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当前的活的历史”
历史著述，最难的应是写当代史，尤其是在当前事变刚一过去就能把握其来龙去脉，作出及时正确的记载和总结了。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书在政变后三个月内就写成。恩格斯赞誉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这个事变在所有一切人们中间都只引起过惊异，而却没有被任何人了解”，马克思在“事变刚一发生之后”，就“把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画曾是把现实反映得极为真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伦比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第一卷221—222页）
引用恩格斯上面的话，并不是要荒唐地硬说魏源具有革命导师那样的洞察力。然而，恩格斯的话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尺度，帮助我们对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写“当前的活的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第一，魏源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及时地对鸦片战争经过作了忠实完整的记载，而这样做在当时是触犯时忌、冒着风险的。第二，魏源又撰《海国图志》介绍当时国人迫切需要了解的外国史地知识，并在全书总纲《筹海篇》中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宣传发挥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进步主张。两者合起来，就是对鸦片战争“活的历史”作了及时的记载和总结，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思想和历史家严肃的责任心。这不仅曾在史学史上放出异彩，而且就其反应迅速、态度认真等项而言，对今天从事现代史研究者也还具有某种启发的作用。
（二） 对鸦片战争的忠实记载
《道光洋艘征抚记》成书和流传时间都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当时没有署上作者魏源的姓名，各传抄本内容相同而书名小异，作《夷艘寇海记》或《夷艘入寇记》等。光绪四年（1893）上海申报馆将之收入《圣武记》排印出版，篇名改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因其内容记载鸦片战争始末，与探索清朝盛衰历史的《圣武记》有所不同，故人们仍常视为单独著作，一般也就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
申报馆将《征抚记》收入《圣武记》，是对该文作者是魏源的正式确认和第一次公开，这一做法具有权威的性质，决非出于猜度或误传。我们今天仍可找到多项直接记载证明作者是魏源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夷艘寇海记》前有娄东福桥居士所写的一篇前记，说：
“道光丙午夏六月上旬，皖江邓君守之（完白山人之令子，申耆先生之高弟）触暑来访余于石墩馆舍，……行箧中携有邵阳魏氏所纂《夷艘寇海记》二卷。”
此书是“邵阳魏氏纂”，说得明明白白。此外，清末以前确认此书作者是魏源的，还有汤纪尚、葛士浚、朱克敬(汤纪尚《□□文集》甲集《纪定海兵事》中说：“予览魏源《夷艘寇海记》”，说法也很明确。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收入《道光洋艘征抚记》，署名魏源。朱克敬编《边事续钞》4收入此篇并署名魏源。)等人。许多材料互相印证，说明人们一向认为此书乃魏源所作是可信的。
娄东福桥居士的前记还为成书时间提供了重要证据。道光丙午年即道光廿六年（1846）。可知《征抚记》成书至迟在这一年夏天以前。又据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夷艘入寇记》中记事下项是：“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卒于广东，诏耆英往接办。”可知成书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以后(又李瑚《魏源诗文系年》一书，据《征抚记》中有“英夷自去年夏困于三元里”的话，认为“成书时间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此说也可参考。)。
判定《征抚记》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就成书颇为重要。魏源在这样的时刻著书揭露投降派罪行，记载战争经过，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采取的勇敢行动。鸦片战争是由于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努力发生尖锐矛盾而爆发的。作为这一基本矛盾的一种反映，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也展开斗争。其结果，投降派得势，中国战败。战后，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其更加腐朽的统治，加上它实际上已经听命于侵略者的旨意行事，因而对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摧残镇压，对思想舆论界实行钳制。最突出的事件是对广东人民抗英斗争进行破坏镇压。同时听从英国侵略者的旨意，逮捕处罚抵抗派姚莹等，再次向敢于爱国御侮的人们示威。又悍然起用琦善、文蔚、奕经等人，委以重任，使这些不齿于人民的奸贼一个个重新神气起来。投降派首领人物穆彰阿、耆英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终道光之世，穆彰阿都是首席军机大臣，权势有增无已，处，心积虑排挤陷害进步势力，庇护重用民族败类。耆英签订卖国条约后，又以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身份包办对外交涉，媚敌有功，官升至内阁大学士，并得到赐紫禁城乘坐肩舆的特殊优遇。当时，尽管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及部分中下层官吏中抵抗情绪仍相当强烈，但在政府中投降派得势，不准人们谈论国事。《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
“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间，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投降派这样钳制社会舆论，是害怕人们揭了他们的老底。私下谈论尚被禁止，著书则要冒更大风险。为了避祸，当时的一些私人著述都不敢署名或不署真名。不但《征抚记》，其他一些记载局部史实的作品，如《英夷入寇纪略》、《出围城记》、《壬寅闻见略》等也都不署真名或托名。《夷氛闻记》原刻本及传抄本也不具名，直至1937年才由清史专家孟森证明作者是梁廷楠。当时这些作者们所受的政治压力，还可以《中西纪事》的遭遇来说明。《中西纪事》成书于道光三十年（1830），作者本是夏燮，当时却托名“江上蹇叟”。序言说：“两相枋国（指穆彰阿、耆英），防口纂严，珍此享帚之藏，窃怀挟书之惧。”同样道出投降派钳制舆论的逼人气氛和作者惧祸的紧张心情。又据后序说：“某大吏见是编，以为忤时，削其板，其书渐泯。至同治中，才重为印行。”道光三十年距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中西纪事》尚遭此厄运，那么魏源在战事刚刚结束、京城到处大书“免谈国事”的时候著书，而且记载更具体揭露更尖锐，当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就更可想见！
总之，魏源是在鸦片战争这场事变刚一发生之后，就立即记载了这段“活的历史”，当时又处在投降派钳制社会舆论的恶劣环境，他敢于如实记下投降派卖国等史实，这样的著述勇气确实是了不起的。
具有鲜明爱国思想的信史
《征抚记》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对鸦片战争历史作了简洁、系统、忠实的记述，凝聚着魏源的爱国感情。鲜明的爱憎和忠实的记载在书中得到较好的统一。
它态度鲜明地揭露英国侵略者的罪行，暴露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战争的失败，痛斥投降派可耻卖国。
马克思曾严厉地谴责英国侵略军在鸦片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说：“英国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战争的贪得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英人对华的新侵略》，《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76页）《征抚记》一开始摘引黄爵滋奏折，指出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并以此证明引起战争的原因是英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国严厉禁烟完全正当。英国破坏中国禁烟运动，并屡次武装挑衅，最后以舰船数十艘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书中揭露侵略军所到之处“掳掠焚烧惨甚”。三元里事件就是洋兵“时肆淫掠”而激起广东人民的英勇抗击。侵略军进入长江，“炮声震江岸，自瓜州至仪征之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控诉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结尾写：
“迩者沿海通商，鸦片益甚于前，其据定海及鼓浪屿之夷，且胁官吏，薮逋逃。封豕横门户，绸缪无桑土，直未知所底止矣。”(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本《夷艘入寇记》（抄本）结尾均如此。排印本《征抚记》则补叙至“咸丰元年，又特诏奖林则徐及姚莹、达洪阿之尽心竭力于边，而斥耆英畏葸之罪。”表明是非已有定论。)
指出签约后鸦片祸害更加严重，侵略者盘踞中国门户，后患无穷，深沉地呼吁人们提高警惕。
《征抚记》揭露统治集团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造成在战争中一败再败，“升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魏源并把批判锋芒直指皇帝和权臣。如写道光反复无常，毫无主见。始而虚骄轻敌，告诉林则徐“不患卿等孟浪，但患卿等畏葸”，又贸然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可是英船一到天津海口，他就将林则徐革职，让琦善负责对英交涉。后来道光对英宣战，可是一闻知侵略者舰船到达镇江，他又吓破了胆，“敕令耆英便宜行事”，实际上是委以投降的主权。又写侵略者恐吓耆英、伊里布“诘朝交战”时，“诸帅已胆裂，即夜复书，一切从命”，乖乖地接受全部逼降条款。书中还暴露清朝将领种种腐败情形：情报严重失实，或捕风捉影，虚张声势，或捏奏邀功，推卸罪责；将领贪生怕死，官军临阵逃脱。
此书写作时，琦善之流正在道光、穆彰阿庇护下重新抬头，魏源对他们的罪行更痛加揭露。如写琦善在天津就向敌人献媚，主动提出“重治林则徐之罪”，到广州后，“开门揖盗，自溃藩篱。”当侵略者更加嚣张，日夜准备扩大侵略时，“关天培密请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议，固拒不许。”英军乘机进攻大角等炮台，情况万分危急时，“天培遣廷钰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阖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不问，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之外，复以香港许之。”这些记载不但是对琦善卖国罪行的声讨，也是对整个统治集团奉行的投降路线的有力批判。书中同样深刻揭露奕山、奕经率先冒险，一败涂地之后屈辱投降，最后弄虚作假、讳败为胜的可耻行径。如写奕山“侥幸一试”招致失败后立即现出怕死原形，“避入巡抚内，面无人色”，派余保纯向敌求降，“一切允之，城上改树白旗”。奕经出师，一路游山玩水，沉迷酒色，法纪荡然，“索供应，征歌舞，纵□□，揽威福，苏城流言四起，远播京师”。在浙江大败后捏奏虚报，“张敌势以逭已罪”。英军放弃宁波城北上，奕经竟“以大军逼退英兵、收复宁波入告”，大败又变成大胜。写奕经军中参赞文蔚“弃城宵遁，沿途赏舟子，赏舆夫，惟恐英兵追及。”魏源把这班害民贼的罪恶载入史册，叫他们遗臭万年。
《征抚记》又态度鲜明地肯定和赞扬林则徐及其他抵抗派人物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力量。
林则徐是最遭投降派忌恨的人物，在战争中被革职充军，战后投降派又一齐叫嚷“启衅之由，肇自禁烟”，把战败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征抚记》首先以鲜明态度赞扬禁烟运动，写林则徐对烟害深恶痛绝，“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经过魏源转述的这些话，百余年来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警句。对林则徐严拿烟贩、勒令交出走私鸦片等坚决措施，缴烟后他“亲驻虎门验收”、“会同督抚”监视烧毁的认真态度，书中都以赞扬态度记述。其次，写林则徐严密防守的各种措施，如招募水勇，用铁链木筏横截水路要道。一向被侵略者所藐视的水师，经过林则徐的训练，也能两次把寻衅英船击伤。侵略军大队舰船到达中国海面后，因林则徐防守严密，“至粤旬日，无隙可乘。”这与琦善、奕山等辈的可耻表演前后对比鲜明。魏源还肯定林则徐在对外交涉中的见识。如了解外国情形，“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严禁鸦片，但主张正常的国际贸易；坚决抵抗侵略，又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师敌长技以制敌”。书中写林则徐奏请区别对待外商，“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道光却批驳“同是一国之人，办理相歧，未免自相矛盾”，用道光的颟□衬托林则徐的识见。
魏源肯定和赞扬林则徐坚决抵抗侵略，是对投降派的回击，同时表明他自己反对投降、主张抵抗的进步立场。书中对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裕谦、姚莹等抵抗派人物也予表彰。当时侵略者和投降派一起诬陷姚莹，清廷听从洋人旨意对他惩办，魏源却在书中明白记载事实真相：璞鼎查“讦台湾镇道妄杀其遭风难民”，“时江宁主款官吏方忌台湾功”，“劾台湾镇道冒功”。经查对证明姚莹等原奏英船侵入台湾完全属实，“无功可冒”，清廷却“强镇道引诬以谢洋人”。揭露中外反动派的卑鄙陷害和清廷的奴才行径，伸张了正义。
对待人民抗英斗争采取什么态度在鸦片战争时期更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奕山之流恶毒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并大肆捕杀。《征抚记》揭露了他们的可耻行径，然后以赞颂的笔调记载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人民奋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两头手炮。而三山村亦击杀百余人，夺其二炮及枪械千。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
生动地表现出人民奋起、使敌寇丧胆的伟大力量。正当侵略者陷入人民的重重包围，走投无路的时候，“（奕山）遣余保纯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国回船。”一边是庄严的战斗，一边是无耻的叛变，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投降派的痛恨蔑视。魏源还写过这样的诗句：“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征抚记》中又引录三元里事件之后广东义民贴出的抗英檄文，警告侵略者“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船舱，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子民。”并载：“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操练，义律侦知内河既有防备，竟不敢报复。”这些表现人民抗英力量的记载，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奋。魏源重视人民抗英力量，在篇末总结反侵略办法中也表现出来，其中重要一条是“义民可用”。
以上两大方面合起来，说明《征抚记》具有鲜明强烈的爱国精神，并且它确实把握了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记载了最重要的史实。它是对侵略者和投降派的憎的丰碑，对抵抗派和抗英人民的爱的大□，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爱国主义的历史名著。由于《征抚记》是一部信史，表达了当时正直人们的共有的思想感情，而且比一般的人了解得更多、观察得更深刻，符合时代的需要，加上它善于叙事、篇幅又短，所以人们不怕触犯时忌，广为传抄。进步的历史著作冲破了当权者的禁止，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于《征抚记》史实的可靠性问题，姚薇元先生曾以辛勤劳动写了《鸦片战争史实考》一书，根据中英文材料逐段作了考证，并得出结论：《征抚记》是中国关于鸦片战争“最早”和“比较全面的记述”，“确是记述鸦片战争史的第一等著作”。（《鸦片战争史实考》《前言》）可以说，《征抚记》是在事变刚刚过去就为鸦片战争描绘出基本正确全面的图画，以后提供的材料只是在细部上对它作补充修正，而且恰恰证明它在整体上的正确可靠。
拿侵略者和投降派营垒中歪曲历史的记载来做对比，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征抚记》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
1842年伦敦出版了参加过对华侵略战争的英国海军军官宾汉写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宾汉说，当时英国的“普通人”，“从中国的立场看问题，认为这次战役，是由于中国政府，为了挽救人民的道德而禁止鸦片人口引起的，因而谬称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而对我们（指英国政府）这次出兵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也表示怀疑。”宾汉对此大为恼火，于是写书为英国侵略行为狡辩。他胡说引起战争是“大不列颠民族从愚昧而骄傲的中国官员手里所受到的无数的侮辱”，“因中国政府的固执和狡诈行为，迫得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加以打击。”书中到处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人民恶意诽谤。
投降派也要借歪曲历史为自己的卖国行为辩护。投降派干将黄恩彤（此人参加过筹划卖国的南京条约和诬陷姚莹，镇压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终于声名狼籍而清廷不得已将之免职），就是一个典型。他先写过《抚夷论》，宣扬投降理论。同治四年（1865），这个久住山东家中的老投降派仍然感到“世人悠悠众口”的压力，便企图以伪造的历史洗刷自己的臭名声，于是写《道光抚远纪略》，为自己及同伙涂脂抹粉，评功摆好。书中，侵略者烧杀淫掠，胁迫签约，被说成为了“申冤”。强迫中国割地赔款，不是出于其侵略本性，而是因为“西人性格胶结难解”，“断难折以空言。”耆英之流媚敌求降，被称赞为“周知情伪”、“洞悉机宜”，“以尧阶干羽化覃海外”，救了江南人民。并继续把引起战争的责任推给林则徐，诬陷姚莹“捏奏冒功属实”。还恶毒诬蔑广大人民“结队横行，骄悍难制”，“见利忘义”，“必不可倚以重用”，充分暴露出他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向侵略者献媚的丑恶面目。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魏源在《征抚记》中作出忠实记载，鸦片战争史将被侵略者和投降派歪曲颠倒到何等程度！两种记载之间的对立，是“直书”与“曲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鲜明对照，也是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之间的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今天，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份教材，每当我们重温当年外国资本主义野蛮侵略、腐败的统治集团投降卖国的史实，重温当年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抵抗派人物为国死难的史实，都会更加激起我们热爱祖国和努力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感情。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记起魏源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留下忠实记载的功绩。
局限性
《征抚记》在思想观点方面的局限性是：一、魏源看到法、美与英国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主张加以利用，有可取之处，但没有看到它们互相勾结进行侵略的一面，其认识是片面的。二、在防守办法上，他错误地认为“舟山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事实上舟山乃军事要地，英国海军在战争中就把舟山作为侵略据点。三、说：“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又说“以毒攻毒”，在对待人民上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另外，书中有的文字可能在传抄中被改动或增附。如《征抚记》中关于林则徐要外商具结，如有夹带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的记载中，批评其“责令过严”。可是两本《夷艘入寇记》（抄本）文字与之不同，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称赞这一做法“词严义正”。据此看来，《征抚记》那段文字很可能是传抄者改写的。《征抚记》还有八转机说，而各抄本互不相同，有的只有两转机，有的前面已有“粤事再转机”，后又有“粤事第二转机”，混乱不成体例，而凡是去掉讲转机那几句的地方，上下文句则更加联贯，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传抄者所加。又，《征抚记》卷上史论中还说，“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这与全篇对林则徐肯定赞扬的态度显然相矛盾，究竟是不是魏源原本所有，也似可怀疑。
《征抚记》记载史实也有缺陷。一是有的记载过于简略。如记三元里抗英斗争就不及《夷氛闻记》详细。对关天培、陈化成殉难经过也记得太略。二是疏于考证，有若干比较重要的地方有误，如说道光逮琦善后，英人不敢求琦善所许之香港，实际上英人已在一月之前占据香港；书中谓英兵攻宁波之役，“段永福督后队至，闻风返走”，实际上段曾督军猛攻；又英军接政府训令后，决定侵入扬子江，扼镇江要害，断南北漕运，而《征抚记》却说“国王谕至，令复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宁波”，误。其他属于日期，兵员数学、死伤数目、行军里程的误载也有多处。
这些缺陷与《征抚记》的成就相比，当然只居于次要地位。
（三）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
“托空言”与“征往事”
《海国图志》五十卷本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成书，时距南京条约签订还不到半年，后又经过两次增订，至一百卷。魏源愤慨于统治者对外国情形的极度无知，“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都中吟》）所以竭力搜求有关材料，对当时能得到的一些外国人的记载尤为重视，“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引路”，编撰成这部当时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又因为书中对元代西北疆域详加考证，推动了西北边疆史地和元史的研究。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成就，学者们已作了较多论述。
本节要着重说明的是，魏源在书中，特别是作为全书总纲的《筹海篇》中，认真地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这种总结，与《征抚记》对史实的记载，有其内在的联系。道光二十五年（1985）魏源致书友人讲他发愤著述的心情说：“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指身居下层而为国忧患。《列女传》：鲁漆室邑之女，过时未适人，倚柱而啸曰：“使君老，太子幼！”邻妇曰：“此卿大夫之忧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马逸践吾园葵，我终岁不食葵。鲁国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祸及众庶，妇女独安所避乎？”)，托空言以征往事”。（《宝庆府志·艺文略三·致邓显鹤书》）“托空言”即发议论，“征往事”即记载史实，两者都是在民族危难时代为反侵略需要而作。《筹海篇》全篇都是通过引证和分析鸦片战争史实立论，而魏源本人对此篇特别重视，咸丰二年（1952）所写的《海国图志叙》说：“故悉其形势，必知其控驭，必有《筹海》之篇小用小效，大用大效，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斯则夙夜所厚幸也夫！”就是说他在篇中寄托了御侮图强的强烈目的和全部感情。
呕心沥血总结历史经验
魏源在《筹海篇》中认真地分析总结战争的成败得失和前因后果，提出了反侵略的办法，显示出他的卓识。
当时的迫切问题是：如何看待战败签约后的形势？如何对待侵略者？
清朝统治集团在战争中已被英军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这一下是很为“和议告成”而松了口气，以为出卖了主权，便可求得与侵略者相安无事。如魏源所揭露的，“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幸可无事”，正是“今日主款者之秘略”。（《筹海篇》，以下引自此篇者不再注明）黄恩彤《抚夷论》则竭力夸大侵略者如何厉害以恫吓人民，说“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攻，亦无术破”，“往往备之累岁，败之崇朝”。“我兵皆立船中，我以血肉之躯当炮，而夷以坚厚之舟当炮。况我军炮不如，火药不如，炮手更万万不如。”总之防守统统是枉然，唯一选择就是投降。他用自欺欺人的说法，叫“捐释前嫌，示以宽大”，“无事则抚之以恩，有事则折之以信”，拆穿了说，是要赶快忘掉一切奇耻大辱，放手卖国，平时以满足侵略者欲壑来表示“恩”，战时以不准抵抗来表示“信”，真是认贼作父，甘当奴才。
魏源的主张与他们针锋相对。他清醒地认识到：签约以后侵略的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既款之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于未款之时。”必须加倍严守，防止侵略者再次打来。第二次鸦片战争证明魏源对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决非巧合，而是因为这种估计是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第一，他懂得清朝的腐败政策是对侵略者的鼓励。战争的进程就是如此：“以其初至也，以结怨而广东而不敢攻，既以结怨之厦门而不力攻，及突陷舟山，徘徊半截而不敢深入，犹未测内地之虚实，尚有所畏也。自广东主款撤防，破虎门，围省会，而夷始肆然无忌矣！”现在抵抗派被打下去，海防废弛，当权者“至今益以养痈为得讨”，侵略者不就更无顾忌了吗！第二，魏源对英国殖民者侵略成性已有初步认识。他总结出英国的特点是：“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藩，或夺踞为分国。”（《英吉利小记》）“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削其精华。”（《大西洋·英吉利》）这些都已接触到英国到处武装侵略到处掠夺的本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严密防守。魏源大声疾呼振奋人心，革除腐败，寻求御敌办法，“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讲画也。”（《海国图志叙》）
魏源在《筹海篇》痛斥宽恩彤的谬论，指出他“故危其词，如鬼神雷电”，目的是“神奇敌军以胁款”，为投降制造理由。魏源用了许多史实证明：英国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敌船在辽阔大洋中难以击沉，可是一到浅海内河就失去优势，如余姚、台湾两次“人船皆获”。陆战中打败敌人的史实更多，陈连升在沙角炮台之役，朱桂在大宝山之役，都以少当多，“歼夷数百”。“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困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不如夷者！”只要有一条坚决抵抗的路线，就能够战胜侵略者。魏源还认为中国在自己国土上防御敌人，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以众待寡，从根本上掌握有主动权。
魏源总结战争经验教训得出一套策略办法，中心问题是防守，“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具体办法有：（1）扼守海口内河，然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以攻之”；（2）“出奇设伏，多方误敌”，“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罾以待虎，设网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3）利用人民力量。根据“广东初年，水勇五千，前后出洋，烧夷船夷艇，逆夷望风畏款”的经验，主张“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等等。
很可贵的是，魏源在当时对于反侵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和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具有强烈信心。他认为：英国船坚炮利并不神秘，“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方各国视为平常。”中国有充足的资源，人民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现在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差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扎扛鼎，无论水陆，皆擅勇力。”他相信具有如此伟大创造力的民族，经过学习，一定能迎头赶上，“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当时，侵略者气焰嚣张，投降派奴颜婢膝，畏洋人如虎，魏源却对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前途充满信心，慷慨激昂地为振奋民族精神呼号，呕心沥血地探求达到民族兴旺的道路，这与统治集团那副奴才相是多么强烈的对照！我们今天比魏源当时已经跨过了几个历史时代，但百余年来的实践，包括近些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这种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和骨气，这种赤诚的爱国热忱，仍然是必须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西方殖民者是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都是“蛮夷之邦”，闭目塞听。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始而盲目虚骄终而屈膝投降，前后两番表演，原因实是一个，即对外国事务极度昏暗无知。甚至在战败以后，统治集团也不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极度腐朽，完全丧失应付事变的能力，只图侥幸得以苟安，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还要自打肿脸充胖子，讲些“抚之以恩”、“暂事羁縻”一类骗人的话。这种投降政策把中国一步步引向半殖民的黑暗深渊。当时还有人不顾中国失败的事实，吹嘘清朝“国运方隆”，认为延请外人教造船造炮技术是“丧失国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夷氛闻记》卷三）这种依旧夜郎自大、拒绝学习外国的顽固态度也严重阻碍中国的进步。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当时最有识见的人物，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西方和学习进步技术，作为付侵略者的重要途径。魏源贯彻并大力发挥了林则徐的做法和主张，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和口号提出来，显示出时代演进的特点，具有进步的意义。
魏源严厉地抨击统治集团昏暗无知，又阻挠反对别人介绍外国的顽固态度。“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他感慨地用英国处处“侦我虚实”作对比：英国在新加坡“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察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其长技，喟矣哉！……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其不转罪于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东南洋·新加坡》）敌我双方对对方情况明暗悬殊，是造成敌胜我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魏源把了解“夷情”提到首要的地位，“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更加需要识见。这个口号包含有不少辩证法：仇视敌人，又要承认敌人先进；为了最后打败敌人，首先要学敌人的长处。这是历史转折时期提出的新课题，是满脑子祖宗古训、思想僵化的庸人们想不到也接受不了的。魏源抓住了这一新课题并且大力宣传，不愧为近代史开端时期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当时他注目的重点是学习军事技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具体做法是：在广东设局制造轮船和枪炮，聘请西洋工匠教授，选本国巧匠精兵学习制造、使用；学习西方练兵方法，整顿军队，并增加水师科，“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柁工、水手、炮手出身”，等等。他斥责那种借口“奇技淫巧”而盲目排外的错误态度，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与此同时，魏源已经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主张：“凡有关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如千里镜、火轮机、自转碓、千斤秤等；并允许私人设厂制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海国图志》附录中除介绍船舰兵器外，还有蒸汽机、火车、织布机、运河、港口设施，以及钞票、银行、汇兑、保险等知识。可见魏源“师夷长技”已超出单纯学习军事技术的范围，其中一些主张在客观上有可能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反侵略思想贯串全书
《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瀛环志略》当时同以介绍外国史地著名，王韬曾评论说，两书都是国人“谈海外掌故之嚆矢”，而又“各有所长”，“中丞（徐继畲）以简胜，司马（魏源）以博胜。”（《□园文录》外编卷九）这话颇有道理。但《海国图志》还有更重要的特点，它介绍外国史地贯串着反侵略的思想，这是全书的主线。
《东南洋叙》、《西南洋叙》等几篇叙都说“志南洋，所以志西洋也。”“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也。”“志北洋，所以志西洋也。”为什么都强调志西洋？“志西洋，正以志莫吉利也。”（《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点明介绍各国都直接间接服务于对付英国这一当时的主要敌人。试以亚洲和美国为例。亚洲各国中，魏源最重视两类国家。一是已经论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印度，重视它们在英国侵略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如说英国控制新加坡是“欲据此东西要律，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据颜师综《南洋蠡测》）说印度为英国提供财力、兵力，在英国侵华活动中起到重要地位，“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凡用兵各国都调诸孟加拉”，“印度地产鸦片，英吉利关税岁入千万计。”“又与缅甸、廓尔喀世仇，故英夷之逼中国，与中国之筹划英夷，其枢纽皆在东印度。”（《西南洋·东印度国》）二是重视缅甸、安南这类国家抵抗英国侵略的经验。认为：“观于缅栅之足拒夷兵，而知我之所守；观于安南札船之足慑夷艇，而知我之所以攻。”（《东东南洋·缅甸》）魏源还高度评价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经验：“弥利坚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墨利加洲总叙》）启发中国读者也用这种“同仇一倡，不约成城”的精神，对付侵略中国的“无道之虎狼英吉利。”
《海国图志》为反侵略的需要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为反侵略需要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它当之无愧地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爱国主义的先驱名著。
（四）在清代史坛上放一异彩
魏源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著作标志着清代史学终于冲破了因考据盛行而长期沉闷的局面，风气为之一变。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点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本655页）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是产生不同风格史学著作的内在原因。乾嘉时期考史之风盛行即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清朝统治者在其统治地位巩固以后，加强对文化的控制，屡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视接触现实问题为畏途，埋头搞起史实或史料的整理考订。“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咏史》）这两句诗很能说明乾嘉学者们著述的处境和志趣。考史家们在整理和考订旧史方面很有成就，但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严重脱离实际，只注重细小问题的考证，不去考察历史演进的规律、兴衰治乱的教训。到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突放异彩。魏源发愤著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从内容说，这三部书紧密联系实际，探索清代盛衰史，记载并总结鸦片战争这段“活的历史”，介绍人们所需要的外国史地知识；从写作目的说，它们都直接服务于反侵略这一迫切课题。“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莺花，指罂粟花，喻鸦片战争。)稗史情。”魏源著史与民族的灾难、时局的变化多么息息相关！魏源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著作，从研究对象到写作目的，都与乾嘉学者如此迥然不同，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些历史著作的产生，首先是时代剧烈变动和社会思潮长期酝酿的结果。
自1894年魏源出生到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中，正是清朝统治结束了它的“盛世”之后，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落的时期。吏治极端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出外逃亡。阶级矛盾不断尖锐的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接连爆发，特别是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蔓延五个省份，斗争持续九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1813年天理教起义群众曾攻入皇宫，后虽然失败，却使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慌乱。至鸦片战争前夕，又出现鸦片走私猖獗，烟毒遍于全国，白银大量外流，政府财源枯竭。社会千疮百孔，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更大的危机就在眼前。
如果说，在清朝统治的“强盛”时期，考据学还可以被统治者利用来点缀升平的话，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烦琐考据无济时事的致命弱点就已彻底暴露出来了。面对“人畜思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酷现实，史学还能不走出“象牙之塔”？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现象：一是考据学营垒中已露出分化的端倪，可以俞正燮（1775—1840）为代表，他著《癸已类稿》，既长于考经考史，又注意到西北民族关系、中俄关系等问题，写了《驻扎大臣始末》、《俄罗斯事辑》等与现实关系密切的作品，不同于先前学者“纯考据”的做法。二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对社会危机敏感的知识分子，尖锐地批判烦琐考据的严重弊病，倡导实行社会变革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经世学说和今文经学。恩格斯说过：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6页）在清代，“经世致用”是思想学术史的进步传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的经世主张与明清之际的政治斗争相联系，批判理学空谈的误国，提倡研究现实问题。章学诚主要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提出“史学经世”的口号，批评烦琐考据“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说文字原课本书后》），不是治学的正途。龚自珍、魏源继承了他们的进步主张，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空谈性理、烦琐考据、科举利禄的歧路引回到现实问题上来。龚自珍认为学术应与治理国家密切联系，“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历史家应该熟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胥吏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言家事”。这样写出的史书才是“实录”，否则是“余呓”、“余喘”，白日说梦。（《尊史》）他一生瞩目的重点始终是“东西南北之学”即社会现实问题，对西北边疆史地尤有精湛研究。龚自珍、魏源又利用今文经学阐发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正好被他们这样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挥利用，抨击现实的弊政。今文学家的“三世说”具有历史变易的色彩，龚自珍吸取了这种“变”的观点，提出“治世、衰世、乱世”三世说，断言“衰世”到来，“乱将不远”。（《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警告统治者：“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昌言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不图变革等于坐待灭亡。（《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魏以外，还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等人，也都“悉心于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悉天下之利病。”（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见《中华学术论文集》）。他们大多互有交往，以“经世致用”相砥砺，并且针对禁烟、吏治、边防、海防、漕运等问题发表议论。这一社会思潮已经指明：发扬前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冲破“考史”的樊篱，写出与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是时代对历史家的要求。
其次，从魏源本人来说，他在鸦片战争前所形成的思想观点和学术实践，已为他后来著作《征抚记》等奠定了基础。
魏源是著名的经世派。他尖锐地批判烦琐考据的严重弊病，说：“自乾隆以来，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言声，瓜剖□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他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治、道、学三位一体；（《刘礼部遗书序》）提倡写“简明切要”的“救时务之书”。（《复何竹芬书》）他在认识论上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非常重视实践，强调亲自实践才能获得知识。《魏源集》中多次讲到“躬行”、“践履”、“勤访问”，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学篇一》）由于他重视实践，所以他对解决当时一些社会问题具有真知灼见。他曾参与改漕运为海运，获得成功。又曾在淮北实行票盐法，裁浮费，除中饱，剔积弊，大获成效，不仅使盐价低于私贩，且使政府每年增加税收数十万两。魏源对水利问题更具卓识，先后曾对治理永定河、漳河、黄河、长江中下游、淮河下游、苏南水系提出建议。更难得的是，他能认识到水利问题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强调治水害的关键是除掉那些“姑息行贿舞弊之胥吏，垄断罔利之豪右”（《湖广水利论》）。关于长江中游治水问题，他一反当时筑堤防洪的流行见解，主张拆除碍水堤垸以导洪、泄洪。这与解放后实行荆江分洪的道理相同。当时的黄河是南行从淮河下游人黄海，灾害连年，而流行的看法却是“黄河要维持着南行”、“必不可听其北行”。（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魏源则根据元代黄河改道南流以后治黄的历史，根据开封、兰考以东南高北低的地势，提出“筑堤束河、导之东北”的卓越主张，并预言不这样做黄河也将自行北决。（《筹河篇》）十三年后，黄河果然从铜瓦厢北行入渤海，魏源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很明显，魏源如此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并具有真知灼见，乃是他以后能写出为时代需要的历史著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魏源具有复易的历史观，并且借今文经学宣传社会变革思想。他认为，世界万物和社会历史都是变化的，“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变革得越彻底越好，“便古愈尽，便民愈甚。”（《治篇五》）他认识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统治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官民日困，前代所无”（《明代食兵二政录叙》），已经比亡明更困难、更危险。他猛烈抨击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除富贵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上陈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乐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治篇十一》），“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陶文毅公神道碑铭》）对封建官僚营私谋利、腐朽透顶、祸害国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变易观点和批判态度，使他以后能认识鸦片战争这一历史转折，并作出及时的总结。
魏源对史学的作用也有重要看法。他认为历史著述应该是医治社会现实弊病的药物，“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明代食兵二政录叙》）所以他不屑于作粉饰太平的官家史馆编修官，说：“今日史馆日以蝇头小楷、徘体八韵为报国华章之极事，源厕身其间，何以为情？”（《致邓显鹤书》）他曾致力于搜集整理清朝一代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献资料，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这在当时考据学仍风靡于世的情况下确实具有别树一帜的意义。所选有关“经世”的官书、论著、奏疏、信札一千三百多篇中，户政即经济方面所占比例最大，细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钱币等项，涉及国计民生各个部门。又兵政一项包括“海防”三卷，选有《防海》、《论澳门形势状》等文，针对的是清朝政策“不防西夷”的弊病，说明魏源早已密切注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中国海防面临的新形势。《皇朝经世文编》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后人继之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五编》、《补编》、《新编》等，可见影响之大。同样又从医治清朝弊病的目的出发，仿照“宋臣鉴唐，汉臣过秦之谊”，整理明代史料，编了《明代食兵二政录》（今存《叙》一篇），书稿为龚自珍所见，很受赞赏。魏源于道光八年（1828）担任内阁中书候补时，就大量阅读官私文献，为探索清朝盛衰史作准备。鸦片战争时期的著作，就是这些学术观点和学术实践合乎逻辑的发展。
经世主张、变易思想和注重当代的治史志识，决定了魏源成为承前启后、转复风气的代表人物。
第三是鸦片战争这一空前事变的直接影响。英国野蛮侵略、中国统治集团极度腐朽而战败的严峻事实深深刺激了魏源，他的思想跟随着时代前进。他是坚决的禁烟派和抵抗派；他曾两次到过浙江前线，还审问过英国俘虏安突德；他与林则徐等人关系密切，1841年6月，已被革职派到浙江军营效力的林则徐又再次遭到处罚，路过京口（今镇江）时，魏源从扬州赶来见面，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就是在这次会见时，林则徐把《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他，嘱他修撰《海国图志》；他所居住的扬州又是沿海地区的中心，消息灵通，对战事了解较多。这一切，使得一向忧国忧民的魏源对于鸦片战争这一重大事变感受更加直接、深刻而强烈。他对侵略者无比仇恨，对统治者的腐败深恶痛绝，对人民遭受的灾难感同身受，对时局的危险忧心如焚，然而又对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前途充满信心。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使他发愤著述。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反抗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魏源的思想感情符合这一需要，并且表现得坚决明确。当时的清朝很腐败，可是对外它还代表中国。魏源曾一再谴责统治者的腐败，而作为生活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将腐败的清朝与真正的中国即民族的利益两者区别开来，还曾经希望道光效法其祖宗以重扬国威，表现出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的方面说，魏源坚决反抗侵略的立场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所以应该给以赞扬。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除了继续存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外，增加了资本主义（以后是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华民族这一基本矛盾。而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后一矛盾更显突出，成为支配一切的主要矛盾。这时，人民群众是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最坚决的力量，同时，在地主阶级的内部也有可能分化出一部分倾向进步的势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抗侵略的斗争，并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源的思想反映出了历史前进的趋势，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从而也达到他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峰。”“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因而就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李侃：《论魏源》，见《历史学》1979年第3期）
由于时代的刺激和魏源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程度不同地与现实政治问题相联系的作品，形成一种风气。如徐继□《瀛环志略》，姚莹《康□纪行》，梁廷楠《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何秋涛《朔方备乘》等。魏源则以他突出的爱国思想、著述勇气和修史才能，成为恢复经世致用传统的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用他的心血写下了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第一页。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