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四年，魏源随父入京，在京他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从此治经主今文经学。满清一代学术的变迁，梁启超说，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周予同认为“清儒复古，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经学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发挥了自董仲舒所提出的“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注：《汉书·董仲舒传》。）这一思想主张，他们从通经的角度出发，议论时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把“公羊学”变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改良社会，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者，首推龚自珍和魏源。
“魏源……喜言经世，后来不遇，转而治经。……从魏书出而《诗》、《书》始复于西汉……对于今文学的复兴，不能说没有功绩。”（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经学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今文经学有所谓“三统说”，这是魏源“变易”思想的主要来源，魏源今文经学的主要特征是“变易”。魏源颂扬“三统”，是想利用“三统”的变易学说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史家正统之例，实《春秋》通三统之义”。他说：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注：《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
既然夏、商、周三代有因革损益，那么当前的政治为什么不能改革呢？魏源认为：“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的旗帜很鲜明——变革。
魏源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他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对照当时的天文现象，发现有些星古有而今无，有些星古无而今有；不仅如此，古时“天差”与当时也不同，由此他得出古之天，不同于后世之天的结论。他对照古史关于荥泽、巨野、济水等方位的记载，发现与当时方位皆不符合；更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理改变，这使他认识到古代之地不同于后世之地。针对“下士”“俗儒”不知地理变迁而妄发议论的现象，魏源列举长江、汉水、湘江、鄱阳湖、洞庭湖等水道变迁情况，证明“经中之地理异于今日地理”（注：《魏源集·通释禹贡》。）。
魏源又从各地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上，论证古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他说，三楚之人今天不再留着长胡子，勾吴之人也没有纹身的习惯，淮徐之人不再被人称为戎夷之种，伊川人也不再披发，因而魏源认为这是“人变于古矣”。魏源还发现古代人们的食物如麻、菽、亨葵之类现已不再为人所食；古代所衣之布为麻葛所织而成，而现在却为棉花所织成；古代的货币只用黄金而无白银，现在却广泛地以白银为货币。由此看来“物迁于古矣”。
魏源不仅认为天、地、人、物都在时刻变化着，而且认为人类社会也在时刻变化着，他将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大弈局，千变万化，“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弈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六》。）至于作为现实反映的变化，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注：《圣武纪·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卷七。）礼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源还继承了龚自珍：“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创”（注：《龚自珍全集·与人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理论，认为史书的编写体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注：《魏源集·海国图志·卷首》。）所以，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
魏源认为世界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祖宗，“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能阻挡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自变”：
圣人用世，肉刑必当变；匪直此也，春秋讥世卿，恶其以贵族妨贤路，则知选举必当变；春秋合伯、子、男为一等，使国无过大过少，以杜兼并，则知封建必当变；录《费誓》《泰誓》于篇末，示费将代鲁，秦当代周，曰韩、赵、魏以陪臣代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则之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注：《魏源集·书古微·吕刑篇发微》。）
惟王变而霸道，德变而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同上）
夫子删书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复以天治，虽天地亦不能不听其自变。（同上）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五》。）
既然现在的天、地、人物是从古时夏、商、周三代的天、地、人、物变化而来，那么，“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同上）变化的根据就是把不合理的旧制度变革得越彻底，对人民的好处就越大。所以“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同上）
魏源认为那些“言必称三代”的人，是“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只能说是“庸儒”，流毒无穷。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稗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同上）因此不能守旧泥古，而要变古因革。魏源认为今文经学，主要是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他在论今文经学之复兴事出必然云：
西经微言大义之学附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训诂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熟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注：《魏源集·古微堂文稿·为刘礼部遗书序》。）
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其“变易”主张更是直截了当、铿锵有力。魏源是在道光中叶，内部攘乱，外敌侵入之时倡言“变易”的。此时的时代环境已容不得动辄以经书为旨归，根据经书立论，围绕经书阐扬《春秋》之“微言大义”了。内忧外患，大敌当前，治经要“致用”才去作，“变易”是为了“经世”，以“救裨当世”。因此，魏源索性不拘泥于什么师法、家法，即不惑经崇上，也不泥守古方，直接上探西汉今文经学，即斥《毛诗》，又尊董氏（仲舒）。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义，用自己的体会来解释经书，根据当时的形势，参考经籍，发挥经义。他说“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弈者也。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他是为了议政言事借用今文，从明“今学之正”的。魏源以为六经“皆圣人忧患之书”，所以他和那些守家法、师法，为经学而治经学的考据正统派迥然不同。他比较强调口传微言大义对于《春秋》的重要性远胜于章句：
《春秋》之有公羊氏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谷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①、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故其例此通而笔碍，左支而右之出。……是故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卜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此江公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注：《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下》。）
魏源的这一思想与经世派的主张一脉相承。林则徐自称四岁时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从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注：《云左山房文钞》卷二。）的儒家启蒙教育。魏源认为以往的经学之教弊在使“经术之教”与“政事之教”相脱离、相分裂：
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于外儒矣；宋贤出有道学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学道矣。……《春秋》列国二百四十年，自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外无闻焉。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循，又泮然三途。（注：《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九》。）
而这种经学教育的结果，不可能导向“以实事程实功”，而只能导致轻视政事。他认为，轻事功无益于挽救民族危亡，因而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把治经引向“治世”。魏源揭露了科举制度禁锢天下智慧，颓坏士人志节。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诱使知识分子钻研八股，以为进身之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问真才实学，而以内容空疏的八股时文取士，“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这种制度只能造就醉心功名利禄而不关心民众疾苦，只知舞文弄墨而不懂得国计民生的昏庸空虚的鄙夫。魏源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以《四书》、《五经》为范围的八股取士制度，认为：
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一》。）
魏源提倡“通经致用”，反对理学家迂阔空疏的心性修养及治学方法，指出：汉学“争治训诂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注：《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而宋学只会“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史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无一事可效诸民物。”（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一》。）可见他的反对汉学和宋学，是因为他们或则脱离实际，或则空疏无用，不能援经以经世，用以变革。他认为讲求经世致用，才是当前之急务。魏源对迂腐的俗儒进行了猛烈抨击：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薄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同上）
显然，魏源认识到改革教育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从今天重视素质教育的战略高度来看，魏源的这些批判、主张是有借鉴意义的。中国近代史的屈辱一再为我们敲响真正抓好教育，培养人才的警钟。
然而变革并不是说变就能变的，因为变革必然要触及、损伤那些既得利益者（魏源所批评的中饱私囊的“蠹虫”们）的根本利益，这些人必然阻挠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样必然会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魏源认识到改革的艰难：“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众笑为迂阔”，（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间有讲求刷剔，芟薙更革者，则中饱蠹蚀之人轰起而交持之。”（注：《魏源集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他说：“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注：《魏源集·军储篇一》。）“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注：《魏源集·筹漕篇上》。）“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注：《魏源集·淮北票盐志叙》。），“仰食于弊”之人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总会找出种种借口，反对甚至破坏改革。魏源在协助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政改革时，就遇到不少人的反对，但他们不为外议所动，果断地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制，同时裁除种种陋规，“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同上）魏源指出腐败之弊端往往出在中间手续烦难、中转程序烦重：“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同上），“繁重而弊愈滋甚，易简而弊无从生，是易简之中严密存焉。”（注：《魏源集·淮北票盐志志凡例》。）魏源花费大量心血研究治理黄河，他认识到治理黄河不仅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还是反腐败的问题。在他看来，黄河泛滥，水灾频繁，河工糜费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究其根由则主要在于政治腐败。提出种种阻挠借口反对改革的人，其实是利用黄河祸患频繁、国家麋费浩巨，而从中中饱私囊的“蠹虫”。那些“仰食河工之人，惧河北徙，由地中行，则南河东河数十百冗员，数百万冗费，数百年巢窟，一朝扫荡，故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詟而不敢议。”（注：《魏源集·筹河篇下》。）魏源主张裁除冗员，节省冗费：“员愈多，费愈冗者，河必愈坏；员愈少，费愈节者，其河必愈深。”（注：《魏源集·筹河篇上》。）“可裁冗员大半矣”，“大工费必可省矣。”（注：《魏源集·筹河篇中》。）魏源的这一见解是富有睿智的，魏源清楚地看到“致利不归下，不归上，而尽归中饱”，腐败往往容易滋生在那些借助手中权力谋私利者的身上，尤其是享有特权的人。简化手续，裁减冗员，提高效率，防止腐败也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项内容。
魏源还认识到不改变人心之积患，改革就难以继续。他说：“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注：《魏源集·海运全案序》。）又引明臣王阳明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注：《魏源集·海国图志叙》。）他认识到最难之事在于除去人们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在封建社会里，承平日久，人心殚于改革，略有更张往往就会引起传统势力的反抗，“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注：《魏源集·筹河篇中》上。）所以，改革之前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讲究策略，既不强人之所不能，禁人之所必犯，又不革弊太尽以至激而反之。他说：
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已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
在魏源看来，北宋中叶仁宗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韩琦、范仲淹等人所进行的十余项改革“更张阔大，多不便于时人，读言议四起，卒皆不安其位以去。”（注：《魏源集·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庆历新政因此而流产。魏源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担忧其实反映出魏源的预见力。戊戌变法的失败某种程度上就应验了魏源的预见。“撼江山易，撼人心难”，魏源不惜大量笔墨阐述天文地理之变迁，历史人文之变化，其实是他看到僵化的头脑、寐患之人心不但阻挠改革，而且破坏改革。显然魏源认识到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社会变革服务的重要性。
如何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呢？魏源提出改革应“乘天时人事”。魏源非常重视选准时机，进行改革。魏源将改革所赖以进行的种种客观条件称之为法律制度“亦必因时而当变”（注：《魏源集·军储篇一》。），“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注：《魏源集·海运全案运》。），又说：“时乎时乎，智者争之。”（注：《魏源集·筹漕篇上》。）相反，如果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注：《魏源集·海运全案序》。）结果只有扰民生事，于世无补。他说：“禾未熟而登场，获者弃之矣；果未熟而登盘，食者叶之矣。……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注：《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十三》。）魏源以生动的比喻，透彻地说明了客观条件成熟与否，对于改革成败的重要作用。如今我们全面推进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不抓住时机，那就将功亏一篑。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经世、变易思想有了转变。他非常自觉地倡导某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他摒弃了天朝中心的地理观及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代之以对外开放的观念，大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总对策以及具体办法（所引资料均出自《海国图志》）：
第一：发展工业。魏源认识到要使自己国家象西方一样“船坚炮利”，则需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另外，“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选机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当时那些顽固不化、嚣然自大的上层官僚阶级竭力反对制造机器，诬蔑机器为“奇技淫巧”，为“形器之末”。魏源反驳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第二：发展海运。魏源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在海上霸道，认识到发展航海运输，无论对国家经济、军事和民生都有重大意义。他曾经辅佐江苏巡抚陶澍，针对当时漕粮官运、运河堵塞，建议改官运漕粮由海商运输，这件事在当时对突破海禁、破除官运漕粮垄断，发展海运具有重要意义。在海运问题上，他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注：《魏源集·复魏制府询海运书》X）。海运“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注：《魏源集·道光丙戍海运记》。）很有远见地把商人利益与国计民生并重。
第三：发展金融业。基于鸦片贸易，使“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白银外溢，国库空虚，魏源提出允许商民开矿，并按照西法铸造银钱，以充实国库。
第四：开展对外贸易。魏源支持林则徐的“互市”政策，认为中外商民互易货物，互通有无，是应该允许的，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公开进行贸易，但有些货物如鸦片则必须坚决禁止。
第五：发展商业。魏源认为西洋诸国富强其中原因之一是“以商立国”，“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兢，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
第六：推行民主制度。他介绍瑞士情况说：“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民政“皆推择乡官理事，不力王侯”，并加案语称赞说：“瑞士西士之桃花源也。”他对英美的议会制度兴趣极高，说英国“设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则留，否则更”。美国更是“事无大小必须个官会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他称赞美国的资本主义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信奉“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本末观，并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经济国策，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魏源这些思想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作出了贡献。魏源意识到改变生产方式将带来观念的巨大变化，而观念的变化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可惜，魏源的这一系列主张，在他那个时代及至整个近代史都被搁浅了，而日本人看到《海国图志》之后，走了这步棋，人家追上去了。直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才触及到魏源当时就议论到的东西，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应该吸取这一教训，用更加开化的头脑、开明的态度，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凡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好东西都拿来利用，推进中国的进步发展。
显然，魏源是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变易改革的标准只要“民便”、只要有利于人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斯于适足；治不必同，斯于利民。（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五》。）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标榜“重义轻利”，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魏源一反罕言利、不言利的迂腐态度，把利诠释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往’、‘建侯’、‘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合”（注：《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八》。）。他把利与仁及命并列，并作为天人相合的关键。他又从正面肯定了“小人喻于利”，肯定了庶民追逐正当利益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在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他批评了以读书作官为唯一取利手段的价值取向，鼓励人们通过从事工商活动去求利。做任何事情都应从利害着手：“利多害少，智者为之；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靡利，无时而宜之。”（注：《魏源集·筹漕篇X》上第399。）
冯友兰先生说：“春秋公羊学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变时期，而不在其他时期，这是很有意义的。汉初出现的春秋公羊学，为第一次大转变时期结尾，清末出现的春秋公羊学为第二次大转变开头。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春秋公羊学的基本精神是‘改制’。”（注：《春秋公羊学与中国封建社会》见《廖季平学术思想研究》成都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102页。）
杨慎之说：“魏源的思想归本儒学，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并及西方之书。但是，魏源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纯在致用。通经为文，淑世致用，确是魏源思想的主动脉。”（注：为黄丽镛《魏源年谱》作序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齐思和说：“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注：《魏源与晚清学风》见《燕京学报》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九期。）
这些都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方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