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年鉴派史学思想对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启迪
法国年鉴派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形成于本世纪２０年代，５０年代以后在国际史学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学说。６０年代年鉴派思潮大举渗入到美国史学界并成为引导美国学者用新的思维和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推动力。当代活跃在美国史坛的那些中国史专家无论是否自觉到这一点，他们很少有不受年鉴派思潮影响的。尤其在如下四个方面，年鉴派史学思想对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起到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
第一，年鉴派史学思想中有关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推动了美国“中国中心观”史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由此导致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新认识。
年鉴派历史学家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总体史”当作研究的最终目标，而人类社会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质的文明中的发展进程则成为研究的重点。由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地区，遇到的自然界的挑战各异，因而回应这些挑战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即每个社会在时空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年鉴派史学思想中有关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在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推动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以“中国中心观”来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在具有学科开拓性的著述《中国人口研究（１３６８－１９５３年）》（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959）一书中，揭示出长达６个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变化，１７７５年以后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运动赋予中国历史发展以许多新的特征。这一研究成果启发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深入到中国内部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征。孔复礼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它的敌人（１７９６－１８６４年）》（Philip A.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0）一书，进一步指出，清中叶以来在日益遭到削弱的传统社会中，业已滋生出“一些新的力量”，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物价的上扬、商品经济的扩展以及货币化倾向等等，这些现象都超出了人们以往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历史模式用以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变化的基本过程”［（１）］。孔复礼的上述观点在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中有着广泛影响。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特征成为美国学者努力的新目标。有鉴于孔复礼这部著作在“中国中心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柯文认为该书：“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２）］。
第二，年鉴派史学家在“总体史”的研究中，特别重视用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此点对于美国中国史学者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进而为突破西方学者习用的中国历史发展“循环论”给予重要启示。
年鉴派史学家在“总体史”的研究中一直把重点放在探索影响人类行为及社会变化的深层因素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因此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强大的制约力，它们或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变化或促成诸多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产生，而且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特点。上述史学思想也影响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它推动美国的学者去探索在自然条件影响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周期性变化和中国社会内部逐步形成的长期发展趋势。
象何炳棣在其前引的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中，便总结出中华帝国晚期人口变化的总趋势（１７４１－１７７５年为中国人口的上升时期；１７７６－１８５０年中国人口进入发展的成熟期；１８５１－１９１１年为中国人口的衰变期）。又如，罗伯特·米尔顿·哈特威尔在《７５０－１５５０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Robert Milton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文中指出，在长达８００年的这一时段内，中国经济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人口的迁移，使中国南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区域。从物质进步这一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处于直线发展之中；但中国不同的区域，其经济变化的速度和特点又是不同的，从而又表现为一种周期性的变化。随着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和技术成果的扩散，使帝国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中唐至明初，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绅士利用中国南方广阔的空间与资源迅速壮大其经济实力，又利用科举考试作为晋升的阶梯，所以非身份性绅士在从地方直至中央的权力机构中，都有体现他们利益的代表。正是上述诸种积累性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３）］。另一部研究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进程的专著便是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年）》（Dwight H.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China,1969）。该书在研究的时段上几乎与哈特威尔的前引文相衔接。珀金斯通过计量研究，对从明开始的６００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地亩、农产量、粮食消费指数、农业技术的改进、水利设施及农产品的商品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上述６００年间，中国人口增加十倍，耕地扩大四五倍，劳动生产率提高近一倍。他又根据上述数据，总结出一个公式：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耗量×总人口）／（耕地面积）。其中，人均粮食消耗量是个“常数”；耕地面积扩展有一定限度。由此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之一［（４）］。何炳棣、哈特威尔和珀金斯的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同时它们在美国的学术界还起到一种带动作用，一时突破王朝的界线，从更长的历史时段上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所存在着的长期发展进程在美国中国史学界蔚然成风，并为突破中国历史“循环论”找到正确方向。
第三，年鉴派史学家在学科建设中为了实现学科严谨性的理想，为了追求自然科学那种数量上的精确性，他们异常注重计量研究并用电脑等现代工具处理当代或前统计时代的资料，试图从“量”的角度，加深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认识。美国中国史学者在上述史学方法影响下，在对中国历史现象进行定量分析方面迈出了新的步子。
历史上，中华民族有着记录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各种史书浩如烟海。再加上地方志、奏折、户籍、刑事案件卷宗以及谱系资料，所有这些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供了欧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资料宝藏。所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能在计量研究方面做出很多成绩。何炳棣有关中国人口的著作便是一部计量研究的典范。他的另一著述《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利用了大量州志、县志、通志、会馆志、院志、宗谱、年谱、文集、笔记以及“登科录”、“同年序齿录”和“履历便览”等资料，通过数量分析，对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及其范围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卷末所附３８个图表，可以使读者对于各州府县的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数目、出身、教育情况、财产、晋升与被贬、中举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区中举人员的状况等等，得出一目了然的印象。此外，著者还依据１２，２２６件事例做出２７项“个案”分析，用以说明中国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及其社会意义［（５）］。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书，其附录约占全书总篇幅的一半，内含各种统计图表１５０余个。珀金斯对中国人口、耕地面积、亩产量、农产品的商品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的研究都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又如史坚雅关于中国宏观区域系统的研究也是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
在定量研究中，电脑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例如，张光直试图应用电脑对青铜器饰纹的多样性做出分类［（６）］。杨庆ｋūｎ＠①在《１９世纪中国群众行动类型的初步统计》（C.K.Yo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 of Mass Actions in 19th Century China）一书中，用电脑对《清实录》中有关群众运动的记载进行了分类，由此对不同类型的群众运动及其性质做出了计量研究（⑦）］。李中清在他的新著《中国西南部的财政与经济（１４００－１８００）》（James Lee,State and Economy in Southwest China）一书中，用电脑处理了大量中国户籍资料和刑事案件报告，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电脑等先进工具还应用于中国学书目的编制上，如史坚雅曾与百余名专家合作，历时十年，编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索引》（１９７３年）。总之，对计量研究的重视与电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向着精细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第四，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这方面有两个倾向十分引人注目：其一，是综合研究的倾向；其二，对研究课题“分解”的倾向。上述两种倾向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都可看出明显的表现。
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综合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以及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象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１８３９－１８６１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一书就是一部用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的杰作［（８）］。史坚雅则用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中国宏观区域系统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二是实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美国于７０年代发表的有关中国城市的著作，如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John Wilson Lewis,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1971）、埃尔文与史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Elvin and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974）和史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等，就是从事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教学活动的专家们共同协作的产物。这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９）］。１９８０年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有关中国历史上食物与饥荒的讲习班。与会的都是在区域系统理论、地理学、水利工程、农业经济学、营养学以及人口学等方面学有所长的专家。会议的组织者莉莲·李（Lillian Li）率直地提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应当象年鉴派研究欧洲史时那样，实现多学科的协作［（１０）］。
与综合研究相呼应的是“分解”性质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分解”倾向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研究的广泛开展。即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单位，从事地方史的研究。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方面可以说硕果累累。象魏斐德关于广东民众运动的研究；周锡瑞关于山东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与湖北社会动态的研究；詹姆斯·科尔关于浙江“绍兴帮”的研究；希拉里·贝蒂关于安徽绅士阶层的研究；波拉切克关于广东南海县的研究；罗关于汉口社会与经济变化的研究；李中清关于中国西南部历史运动的研究等等，都是７０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方面富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分解”研究的另种表现，就是“纵向”研究的加强。如果说费正清时代的中国学者所感兴趣的是国家和省一级的上层人物，那么７０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一代学者则更着重“由下而上”研究中国社会，即在对中国社会做有层次的纵向分析时，研究的重心已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家族与绅士阶层。
在美国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中，一般只概括地认为家族与绅士阶层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两个支柱，他们竭尽忠诚地维护着皇权的正统地位并使中国社会陷入长期的稳定与停滞状态。这种简单的认识很快被新的研究成果所突破。１９５５年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他们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1955）一书面世。张仲礼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对１９世纪中国的科举考试体制特点、法律基础和绅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社会地位、作用以及绅士阶层内部的等级和绅士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所勾勒出来的“绅士世界”的复杂内容，引起美国学者对中国绅士阶层的注意。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发表后，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更大的反响。何炳棣从社会史角度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内部，包括绅士阶层，存在着等级与层次的差别；二是，不同社会等级与层次之间，通过科举与晋升制度，不仅存在着垂直的流动，也伴生着横向的流动；三是，绅士个人的宦海沉浮与家族地位紧密相关；其四，社会流动的趋势（透过几个世纪）反映出人口和经济因素的变化。
张仲礼与何炳棣对于中国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社会图景的揭示，使年轻一代美国学者开始怀疑，能否将中国社会简单地称之为“停滞”的社会。这两位寓美的华人学者启发美国史学家通过对中国的家族与绅士阶层的研究来进一步廓清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点。
事实上，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莫理斯·弗里德曼在其《中国的家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uang Tung,1960）一书中，把亲属制度的研究视为探索中国社会的共性与个性共存的途径并得出家族组织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样的结论。但在亲属制度何以能将不同的社会集团整合到一起这一问题上，他强调是“信念意识”，保持了家族的一致性。他认为家族产生的原因完全在于一种“自然冲动”。形成一个简单家族的愿望，就是家族制度产生的动机。由于排除了经济因素对家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而弗里德曼的上述研究带有明显的缺点。其后希拉里·J．贝蒂将家族的研究与对绅士阶层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在《面对抗清运动的选择：安徽桐城个案》（HilaryJ.Beattie,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The Case of T′ung-Ch′eng,Anhwei,1979）一文中，指出两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贝蒂通过个案研究，发现那些在１６世纪或更早年代成为显贵家族者，他们的后裔在清初同样获得了学业或官位上的成功。由此她认识到明清王朝的更迭并未使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中断。二是，在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中，一般认为信奉儒家学说的绅士大都是“效忠主义者”。贝蒂却指出，面对抗清运动，大多数绅士毫无疑问地把地方的家族利益和维持他们长久以来的地位和威信放在忠于覆灭中的王朝这一抽象概念之上。只要新政权象明王朝一样保证他们在地方上的地位和通过考试留给他们一个晋升的渠道，他们就支持新的王朝，“经历了政治和道德危机的桐城绅士表明他们是世界上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那种昏热的理想主义者”［（１１）］。贝蒂的研究强调了经济与社会因素对家族组织的影响，从而为认识绅士阶层的分立倾向开辟了道路。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主要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地区在西方殖民者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为此，他同样把注意力放在绅士阶层的分析上。在分析绅士阶层的阶级实质时，他又选取“团练”当作突破口，进而又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团练性质的变化做了剖析：从纵向来看，在广东地区每一个单一村的团练就是一个家族，阶级关系与亲属关系融汇在一起。及至团练联盟成立，使一个个纵向的团练联合起来，遂使不同家族内部的绅士与绅士之间以及佃户与佃户之间的横向联系，得到加强。当不同家族的绅士们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相互联手之时，各个家族的佃户开始意识到他们有着与绅士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即血缘关系已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关系了。当西方殖民者入侵广东并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时，绅士阶层为了自身利益急于将地方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分立情绪，这时广大农民为了自身利益则开始加入超越家族的秘密结社，这就是红巾军等民间反叛组织产生的时代条件。家族终于分裂。弗里德曼强调“信念意识”使亲属制度将不同的社会集团整合到一起并能保持阶级的不平等。魏斐德的研究则表明经济因素是造成家族分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家族内部潜在的冲突只有社会危机爆发时才显现出来。魏斐德使美国的中国亲属制度研究又有所深化。及至周锡瑞，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又对绅士阶层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并提出“城市改良主义上层阶层”这一新概念，并认为正是这部分人的利益和势力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他的这种新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１２）］。上述“由下而上”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有层次的“纵向”研究，使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无论对中国社会进行“横向”研究或是“纵向”研究，从总体上来看，研究者已立足于中国社会内部，他们已是从中国的内部来研究中国，因而避免了他们的前辈们从西方角度分析问题、收集资料而导致忽视中国现实的危险。虽然有的美国学者也为“分解”过细会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出现“史学碎化”现象而担忧，但从当前来看，美国学者的种种“个案”研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历史知识有了巨大的增长，“分解”性研究突出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创造了条件。可见“分解”研究在当前仍具有积极意义。
（２）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进展给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强劲的推动
除年鉴派史学思想外，给予美国中国史研究以新的推动力的，是国际范围内有关中国科技中的研究。李约瑟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并使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１９８２年以来，先后在比利时、香港、北京、悉尼等地召开了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讨论会。在这种热潮推动下，美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也有新进展，象内森·席文与日本学者中山茂合编了不定期刊物《中国科学》，席文本人还写有《中国炼丹术初步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天文学的宇宙和计算》和《中国的哥白尼》等著作。一些华人学者也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刘惠林将《南方草木状》译成英文并就出版年代提出了个人的看法；黄兴宗从事农业史和生物学史的研究；程贞一致力于音乐史的探索而钱守训在中国印刷史和造纸术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并应李约瑟之邀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了《纸与印刷》一章。此外，象罗伯特·G·坦普尔所著《中国的智慧：科学、发明与创造３０００年》（Robert·G·Temple,The Genius of China:3000 years ofScience Discovery and lnvention,1986）实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缩写本，它对于一般学者了解李约瑟的专业著述起到了普及和引导作用。再如丹尼斯·特威切尔的《中世纪中国的印刷与出版》（Denis Twitchell,Printing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1983）和卜德的新著《中国的思想、社会和科学：前近代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知识与社会背景》（Derk Bodde,ChineseThought、Society and Science:The l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1991）已把科技史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结合为一体了。
众所周知，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回答：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于中国。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然而对绝大多数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来说，重要的是李约瑟等在他们眼前揭示出一个在古代具有璀灿科学成果和独立的科学体系的华夏文明。由此很多学者才开始认识到早在１３世纪，中国已“潜藏着激发经济革命－－类似１８世纪发生的那种经济革命的足够的科学和技术”；“早在１４世纪，中国在一些关键方面与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相比，距离相差并不很远”。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到１６世纪已经达到了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所不能比拟的程度”。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正迈进机械动力工业的门槛”［（１３）］。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这种新认识对于美国７０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者来说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为历史学家对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水平做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参照系统。另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为把生产力因素直接引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洞开了方便之门，也使历史学家对生产力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他们开始把科学当作一种社会力量来分析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事实上，一旦历史学家改变了因袭几十年的过于侧重生产关系与土地制度的研究方法，而重新考察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生产关系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时，的的确确使美国学者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目：即自宋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而且对于从１１世纪至１４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给予了新的评价。马克·埃尔文在《往昔中国的模式》（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1973）一书中，在详尽研究中国１３世纪农业发展水平（工具、肥料、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与引进以及水利灌溉系统和农业商品化程度）之后，认为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农业并率先提出在宋代中国业已发生“农业革命”的新见解。同样基于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的研究，埃尔文还认为象在农业领域出现革命一样，在中国交通运输、金融与信贷、市场结构及城市化诸领域，同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１４）］。另位我们前面曾提及过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在其《北宋时期中国铁与煤工业的革命（９６０－１１２６）》一文中，力求将科技史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以判断北宋社会的发展水平。哈特威尔首先对北宋生铁的产量重新做了计量研究并指出，到１０７８年，生铁年产已达到７万５千吨至１５万吨之数，这一产量为１６４０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生铁产量的两倍半至五倍。如此高的年产量仅靠伐木烧炭作为燃料是难以为继的。中国人的智慧终于完成了用煤炼铁这一工艺史上的巨大跨步，从而在１１世纪实现了英国迟至１５４０－１６４０年早期工业化时期才实现的“煤与铁的革命”。哈特威尔从科学技术史角度研究北宋铁与煤的产量以及用煤炼铁工艺出现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再现北宋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因为生铁的大规模生产是为了迎合社会对生铁的广泛需求而对生铁的需求本身就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活力。反之，生铁及其制品投入生产领域又势必引起社会经济更深层次的变化。所以哈特威尔又在《１１世纪中国铁与钢产业发展中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结构》以及《中华帝国经济变革的周期》等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商品化”、“城市化”及“工业化”这三个新的倾向［（１５）］。而上述三个倾向一般被认为是“近代”社会所应有的特征。宋代的这些新动向，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六个世纪以后处于近代早期的西欧的变化才能与之相比。因此，约翰·Ｎ．海格尔在其１９７５年主编的《中国宋代的危机与繁荣》一书的前言中，认为中国的近代的开端孕育于８、９和１０这三个世纪，即所谓的“唐－－宋过渡时期”［（１６）］。
上面我们主要谈的是美国学者如何借助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对宋代社会发展水平做出了新的评价。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仍在发展，但这方面的成就已不象宋代那样集中、那样辉煌和令人眩目，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已陷入发展的迟滞状态。埃尔文就指出：“中世纪经济革命没有继续下去，大约在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年间由于至今尚无法解释的原因，中国经济衰落下去并只能从这种衰落中，缓慢地复苏。”［（１７）］有的美国学者象费正清，对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缓慢发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上的超前发展也可能起到滞后的作用。因为一般来看，辉煌的成就可能播下“僵化”的种子。这也是中国近代落伍于西方的原因［（１８）］。
综上所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一方面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衡量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客观的尺度；另方面又为他们探讨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寻找到新的研究视角。
（３）华人学者关于中国史的研究给予当代美国中国史学者以重要、切实的帮助
二次大战以后，寓居美国的华人学者象何炳棣、张仲礼、萧公权和瞿同祖等都曾在美国史坛名声显赫一时。他们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和制度史，但重点已从省一级的研究转向基层行政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以及民间组织的研究。如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他们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国绅士的收入》（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y,1962）；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明清社会史论》；萧公权的《中国农村：１９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60）以及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1962）等，都是美国５０－－６０年代颇有影响的代表著。由于这些华人学者都是在故国完成早期教育的，因此他们熟悉中国的历史典籍并在整理文献、考证、训诂和校堪史料方面受过严格训练。在美国，他们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思想，开阔了研究视野，所以他们史著事实上是“国学”与西方史学的一种综合成果。当美国年轻一代中国学者试图走出一条研究中国史的新路径的时候，这些华人学者的著述给了他们许多启示和帮助。所以美国史学界对这些华人学者的奉献是十分肯定的。柯文曾指出：“这些史家不论就数量和影响上说都是美国研究中国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他们在开创中国社会、政治与军事历史的研究方面贡献卓著”［（１９）］。象珀金斯在我们前引的著作中就写到，如果没有许多先驱者特别象何炳棣在前一段时期的辛勤劳动，他的这项研究工作是不敢尝试的［（２０）］。
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前，很多美国学者到台湾或进修语言或攻读中国历史仅美国大学在台湾开展的“校际汉语研究规划”这一个项目，就使大约４００名美国青年在汉语技能方面受到系统训练。台湾一些学者旅居美国后，他们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象张光直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方面的著述，许倬云关于汉代经济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都颇有影响。J·布鲁斯·雅各布等合编的《台湾：英语著述综合书目》（J·Bruce Jacob,Taiwan: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Pablications,1984）反映了美国学者对台湾研究成果的关注。此外，台湾学者也有的与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合作，在一些研究项目中做出了成绩。象王业键、肖王国樱和苏永明等参加过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一书的研究工作。珀金斯曾谈到，如果没有王业键为他提供指导和关键性资料，要从成千上万种地方志中找出１９００年以前的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２１）］。
然而对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大陆学者的史学成就。美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学家渊博的知识，考证及整理史料方面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精神历来都十分尊重而且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已充分利用了我国史学家系统整理的资料。只要翻阅美国史著所附的参考书目，便会得到印证。特别是我国有关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给美国年轻学者以极大的启发［（２２）］。很多美国学者都曾谈到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他们的帮助。象周锡瑞在他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文版的前言中便指出：“把历史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在根本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寻找主要政治事件的根源的研究）这要大大归功于中国的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我和他们的结论悬殊，但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量知识。本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原始资料写作的。没有这些成果和资料，这本书是难于问世的”［（２３）］。
的确，美国学者对我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曾大面积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只要读他们的史著，我们自会心中有数。然而美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亦步亦趋。相反地，在借鉴的基础上，他们的研究视角已有所扩展；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宽；研究方法上更有所创新。对于我国学者系统整理的资料，他们往往用新的观点加以阐释或用新的工具进行定量分析，使原有的资料发挥出更大的效能。本文第一部分事实上介绍的也正是美国学者如何一方面引进年鉴派的史学思想，另方面利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而在这两者综合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个性。
结语
当代，历史学终于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国际学术界新的思维、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层出不穷。本文只概述了对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客观地讲，日本和前苏联的中国史研究对美国学者的帮助不容轻视，希望今后有学者就这方面问题能写专文作一论述。
纵观当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可以看到，正是反思精神和开放的态度这两个因素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不断迈向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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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孔复礼：《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它的敌人》第６页。孔复礼在中国出版物中常被译成“孔斐力”或“孔菲力”等。笔者在北京图书馆翻阅他赠送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它的敌人》一书时，发现扉页上有他的赠书留言，落款署名为“孔复礼”三个汉字，由此推想他的正式中国名字应为“孔复礼”。
（２）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９页。
（３） 哈特威尔又被译作“郝若贝”。１９８０年他曾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举办的“自宋至１９００年中国社会与经济史”学术讨论会。该文即在他提交的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４）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１９６８）》，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１４页。
（５） 《明清社会史论》是何炳棣自定的书名，按英文直译应为《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社会流动面面观》。
（６）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丛刊》第６２页（１９７２年）。
（７） 该文收入魏斐德与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F.E.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perial China,1975）。
（８） 该书由王小荷译成中文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９） 柯文：前引书，第１６４页。
（１０） 同上，第１６５页。
（１１） 原文直译应为《对抵抗的选择》，载斯彭斯和威尔斯合编的《从明到清》一书（Jona than D.Spence and John Wills,From Ming to Ching,1979）。斯彭斯也有译作“史景迁”的。
（１２） 详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
（１３） 详见约翰·默逊著、庄锡昌等译：《中国的文化与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５－４７页。
（１４） 详见马克·埃尔文：《往昔中国的模式》第１１３－１７９页。
（１５） 罗伯特·米尔顿·哈特威尔：《北宋时期中国铁与煤工业中的革命（９６０－１１２６）》（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载《亚洲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２１卷，第２期；《１１世纪中国铁与钢产业发展中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结构》（Marks.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载《经济史》１９６６年第３期；《中华帝国经济变革的周期》（A.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载《东方社会经济史》１９６７年第１０期。
（１６） 详见约翰·W·海格尔《中国宋代的危机与繁荣》（John.W.Haeger(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塔克森１９７５年版，第４页。
（１７） 埃尔文：前引书，第１０２页。
（１８） 费正清：《中国：一部新历史》（John King 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1992），第３页，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１９） 柯文：前引书，“前言”，第６页：“序言”，第２页。
（２０） 珀金斯：前引书，第７页。
（２１） 同上，“著者序”。
（２２） 魏斐德：《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２３） 周锡瑞：前引书，“前言”。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方下加土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02，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