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骥
官缺，指职官的额缺职位，而“肥缺”（或称“优缺”、“美缺”），则是指能够得到较多收入的官职。因为收入的来路并不光明，肥缺不见于也不可能见于选官制度的规章。肥缺的存在体现了清代官场的腐朽性。
肥缺一般都与财物有关。专职性的肥缺，最出名的是征收商品过关之税的税务官。由于商品过关数量及其所抽税额不易确定，政府很难精确规定其上交税额，从而使征税官有了从中侵占的机会。此外，商人为少纳税而进行的贿赂，也成为征税官的灰色收入。征税官中最优的肥缺，是任职于北京崇文门、广州粤海关等税关者，此外还有管税的道员，如天津海关道，上海、登莱、汉口、九江等关道，都是当时“著名美缺”。
再有是盐务官。盐因为产销由官方垄断，盐商承包，管盐务的官员得以从中加征办公费，并获取其他灰色收入。这类盐务官有盐政、盐运使、运同、运副、运判、提举、盐法道道员、盐引批验官等等。
还有中央掌管土木、水利工程的工部，因为负责工料预算、办料、交办工程等，该部官员便可从中“分润”（震钧《天咫偶闻》）。工部与掌管全国财政的户部，并称“金工部”、“银户部”（继昌《行素斋杂记》），以金、银来譬喻其任官者收入之丰厚，以及两个部门这种收入的差别。
在北京官场上有专以五、六品京官担任的“十大优差”的说法，指三库、三口、二钱局、二关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三库是户部银库、缎疋（同“匹”）库、颜料库；三口是沿长城的三个税关口：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二钱局是中央两个最大的铸钱局：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二关差指坐粮厅监督和崇文门税关奏派总办委员。
由于各地贫富不同，所收税额不同，灰色收入“陋规”较多的官缺被称为“优缺”。咸同年间曾任粮道、盐运使等官的金安清在其《水窗春呓》一书中记载，督抚中两江总督最“优”，一年可达三十万两白银，其次为两广、四川总督。专管漕粮、田赋事务的粮道道员，最“优”者一年也可得三十万两。知府中的优缺，年入也有二十万两。州县官，以有漕粮的州县为最优缺，江苏省的上海、南汇、嘉定、宝山等县知县最优，每年有十几万进项。浙江省则有“金平湖，银嘉善”之称，这两县冠以金、银之号，与前述金工部、银户部一样，都是对官缺灰色收入优厚的形容。
肥缺大有利可图，庸贪之辈自然免不了对其追逐与钻营。奉天的东边道道员，掌握税务，时称“东三省第一优缺”，因而“谋此缺之人不知多少”，有个名叫宜麟的司官，本已经谋得个管盐务的山西省河东道道员，但贪心不足，又通过关系，钻营到东边道这个肥缺。云南的井盐盐务官盐提举，属于肥缺，有个叫文源的京官，花钱捐纳得到职位，到任后“大发其财，居此官十年，宦囊充裕”。还有个叫琦璘的京官，艳羡地方官的收入，甚至变卖妻子的妆奁（lián，女子梳妆用的镜匣），捐纳而得知府。
在清代，不仅官员钻营肥缺，皇帝对肥缺也加以利用，在选官制度中本已偏重满人任职的同时，收入丰腴的肥缺职位成为其加惠私近之人的恩赐。粤海关、盐政以及江浙三织造官，或者定为内务府专缺，专门授予（“授与”亦不误，现汉没“授与”）皇帝的私人奴仆——内务府包衣人；或者在确定人选时对他们有所偏向。崇文门监督、委员、帮办委员等等，主要任用旗人。前述户部三库的司官、库使，则全部定为满缺，只选用满洲旗人。工部四司的司官，满缺是汉缺的四五倍。税务官中的关监督，官缺数较多，在选任制度上特别规定任职一年就更换，还让京官中的所有司级官员都作为候选人。乾隆帝曾经讲：“税关关差之选，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说白了，就是这种肥缺应该让大家利益均沾。另外，在所有候选司官的划分比例上，也是满人占优，是汉官的四倍。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并非仅仅因为其经管钱粮，而是有着制度性根源。清代职官，尤其是地方官，在赋税征收与用项上，普遍存在私用与公用区分不清的弊端。其起因是官员的低薪制以及公用经费存留过少的问题。
清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低的。以知县为例，其年俸银45两，米23石。作为一般百姓，这等收入足可维持一家生计。但清代知县、知州等，因为属下佐贰、杂职设置较少，多需要雇请幕宾（俗称“师爷”，当时有“无幕不成衙”之称）及定额之外的胥吏。一个幕宾，每月就得付给十几两至几十两银子。更何况需要雇用的胥吏较多，因为额定的书吏、衙役等三班、六房人员根本不够用。办公费用不够，于是便用各种名目私派加征额外赋税。
最初主要以“耗羡”（以征收的碎银上交时需融化铸成大锭元宝而有火耗，或征漕粮有鼠吃等损耗为由）名义征收，这种加征也为皇帝所默许。加征的普遍存在，模糊了清代官员清、贪的界限。私自加征有了正当“为公”的理由和借口，加征多少，全在当官的自己，清廉者自律而节制，贪劣者则尽可能多征以中饱私囊。前任官加征的数额，又成为以后的惯例，而且有增无减。即使清廉者接任，为顾及后任者，免遭非议，也不轻易裁革。于是，这种加征成为延续性的潜行惯例。（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耗羡还作为“规礼”用于贿赂上司，上司由此也就默认乃至纵容下属的加征，这在清代同样形成惯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均无佐贰官，布政使、按察使虽设首领官（总管杂务）、杂职官，而额缺很少，督抚、道员则无首领官、杂职官。这些长官多不直接经征税收，其自雇幕宾之费用及其他办公经费，则来自下属征税官或有关官员的馈送，也称为“陋规”，这种陋规远超收受者的实际“办公”用项。陋规是规礼的专门用语，“规”字，说明它已成惯例，而“陋”，又表明它并非明定之规。前述江浙等省州县官、道员及督抚等，所以成为优缺、肥缺，不过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可征收及用于上下馈送的陋规较其他地方丰腴。
陋规盛行，加重官场的腐败，雍正帝上台后曾进行过一次改革，即所谓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其规定陋规耗羡之征交公，以这部分收入增加官员正俸之外的薪金，称为养廉银。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多征的部分仍名为耗羡，允许官员征收，而不作赋税正额，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耗羡的合法性。另外，虽限制耗羡额度，但数额又不明确，这就为以后贪官的加征留下了活口。再有，在并无明确定额的耗羡之征之外，还有以“公用”名义私征的情况。所以，这一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度加征私肥的现象，虽一定程度上受到遏止，但约一二十年后又逐渐复发。耗羡不能再作为加征名目，新的名目又被贪劣之官发明出来，这就是乾隆中期以后盛行的浮收、勒折，而且更甚于耗羡之征。前述肥缺官员的陋规收入动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可见浮收、勒折数额之巨。以年入陋规十万，而年正俸105两的知府为例计算，其陋规收入已是正俸的一千倍，即使与其两三千两的养廉银收入相比，也有三五十倍。
盘剥百姓中饱私囊，源自官员不道德的私欲，而制度的弊端，则为贪官留下罅（xià，裂缝）漏。清代某些官员对肥缺的营求，及皇帝在肥缺选授上的做法，使得官场中官缺私相授受的现象非常普遍。减少或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其措施不外两方面：一是道德的约束；一是制度的制约。其根本还在于制度的制约，具体主要是在选官与官员履行职权这两个环节上，制定有效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使营私行为暴露于公众而无法隐遁，并予以惩处。实行公众监督制度，不仅使营私之官员心存忌惮而不敢再营私，或收敛营私行为；而且即使营私，也容易暴露。但这在古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国家，才具有了这种社会条件。
作者简介
杜家骥，1949年生，天津武清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清朝简史》、《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6期）
