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研究
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不可回避的问题，它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探讨近代文化的其他问题提供开阔的视野。本次会议提交的几篇此类论文所述颇有新意。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的《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一文，对清末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文化觉醒为政治觉醒在制度上的落实提供了思想基础，并给予政治变革以重大影响；政治上取得独立和民主，是实现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政治具有无可否认的主导作用。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既有积极意义，也有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表现为在学术及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泛政治化的倾向。
“一战”后，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欧洲大陆出现了“理性危机”，人们开始对社会文化危机进行反省。这种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理性危机”，企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以消除此危机；一是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国人早在20世纪初就对欧洲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有所注意，且各有评介和吸纳。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研究却十分薄弱。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的《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一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人文化思想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梳理了在欧战背景下国人文化反思的内容、特点和意义，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变化尤其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反思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乾隆年间英国使团访华到晚清，外交礼仪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多次外交谈判中，都成为中方力争的内容。至于晚清时期这种外交礼仪之争的原因何在、如何认识等问题，则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北京师范大学王开玺的《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一文，在考察清代外交礼仪之争的基础上，对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清代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最本质的原因属于现实政治层面，但其最根本的本源却是中外国情、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
二、近现代文化思潮研究
文化思潮作为近代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始终受学者的关注。本次会议涉及该领域的文章颇多，分别对近现代各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国民性改造、文化观念及冲突、文化思想、文化心理、文化政策以及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当前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反映着国人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前途的思考与选择。它们同样是本次会议研讨的热点之一。清华大学胡伟希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心态与社会思潮》一文，结合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演变进行对比分析，论述了它们在哲学观念、行为模式以及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对应关系，认为一定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对于构成社会文化思潮有重要的意义。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一文，认为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在晚清儒学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传统经学的逐渐瓦解和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现代新儒学的崛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鲁东大学俞祖华、赵慧峰合撰的《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一文认为现代化取向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潮得以并生、使其具有同构性的“共同观念”，即近代史上的这三大思潮都是包含着现代性思想元素的“现代”而非“前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潮。它们只是在近代这一“前现代化”、“现代化”、“反现代化”多元取向交织的复杂思想背景之下，以不同的进路与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对现代化远景、现代性取向的诉求。
改造国民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兴起于斯时的一种文化思潮，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黑龙江大学张锡勤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一文，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和近代国人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张，评价了近代改革者、新学家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的探索和努力，所论涉及到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现代性，进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的《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通过报刊、书籍等工具进行舆论宣传，对民主革命进行思想动员的史实，探讨了怎样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
以往学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多侧重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鲜有考察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大华等撰写的《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一文，系统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表现和特点，并且与五四时期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学理上的建树的显著特点。此文立论新颖，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整体的思想动向，弥补了学界研究的不足。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念，不能绕开近代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态度的考察。本次会议，学者们围绕文化观、文化观与文化传统、价值观等文化观念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颇有收获。南京大学史全生的《论孙中山的文化观》一文，在考察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他的文化观念。作者认为在对待中外文化上，一方面孙中山对西方文化具有认同感，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反对对西方文化不屑一顾的顽固保守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吸收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确立了近代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北京印刷学院王瑞的《“打孔家店”与儒家文化的原始精神——以鲁迅、胡适对儒家文化的扬弃为例》一文，立足于对儒家文化的原始精神，重新审视鲁迅、胡适对儒家文化的评判问题。作者指出二人对儒家文化的再评价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因此，相关考察应当注意到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文化观念内涵与中心的历时性转变，且二人在对儒家文化的扬弃中渗透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品位与好恶，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相似历史境遇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取舍。河北师范大学武吉庆的《挣脱身心束缚，努力创造价值——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观探析》一文，指出20世纪初叶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是不为环境所屈，不受命运拘牵，以一种乐观进取的态度，积极作为，努力创造的价值实现观。作者认为这种价值实现观对于引导国民更新价值观念，重塑精神世界，超越自我，复兴国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民国初期道德观念的变化，是人们思想文化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表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中共中央党校张卫波的《论民国初期道德问题之争论》一文，指出民国初期国民道德重建论者与新文化派关于道德与民主、道德与法律、新道德与旧道德关系的争论，是民初道德问题争论的主要内容，这场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作者通过剖析这场争论，认为新文化派对道德重建论者的批判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道德调和论的本质，冲击了旧道德的权威性，为新道德在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晚清社会传闻的现象十分醒目，从文化心理的隐深角度探讨这一现象的论著较少。河北师范大学董丛林的《晚清社会传闻的心理因素探析》一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晚清社会传闻的心理因素从惶惑心理、感情宣泄和愿望表达心理、文化偏执心理和“疑似”、“信亲”、“从众”、“好奇”心理四个角度进行论述，揭示了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的主观原因。
三 、近代学术史研究
学术史研究近年来颇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次会议有许多论文都以近代学术为议题，涉及到的研究领域有史学、汉学、宋学、礼学、民初“国故整理”运动、甲寅派以及罗泽南、刘师培、郭沫若、傅斯年、蒋廷黻等文化名人，对于其中的不少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取得新的研究进展。
史学历来是近代学术研究的重镇，关于近代史学的一些问题同样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在提交的此类论文中，既有对宏观问题的探讨，也有对人物史学思想、史学成就的个案研究。
在近代史学宏观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的《救亡图强·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中国近代史学的三次跨越》一文，认为救亡图强、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是中国近代史学所经历的三次历史性的跨越，虽然这三次跨越在历史观上有明显的区别和本质的不同，但都有忧患意识、爱国情结以及救亡图强为史学的社会目的共同点。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的《近代史学文化与20世纪的史学话语权》一文，提出了“必须重视民族史学的话语权”的问题。作者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深受西学的影响，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史学认识有一定意义，但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极为不利，因此须重视民族史学的话语权。北京师范大学张越的《“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探析》一文，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认为“新史学”思潮总体走向是对旧史学的“破坏”和“新史学”的建设，实际表现为“破坏”大于“建设”。从学术层面而言，努力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带给近现代中国史有价值的遗产。
在近代史学个案研究方面，中山大学桑兵的《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一文，对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进行了剖析，认为此论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其二，此种方式并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最重要的是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认识整理史料及与研究历史的作用。清华大学戚学民的《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一文，在辨析史料、史实的基础上，结合延安和大后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历史背景，以及郭沫若的著书动机，再度探讨了《十批判书》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十批判书》展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直接推动了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评价上存在分歧。戚文不囿陈说，提出一家之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清华大学蔡乐苏、尹媛萍合撰的《蒋廷黻史学理念释要》一文，探讨了蒋氏史论史著的五个基本理念，即史学是科学、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整体现代化，评价了其史学理念在清华运用的利弊得失。作者指出蒋氏史学理念的共同前提是时代观念，强调蒋氏的诸多史学理念，对当今史学仍富有借鉴意义。
清代的汉宋学，尤其是晚清理学，是与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与会学者就理学重要概念、乾嘉新义理学、汉宋学关系、理学与社会、晚清知名人士的理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往通常认为，清代乾嘉汉学是有考据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之学。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开始着力发掘和彰显汉学中的思想性，肯定考据学者有自己的义理追求和社会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爱平的《乾嘉新义理学与清代汉学研究》，对近年来清代汉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概念“乾嘉新义理学”的由来、转化做了梳理，评述了海峡两岸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得失；认为“乾嘉新义理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日趋深入的研究，凸显了学者研究“视域”的转化和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学术界汉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势，但也存在着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是很科学，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以及晚清学术变化的内在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的《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以晚清汉宋学关系为例》一文，认为晚清时期，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就是汉宋学两方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清代的理学在学界虽不彰显，但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晚清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的《社会的理学与理学的社会——晚清时期程朱理学论析》，探讨了理学与社会的互动、理学阵营内部的变化，认为晚清时期政府提倡和强化“崇儒重道”，宣扬程朱理学，使得理学在晚清一度“复兴”，并且广泛影响下层士人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性格和日常生活；而理学士人的主观力量又不同程度影响着理学的进展。
清代礼学具有独特的历史特色，但学界论述晚清礼学的论著并不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罗检秋的《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一文，对清代礼学作了新的考察，认为清代礼学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在晚清时期，礼学成为沟通汉、宋的桥梁，又在汉宋学的调融中更新、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并由此认为学术对抗或排斥并非思想创新的必然途径，调合、融合同样可以推动思想更新。
“尊德性”、“道问学”是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更为宋明理学家所称道，是研究理学不可回避的内容。华东师范大学路新生的《“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梳理了从汉唐到明清，尤其是晚清时期，“尊德性”、“道问学”思想内涵的要义与变化，揭示出这一对思想范畴在学术本体上应有的实质意义。作者认为学术研究，除了社会环境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自身的努力，取决于治学主体修养程度的提高。社会难以驾驭，但学者自身是可以驾驭的。倘若每一位学者都重视主体修养，把握自身，驾驭好自身，就会形成一种治学主体的群体意识，凝聚成一股伟大的力量。在学风日趋浮躁的今天，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
关于西方学术思想东渐及其影响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李帆的《清季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研究——以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学说进入中国为例》一文，以清季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整体情形为背景，梳理了拉克伯里学说的本来面貌及中国学者的接受情形，认为当时拉氏学说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助于张扬民族主义，所以其学说易为人们所接受。吉林大学宝成关、颜德如合撰的《辛亥革命前后孟德斯鸠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一文，考察、评价了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摇摆派、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宣传与介绍情况，指出这一时期严复对孟德斯鸠的理论介绍居功厥伟，但宣传之效不及梁启超、革命派，故孟德斯鸠的“政治影响大于理论影响”，孟德斯鸠的这种命运不能归之于其思想本身，而在于中国社会本身的“时势”与“情境”。
“甲寅派”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流派，近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的《论“甲寅派”》一文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关系到“甲寅派”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甲寅派”概念的形成及内涵、“甲寅派”在不同时期成员的构成及其变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考察了“前甲寅”与“后甲寅”的概念来源与区别，辨析了甲寅派不同时期的成员构成及其思想主张，界定了前期“甲寅派”和后期“甲寅派”的时间范围、成员构成与流派归属。此文对“甲寅派”的界定，为近代思想流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教育、宗教、社会习俗及其他问题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与改革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宗教、社会习俗等是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些领域的相关问题，可以透视近代文化的变革轨迹。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主要围绕近代教育中的科举变革、学堂教育、地方教育变革，以及宗教、社会习俗、图书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成果丰硕。
1、教育问题
对清末科举议改、废止的研究，成果已颇多，但此次涉及的论文仍有新意阐发。中山大学关晓红的《老树能否接新枝：晚清议改科举新探》一文，追溯了由议改科举到立停科举的60多年中各种议改科举方案出现的背景，考察了不同文本的内涵及持论者的本意，分析了朝野上下的态度和议改未能实行的语境，从而有利于人们深入历史本相，对科举停废有了解之同情，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与制度改革的曲折与艰巨。福建师范大学杨齐福的《科举变革与近代中国文化之演进》一文，认为近代科举制度的变革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必然要求，但科举制度的变革又对近代中国文化之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传媒大学白文刚的《清末学堂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控制》一文，在分析教育改革一系列文件的基础上，打破了主要将清末学堂置于西学引进和教育现代化的视野中予以考察的思维模式，认为在清末之时清政府不仅希望学堂承载传播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且希望学堂成为理想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场所，担负起向学生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重任，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学堂中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成为统治者关心的重点。河北师范大学张小莉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兴学经费的解决方案与实践》一文，梳理了清末新政时期兴学经费的筹措方案，阐释了其在兴学实践中所衍生出的具体方式，并剖析了这些经费筹措方式对近代教育及社会的双重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林辉锋的《马叙伦与五四运动后的浙江教育界》一文，考察了五四运动后马叙伦担任浙江一师校长、浙江教育厅长等在教育界的经历，探讨了马叙伦对浙江教育界的贡献。作者认为马叙伦虽然主观上有革新浙江教育的愿望，但由于任职时间短之又短，加之中间又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派系之争，种种因素决定了他在浙江教育界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不过，这段经历进一步扩大了马叙伦在教育界里的影响。
2、宗教问题
关于近代宗教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侧面透视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象。关于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暨南大学冀满红、林广荣合撰的《近代广东教案与中西文化冲突》一文，以近代发生在广东这个“得风气之先”地区的教案为例，深究近代教案与“中西文化冲突”之关系。作者认为中西文化冲突以及现实的经济利益是导致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北京师范大学孙燕京的《双重困境中的李提摩太——性格、心态、宗教精神与传教事业》一文，借助回忆录等资料，对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性格、心态、宗教精神与传教事业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作者指出李提摩太通过传教活动对中国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新闻出版事业、现代学校、赈灾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国际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认为对李提摩太的评价要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
3、社会习俗问题
对社会习俗的考察，可以从微观的方面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变化，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化，有助于加深对近代社会变迁的认识，故而近年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长莉的《清末民初城市公共休闲的兴起》一文，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城市公共休闲的兴起作了探讨，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与特点。郑州大学郑永福的《清末民初家庭财产继承中的民事习惯》一文，从“家庭财产分析中的一般习惯”、“无继嗣者财产处理中的民事习惯”、“与女性相关财产继承习惯”三个方面，论述了清末民初家庭财产继承民事习惯的变化及其意义，以此透视社会风俗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变化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常书红的《晚清变通旗制及其对满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一文，分析了在晚清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清政府变通八旗制度的原因以及内容，并探讨了八旗制度的变通所引起的满族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
4、近代图书馆制度的建立
作为近现代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图书馆在近代的建立，对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探讨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学术研究之互动关系，十分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制度之建立》一文，从论述中西藏书特性的差异入手，梳理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制度的建立过程，考察了图书馆制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中国传统藏书楼变为近代图书馆，不仅仅是变私有、封闭、独享特性为公共、开放与共享之特性问题，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建构之重要表征，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体制建构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该文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图书馆学和现代学术的研究。
五、文化人物及知识群体研究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史研究离不开对创造精神文化的主体——知识群体、文化人物的研究。本次会议在对知识群体、文化人物个案研究方面都有新的收获。
对知识群体进行研究可以综观社会文化变化的趋势，因此，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注意。湖北大学何晓明的《略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一文，以新的视角对那些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士人，即“条约口岸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他们在近代思想变革与文化变革中，担负起了前驱先路的角色。北京大学尚小明的《近代中国大学
在对文化人物的个案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王晓秋的《晚清王治本的日本漫游与文化交流》一文，运用保存在日本的“笔谈”资料，研究晚清士人王治本在日本漫游的文化意义。作者指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漫游日本列岛，涉足许多过去中国人很少甚至从未去过的地区，深入民间，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友好接待，交结了很多朋友，开展各种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在日本各地留下了他们的墨迹和书画，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该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北京大学欧阳哲生的《丁文江：一个科学家的政治关怀》，认为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虽然对政治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其政治思想是零碎的，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任何政党都不发生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联。他的人格无可厚非，但他的政治立场却常常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当的选择。他每次的政治抉择，都会产生极大的争议。复旦大学邹振环的《邝富灼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讨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早期建制与命名，分析了以邝富灼为首的“英文部”编译与编辑人员的构成，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刊英语教科书在读者市场的影响力等，探讨了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英文教科书编译出版的有效机制。山东科技大学周其厚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一文，在辨析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陆费逵的早期活动与创办中华书局的情况，对以往关于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论述存在史实误解的问题予以辨析。中山大学孙宏云的《民间社会的职业重构——邓演达的职业代表制思想述评》一文，通过梳理邓演达关于职业代表制的论述，揭示了他的思想特征，评价了其职业代表制思想的意义和局限，为认识和理解职业代表制移植中国后的历史实践过程及其现实影响提供相关说明与启示。
总之，本次会议发扬了“百家争鸣”的精神，与会学者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就会议主题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各抒己见，相互交流，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正如会议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研究中心主任史革新在讨论会总结报告中所说：“与上世纪80年代召开的两次近代文化史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体现出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议题更加广泛、新颖，二是研究的思路、理论和方法更加开阔。反映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全体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一定的学术规模，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议总结报告还对以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提出了四点看法。第一，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关于近代文化研究的理论建设，既包括加强对文化理论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加强对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第二，注重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读。文化史研究不仅要详尽地占有史料，而且还要正确地解读史料，为文化史研究进一步夯实基础。第三，破除由于学科划分而造成的学术分割现象，以“通史”、“通识”的视野审视文化史研究，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断代之间的交流，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第四，近代文化研究需要及时交流，经常交流。希望类似的学术研讨会能够继续办下去，为学术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以推进近代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