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2）晒印本，北京图书馆藏；（3）抄本，云南省图书馆藏。另，据查询可知，故宫博物院亦珍藏了乾隆《开化府志》，该版本最后汇编于《故宫博物院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道光《开化府志》，目前常见的主要为国家图书馆藏本；点注本历经两次整理、点校、修订完成。第一次整理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由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吴兆庆对乾隆《开化府志》进行了部分整理，由该校张任老师校订，同时刊发于《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连载10期，整理至第五卷，后因各种原因而停止整理校订工作。后来，该项工作由文山师专的娄自昌和李君明两位教师继续点校注释，并于1998-2000年期间最终完成校注版，随后于2003年提交兰州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正式出版。点注本使用的版本源流为乾隆版嘉庆初年刻本和1950年后手抄本，实为为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开化府志》的整合本。
另，相较之点注本所使用的清代《开化府志》，本研究主要使用由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开化府志》和由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道光续修《开化府志》，以便于互相校正，互别错讹。这其中，就序言排列方面，三种《开化府志》亦有差别。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开化府志》，在序言安排层面，首篇为云南巡抚刘藻所作之《开化府志序》，其次为叶观国序，为傅靖序，为罗源浩序，为廖瑛序，最后才是开化府知府汤大宾所作之《纂修开化府志序》；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开化府志》，开始便将周炳的《续修郡志序》放在云南巡抚刘藻序言之后，接着是《原纂开化府志修辑职名》《续纂郡志修辑职名》，然后为乾隆版云南巡抚刘藻的《开化府志原序》，云南藩司傅靖《原序》，云南粮道罗源浩《原序》，云南迤东道廖瑛《原序》，知府汤大宾《原序》。道光《开化府志》在序言排序上，比乾隆《开化府志》和《开化府志点注》少了云南学政叶观国《原序》。正如其续修凡例所言，“本志原仿《通志》体裁，分别纂入，旧志遵之，新志特为补其缺略，补所宜补，尚虑七十年以来，轶事阻于闻见，奎漏之讥且不免，非与前创始者角智较短长也”。
然则，就原始性和内容的完整性方面，三种类型的《开化府志》，均存在缺漏内容问题。如，在抄录过程中，无论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开化府志》，还是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开化府志》，其中附录的《安南国纪略》，均有内容缺失问题。比如，在书写历史大事件时，道光《开化府志》还未写完“汉武帝平南越”部分，便直接跳到宋初册封“授李公蕴交阯王”。又，对永乐六年（1408年）交阯余党简定反叛之事的抄录，无论是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开化府志》，或是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开化府志》，还是当代点注本《开化府志点注》，均缺失数百字的内容，其中缺失的部分还需要回归到《安南志原·总要》8中比照。总之，需要同时将三种类型的《开化府志》同时使用，方能更好地管窥清代《安南国纪略》之原貌，但就研究过程的版本清晰度而言，又以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九年刻本《开化府志》为佳，此亦为本研究之主要参照文献。
（二）《开化府志》的编纂者
据目前所存类型版本信息介绍，清代云南《开化府志》，其编纂者主要涉及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开化府志》。其中，乾隆《开化府志》编纂者，据文山州地方志办公室的梳理文章认为，该志为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纂成。编纂者分工为：总裁系知府汤大宾，监修为同知季湘（此处“湘”字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刻本的“缃”字不一致，应是受手抄本所误），纂修为儒学教授赵震；道光《开化府志》编纂者分工为：开化府知府何怀道与开化府安平厅同知周炳重修。由此，清代《开化府志》的编纂，主要负责人涉及5人。这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道光《开化府志》中，得到明确体现。如，乾隆《开化府志》编纂者分工为：总裁云南开化府知府汤大宾，监修署开化府同知季缃等，纂修开化府儒学教授赵震；道光《开化府志》编纂者分工为：总裁中甸知府署理开化府知府何怀道、同知推升安徽池州府知府周炳、平安同知兼署开化府知府刘肇绅，监修许应元等，总纂修开阳书院教习万重筼等。
总之，无论是乾隆《开化府志》，还是道光《开化府志》的纂修和续修工作，均为集体所为。但据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序言可知，两种清代云南《开化府志》，其中贡献较大者当属乾隆《开化府志》总裁知府汤大宾和道光《开化府志》总裁同知周炳。因之，后来文山师专教师点注本中，将汤大宾和周炳作为主要原纂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则，无论是乾隆《开化府志》，道光《开化府志》，还是《开化府志点注》，均未就汤大宾和周炳生平作梳理考证，仅是在序言或者《秩官》部分，略有提及，稍显单薄。因此，有必要专门就《开化府志》主要原纂贡献者汤大宾和周炳的生平进行必要的考证，以供相关研究参考。
其一，汤大宾生平概述。据《开化府志》汤大宾序言可知，其为毗陵人，即清代常州府人。道光《开化府志》载，汤大宾：武进人。由监生升县宰，历升至郡守。乾隆二十一年（1756），自澄江调任开化府。汤大宾在由监生升任县宰、郡守之基本事迹，可见于清代《绍兴府志》《玉环厅志》《澂江府志》和《浔州府志》。乾隆《绍兴府志》载：汤大宾，无锡人，乾隆十三年（1748）任绍兴府同知。光绪《玉环厅志》载：汤大宾，乾隆十八年（1753）任玉环同知。道光《澂江府志》载：汤大宾，江苏武进人，监生，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澂江府知府。至于汤大宾何时离任开化府知府一职，从道光《开化府志》中无法确切推断。根据道光《开化府志·官师》中历任知府的承接时间点，即继汤大宾之后的满洲人董世宁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赴任开化府知府，其中有十五年的空档期。然则，根据道光《浔州府志》载：汤大宾，武进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继其赴任者帅家相于乾隆三十一年任（1766）。由此可知，汤大宾任开化府知府时间应为6年，任广西浔州府知府为4年。汤大宾任开化府知府六年，因其“练达宽和，循声懋（点注本作“愈”，应有误）著，一切规模，皆为备举，尽心民事，惠及士林。府志由公韧修，深合体裁，官绅士（点注本作“民”，应有误）庶，至今钦仰其德”，因此亦被道光年间续修的《开化府志》作为名宦而载录于史册。
又，据道光武进《汤氏家乘》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岁次丁酉中秋前五日，十世孙汤大宾作《增修族谱序》。再，《江苏艺文志·常州卷》应为目前最为系统记载汤大宾生平之书，相关生平与官宦生涯时间点亦能够与上述古籍记载相契合：
汤大宾（1714-1796）：字名书，号蓉溪，清阳湖人。诸生。五应乡试不中。援例浙江绍兴府同知，历任玉环同知、山阴知县、云南澂江知府、广西浔州知府兼梧州知府等。多次赈灾、平狱、修葺郡学，助寒士读，政绩显著。50岁后丁母忧辞官，在里中倡性济贫扶孤等善事。
其二，周炳生平概述。据道光《开化府志》序言，周炳标识的出生地名为“铁岭周炳识”，可知其原籍为铁岭人。又，道光《开化府志·官师》中记载开化府历任同知时介绍，周炳乃汉军镶红旗人，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实任开化府同知，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任开化府同知。这期间，嘉庆二十五年（1820），奉文改马白同知为安平厅，分管东安、永平、逢春三里，设安平同知，周炳于道光元年（1821）三任安平同知。道光五年（1825）冬，周炳四任安平同知。道光八年（1828）冬，周炳五任安平同知。又，据周炳序言可知，其于道光九年（1829）夏升任安徽池州府知府。由此可见，周炳自嘉庆二十一年实任开化府同知始，道光八年冬五任安平同知终，其在开化府地区的官宦生涯达12年。
二、《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
由来及书写范式
《开化府志》附录《安南国纪略》的由来，其整体书写逻辑虽然遵循着“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知往鉴今”和“立场鲜明”的基本史观与立意，但核心宗旨还是彰显清代开化府的地缘重要性和开化府地方官员对安南国的整体认知观，并在此基础上凸显开化府在与安南边界争端中的正统性和正义性特征。
（一）《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由来
在目前可查阅到的有关清代云南边境府县地方志中，没有一部如《开化府志》一般，专门以附录的形式书写邻国历史，特别是安南与中原王朝关系史，进而强调中方立场。这种特殊性的彰显，主要还是为了预防安南内乱影响边地事务和为开化府与安南边界争端找寻历史证据。正如云南巡抚刘藻在《开化府志》序言中强调，开化府：
三面环交阯，路歧地僻，出入错互，未易穷诘。仰赖圣天子德教洋溢，遐方绝域，罔敢不共，而交人尤修职贡惟谨。萑苻之警，固不足虑。惟其国年来内讧，郡民之黠者，或不免轶出，协从为非。诘奸慝、敉边圉，守土之责，不可不殚厥心力也。
就云南巡抚刘藻所言之开化地缘现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出任开化府知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出任云南粮道兼水利道按察使司副使的张仲信亦言及，“开化乃康熙四年（1665）初辟之新疆也，环郡皆山地，非沃野。所辖蛮倮言语、嗜欲，未尽相通。初置郡时，必置镇兵。”因之，刘藻也明言，《开化府志》“于边防、师旅及加恩交中事，言之尤详”，主要是为了“俾后之守斯郡者，共知所厝意焉”。云南藩司傅靖的序言亦明言，“开郡，古西南微外，僻处滇之东偏，壤逼交藩。前代隶长官司，迨圣朝声教覃敷，八荒在宥，改土设流，遂为严疆重镇，涵濡德化者，百年于兹”。云南粮道罗源浩序言明，“滇居天末，而开化一郡，尤僻在边幅，三面界安南，为卉服鸟言之地”，而且“惟是地处山隅，纪载无闻，志乘未有成书，盖亦阙典也。夫志之在边徼，视中土为尤亟。一切沿革张弛、经营措置之宜，非胪列区别，则前无可征，后无可据”。又，乾隆《开化府志》中的云南学政叶观国序言同样强调，“开化为古强现、牙车、教化三部地。外距交冈，内杂僰倮，实滇省东南之边隘。凡所以控制番夷，辑柔黎庶，非有廉能练达之司，不足以治之”。再，云南迤东道廖瑛序则明言，“滇之开化，本三长官司地，我朝改流设府，控制交国，百年来恭顺无比，此亦开化无外之验也。至今记载缺如，仅于省志中窥其大略”。因之，廖瑛强调了纂修《开化府志》的重要价值：
或见夫府境接交，颇知险易，矜才跃冶，积不能平。追思明初，原属版图，四定艰难，三杨弃置为失策。殊不知水土瘴厉，兵行疾疫，沐镇数次无功，讵不由此地会剿者耶？......览斯《志》者，务在保境息民，无贪奇功，无贻后患，无争赌咒河原议，睦邻禁奸，使彼为屏为藩，何尝不可以塞外属国耶？然则，交连粤黔，惟滇之开化抗其喉，而镇静安和，悉于是《志》焉。
虽然《开化府志》相关序言者，均强调了开化府毗邻安南的重要性，以及在该志中强化对安南书写的必要性，可以当作《开化府志》书写邻国历史缘由的重要旁证，但均仅是第三者的看法。然则，要系统了解《开化府志》中附录《安南国纪略》，以及剖析其书写邻国历史的史观和缘由，还需要回归到对原纂修者的序言中。为何要在《开化府志》中专门以附录的形式书写安南国历史，书写中原王朝与安南关系史，特别是书写清代开化府与安南之间的边界争端问题，虽然乾隆《开化府志》纂修者序言和道光《开化府志》纂修者序言并未明言，但从作者序言和凡例中，亦能窥探一二。
汤大宾的序言强调，纂修《开化府志》主要有如下动因：一是开化地区在清代设立郡治之前，无典可考；二是明代征伐安南的战略要道，即“胜负得失之机，所系綦重”；三是开化府辖地“是以九牛六诏之边，二台八戛之地，抚驭亦非易事。况幅员千里，僻在边隅，外控交冈，内蔽临广，其所以备干城而效腹心者，苟非具有成规，何能昭示来许”。因此，“爰于修建学宫之余，合僚属诸君，裒集成书”。就此不难看出，在汤大宾主持纂修的乾隆《开化府志》动因中，开化府与安南接壤的“外控交冈”特殊地位，即“绣错星分，画地制域，先王所以正疆界，严中外之防也。滇南去京师万里，而开郡尤隶天末，外接交冈，曩者黎夷狙智，窥我边幅”，因之“本朝康熙六年，新设流官、置重镇，所以控安南，制土夷也”，应是其修志过程中专门强化对安南国历史书写的重要缘由。
另，道光《开化府志》虽未就《安南国纪略》部分展开增补，但其完整地保留了原版《安南国纪略》，本身即是对乾隆《开化府志》核心思想的认可传承。就此，周炳在序言和凡例中也明言，“志，史之嚆矢也。其年与事，无志则亡”。因之，道光《开化府志》在续修凡例中，仍旧强调增加安南内容的重要性，即“志首图考尚矣，况开化三面距交，其图尤须详晰。旧志于八里总图、城池图外，绘边关及安南国图极是”。而在兵防层面，因“以府境三面距交，安塘立汛，更宜严备，兹一一载之如旧志”，所以道光《开化府志》中的“兵防”部分，亦完整保留了乾隆《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内容。
（二）《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书写范式
开化府，为清代云南与安南国接壤边境线最长的边境府，亦是云南应对邻国安南事务的前沿阵地。由此，《开化府志》书写安南国史，并将其置于该地方史志的末尾附录部分，既是当时地缘接壤所需，又是地方官处理邻国事务的客观写照。就此，正如纂修者汤大宾所言，开化府“况幅员千里，僻在边隅，外控交冈，内蔽临广，其所以备干城而效腹心者，苟非具有成规，何能昭示来许？”。因之，对邻国安南的历史线条进行追溯，成为了清代云南《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基础书写范式。
此外，在体例结构层面，《安南国纪略》主要以历史时间顺序，通过大事件的形式叙述安南的历史线条，从秦代一直写到清朝雍正五年（1727），雍正上谕同意马白关小赌咒河为云南开化府与安南分界的边界争端，继而引出乾隆年间安南地方官员无理诉求领土事件为止。在主体的历史线条之外，通过引述刘文征、李仙根、谷应泰和高熊徵等明清学者有关安南论述的观点，即以批注“按”的方式叙述边界争端之由来，并辅之当时安南国使臣的奏疏和开化府本地的禀饬文稿为直接论据材料，进而形成《安南国纪略》的基本体例结构。该部分内容占据了整篇《安南国纪略》8000余字的一半以上，约4000余字。而《安南国纪略》中专门增补了雍正、乾隆时期的内容和地方史料，突出了其在史料使用方面的特殊性。
一方面，追根溯源，以时间朝代顺序叙述安南国历史线条。《安南国纪略》简要地介绍了安南国的地理方位和人文风俗后，直接通过时间朝代顺序追溯有关安南的重大历史事件，梳理历史线条，即：内属中国时期的秦置象郡、赵佗建南越、汉武帝南越建三郡、太守锡光治交阯、光武征辟制度治九真、东汉马援平乱、三国杂乱统属、晋置刺史、陈隋置刺史添设新郡、唐置安南都护、开元九真姜公辅经术治安南、唐末李琢乱安南、唐末高骈平安南、五代十国南汉刘隐并安南、丁部领割地称王等；独立时期的黎桓篡位、北宋册封南平王、李公蕴建李朝、宋交战争、陈日煚建陈朝、元朝征安南、胡季犛篡位、明朝征安南、黎利建后黎朝、安南南北分治（莫朝黎朝并立）、清朝册封黎氏等。总之，《安南国纪略》，在安南内属中国时期，记述较为简略，仅提及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制度与安南地区的关系。而当安南于五代十国末年，宋初正式独立之后，对相关安南的历史记载较为详细，特别是明清两朝时期。时间起讫点为，起于秦朝置郡，讫于清乾隆年间之汤大宾等人处理开化府与安南之边界争端事务，近2000年的基本历史线条。
另一方面，正本清源，强调中国与安南国之间的藩属关系。《安南国纪略》在书写安南历史线条过程中，虽然强调了丁部领割地称王和黎桓篡位，乃为其真正独立于中原王朝的开始，但在叙述黎桓篡位建立的前黎朝，还是后续的李朝、陈朝、后黎朝、南北朝（莫朝黎朝并立）过程中，均正本清源地一再强调，中原王朝对安南历朝册封的正统性和彼此间的藩属关系。比如，叙述五代十国南汉末年、宋初安南豪渠丁氏家族列土割据时强调，“拥立豪渠丁部领，称万胜王，以子琏为节度使。宋初，琏遣使入贡，太祖封之”；叙述前黎朝时强调，“真宗即位，封桓南平王，黎氏有安南自此始”；叙述李朝时强调，“李公蕴篡黎氏，自称留后，遣使奉贡。上以蛮夷不足责，用桓故事，授公蕴交阯王”；叙述陈朝时强调，“元世祖平云南，光昺上表奉贡，遂封为王”，而皇庆二年（1313），“交阯叫犯镇安、归顺二州，杀掠数千人。中书省诘责之，安南饰词以谢，因饬边吏毋令侵越，自是贡献不绝”。此外，元灭明兴，“安南陈日煃遣使进贡，封日煃为安南王”；叙述后黎朝时强调，“其国十三道，道不过中国一县。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藩，然帝其国中如尉佗故事，死则加谥称宗”；叙述北方的莫朝和南方的黎朝时强调，北方莫朝方面，“上乃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登庸为安南都统使，从二品，给印章，子孙世及”。又，万历元年（1573），“子莫茂洽袭。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入贡，迄十余年方以期修贡”。再，明灭清兴，清朝顺治十七年（1660），“安南都统莫敬曜，纳款求封号，粤西抚于时曜以其率先归附，且欲为黎氏劝，具闻，报可，自后入贡相继”；南方黎朝方面，康熙五年（1666年），“上遣翰林院侍读程芳朝赍印册封黎维禧为王”。康熙二十二年（1683），“册封黎维禛为安南国王，嘉其不从吴逆也”。
再一方面，知往鉴今，反思中原王朝失去安南之历史教训。《安南国纪略》的整体历史线条看似都在书写安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王朝兴替，但也潜移默化地强调中原王朝在安南历史世系中的宗主地位。正如此，《安南国纪略》在书写完成安南的基本历史线条后，还特别就中原王朝失去安南之历史教训展开了引证论述。因之，专门引证明代天启《滇志》作者刘文征的观点阐述到：
交阯，唐尧宅之，汉州之，逮吴割据亦然，宋不竞始失。迄元之强大，亦不能郡县如汉也。永乐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复汉旧，寻又弃为外国。岂地合散自有数，抑人谋之不臧也？永昌有指挥，自交阯历三世，而家藏大珠独异等五则。凡所以失民心而不可复者，其以是耶！
通过引证云南学者刘文征对中原王朝失去安南的分析后，《安南国纪略》以批注“按”的形式，援引了清初学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安南评价的近一千字的篇幅，阐述了失却安南的历史教训，即“交阯自汉入为郡县，与番禺、桂林同归中国，非属彝附庸仅称职贡比也”，即使明初“陈氏奉国称臣，率先入贡，太祖许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乐中，黎氏弑主盗国，称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国，意实抗衡天朝”，进而罗列中原历代治边方略，并反思明代失去安南之教训，最终感叹“二十年后并召还黄福，祸发于中宫，乱成于庸师”，造成“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算国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的结局。
最后，立场鲜明，陈述清代开化府与安南之间的边界争端态度。《安南国纪略》，在书写逻辑层面，虽然一直遵循着“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知往鉴今”的基本立意，但这三条主线均是为了服务于陈述清代开化府与安南之间的边界争端问题，强调中方地方政府的鲜明立场。也正如此，叙述边界争端部分占了《安南国纪略》全文近一半的内容。其中，追溯了开化府与安南边界争端的由来，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安南南方黎朝供使阮名儒等奏本提及“云南开化土官侵彼国保乐州白的美、丰粟廪、有巢、玉玺等社村，渭川州东蒙、无咎、牛羊、蝴蝶、普园各社峒，兴化处水尾州甘棠、香山、山腰、呈烂、花贯等峒及琼崖州四峒，昭晋州三峒，广陵、黄崖、合肥等州”，进而拉开双边边界争端序幕。而针对安南的边界争端，《安南国纪略》罗列了从清政府到云南督抚的调查结果，安南方面的奏疏，以及开化总兵与知府的禀饬等，进而驳斥安南单方面的无理要求，彰显中方态度，特别是开化府层面的鲜明立场，即：
仰安南国洮河等处官属遵照，文到速即愧悔，痛改前非，照旧各守各界，毋自执迷不悟，再生觊觎。盖本镇、府蒙皇上特简之恩，锁钥滇南半璧，止知清厘边界，控驭交冈，断不肯委靡坐听尔等之侵占，此万万不然之事也。
开化府志封面
三、《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
史料来源及护边思想
《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为当前留存的有关安南历史线条及其时代事务的重要古籍文献之一。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古籍中专门有关安南记载的文献较为有限，主要有私人编纂和官修正史两种类型。其中，私人编纂有元朝时期安南学者黎崱的《安南志略》，清代四川学者李仙根所著的《安南使事纪要》，清代广西学者高熊徴所著的《安南志纪要》，高熊徴所增补而成的《安南志》及其衍生版本《安南志原》；官修正史则主要集中于《宋史·外国四·交阯》（卷488）《元史·外夷二·安南》（卷209）《明史·外国二·安南》和《清史稿·属国二·越南》等少许几种正史中。正如此，《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文本，对于研究安南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安南国史、明清与安南关系史，以及清代开化府与安南边界争端史，其所具有的特殊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因之，有必要专门对《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史料来源及其积极的护边思想价值，进行深入地考校论述。
（一）《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史料来源
考证《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史料来源，主要立足于《安南国纪略》编纂之前的相关文献和当时文献分析。就《安南国纪略》的文风特点和表述范式而言，其史料来源主要有私修著作、官方奏疏和编纂者禀饬三类。
一方面，《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史料来源中的私修著作参考。就《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行文特征和表述风格而言，其史料来源中，无疑大量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一些私修安南国著作。而在相关参考著作里面，虽然乾隆《开化府志》的纂修者并未言明其参考史料源自何处，但在《安南国纪略》的后半部分，特别是强调边界争端的正统性和正义性方面，分别援引了明代刘文征、清初学者谷应泰、清康熙七年出使安南的四川学者李仙根、康熙年间出任广西思明府教授的广西学者高熊徵等人的观点。就此可见，《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内容的编纂，在私修著作参考方面，至少参考了明代云南学者刘文征有关安南研究的著作，清初谷应泰、李仙根和高熊徵有关安南研究的著作。具体参考了上述明清学者的哪些著作，下述将开展力所能及地考述。
其一，援引刘文征著作层面。在书写完成安南国的主体历史线条后，《安南国纪略》专门就历史上的交阯之地，特别是交阯脱离中原统治的历史教训展开了论述和反思。这其中，专门援引明代云南学者刘文征对交阯的论述来反思失却交阯的历史教训。经查询，援引刘文征近200余字的论述观点，来源于刘文征所编纂之天启《滇志》。该段话出自于《滇志》卷三十三中的《搜遗志第十四之二·补羁縻》。
这其中，需要指明的是，乾隆和道光《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中对所有“交阯”一词，均使用“阯”，但由云南大学古永继教授点校之天启《滇志》中，使用“趾”，而在《开化府志点注》中，同样也使用“趾”一词。对于“阯”或“趾”的用法，在古代安南学者黎崱的《安南志略》中有详细的辨析，其援引应劭《汉官仪》中的话“始开朔方，遂方于南，焉子基趾”认为，今作“址”非。又，《安南志原》中对“交趾”一词的使用辨析，更为明了，认为安南即古交趾。书云：“宅南交”。礼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山海经载：“交趾国人交胫”。东汉书云：“男女同川而浴，故云交趾，近是。”就上述对“交趾”的“阯”或“趾”考辩而言，“趾”为当前通用之词。
其二，援引谷应泰著作层面。在“按”部分，《安南国纪略》在考察中原失却交阯的历史教训中，明确援引了清初学者谷应泰的大段论述，约800余字，即“谷应泰云然，仍之”。据查询，该段引述源自谷应泰所著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中的《安南叛服》总结部分。同时，该段话还被高熊徵用之于其所编著的《安南志原·总要》中。另，对于《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援引该段话中出现的误字需要加以辨明。其中，道光《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在援引该段话时，最后一句话，为“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筹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点注《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在点注援引该段话时，仍为“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筹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但查询原文，无论是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中的《安南叛服》点评部分，还是中华书局2015年版的河北师范学院点校本的《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中的《安南叛服》点评部分，该句话的原话均为“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算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另，高熊徵之《安南志·总要》中，援引该段话的最后一句亦是“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算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综上可见，该段话最后一句的句子应为“夫亦庙算有遗策”，而非“夫亦庙筹有遗策”，应系清代《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纂修者在援引过程中将“算”字看成或者抄成了“筹”字。
其三，援引李仙根著作层面。《安南国纪略》中，在清代书写清朝康熙初年安南南北朝之间的争端时，专门提及康熙七年（1668）派遣内院侍读李仙根出使安南调停双边争端之事。继而在“按”部分，交阯历史人文部分，专门援引李仙根对安南历史人文展开介绍的段落，约900余字。经查询可知，该部分内容来源于李仙根所著之《安南使事纪要》中的《杂记》部分。同样，该部分内容亦在高熊徵所编著之《安南志原·总要》中出现。
其四，援引高熊徵著作层面。在讨论相关引证来源之前，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安南志原·总要》部分的撰写作者，均一致认为系高熊徵，并已经展开深入论证，因之本研究采纳通用观点，即《安南志原·总要》为清代广西学者高熊徵所著的说法。通读《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援引相关私人著作研究成果和官方奏疏史料论证开化府与安南边界争端之前的上半部分，即引证“按”部分，再通读由高熊徵编著之《安南志原·总要》部分，经过细致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几无区别，即《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上半部分的内容，几乎抄录自《安南志原·总要》。若说其中的区别，《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省略了《安南志原·总要》中的许多细节，而以纲要式线条缩写了《安南志原·总要》中的诸多细节内容，但总体体例和历史大事件均是沿袭《安南志原·总要》，同时在开化府与安南边界争端由来之后，增补了100余字有关双边最后划界的内容，调整了吴三桂起兵反清的时间，即康熙十二年（1673），而非康熙十三年（1674）。
另，《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不仅在主体总要部分全面抄录和沿袭高熊徵《安南志原·总要》中的内容和行文体例，在后半部分的“按”语增补部分，亦大量援引《安南志原·总要》。如，对谷应泰有关安南部分的援引，对李仙根有关安南的记录，均与《安南志原·总要》无甚区别，仅增补了明代刘文征《滇志》中有关交阯的论断内容。再则，《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除了大量援引《安南志原·总要》中相关安南国研究的第三方论述和记录材料外，还专门直接引证了高熊徵本人有关安南国的相关记载，特别是高熊徵作为广西思明府教授期间有关安南思考的论述观点，如专门讨论广西思陵州与安南的边界问题，思明府抵达南关、凉山和鬼斧关的距离及其防守问题等。
总之，《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不仅全面抄录了高熊徵相关著作的主体内容，还整体上保留了高熊徵有关安南研究的基本体例，由此也能够直接反衬出，目前仍还存在争论的《安南志原》作者问题，应为高熊徵无疑，而《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部分正好系统性地填补了当前国内有关《安南志》《安南志纪要》和《安南志原》中的作者属性问题。诚然，《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仅是全面抄录和引证了《安南志原》中的《总要》部分，但就《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保留有关高熊徵的记录痕迹来看，该部分内容确实系高熊徵撰写无疑。可以说，《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部分，不仅透视了高熊徵研究安南的著作的流传性，即或许曾流传到云南地区，进而被乾隆时期编纂《开化府志》的开化府地区官员发现，进而全面抄录和引证，还进一步从边境府县留存的地方史志层面，活态性地论证了高熊徵与《安南志纪要》《安南志》和《安南志原》之间的当然性作者关系，更为厘清当前国内甚或国外有关高熊徵是否系《安南志原》作者的学术争论问题，再次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
另一方面，《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史料来源中的官方奏疏。《安南国纪略》虽然绝大部分内容源自对高熊徵著作的抄录与增补，同时高熊徵所使用之相关材料，除了明确标明作者身份的李仙根和谷应泰之外，大多没有注明其出处，特别是相关奏疏材料。因此，有必要就高熊徵所援引之奏疏材料以及《开化府志》纂修者增补之奏疏史料，进行必要的来源考证。
其中，在《安南国纪略》的正文部分，提到了雍正五年（1727）安南黎维祹的疏言，此部分内容在《安南志原·总要》中并未记录，由此亦可侧面推断，此部分内容为新增补，因为高熊徵此时已经去世二十余年，更进一步表明了高熊徵为《安南志原·总要》的作者。该部分内容，具体可见于《清世宗实录》和《云贵总督高其倬奏陈安南交界情形折》。
又，《安南国纪略》后半部分的按语材料，其中援引康熙三十年（1691）安南国王黎维禛差阮名儒等奉贡的奏本内容，即讨论安南北部割据问题及与开化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奏言，其亦抄录自《安南志原·总要》无疑。据此查阅，《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和《安南志原·总要》中的安南国王均为“黎维禛”，但查阅《清圣祖实录》，其中没有此名，与之能够对应的应是“黎维正”。据《清圣祖实录》载，“安南国王黎维正，遣陪臣阮名儒等，赍表进贡方物，宴赉如例”。虽然康熙三十年的《实录》中并未记录安南国王遣使阮名儒等的奏言，但在康熙三十六年的《实录》中，明确记录了有关安南国王黎维正的边界领土要求疏言及其回应：
臣国牛羊、蝴蝶、普园等三处，为邻介土司侵占请敕地方官给还。时云南巡抚石文晟来京陛见，上问以安南边境事。石文晟奏曰：“牛羊、蝴蝶普园等三处明时内属”。自我朝开辟云南，即在蒙自县征粮。至康熙五年，改归开化府属，已三十余年，并非安南之地，伊轻听妄言，擅行具奏，而又遣兵到边。是时，臣同督臣，仰体皇上柔远至意，令防守人等，不得轻动。臣思此地久入版图，且在内境，断不宜给还。上命大学士等详议。寻议，安南国王黎维正，不察本末，轻听妄言，遽遣兵于边疆驻扎生事妄行，应行文申饬。
再一方面，《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史料来源中的禀饬材料。其中的禀饬材料，主要来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安南国地方军事首脑递交给开化府地区军政首脑的禀饬材料和开化府军政首脑的回复材料，并附在《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末尾部分，是除了抄录《安南志原·总要》之外的重要增补部分，亦是《安南国纪略》相较之《安南志原·总要》的特色部分，共1300余字，约占《安南国纪略》总篇幅的百分之十六。该部分史料，未见于相关私修著作和官方正史、实录中。具体材料构成为，使用了乾隆二十二年安南国方面地方官员金岭侯阮日和官都总兵使敦恭侯阮表敦等，向开化府递交的500余字回禀材料，继而在收到安南方回禀情况后，开镇总兵王澄、知府汤大宾据禀饬内容进行了800余字的回复，并强调了双方边界争端中的安南无理要求和开化府的地方态度。
（二）《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的护边思想
作为西南边疆地区重要的边境府之一，开化府自康熙五年设置伊始，便充当着“控驭交冈”的重要战略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从康熙三十年安南国强调与开化府存在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开始，历经雍正、乾隆两朝，双边围绕边界争端展开的系列争论不断。这其中，即便康熙三十六年清廷已经明确了边界争端的性质，即“安南国王黎维正，不察本末，轻听妄言，遽遣兵于边疆驻扎生事妄行，应行文申饬”，而雍正三年至六年期间，雍正帝亦本着“朕居心惟以大公至正为期，视中外皆赤子，且两地接壤连境，最易生衅。尤须善处以绥怀之。非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和“朕统御寰区，凡兹臣服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当先侯甸要荒事同一体”的“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观念，进而在地方官员的“争”和雍正帝的“不争”中，划分了当时开化府与安南之间的边界。然而，开化府与安南之间的划界争端并未由此划上句号，而在乾隆二十二年，仍然出现了开化府军政首脑对安南地方官员无理领土诉求的驳斥事件，进一步彰显了《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在保存地方官员护边思想层面的积极价值。
据《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载，乾隆二十二年，安南洮河道右校点金岭侯阮日和总兵使敦恭侯阮表敦等人，向开化总兵和知府递交了有关“上国沙侬匪辈，更扰本国兴化处，其虐愈滋”的边境事件禀饬，并打着“缉拿崖谷哨捕遗奸，俾绝狗偷”的旗号，向开化府诉求“以复旧土”的无理要求：
照得本国地界，旧夹内地自北察店，各有成规。今窃见讴河之北，乃本国山腰地分，而上国并设巡店经二日程。揣知本国事上国，礼则君臣，山川有限。第于前年，本国方奋四征，缓图边事，实赖上国尊大老爷体及邻情，拨兵远按，俾地方获保无虞，不胜仰荷。兹洮河一带，并已清平，氓隶遗民，稍已还集，伏乞照内事理，仍依旧额抽这巡店回北察处，俾尺土寸民，复还本国，以副边情之望。
就安南洮河道地方官员的无理诉求，开化总兵王澄和知府汤大宾据理力争，立场鲜明地驳斥了安南地方官员的无理要求，并声明了开化府地方治边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体现如下：
首先，摆明立场，强调安南对清朝的从属关系，从藩属道义层面引申安南国层面的无理取闹。同时，还强调清朝威慑安南“沙匪扰攘”的贡献，即“边界一带，尔国沙匪扰攘，边民惊怖，尔等懦弱，不能自为震慑，全赖天朝整肃军威，拨令防边兵练代尔等张扬声势，每每克捷，不一而足”。然则，清朝地方对安南的付出，并未换来其“此固尔等所宜感激者也”，反而无理索求边界领土，即“窃见讴河之北，乃本国山腰地分，而上国并设巡店经二日程”，“伏乞仍依旧额，抽这巡店回北察处”，实属有悖于安南国“素征信义，极其恭顺”的形象，也有违于乾隆帝“推诚布公，亦从无歧视”之“大无外之规模，公无私之德意”。
其次，申明既定划界事实，驳斥安南地方官员制造划界争端的荒谬。明确强调，开化府地区与安南之间“至如中外分疆立界，原有定地，岂容紊乱”，而且“我国家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本镇、府等奉天子命镇守开阳，与安南国王谊切邻封，莫不仰体君恩宪德，和衷协恭，岂有争占外国地土之理”。
再次，据理力争，通过实证驳斥安南国地方官员制造“讴河之北”作为“山腰地分”的悖谬。针对安南洮河道官员的“山腰地分”立论，进而让开化府地方“抽回北察”的无理诉求，开化总兵和知府分别从实证方面强调了安南地方诉求的荒诞不经和“混清分争”。实证主要包括：一是“查沿边地方，闻以大河为界，河之南系属尔国，河之北即系天朝，现有舆图可据”；二是“查山腰、河口归入版图，完纳钱粮，由来已久。因该地与尔国接壤，惟恐交匪过河滋事，是以安置卡房，既拨土练，复设官兵，防守堵御，以安内外。册籍可稽，舆图可考，从未闻有交国地界之说”；三是“再查内地并无北察地名，只有坝酒地方，现有官员带领兵丁镇守弹压，历有年所，并无更易”。因之驳斥安南地方官员“突然禀请将山腰抽回北察”的无理要求。
最后，警告安南地方官员，不要制造边界争端，进而影响双方之大局关系。即，要求安南地方官员需要反思雍正年间双边分界之时的安南国王感恩态度，即“独不思当日中外分界之时，尔国王不胜感激涕零，披肝沥胆，备极诚悃”，并引以为戒，进而“应宜仰体国王恭恪之不暇，乃敢有无厌之望，觊觎山腰内地，冀图侵占，以启争端，以激边衅”。因此，开化府总兵和知府特“合亟牌饬为此牌，仰安南国洮河等处官属遵照，文到速即愧悔，痛改前非，照旧各守各界，毋自执迷不悟，再生觊觎”，以强调开化府官员“锁钥滇南半璧，止知清厘边界，控驭交冈，断不肯委靡坐听尔等之侵占，此万万不然之事也”的治边态度。
四、结语
云南开化府，自康熙五年设置后，既是云南“锁钥滇南半璧”和“控驭交冈”的重要边境府，还是清代康雍乾三朝处理“安南勘界案”的主阵地。观之《开化府志》编纂之缘由不难理解，作为边界划分争端的核心区域，开化府地区的行政首脑——乾隆《开化府志》的编纂者汤大宾，其本身便是直接参与处理乾隆时期“安南勘界案”尾声的地方官员，对安南在制造领土争端问题，无理诉求的行径，自然熟稔。因之，为了回应安南单方面的无理要求，守护开化府边界之地，守护雍正时期已经形成的既定划界事实，继而透视“外控交冈，内蔽临广，其所以备干城而效腹心者，苟非具有成规，何能昭示来许”的目标，成为《开化府志》增补《安南国纪略》现实需求，亦是编纂者汤大宾等希望通过书写邻国历史，以达“知往鉴今”的真实目的。
客观而言，《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中的书写体例，主要源自高熊徵之著作。其中对安南国所书写的思想主旨，也沿袭了高熊徵对安南历史书写的基本理念。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对邻国历史的书写，并非一定要原创，通过抄录古人思想以透视现实需求，亦是一种彰显，而《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即为此类。同样，《安南国纪略》以官方形式，被引入清代地方史志的书写中，虽属特案，但其亦体现了开化府官员，特别是开化府知府汤大宾本人的视野和现实关怀。再则，汤大宾等人纂修的《开化府志》，“无心插柳”引入高熊徵著作的体例和思想的举动，却成为了当前考证《安南志原·总要》为高熊徵所著的关键证据，为厘清当前学界的争论问题，提供了地方志视野层面的支撑材料，文献价值突出。
尤为重要的是，《开化府志·安南国纪略》，虽然其主体部分，即对安南国历史线体的书写部分，均抄录和引自高熊徵的《安南志原·总要》，但该部分内容仅是为了突出清朝康雍乾三朝“安南划界案”的背景由来，其抄录和援引的真实目的，主要为了驳斥安南地方官员制造边界争端，进而提供历史证据层面的支撑。同时，《安南国纪略》最后的按语材料部分，特别是对安南国地方官员无理诉求边界领土和开化府官员回应驳斥的原始材料，在相关官方史料中并未记载，具有较为独特的史料价值，更透视了开化府官员积极护边的立场和思想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