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一直为士大夫鄙视。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它们与“载道言志”的文学传统有距离，一是它们的文学形式不“雅”。长期以来，士大夫们只承认；“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只有“载道”的文章，才能有“治国平天下”的神通。小说不算“文学”，自然也不配有这个神通。晚清以来，出于政治功利的需要，士大夫这时已经愿意承认小说的力量，并且按照他们自己对文学功能的理解，赋予小说以“救世”的功能，使它与“以文治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衔接起来。改良主义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提倡过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中国的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在了解到日本维新变法时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1]虽然康有为此时并不把“小说”算作“文学”;但是他对小说的评价有了重要的突破；小说可以成为“教科书”，起到经史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经史的作用是“治国平天下”，现在康有为主张小说也可“治国平天下”，它可以将经史所载之“道”，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那些看不懂经史的人接受，这就是小说的功能。《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这三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它们都不约而同的暗合了作者以小说载道，“治国平天下”的美好心愿。同时，这三部小说和《孽海花》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四部名著。

    在文学史和人们的习惯说法中，这四部小说常常是被称之为“四大谴责小说”。这种称谓，缘之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权威性论述，并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的总评来概括其思想内容和创作特色。但同时又指出这些小说具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于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的缺陷，[2]认为“谴责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鲁迅的见解十分深刻，他其实看出了“谴责小说”在抨击之外更关注的是建构，因此是披着滑稽外衣的正剧。而讽刺小说则只关心解构和嘲讽，本身并不打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这三部小说以及其作者的思想意识分析，来考察晚清小说折射出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脉络与发展变迁。

刘鹗的《老残游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作者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他的救国安天下的方略。在小说第一回楔子中描绘了梦中救助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船及其船民的寓言故事： “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实在危险得极”，“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己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3]这艘洪波巨浪之中破坏不堪的危险大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象征着当时的中国.因为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占领借租领土等，国家危机，生死枚关。这艘大船“就要沉覆”，“危险得极”，如何救急，“立刻就登彼岸”，老残的至美良极之策；“为今之计，……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之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于是他们“便将自己的罗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那么上面提到的罗盘、纪限仪象征着什么呢?联系下文“他们用的是外国的向盘”，可知其寓意是指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是个方向，国家大政方针。“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之船主”，是将晚清国家民族面临灭亡，列强的侵略瓜分，经济的落后贫穷，人民的痛苦不堪的特殊现实情况下的救治之法告诉给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他们若按着其方法去办，就可以拯救中国，达到预期的目标，“立刻就登彼岸”。那么这种急救之法是什么呢?

这在刘鹗1907年发表的论文《风潮论》里阐述得十分清楚；“ 当轴诸贤，宜去其忌讳之心，直陈于上，而速筹挽救之法也。不然者，一二年后即不堪设矣。救之之法安在?仍不越修路、开矿、兴工、劝农四项而已。以无款而路矿不办，与借洋款而路矿速办相比较，则借洋款者是矣。“[4]显然，刘鹗的救国家之法就是借洋款，利用外国技术，修路、开矿、兴工、劝农、办实业，走民富国强之路。

    1903年刘鹗的《矿事启》发表在《中外目报》上。此时正是刘鹗开始撰写《老残游记》的时候，就是说写此启与其写《老残游记》第一章楔子同时。他在此启中说；“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夺.未可听其自然。思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又思凡外国商力所到之地，即为各国兵力所不到之地，则莫若用洋商之款，以兴路矿，且前可以御各强兵力之使逐，渐可以开通风气，鼓舞农工。卒之数十年期满，路矿仍为我有。”[5]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反对暴力革命，说革命会造成“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到也”，刘鹗是赞同这个观点的，故极力诋毁“北拳南革”。《老残游记》在第一回中，用梦境象征的手法写国家的危势、纷乱、民不聊生的惨状。老年晓事的人就说；“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其中的“切不可”、“万万没有”，说明他最不赞成，或者最反对动乱。他的主张得到了老残的赞许。这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主张。刘鹗在《矿事启》中云；“仆之宗旨在广引商力而御兵力，仰我得休息数十年以极力整顿工农商务，庶几自强之势可成;而国本可立。”[6]他在《风潮论》中云；“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岂不畏死哉?饥寒迫之则不畏死矣”，“而天下之民不聊生为大可畏也”，“夫天下之乱，革命党之利也”，“使民饥寒以生内乱”，“当民不聊生之日，有孙汶亦乱，无孙汶亦乱。”[7]说明他最担心的是人民因“饥寒”而发生天下大乱。这样就不能“休息数十年而极力整顿工农商，有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救国救民的方略。

刘鹗心系“治国安天下”的问题，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两个酷吏的逼迫民为盗，他揭露之;地方官的“不谙事故”造成的水灾迫女为娼妓，他抨击之;老残的地狱游和残稿中抨击三种犯法之人，都是他规劝世人惩恶积德行善，引人为公，以致天下太平。将小说其全部内容联系起来看，就是一个目的，为了“治国平天下”，“得休息数十年以极力整顿工农商务”，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办实业，实现他民富国强的政治理想。作者在梦中危船的寓言故事中说；“依了我们的话就立刻就登彼岸”，意思是如按作者提出的救国方略做，国家民族就得救了。

刘鹗的治理方略主要包括；治理黄河、富国养民、整顿吏治、化盗为民、简政节资、用三教引人为善，有些是值得肯道的。但作者为了平天下，诱人为公，减少犯罪，用游地狱的故事惩恶劝善，也宣传了封建迷信，三教中有不少封建糟粕和唯心的东西，这都是不可取的。刘鹗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会造成动乱，故极力诋毁“北拳南革”。他认为“船主”，只是缺“方诚”，“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即上层的统治集团并没有错。而需要整治的都是省以下的官吏。所以就无需推翻上层统治集团。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成功的事实，证明了他阶级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得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吴趼人的社会小说正担负着这一历史使命。

吴趼人，名沃尧，又名宝震;初字小允，改字茧人，复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住佛山，别署我佛山人、茧叟等。1903年，吴趼人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寄往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立即得到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的赏识，将其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八期(1903年8月)。从此，吴趼人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他去世前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内，他撰写了十八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以及诗集、文集、笔记、剧本等十几部，成为晚清多产而著名的作家。

吴趼人小说创作的产量在晚清作家中居于首位，其涉及题材的开阔宏博也是空前的。作为一个生于封建末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深受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是其思想的两大内核，他的小说创作不仅是批判现实的武器，而且主观上具有“开启民智”的作用。

李葭荣在《我佛山人传》里称吴趼人“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寝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这正是针对吴趼人的社会小说而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当为这方面的首屈一指之作。这部小说广泛地揭露了官场的腐败，揭示了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正向资产阶级转化，描写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十里洋场的众生相，从本质上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垂死面貌，表达了作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严肃思考。《最近社会龌龊史》和《糊涂世界》沿着这个路径前进，可以看作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作。至于《九命奇冤》和《发财秘诀》，作者的写法更为集中，往往抓住几个主要人物来突出作品的主旨。如《发财秘诀》就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一群汉奸买办的形象。在维新派提倡科学文明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吴趼人对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华帝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失望，这就使他的批判视野随之扩及到整个社会风俗。因此，反对迷信，反对陋俗，使国民从身心两方面都强健起来，也成为吴趼人社会小说的一个主题。中篇《瞎骗奇闻》写一位姓周的瞎子以算命为业，专门骗人钱财。有两个受骗的人，都极相信周瞎子的瞎话，结果被弄得一败涂地。作者因此劝戒世人不能迷信，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黑籍冤魂》则以一个败家子的口气来叙述故事，“我”从祖上继承了六、七千银子的家当，但自十五岁起就吃上鸦片，最后弄得家破人亡。作者巧妙地用这个典型的现身说法来劝人向善。在这些小说中，吴趼人贯彻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全面地透视了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变化，尤其把笔锋指向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抨击时弊达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这就使吴趼人的社会小说获得了“谴责小说”的名号。但是，“谴责小说”仅仅是吴趼人全部作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吴趼人就曾把自己的小说大致划分为“社会”、“历史”、“写情”三类，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有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吴趼人的社会小说以“谴责”而得名，但是不能就此掩盖他的另一个创作目的改良主义的初衷。如同康有为一样，吴趼人不仅仅是一位封建主义的批判家，而且是一位封建主义的理想家。我们从他的幻想小说《新石头记》中可以窥见他为未来社会设计的蓝图。他主张以儒家伦理使人民有德，以西方科技使国家富强，实质上是将“恢复旧道德”与“实业救国”的主张合二为一，因而带有改良主义的“调和”色彩，却更易为时人接受。

另外，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也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作者总是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放在近代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加以表现，由此形成悲欢离合、曲折跌宕的情节。如《恨海》反映的是庚子事变，《情变》反映的是江湖历险，《劫余灰》反映的更是风浪险恶的广东南海社会。这样，就使爱情主题进一步深化，表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与其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有声息相通之处，以多方面的艺术实践，猛烈抨击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阴暗面，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歌颂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从而使小说这一最为通俗的文学体裁，恰如其分地充当起批判现实、开启民智的职责，使小说的文学地位、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得到了极大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吴趼人是近代小说繁荣的有力推动者之一。此外，吴趼人还特别重视小说的艺术性，大胆吸收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叙事技巧，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梁启超等人视文学为工具、把文学变为政治的单纯号筒的偏向。因此，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在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探索和创新意义。

李伯元是晚清小说创作的大家，他的通俗文学(弹词、小曲等)和游戏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坛上亦可谓独树一帜。李伯元又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独特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价值取向，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暗示了一种与政治相背离的新的价值向度 ，即由一个传统型科举知识分子走向近代自由主义批判者的心路历程。

晚清时期，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由于受到特殊历史情境的制约，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倾向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也有部分人由社会中心逐渐走向了社会的边缘，以独立的批判者形象显示着自身的价值，这些人可谓中国最初的自由主义者，李伯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李伯元思想意识的演进过程，呈现出旧思想的蜕变、新思想的萌生和主导思想的成型三个阶段。通过对他独特的心路历程的揭示，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谴责小说大家的文学创作提供前提。

李伯元早年曾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但新的时代环境和特殊的个人生活遭际，逐渐淡化了他的功名意识，终于使他走向一条远离正统、寻求自我发展的人生之路。他的少年时代和别人大致一样，在家塾中以攻读四书五经为课业，16岁读完四书五经后又从师批改文章，以是学业精进，深受教师器重。所不同的是，他并未像一般儒生将自己完全卖给经书那样，用全部心思和精力去死啃经书的句读章法，所以除擅制艺、诗赋外，还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1888年(光绪十四年)，李伯元“试省门不售”(考举人未中)，使他初尝失败的滋味。这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以此为界，直至人生的终点，他逐渐走向了传统知识分子追求功名思想的反面。其结果是李伯元成为晚清著名的小说家和报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打入中国市场，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产生。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民族工商业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才可能吸引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去。中国近代报业的诞生，同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结果，它为又一批知识分子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新的舞台。李伯元正是看准了这些，才选择了去上海办报的道路。据李锡奇回忆，伯元当时对满清政治的腐败极为愤慨，认识到“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伯元在乡时曾与吾父兄讨论此种主张，还一起商量过办报方法。后来他在上海编小报写小说，确乎始终如一地体现了这种主张，未背初衷”。[8]显然，他所选择的是一条与传统的仕进之途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标志着在去上海办报前，李伯元的思想已逐渐从传统的功名意识的羁绊中挣脱了出来。

在1896-1900年间，是李伯元由封建传统型知识分子向近代自由主义批判者过渡的关键时期。1896年，李伯元举家迁沪，开始了他的上海10年生活时期。如果说居家常州，仅仅是为他呼吸到由上海辐射出的时代新空气提供了方便的话，那么来到上海后，他就是直接身处时代变革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受聘为主笔的《指南报》，是一个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报纸。他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谨谢报忱》一文，所表达的是以近代西方新闻观为核心的办报宗旨。这表明，李伯元在来上海办报前，已有的放矢地对西方新闻业作过一定的了解和研究。按照这样的趋势，他应该有可能迅速融入到当时正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中去，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正当维新派充分运用报刊为戊戌变法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思想与理论宣传的时候，李伯元却在酝酿着另一种办报的计划。在主编《指南报》期间，李伯元虽也为报纸的发展做过不少努力，但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财力的限制，这份报纸依然步履艰难。在报业竞争激烈的上海，这对李伯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首先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因此，他在一边办《指南报》的同时，就开始筹划自己办报。依据来上海之前酝酿过的办报设想，结合一段时间的办报实践，李伯元逐渐将办报方向定位在文艺性小报上。《指南报》创刊半年后办报风格由以新闻为主向以文艺性为主的转变，已显露出这样的迹象。1897年6月由李伯元自己创办的《游戏报》，就是一份典型的文艺性小报。该报发行后，影响巨大。它不仅在近代新闻史上最先确立了文艺类这一报式，而且是借用报纸有闻必录新闻原则，采用文学作品来反映国内外政治社会文化新闻的倡导者。《游戏报》因此被称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李伯元也因之被称为“小报鼻祖”。1901年4月以前，李伯元不仅是《游戏报》的主人，而且也是直接的编辑者，这期间的办报风格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游戏报》发表的文艺作品体裁多样，有传奇、弹词、小说、序跋、戏剧电影论文、抒情散文、议论文、谐杂文、寓言随笔等等，而以诗词赋曲为其主体。其中虽然也有反映社会现实、讽刺政治时事一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比重不大。而李伯元为“艳榜三科”自作或征集的诗文，却是各类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举办“艳榜三科”之类的活动，是李伯元别出心裁的办报手段。它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不仅使《游戏报》一炮走红，使得后起的各小报纷纷踵起仿效，从而奠定了文艺性小报的生存根基，而且使李伯元在“十里洋场”声名大振，得到了诸如“骚坛盟主”、“花界领袖”等等的雅号。李伯元以文艺小报为方向，以举办花榜为手段的办报策略，使他在办报事业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同时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游戏”人生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大大抑制了他介入现实政治的冲动。他用幽默的调侃和“玩世”的态度来消解现实中许多貌似庄严的事物的意义，例如以文人自比为妓女，又如仿照科举的程式来搞妓女选美等，这都是与维新派直面现实的积极用世精神相违背的。维新派因之并不将他视为同类，而李伯元自己为了使已经获得成功的办报活动少受挫折，使来之不易的影响力不至于轻易丧失，也必须尽量保持自由的“中性人”面孔。这就使得他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这里主要指维新变法思潮)自觉地拉开了距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李伯元的思想中又存有深刻的矛盾冲突。早在1897年轰轰烈烈的“丁酉花榜”落幕之际，李伯元就因某些“同类之人，无端操戈相向”而写下了《论〈游戏报〉之本意》一文。文中说；“《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9]可见，李伯元认为自己所号称的“游戏”并非世俗意义上不负责任的玩世，而只是借“玩世”以“醒世”的一种方式。这些话的确含有为“游戏”正名的意思，但又不能仅仅看成是李伯元为自己行为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辩护，因为它里面也包含了李伯元的思想基因，表现了李伯元的一种人生姿态。在他的《论本报之不合时宜》和《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两文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正是不计毁誉、劝善惩恶的坚定的人生姿态，使得李伯元不至于沉湎于“游戏”的虚假满足中而不能自拔，不至于走向完全脱离现实的泥坑而不得超越。这是李伯元思想中的一股元气，没有这股元气，就不会有后来的谴责小说大家李伯元。

在李伯元直接编辑《游戏报》的4年左右时间中，虽也间有讥刺时事、不满朝政之作，但多为零篇碎什，还不具备明确的批判意识。由于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世纪之交的李伯元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跳跃过程，这过程可以从他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看出。从1899年《碰和解》对清庭卖国嘴脸的冷嘲热讽，到《庚子国变弹词》对清政府在庚子事变过程中进退失据行为的理性反思，再到1903年以后《官场现形记》等作品中对清政府的完全失望和对整个封建官场的全面性的批判，表现了李伯元思想中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同步增长。至此，李伯元的主导思想已基本成型。李伯元独特的思想演进历程预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种新的历史向度。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揭露官场黑暗的小说。在作者笔下，这些人民的“父母官”、国家的管理者，从上到下，都是卑污腌脏的一群。他们贪污受贿、欺上瞒下、投机钻营、无恶不作。在第60回中，作者借书中人物的梦境，对封建官僚世界作了一个寓言式的概括讽刺；这是一个“畜生”世界，豺狼虎豹、猫狗鼠猴等畜生，就是封建社会中各类大小官僚的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畜生”世界里，“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至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俩规而错矩;观其内，踉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庚，虽罄墨而不能书也”[10]。李伯元以讥讽之笔，描写官僚们的“种种荒谬、种种乖决”。他们不论是朝廷重臣，还是封疆大吏，不论是科举升迁，还是捐保买官，都遵守“千里作官只为财”的信条，唯财是图.不择手段。胡统领带兵剿匪，谎报军情和开销.升官又发财;冒得官为图保显职，主动贡献女儿;内务大臣查办贪污案，开口要二百万两银子即可摆平;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直言不讳；“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第80回)。官吏们想尽各种办法搜刮民脂，专横残暴，渔肉百姓。然而正是这班不可一世的官吏，面对拥有洋枪洋炮的洋人却丧魂失魄，畏惧三分。两江总督文大人听说百姓围攻洋人，“……急得把桌子一拍道；‘糟了，一定把外国人打死了!中国人死一百个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担得起”，(第53回)。他们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安定、人民的苦难，而是自己的位置和前程。面对列强瓜分国土，他们倒是悠然自得，六合县令发表高论；“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不计愁这个。……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第54回)。《官场现形记》通过对“畜生”世界的刻画，从吏治角度表现了封建统治即将崩溃的社会本质，客观上让人们认识到封建统治的腐朽，激发人们奋起而推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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