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历史悠久。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我们了解到，大约6000年前，我国先民已劳动、生活在这个地区。但是，在清朝康熙年间以前，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本地区的文字记载既少又零散，因此我们较难了解清朝以前中国官员对香港的认识。
香港地区在清朝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其水陆面积约占新安县水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版的两种《新安县志》可以说是有关本地区的最早的两部地方志。按照当时修志的惯例，这两部地方志都是由地方官员主持进行的，体现了清朝地方官员对香港的认识，内容十分丰富。
以嘉庆二十四年重修的《新安县志》为例，该志书由新安县知县舒懋官总纂，两广总督阮元等作序。全书二十四卷，从沿革、舆地、山水、职官、建置、经政、海防、防省、宦迹、选举、人物、艺文等方面系统介绍新安县的历史。迄今为止，我们有关古代香港的知识，多半来自这部方志。
清朝中央官员主要是从战略的高度认识香港的重要性，这在鸦片战争前夕表现尤为明显。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后，为了解开海禁的情况以及调查在各海口开放贸易事项，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奉命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巡视。他们曾到香港岛和大屿山视察。他们称香港岛为佛堂门，称大屿山为大奚山。杜臻在其撰写的《粤闽巡视纪略》一书中写道：“佛堂门，海中孤屿也，周围百余里。潮自东洋大海溢，而西行至独鳌洋，左入佛堂门，右入急水门。二门皆两山夹峙，而右水尤。驶番舶得入左门者，为已去危而即安，故有佛堂之名。”［1］“大奚山在合联海中，俗称大姨，又有小姨山与俱至峙中，环三十六屿，周围三百余里，居民以渔盐为生。”［2］可见香港岛和大屿山地理形势的险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查禁鸦片。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没有林则徐到过香港地区的记载，但他对香港地区十分重视，也比较了解。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公元1839年12月13日），林则徐在关于官涌之战的奏折中写道：“查该夷船所泊之尖沙咀洋面，群山环抱，浪静风恬，奸夷久聚其间，不惟藏垢纳污，且等负隅纵壑，若任其据为巢穴，贻患何可胜言？”［3］
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公元1840年4月21日），在请求修筑尖沙咀和官涌两座炮台的奏折中，林则徐对香港地区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说明：“查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豁洋面，延袤四百余里，为夷船经由寄泊之区。其尖沙咀一带，东北负山，西则有急水门、鸡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宽深，英夷船只，久欲依为巢穴。而就粤省海道而论，则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万一中途梗沮，则为患匪浅。”［4］
稍后，在请求改变大鹏营营制的奏折中，林则徐又写道：“大鹏原止一营，额设参将一员，管豁洋面四百余里，其中有孤悬之大屿山，广袤一百六十余里。是以道光十年，已将大鹏分为两营，而所设弁兵只九百九十八员名，较之香山营制，已有轩轾。且所豁尖沙咀洋面，近年更为夷船聚泊之区，该处山高水深，风浪恬静，夷船倚为负隅之固，上年调集官兵，痛加剿击，始行全数退出。恐兵撤之后，仍复联樯而来，占为巢穴，当又度形势，在于尖沙咀及官涌两处，添建炮台两座，现在工程将峻，已于另摺缕柏奏报在案。”［5］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公元1840年6月10日），道光皇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写道：“林则徐等奏，筹议添建炮台一摺。广东尖沙咀一带地方，为夷船经由寄泊之区，又系该省船只东赴惠、潮，北往闽、浙要道。该督等相度情形，请于尖沙咀及官涌两处，各建炮台一座，声势既相联络，控制亦极得宜。著照所议赶紧建筑，以资防制。其尖沙咀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零，官涌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四千四十六两零，准其在于商捐前山营生息银内，动支给办，免其造册报销。”［6］
在林则徐给清廷的奏摺中至少有三次提及尖沙咀一带的险要形势。这说明他对香港地区的地理形势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他部署了官涌之战，并奏请在尖沙咀和官涌修筑炮台，极大地增强了香港地区的海防力量。道光皇帝批准在尖沙咀、官涌修筑炮台的上谕，则说明林则徐对香港形势的报告对清廷产生了影响，清朝中央政府对香港防务也是相当重视的。
钦差大臣琦善对香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同样有所认识，但他在奏折中对香港的评价前后矛盾。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840年12月19日），他在英人强索香港的奏折中写道：“奴才先访得该夷求请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粤省之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均在老万山以内，距澳门不远。伏查大屿山袤延数百里，地居险要，早经建有炮台，设有守备。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7］他建议准许英国在厦门、福州通商。
但是，在与英方全权代表义律谈判的过程中，面对英方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产生了畏敌厌战的思想，认为在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交锋实无把握，因而对英方提出的割让香港的要求，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代英方向皇帝提出请求。为了替自己的误国行为辩护，他采用轻描淡写的办法，贬低香港岛的重要性。他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41年1月20日）的奏折中说：“尖沙咀新建炮台，非如香港之孤悬海外可比。”他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1841年2月18日）的奏折中又说：“查香港离省四百六十里，孤悬海外，......”实际上，香港岛与广东大陆的一部分尖沙咀仅仅隔着宽约1.5公里的海面，绝非“孤悬海外”。
清朝皇帝一向重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早在1793年，英国全权大使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在北京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其中包括把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小岛让给英商存放货物和居住。乾隆皇帝就断然拒绝了英国的领土要求。他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沙洲岛屿，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1841年1月25日，英军在香港岛登陆。30日，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伯麦照会清军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横蛮地宣称：“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商渔人民。”［8］2月1日，义律和伯麦联名在香港发布告示说：“照得本公使大臣奉命为英国善定事宜，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尔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故自应恭顺乐服国主派来之官，……倘嗣后有应示事，即有派来官宪，随时晓谕，责成乡里长老，转辖小民，使其从顺。毋违。特示。”［9］“有文据在案”即签订过条约的意思，但实际上当时并未签署过任何条约。
英军占领香港岛后，琦善未敢向道光皇帝如实奏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1841年2月15日），道光皇帝在收到伊里布关于琦善代英国人请求割占香港泊舟寄住的奏折时，明确表示：“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10］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41年2月11日），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英国强占香港岛并出伪示，“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道光皇帝闻讯，认为琦善擅自割让香港，极为愤慨，他发布上谕说：“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部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他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查抄入官。［11］
在英军占据大角和沙角炮台以后，道光皇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到广州与英军作战。3月6日，他命令奕山等确切查明香港情况，并说：“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须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12］此后多次命令攻克香港。奕山在广州不相信当地的百姓和士兵。他冒险发动夜袭失败，英军趁机占据城郊据点，并炮轰城内。5月27日奕山被迫与英方订立了《广州和约》，将军队撤至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并向英方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收复香港之事自然无法实现。但道光皇帝并未放弃他的想法。直到1842年5月25日，他还命令钦差大臣耆英说：“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如已准备妥当，应该“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13］
1842年6月，从印度派来的英国增援船只百余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抵达中国。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再次北上，指挥英军进犯长江，企图攻占南京，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切断漕运，逼迫清朝当局投降。英军攻占上海后，“采用了极端残酷的手段”攻下长江、运河交汇处的重要城市镇江，接着长驱西进，于8月4日兵临南京城下。8月10日，80余艘英国军舰齐集南京江面。
由于清军多数将领腐败、武器装备落后，无法抵御英军的进攻，军事上节节失利，道光皇帝决定妥协求和。当双方还在长江沿岸交战时，他就密令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按照璞鼎查提出的要求，与英方讨论议和问题。英国军舰抵达南京长江江面后，耆英、伊里布等于8月14日奏报形势“万分紧急”，已答应英方提出的赔款、通商、索要香港作为码头等要求。道光皇帝阅后“不胜愤恨”，但他已别无选择。8月18日，他谕令认可了耆英、伊里布等的做法，特别提到“香港准其赏借”。［14］明明是因为战争失败被迫同意割让，却不愿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还要居高临下地说是“赏借”。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道光皇帝收复香港岛的愿望终成泡影。
鸦片战争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与一个腐朽的封建大国之间的战争。尽管道光皇帝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很大，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每下愈况的状况，注定他只能在中英两国角逐的历史舞台上充当失败者的角色。这不仅是道光皇帝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悲剧。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可以从中受到许多启发。
注释：
［1］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二，页三十九。
［2］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二，页四十。
［3］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第239页。
［4］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02页。
［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205－206页。
［6］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05页。
［7］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27--628页。
［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239页。
［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239-240页。
［10］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773-774页。
［11］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05页。
［12］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34页。
［13］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806-1807页。
［14］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263页。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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